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军入伍  追随陈毅部队打鬼子

1938年5月，数月的战火渐渐平息，伪江苏省政府在苏州成立，我和同村的小伙伴们打算回苏州找工作。在一个渡口，我们遇到一群穿着整洁，精神饱满的年轻男女。后来知道他们是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他们通过写标语、打快板、唱歌等方式宣传抗日，当他们了解到我们一群人是去苏州找工作的，就跟我们说，现在苏州被日军占领，你们都看到了日本兵对中国人怎么样，我们不能当亡国奴，不把日军赶出去，中国人永远不得翻身，跟我们一起打鬼子吧。我听说“有饭吃，还能打鬼子，人人平等，没有压迫”，一下子就动了心，立刻决定跟他们走。想到多年来为了吃饭拼命挣扎，即使回到苏州，也是让日本鬼子欺负，不如跟着新四军打鬼子。就这样我们一行20多人全都留了下来，参加了新四军。

新四军是由原红军留在八省的游击队组成。国民党害怕共产党在抗日活动中强大起来，就限制新四军活动范围。只允许在上海、南京纵横100公里～150公里范围内活动。遵照党中央指示：新四军要在茅山建立根据地。我们遇到的正是粟裕率领的新四军先遣队。我们有了正规军的番号，哪里有日本侵略者，我们就打到哪里去，不受蒋介石的地区限制。新四军纵横在广阔的长江、淮河流域。在苏南、苏北、苏中、皖南、皖中、浙东等敌后进行游击战，我有幸直接参加了陈毅领导的新四军第一支队，见到的是刚从山里走出来的，坚持了三年游击战的老红军。他们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毅力、机智灵活的战术、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奋不顾身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我暗暗立志要成为他们那样的人，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在老红军言传身教下，我迅速成长起来，参军半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0年还被评为模范党员、模范战士。2015年9月3日大阅兵，新四军方队的第一面旗帜就是新四军第一支队的军旗，我看到后感到很自豪。我就是这个队伍中的一员，一名幸存下来的新四军第一支队战士。

新四军在敌后威望很高。日本鬼子烧杀抢掠，中国同胞任人宰割，百姓自发组织各种抗日活动，新四军的到来，给广大人民群众极大的信心，抗战有了依靠，大家纷纷参加新四军。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在行军途中，一个给地主放牛的放牛娃，一听我们管饭吃，还可以打鬼子，队伍里人人平等，他高兴得直接扔下牛，什么也不管了，跟着我们就走。一路上加入的人越来越多，我们的队伍也越来越壮大。新四军一支队初到江南时，主力部队只有4000多人，近半年多时间就扩充到14000人之多。

武器匮乏   奢望有一把大刀

参军后，我被分配在一支队特务连八班，负责保卫司令部安全。开始每天忙于政治教育军事训练。在这里，我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平时相处的都是战友、同志，人人平等，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感。做事只看对错不看其他。我每天都能见到支队各位领导，他们一点都不凶。班长排长对我们像兄长一样亲切。部队还有人专门教我们识字。从小我就羡慕小姐可以上学学知识，今天我也能识字了。我很珍惜这个机会，每天都要逼自己记下一定数量的生字，坚持下来慢慢地认识了不少字。在这里，我第一次知道我们国家很大，但很贫穷。历史上帝国主义国家多次侵略我们，现在正遭到日本人侵略。知道新四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目标就是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建立一个沒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有工作有饭吃的新社会。在这里，我努力学习不断吸取力量，对生活充滿信心、希望，不觉得苦。

当时部队条件很艰苦，战士们的子弹很少，每人只有两发。为了迷惑敌人，子弹袋里插的全是木棍、玉米秆。当时我们特务连的装备还算好的，但也只有6把大刀，五六十支枪。还都是些德国一战时期又长又重的“老套筒”，中国清朝时期的“汉阳造”，长枪截成短枪用。也有几支从日本鬼子手里夺来的“三八盖子”，算是连里最先进的武器了。我当时最渴望、最羡慕的就是，能有一把大刀背在身后，刀把上红布飘飘，不止看着威风，感觉连上阵杀敌都能增加杀伤力。

