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崔义田叔叔的回忆可以追溯到孩提那个时代。上海解放那年，我刚满7岁。那时爸爸妈妈带着我们兄弟住在湖南路的一所院子里，而崔叔叔的家就在附近不远的福园3号。妈妈在晚饭以后带我们去散步，路过崔叔叔家时就会进门拜访。每当这时候，我和丹淮就会很兴奋，因为又可以见到崔叔叔和薛和妈妈了。

在他们家我们总会受到热情的招待，妈妈和他们谈工作，谈爸爸的保健，也谈我们兄弟的营养和健康问题，而我和丹淮对这些全然不感兴趣，只想着玩点开心的游戏，还要拉着大人们再到街上去走一走，遇到有卖小吃的摊点就嚷着要买一点尝尝。我第一次吃小笼包子就是散步时崔叔叔给买的。小笼包子皮儿特别薄，刚出笼时油香扑鼻，好吃极了。妈妈平时是不让我们吃零食的，但是在崔叔叔面前看到我们馋嘴的样子，也就不阻拦我们了。吃完包子，散步的兴致更高，一直要搞到很晚才回家。这就是所谓儿时的欢乐，在崔叔叔这位慈祥的长辈提携保护之下，我们得以尽情任性地嬉戏，那份温馨的感受带着天真的童趣，一直到现在我也无法忘怀。

回想起来，在上海的这段日子是保存在我的记忆里，与崔叔叔薛和妈妈最为接近的时光。再往后我们就随爸爸妈妈搬家去了南京，再搬往北京，虽然崔叔叔也在那前后调到北京工作，但两家住的地方比较远，就不可能有如在上海那样特别亲密的往来了。

长大以后，孩提的记忆变得模糊不清，但我总能从长辈的谈话中接触到已经淡忘了的童年往事，这时我才知道，其实我们家和崔叔叔关系密切并非从上海开始，还应该追溯到更早的战争年代。

1938年初新四军在南昌组建，我爸爸当时任一支队司令员，很快就率部向江南敌后挺进。崔叔叔在这年6月担任新四军后方医院院长。爸爸回军部报告工作时结识了崔叔叔。在敌后作战斗很艰苦，环境很严酷，部队多有伤病，迫切需要有医术高明的同志来主持战地医疗工作，而崔叔叔那时正渴望着有机会上前线，这样爸爸就设法把崔叔叔调到一支队来任军医处长，这是1939年9月的事。以后十年间新四军和华东我军驰骋在大江南北，部队一天天壮大，指挥机关不断升格。而我爸爸和崔叔叔的关系始终没有变，一个是司令员，一个是卫生部长。崔叔叔每时每刻都追随在我爸爸所主持的指挥机关的左右，哪里有我们英勇的部队在打仗，哪里就有崔叔叔领导的救死扶伤的战地医院在工作。从我爸爸开始，成千上万的新四军和华野将士、还有解放区的大批干部群众都在伤病中得到崔叔叔的神医救治。在华东我军的辉煌战史中记录了许多卫生部崔义田部长建树的丰功。在我爸爸看来，崔义田叔叔是他最得力的助手之一，在广大军民的眼中，崔叔叔就是一尊生命的保护神。

    十年转战，在私交方面，我们两家的关系也非同一般。我们四兄妹都先后出生在由崔叔叔主持的部队医院里，可以说是崔叔叔为我们精心营建了第一所人生旅途的驿站。我在1岁左右时曾经得了一场大病，也是崔叔叔的悉心治疗使我恢复了健康。我正是在崔叔叔这位生命的保护神的庇护之下才得以踏上漫长的人生之旅。从我开始，我的弟弟妹妹都在很小的年纪得到崔叔叔薛和妈妈的抚爱。基于这种不同寻常的关系，我爸爸把崔叔叔当成是最信赖的朋友，1943年11月他应召延安参加整风和七大，就曾把妈妈和我们两兄弟托付给崔叔叔薛和妈妈照料。爸爸在离开军部时曾写过感情深沉的诗句：“战斗相依久/初别意怆然/长记叮咛语/早去复早还/知我二三子/情亲转无言/去去莫复道/松柏耐岁寒”这些写给包括崔叔叔在内的亲密战友的临别赠言，正是那一代革命战士同生死共患难的革命友谊的真实写照。

    他们的友谊经受了战争烽火的锤炼，到了和平时期还要遭遇磨难。到北京以后，爸爸妈妈和崔叔叔薛和妈妈的关系仍然很好，他们在工作方面的联系也很多。爸爸是国务院副总理，崔叔叔是卫生部副部长，还是老关系。然而“文化大革命”的到来，一切都变了样。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经受着无情的政治迫害，彼此的联系被迫中断。爸爸妈妈先后身患重病辞别人世，再也无法得到崔叔叔的救治！

    崔叔叔毕竟比我爸爸妈妈幸运，他熬到了冤狱平反的那一天，党和人民重新肯定了他为革命胜利所作的贡献。崔叔叔终于又能向他所尊敬的战友和同志——我爸爸妈妈表达真挚的怀念，他在晚年主持编写了一本《白衣战士忆陈总》，给几十年共同奋斗的友谊作了一个动人心弦的总结。

    崔叔叔在6年多以前（1989年）离开了我们。现在我们和许多革命的后代一起缅怀他为革命创建的功勋，我们不能忘记从爸爸妈妈那里继承下来的一份革命者的亲情。我想对崔叔叔说：得到您的保护而踏上人生之旅的我们，将把这宝贵的生命用来为人民解放的祖国振兴而奋斗，敬爱的崔叔叔，请您放心吧！

     陈昊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