陈士榘为叶挺作证

1927年南昌起义时，叶挺率部作为主力向敌人发起进攻，起义受挫后叶挺潜往香港。同年12月，广州起义首次打出“红军”旗号，叶挺任总司令。两天后，广州起义失败。虽然叶挺的总司令仅仅当了两天，但他毕竟是一支举世闻名的军队的创始人之一。

开国上将陈士榘

后来，我父亲陈士榘在新四军担任参谋长，新四军首任军长是叶挺。1946年，父亲到了重庆，自然要拜访这位新四军首任军长。叶挺刚刚从监狱里出来没几天，父亲见了他以后很是难过。叶挺紧握着父亲的手，眼角都有些湿润。

他们聊天时谈到5年前的皖南事变，提起这件事叶挺余怒未消，他说蒋介石连秦桧都不如，心狠手黑。皖南事变对叶挺的刺激很大，他对父亲说：“其实我对蒋介石这个人还是了解的，因为‘四一二’他已经教育过我一次了。”

在讲到皖南事变新四军的惨烈时，叶挺依然情绪激动。因为不仅新四军官兵损失惨重，连最高指挥官也死的死、被抓的被抓。叶挺被扣押，项英被害，饶漱石化装惊险逃出。父亲特别问道：“新四军军部已经被国民党军包围，你怎么到了顾祝同那里？他们就是要活捉你这个军长，你去了，岂不是自投罗网吗？”

叶挺的做法在当时的党内确实引起过非议，父亲也是出于要解开这个谜团，想证实自己老上级的清白而问他的。叶挺不假思索地回答：“是饶漱石以党中央代表的名义让我去找顾祝同谈判的。”

那次谈话后第二天，父亲在重庆与周恩来谈到了饶漱石命令叶挺与顾祝同谈判这件事，周恩来听到并没有流露出早就知道的表情，只说：“我不知道这件事。”

不能从人民的腰包掏钱

父亲86岁生日时，已预感到这将是他过的最后一个生日。不少老同志要为他摆几桌宴席，有关部门也同意这样做。父亲却坚持要发扬长征路上1碗野菜互相让着吃的精神，让工作人员送来1坛清水，算是过了个生日。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父亲和陈赓大将以及李克农上将到首都机场送东欧的一个军事代表团。3位高级将领有段时间没有见面，很想聚一聚。陈赓大将说：“新街口有一家西安饭庄，陕西风味的，我们离开延安也10年了，到那里回忆一下当年的味道。”

                    孟良崮战役前，在沂水县西王庄（左起）张茜、陈毅、刘瑞龙、陈士榘

3位将军赶到西安饭庄坐下点好菜，当时的饭店是先结账后吃饭。服务员问：“哪位先生结账？”3位将军面面相觑，突然想起自己身上

都没有带钱。不付钱就不能吃饭，父亲赶快派警卫员回家取钱，才避免了这场尴尬。

父亲回忆起这件事情说那时的制度很好啊，毛主席可能早就预料到，有了权力就容易腐败，容易脱离人民群众甚至重新骑在人民头上，所以定下规章制度不许花公家的钱。你即便是上将、大将，要吃饭也不能从人民的腰包里掏钱。

在我们记忆中，父亲过去的收入很高，作为开国上将的5级干部，起初月工资是400多元。后来中央统一给老干部减薪以缩小贫富差别，父亲的工资一直是342元，这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5个月的工资。由于我们家有6个孩子和1个养女，加上父母都有一些老家的亲戚需要接济，所以也并不宽裕。

李柱江秘书说：“那个年代，老百姓都吃不饱，按陈司令员的级别，有些补助，当时叫特供，我很清楚，就是1个月两条中华烟，4斤猪肉，4斤黄豆。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经常喊吃不饱。陈司令员用自家小楼前的一块空地养了1头小猪，因为没有饲料，长到四五十斤就宰了。陈司令员还东家西家送了一些。在困难年代，真是让这几家好好改善了生活。我也替司令员到总参、总政去反映，要了些食品，总算渡过了难关。”

李秘书说，那个时候，全国老百姓都饿肚子，为什么那么快就战胜了天灾人祸？就是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让人民群众感到有希望。

那个时候，作为司令员，坐火车可以包4个软卧，目的是保卫首长的安全，使首长休息得更好，而秘书们按规定都坐硬卧。但是父亲从来是让秘书们都进来，他说，这样可以给国家省下一笔开销。

秘书们还说，父亲担任工程兵司令后不久，就主持制定了规章制度，要公私分明，不能占国家便宜。有一次，父亲工资发下来少了26元，为他领工资的秘书问财务。管财务的同志说，陈司令员用了一次中吉普到良乡，他让我们根据规章把费用从工资中扣掉了。

军衔章与金怀表

陈士榘将军之子陈人康

毫不夸张地说，父亲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就是严格到程式化的公私分明。他不会让子女沾他的光。

我们小时候没有用过父亲的车，他也不允许使用他的电话。妹妹陈小琴的学校离家有10几里地，来回走路很劳累。有一次生病发烧，她想让父亲出车送她。父亲说：“车是给我用的，不是给家属用的，老百姓的孩子生病就不会想到用车。”妹妹没有用上车，还挨了一顿批评。

1963年，我随父亲到沈阳军区，当地部队首长提出可以去打野鸡。父亲说，自己没有这个爱好，还是赶快下部队。到了长春，市委负责接待的同志介绍了几个可以参观的地方。我是看着长影的电影成长的，便悄悄对父亲说，去长影多好啊！