我打的第一仗是1938年6月18日的卫岗战斗，在镇江的西南卫岗地区。战斗伏击了日军的车队，歼敌20余人，击毁日军汽车4辆，取得新四军在江南作战的首次胜利，新四军先遣队以卫岗的胜利迎接主力部队，揭开了新四军江南抗战的序幕。陈毅为此赋诗一首：

弯弓射日到江南，终夜喧呼敌胆寒。

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

举手之劳 获主任当众表扬

记得有次部队在一高地集合，我在去集合点的路上，看见老乡的一捆稻谷掉在路中，挡着道，我上前抱起来放回到老乡门口。没想到这情景被站在高处的一支队政治部主任刘炎看到，他向我招手叫我过去，当场表扬了我说，“人民军队就应该这样，随时随地为老百姓着想。”刘炎又问我：“你是新兵，还是老兵？”“我是新兵。”我想，当时的红军战士才是老兵。

“参军多长时间了？”“2个月。”这时他大声地对在场的100多人说：“参军三天就是老兵。第一天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二天练习稍息、立正；第三天瞄准、投弹、拼刺刀，学会利用一切工具，大刀、钉耙、榔头、石头……凡是能消灭敌人的都是我们的武器。三天后就是老兵，就可以去打日本鬼子了。你都参军2个月了，更是老兵了。你主动把掉在路上的稻谷捡起，帮助老乡放好，就证明你是老兵，有觉悟，对老百姓有感情。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我们来自老百姓，打鬼子是为了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我们所有的战士，时时刻刻都要为老百姓着想，大家都要向这位老兵学习，主动为老百姓做事，决不允许侵犯老百姓的利益……”

没想到自己一个小小的举动，居然得到领导表扬，心里可高兴了。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为了了解我军的宗旨，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一切要为老百姓着想，才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护支持，才能打败日本鬼子。练习稍息立正，是要改变每个人的陋习，人民军队是有组织有纪律的，只有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才能打胜仗。只有学会瞄准、投弹、拼刺刀这些基本要领，才能在战场上消灭敌人，保护自己。

老乡的稻谷掉在路上我顺手放回，这是很自然的事，而我们老一辈的政治工作者，就是这样及时抓住这样一件小事，对我们进行了一次深入浅出的思想教育。“你是新兵，还是老兵？”一时成为大家见面开玩笑的话题。“我是老兵，我当然是老兵了！”一种油然升起的自信心、自豪感，在不经意中荡漾开去。“参军三天就是老兵”，老兵应该具备的素质，也随之深深地印在人们的脑海中。

屋顶伏击 不幸被击落昏死过去

新四军在茅山建立根据地，一支队司令部应乾元观老道的邀请，在观中驻扎。此后在人民群众的掩护下，日军多次扫荡均以失败告终。1938年10月6日，日军在叛徒的带领下直扑乾元观，让我军措手不及。日寇包围了乾元观，展开疯狂“围剿”。我们特务连负责掩护司令部机关和伤病员撤退，同时劝道士们离开躲避战祸。我奉命在一间屋顶的茅草堆里潜伏下来，掩护大队撤离。

在猛烈的炮火下，敌人大炮击中茅屋，我一下子从屋顶摔下来，背部受伤昏死过去。等我醒来战斗已经结束了，周围一片寂静。我浑身疼，感觉身体已经不是我的，像散了架一样，动弹不得。

我被压在木头下面，周围都是牺牲战士的尸体，我想动，动不了，连动动手指都要耗费巨大的力气。我绝望地等待着，“难道我这就要死了吗？”幸好不久后撤离的部队回来寻找伤员，我被解救出来放上担架，捡回了一条命。

在途中，我了解到，观中的道士不相信日军会杀害出家人，拒绝跟我们一同撤离。结果日本兵杀来，不仅放火烧了乾元观，道士们也在日兵的刺刀下惨遭杀戮。我目睹了日寇的全部罪行，见证了日本鬼子将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茅山道教古观化为灰烬，这笔账、这个仇一定要报！

