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四军第四师敌军工作的建立

1939年初。新四军游击支队在彭雪枫、吴芝圃、张震、肖望东等同志领导下，路过书案店向敌后进军。为了开展瓦解敌军的工作，建立了敌工科。要我（宣传科长）兼任敌工科科长，过了几天，又分配一位干事白浪来，宣传科干事徐宏九也兼作敌军工作，敌工科的架子就这样搭起来了。

                                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四师敌工部部长王子光

如何开展敌军工作呢？这对我个人来说，相当生疏，没有作过，但对我党我军来说，敌军工作是三大政治工作

之一，有着悠久历史和光荣传统的。

当时我们收到一本日文小册子，是八路军编印的，里面是对日本士兵的宣传资料，有喊话材料、标语和瓦解日

本士兵的歌曲。这本书给我们以很大启发，使人联想起“庞涓死此树下”“张良吹箫散楚军”，诸葛亮“七擒孟获”等瓦解敌军的故事。于是我们也制作出少量对敌军的宣传品（油印的小标语），开始了对敌军的宣传工作，同时为了及时取得周围某些敌伪据点活动的情报，也开始注意做好争取伪军的组织工作。

自从日本侵略军进攻徐州，国民党几十万守军不战而溃，不仅淮北津浦铁路沿线各大城市（徐州、宿县、蚌埠）为敌军所占领，连宿县以北的曹村、夹沟、符离集，宿县以南的西寺坡、任桥、固镇、曹老集等处也为敌军控制，甚至连沿线两侧各集镇也很快为伪军所占据，豪绅地主则纷纷组织维持会、良民区，广大农村沦为敌占区。老百姓没有良民证，不准通行。日军为了对铁路严加封锁，沿铁路两边增设据点，修盖碉堡，挖护路沟（约2丈宽深），在重要路口，设立卡哨，对我津浦路东西两侧交通，妨碍甚大。要解决这个问题，非对伪军、伪组织人员进行争取不可。我游击支队1939年冬改称新四军第六支队，这时已拥有9个团，12000多人。自我军进入豫东皖北地区后，接连打了几个胜仗（如芦家庙战斗、瓦岗战斗、东仁台战斗等），迅速在永、夏、萧、宿、涡等县建立起革命政权，创建了豫皖苏根据地。这样的形势，对我军进行争取伪军、伪组织工作是极为有利的。在伪军、伪组织人员中，死心塌地为鬼子效忠卖命的究竟是极少数，大部分人还是有祖国观念和民族自尊心的，他们大多数是由于环境关系，被迫走入歧途。正因为这样，在我军事威胁和政治影响之下，有可能为我争取，争取他们成为两面派（也为我们办事）以至全部争取过来。所以在鬼子严密封锁之下，我方人员通过关系人员的掩护，仍然可以出入敌占区和通过封锁线。有时，在我方人员过路后，他们也向空中放几枪，那是为了哄骗应付日本鬼子，在鬼子面前好说话。

1940年秋，涡河南顽军企图大举北犯，为了配合顽军的行动，原接受我军改编的边区保安司令耿蕴斋、十八团团长吴信容、十七团团长刘子仁等发动叛变投顽。这时，部队主力正在淮上执行任务，如果顽军北犯，那就很容易形成敌伪顽夹击之势，将陷我于几面作战的局面。若能设法打破腹背受敌的态势，变几面作战为一面作战，我军就能集中力量打击顽军。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思想，彭司令员提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进步人士和开明士绅与我合作，孤立顽固派，并深入开展对伪军、伪组织的争取工作。那时津浦铁路沿线（宿县至蚌埠）的敌军工作，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的。

当时的工作重点是做湖沟敌伪据点（日军1个小队，伪军1个团，共1000人左右）和任桥车站南北沿线工作。为了使我军在浍河南免受夹击，从任桥车站南北来往过路不受阻碍，必须争取湖沟伪自卫团中立。于是派张文华等同志进入该敌伪区，往来于湖沟、固镇、任桥、西寺坡、蕲县集等地，开展活动，进行争取湖沟伪军、伪组织的工作。