父亲说：“我们不是来玩儿的，是来工作的。长影就不去了，我们到一汽去，因为我们部队要用很多一汽的车，我要和他们探讨怎样生产工程兵更适用的车。”

上世纪60年代，我们几个孩子参加国庆晚会，在观礼台上拣到一个礼花降落伞带回家玩。父亲严厉地说：“公家财产，1分钱的便宜也不能沾！”他让我们马上把降落伞交到工程兵军务处，

军务处的同志接到降落伞后笑了，说：“陈司令要求你们过于严格了，这东西给我们也是扔掉啊。”

我曾经趁父亲不注意，把1955年他的上将军衔肩章放到我的抽屉里，因为将来很有纪念意义。父亲发现后，很不客气地说：“你留这个干什么？炫耀自己是上将的儿子？”他让我把肩章送到了工程兵军务处。现在这个珍贵的肩章很可能已经丟失了。

父亲在抗日战争中曾经缴获日本军官1个18K金的怀表，上级为了便于父亲打仗指挥，批准给了父亲。文革中样板戏《红灯记》风靡全国，妹妹陈小琴看见男主角李玉和总是揣着一块怀表，有着英雄情结的妹妹希望父亲把怀表给她。父亲依然是老一套，声称是战争期间组织让他使用的，家里人不能用。直到1979年妹妹考上大学，父亲才把这块怀表送给妹妹，并且附上“好好学习，振兴中华”的勉励语言。

父亲尽管有很多关系，却从来没有为我们动用过，直到他死也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遗产。20世纪80年代后期，军队曾经对高级干部家庭摸底调查子女经商的情况。父亲坦然地说：“我除去两个儿子还没有工作，其他都是正式单位的职工。我已经没有权力可用，有权力也不会给他们用。”

最后一个生日的感言

父亲86岁生日时，已预感到这将是他过的最后一个生日。因为他心脏病几次复发，身上已经出现浮肿的现象。不少老同志想为他摆几桌宴席，考虑到这可能是最后的生日了，大家都愿意搞得隆重一些，有关部门也同意这样做，说父亲为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立下赫赫战功，花点钱是应该的，只需要工作人员做个预算，由父亲签个字就行了。预算做完，工作人员说： “陈司令，给您做寿，您看着需要改进什么？”

父亲支撑起虚弱的身体，戴上老花镜一项一项地看，一边看一边皱眉头，他很不高兴地说：“这是谁让这样搞的？”工作人员说：“这是大家的心意。”

父亲生气地说：“我陈士榘什么时候这样干过？不要因为生日把我一生的作风改变了！你们应该知道，我们党历来有纪律，不能用公款请客吃饭，我一辈子都是这样遵守的。明知有纪律，还写报告要钱，这是给军委领导出难题啊。”工作人员笑了，还跟他解释。父亲说：“我听说全国公款请客一年就要花去上千亿元，这还了得？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可绝不是为自己享受。”

父亲决定，要发扬长征路上1碗野菜互相让着吃的精神，让工作人员送来1坛清水，算是过了个生日。

父亲用虚弱的声音给大家讲：“别说我们共产党人应该节俭，不应该挥霍人民的血汗，就是国民党军队也有廉洁奉公的将军。冯玉祥将军过生日，也是谢绝奢侈。有个下属给他送来1坛清水，冯玉祥非常高兴，他说，清水是人最需要的，也最便宜。冯玉祥告诉下属为官要像水一样清白！”

多年前我二哥因受父亲牵连被所在部队错误处理，把军籍丟了。父亲的问题“说清楚”后，按政策应恢复二哥的军籍。父亲也完全可以帮忙解决好这一问题，但他却不愿意为自己家的事情去求人。我们事后埋怨父亲，又不是跑官要官，只是落实一下政策，让哥哥恢复应有的职业，为什么就不能向老战友提一提呢？

后来，年过50岁的哥哥得了严重的心脏病，随时都会大面积梗塞。没有医保的他需交10万元做手术，可当时哥哥只有2万元，我们家又没有一个大款，都是工薪阶层的几兄妹开了个家庭会议。母亲把毕生储蓄的3万元全部给了哥哥，我们兄妹凑了3万元，又向友人借了2万元。一筹莫展的哥哥这才上了手术台。伤口尚未愈合的哥哥被一身的债务压得身心交瘁。有人说，还没见过上将的儿子平反不了错案，恢复不了工作，混这么惨的。

父亲去世，我们把讣告送到当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震手中。张震副主席眼泪夺眶而出，他说：“我送走了华东野战军的最后一位首长，将来谁来送我啊？”

后来还是张震副主席按照政策解决了几个哥哥的问题，让他们全部恢复复转军人待遇。现在他们都有了退休工资和医保，解决了看病问题，而且都过上了自得其乐的小康生活。

20世纪80年代初，父亲要参加高干聚会，不知谁联系了一家服装公司给老干部做衣服，衣服做好送来，竟然要500多块钱，父亲大吃一惊。说从来没有买过这么贵的衣服，他很心疼。三哥对父亲说：“爸爸，不能用老眼光看此事了，现在哪里还有几十块钱的衣服啊。您过去的衣服都是部队发的，您不知道行情，500块钱我给您付了，我经营了一个报亭，弄好了一天就挣七八十块钱。”父亲高兴地对他说：“还是我儿子孝顺我。”又说：“你的收入远远超过我了，青出于蓝胜于蓝啊！”流露出少有的舐犊之情。

二师分会 陈人康口述金汕陈义风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