因战事紧张条件有限，我得不到及时的救治，由此留下了病根。如今每到变天的时候都感到胸闷。经检查，为第十二胸椎陈旧性压缩性骨折，定为二等乙级残疾军人。2014年全国统一标准时,被鉴定为因战六级伤残军人。

连夜行军  能边走路边睡觉

部队缺乏御寒的棉衣，连队里仅有的几件棉衣，晚上哨兵上岗时才能穿。江南阴雨连绵，雨水淋到身上，好似能把人心里最后的一点儿火苗也浇灭。冬天更加寒冷，夜里行军，我们随便就睡在田间小路上。第二天一早醒来，后背都湿透了，发现原来直接睡在了冰面上，体温将冰融化。冬季行军，路上难免留下脚印，附近的村民会主动出来帮我们扫雪，掩盖行军痕迹。

记得那时经常夜里行军，我练就了一门绝技，学会闭着眼睛走路，可以边走路边睡觉。有次夜里在山顶疾行，我走在队伍的最后面，快到宿营地时，前方战士突然听到“扑通”一声，以为是树上什么东西掉了下来，并没有在意。到村子里清点人数，发现少了一人，战士们想起那一声奇怪的声音，开始回来寻找。他们找到我时，发现我在半山腰睡得正香，丝毫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当被叫醒时，我已经美美地睡了一觉，感觉自己好幸福啊！

伪军进村 护送陈毅安全出城

1939年10月，我在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特务连任班长。我奉命将20多名重伤员从溧武路北护送到水西村后方医院治疗，结识了军医处指导员宗瑛大姐。

当时大部队已撤退到苏北，后方医院来不及撤离，几百人的医院没有一个警卫人员，宗瑛大姐把我们班和担架队留下来，负责保卫医院。这时，陈毅不放心，带着两名警卫员不顾个人安危来看望大家。刚进村不久，伪军就进村来了，大家捏了一把汗，所幸不久伪军就离开了。天黑后，我护送陈毅老总出城，将他平安送至指挥部派来的警卫连手中。

武器不够，宗瑛向陈毅申请，从留守的修械所领回了三四十支枪和一些弹药。她挑选一部分轻伤员组成2个班，担架队组成1个班，再加上我们警卫班，这样就一共有了4个班，任命我为排长。她对我说：“昨天的事你也看到了，指挥部和战斗部队都走了，保护好这几百名伤员责任重大啊。”宗瑛说我个子高，又是4个班的排长，就叫我“大排长”。

为了躲避鬼子和伪军，后方医院经常转移，我跟随宗瑛大姐保护医院。她不仅指挥整个部队，还亲自帮助我加强部队的安全保卫工作。每到一个宿营地，她总是先让我布置哨位，待她与医护人员安排好伤员。大家都休息了，她又带着我一个一个地查哨位，观察地形熟悉环境。在宗瑛手把手的指导下，我逐渐学会了行军驻扎如何布哨，敌人来了如何布阵，努力做好一个称职的排长，确保医院安全。

保护伤员  三次穿越封锁线

那时，在溧武路以北，日本鬼子构筑了许多碉堡，我们叫它“梅花桩”。我们的目标是要到茅山与留守部队会合，医院的许多伤员行动不便，我们要通过封锁线非常困难，也很危险。一次我们抓到了1名尾随在部队后面的汉奸，到了溧北的宿营地，正要审问，发现汉奸跑了。这下，大家可急坏了，宿营地肯定要暴露了。宗瑛大姐当即决定，原路返回。可大家觉得好不容易穿过封锁线才来到这里，不理解这样的决定，不少人虽然服从了决定，但心里或多或少都存在想法。后方医院连夜又二过封锁线回到了出发地。休整了几天，医院又向东南绕了一大圈儿，才再次穿过封锁线回到位于溧北的原宿营地。当地的老百姓看到我们说，亏得你们撤走，你们刚走，鬼子就把这里包围了，没找到你们，又开始放火搜山，折腾了好几天才撤走。这时我们才明白之前有多凶险，多亏了宗瑛大姐的果断决策，医院才逃过一劫。