为了加强领导，开展上层工作，3月间，刘贯一同志亲自去宿南，住在我统战关系张兰洲先生家。张是开明士绅，家住蕲县集南不远的一个村庄。他会做生意，常运输电器材料、布匹之类的货物到边区出售。他社交很广，和住在蕲县集街上的王峙宇关系尤密。经张介绍，贯一同志就成了王的座上客。王峙宇是个爱国的知识青年，在我军影响和地方同志帮助下，曾组织当地农民起来武装抗日，发展到6个中队，约400人（连队中有的指导员是共产党员），和我宿东、宿西、宿南游击部队的关系都很好。王峙宇同我方淮上独立团团长沈联城、参谋长李文宗、区长余筱仙的关系都很密切。但他为了保存实力，不愿暴露力量，不想直接打鬼子。他和其他大股伪军，如湖沟的单俊卿、韩金山，双堆集的周大顺等则是各霸一方，互不侵犯。他愿以蕲县集为中心，帮助我军打鬼子。他和顽军没有直接关系，但对蒋介石消极抗战的实质认识不够，还有幻想（后来在我军到路东后，他投奔国民党军何柱国部，在路过阜阳时，被国民党驻军杀害了）。通过王峙宇的关系，对争取其他伪军、伪组织上层的工作，大开了方便之门。

这时，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八路军、新四军愈战愈强，日本鬼子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伪军头子都想给自己留条后路，这些，都为我方争取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和良好时机。

1941年4月，涡河南顽军大举北犯。顽军一四二师四二五团团长陈锐霆（我党秘密党员）在褚集举行反内战起义，我们利用关系，使起义部队顺利地通过津浦铁路封锁线和敌占区，到达路东解放区。而且在顽军北犯时，附近的伪军没有配合出动，甚至在顽军深入我方腹地时，我们部分的后方仓库、医院都靠近伪据点，由他们暗中对日军监视，对我加以掩护。

4月底，四师主力和边区机关由路西经西寺坡过路东时，王峙宇给予我军很大的支持，做到了每日有情报，过路有向导，特别是这次过路，分3个梯队，人多，时间长。这样大的部队，能始终保持安全通过铁路封锁线，的确是不容易的，这是很大的胜利。为此，刘贯一同志曾荣获新四军军部的通令嘉奖。不久，调他到军部任敌工部部长去了。

    掩护大部队和大批地方人员过津浦路，是很复杂的工作。不仅要作好铁路西侧的工作，还要做好铁路东侧的工作，才能保证到路东后的安全，决不是越过铁路就平安无事了。因为路东侧也是敌伪据点林立，是敌占区和隐蔽游击区，要掩护大部队相当困难。这次能够作好路东宿灵公路和灵固公路两侧伪军、伪政权的争取工作，保证顺利通过，安全到达目的地，也是和地方工作同志们充分利用关系，及地方游击部队充分发挥作用分不开的。

二、在宿县铁路两侧的巧妙斗争

1941年夏，四师部队在路西反顽斗争之后，转移到皖东北地区。

为了普遍提高部队干部对敌伪军工作方针、政策、工作方法的认识，萧望东主任曾给我几十份中央关于敌伪军工作指示的电报，让我加以综合整理，编成一本小册子，名为《敌伪军工作》，印发给各部队。还写了一篇《贯彻执行俘虏政策》的文章，刊登在《拂晓报》上，以提高干部战士对执行俘虏政策重要性的认识。

由于战斗频繁，和敌伪军接触的机会日益增多，深感需要培养一批敌工干部。在彭师长、邓政委、萧主任等领导同志关怀和支持下，在挑选干部、经费以及增强工作条件等方面，都顺利得到了解决。

我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有三：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敌军工作基本是对敌伪军进行宣传，分化瓦解，争取敌伪军转变的工作，它是我军政治工作之一。但是敌军工作的进行，绝不限于敌军工作部门的同志，也是群众性的工作，部队广大干部战士都学会了做敌军工作，如战场上喊话，小部队在执行任务时，散发 宣传品。在围攻日军时喊话（或让解放了的日本兄弟向他们喊话）。在包围伪据点时发射宣传弹、喊话。一般敌伪军都知道新四军优待俘虏（后改为宽待俘虏），缴枪不杀。所以凡被我军包围的，特别是几十人上百人的伪军小据点，听到我军宣传政策，喊话，就缴械投降。至于零星自动投降的，随时都有。有些日本兵受到我们的宣传后，产生厌战情绪，也有自动投降的，例如：有个学生出身名叫矢口庄司的，身揣着我们散发的日文通行证，来向我军投诚。