在茅山地区，我们带着三四百名轻重伤员寻找留守部队。山区百姓特别少，给养跟不上，鬼子又在搜山，处境更危险。一次，我们在转移时遇到了鬼子，我带着2个班绕到鬼子后面吸引敌人，另外2个班保护医院转移。转移后，伤员的情绪很低落，有个伤员看到宗瑛大姐就哭了。宗大姐安慰他，打鬼子怕什么，打死一个够本儿，打死两个赚一个。有伤怕什么，伤好了，继续打鬼子。她还告诉大家，只有把鬼子赶出中国，才能过上好日子。一席话，伤员们的情绪又高涨起来。

后来，我们终于找到了江南留守处的同志。陈毅司令员长时间没听到我们的消息，以为医院被打散，宗瑛牺牲了。当陈毅司令员听说医院完好无损后很高兴，赞扬宗瑛是女中豪杰，并电令伤病员和警卫排留下，其他人员北上参加黄桥决战。

节省子弹 “背娘舅”处死汉奸

随宗瑛大姐将后方医院成功转移后，我们遵照司令部指示留在茅山新四军二支队，我担任二支队侦察连连长，短枪队队长。1940年6月，调二支队政治部当特派员。后调任四团二营任特派员，参加黄桥战役。

    1940年底，我和陈绍海营长在无锡地区执行任务，抓到了2名汉奸。原本打算把他们带回根据地审问处理。但路上，这2名汉奸特别不老实，不断地制造麻烦，还老想着逃跑。在他们又一次逃跑时，我和陈营长果断地对他们进行了“处理”。

因为我们缺少弹药，舍不得开枪，也怕引来敌人，就用惯用的方法，在当地俗称“背娘舅”。就是用根麻绳，套住汉奸的脖子，转身往身上一背，就把汉奸勒死了。这种方式对敌人的震慑作用很大，一听到“背娘舅”，汉奸们都很害怕。

这次除奸，我和陈营长的收获颇丰——2支枪，200多发子弹。还有一次，我们到一户汉奸家，可家里并没有人，但我们总觉得不对劲儿，跳上床后，就朝着床下开了几枪，再检查，床下拿着枪的敌人已经被我们打死了。在长期的除奸战斗中，死在我手里的汉奸到底有多少，我已记不清了。

党小组会 师长说“你是我的领导”

    1941年5月，我被派去盐城军部保训班学习。返回江南途中，在泰兴碰上了六师师长谭震林。他正率领六师师部和十八旅从苏南突围，刚到苏中。前方敌人封锁严密，担心我们独自穿越封锁线危险性太大，便把我们4人全留下来，我被分配在师部保卫部当干事。

可能是因为我刚从军部学习回来，在师部党小组里，被选为党小组长。我们这个组人不多，只有五六个人，谭师长两口子都在我们这个小组里。当时党的观念很强，制度规定党小组会每周一次。

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开党小组会，大家陆续到场，我见谭师长进门，一只脚还在门外，就说“谭师长来了，我们开会吧”，招呼大家抓紧时间开会。没想到谭师长一边走一边朝我摆手，“不，不，党内没有师长。党内你是我的领导，我是个普通党员”。

短短几句话，深深触动了我。参军3年，头一次听到这样的话，21岁的我能当师长的领导？一时不知说什么好，理解不透，只觉得这话，道理很深很深。“在党小组里，你是组长，我是个普通党员，应该接受你的领导。党内没有师长，只有同志……”谭师长耐心地跟我解释，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

这就是人们军队的领导，他们没有私利、没有特权、没有架子、没有放不下的东西，心中只有人民的利益；党内没有级别，没有官职，大家都是志同道合的同志，平等相待，不分年少，不分上下级。

“谭师长来了，我们就开会吧”，这句再普通不过的话，就是放在今天，任何人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对，可是谭震林却抓住这句话，对我进行了一次终身难忘的教育，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的一生。我一直以他为榜样，尊重战士、团结同志、平等待人、敬业工作。后来当我担任师政委时，我时常想起谭震林当年对我的教诲，“党内没有师长”。

七师分会  孙德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