敌军工作的进行，还要依靠根据地内广大人民群众和敌占区人民群众的配合，乃至被释放的俘虏，都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例如，宿县南桃园集有个伪乡长叫邢广福。是王峙宇组织当地人起来抗日的时候，派他作乡长的，在我方将王争取过来之后，邢广福也替我们工作了。不管桃园集常驻的伪军如何调换，经过邢从中争取，一般都能做到不妨碍我军和我方人员来往过路。遇到躲不开鬼子的时候，他们就出来掩护，或把鬼子骗到别处去。据当地群众反映：一次，我军1个连经过桃园集，在离集不远停留时，被鬼子发觉了，乘坐几辆汽车从宿县来桃围集截击，邢广福和驻地伪军一块儿迎上去，向鬼子撒谎，矢口否认有八路军经过。鬼子把邢捆绑在汽车前，要砸死他，邢广福还是坚持说没有新四军。最后鬼子因为查不出实据，只好安慰一番，仍让他当乡长，结果，满载几辆汽车的日军扑了个空，又开回宿县去了。邢广福先生一直为我们工作到抗战胜利、全国解放。

“缴枪不杀，宽待俘虏”，这是我军的俘虏政策。不论对日军，对伪军，都是如此。只要他们放下武器，表示不抵抗，我们就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一律不杀害，尊重他们的人格，绝不侮辱，不搜腰包，物质待遇与我军同，愿留者欢迎，愿去者（回家或回原部队）发给足够路费，如果再来，则再捉再放，有病或负伤的给予医治。他们的被俘，实际是解放，经短期教育，提高其政治觉悟后，即可掉转枪口英勇杀敌的。对于俘虏军官，在短期内不能释放的，则进行教育，组织他们开展娱乐活动；释放时还请他们吃饭，对团以上的俘虏军官，我们都上送到军部的俘虏管理处，由军敌工部管理他们。在抗战初期，很多学生出身的同志，对缴枪不杀，宽待俘虏这个政策的重要意义，不够了解。记得我们驻在新兴集时，有一位下连帮助工作的同志，在行军时，连里让他带一个伪军俘虏，可是这个俘虏很狡猾，想寻机逃跑，故意慢走，与队伍拉开距离，结果掉了队，部队走远了。后来，这个俘虏索性赖着不走了，这位同志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举起手枪把他打死了。以后，彭司令员为了教育干部，即召开直属队全体同志大会，让大家讨论发言，还叫这位同志作了检查。最后，司令员讲话，给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的政策教育课，从此引起了大家的重视，提高了对俘虏政策的认识。

三、千方百计，广泛开展敌军工作

四师过路东后，淮北区党委为了加强敌军工作，成立了敌工部，并先后抽调一批县级干部，分配到各县设立敌工站。部队在少数县也建立了敌工站。这时部队与地方的日伪军工作，在组织领导上是分开的。

1943年4月，上级又决定将两个地委的敌工部合并成为四师敌工部（实际上是统一领导淮北地区和部队的敌伪工作），我和吴宪任正副部长。敌工干事中有一位庄五洲同志，他原籍台湾，母亲是日本人，是华侨子弟，懂日语，为人敦厚，他在日本研究日本美术，有一定的学术修养。他在回国参加抗战时，被日本人抓走。日本人检查他的血型，没有查出他是中国人。问他的思想信仰，他回答说，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美术系研究美术，是主张艺术至上的……瞒过了审问他的人。他的画很有功夫。他在对日本解放战士谈话和制作宣传品方面曾作了不少的贡献。

我军在33天反“扫荡”前后，先后俘获好些日本兵和接收了一些在日军中被迫服役而自动向我军投诚的朝鲜兵。为了对他们进行了解和教育，就集中在敌工部和我们一起生活，同吃一锅饭，同穿灰军装，有病到医务所去诊治，一视同仁。平时对他们进行教育，曾请张景华来给他们讲课，有时给他们组织同乐晚会（娱乐晚会）。经长时间的教育后，认识逐渐提高了，不仅愿同我们生活在一起，而且对“日本侵略中国是非正义的，日本必败，中国抗战必胜”有了认识，主动要求组织起来，作些贡献。于是我们分别帮助他们成立了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淮北支部（后与淮南支部合并改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淮北支部）、在华朝鲜人反战同盟淮北支部（后改为朝鲜独立同盟华中分盟），前者由后藤勇负责，后者由孙达（崔达彦）负责。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上级指示，都欢送他们回国了。

在争取工作方面，也有进展。在我多次军事政治攻势下，伪军、伪组织人员，看到了鬼子必败的趋势，也想给自己留个退路。于是在和我军敌工人员接触中，不少人愿为我军提供有关敌伪军事行动的情报，或代购物资器材、药品，甚至想办法掩护我军人员通过封锁线（1944年春，中央委员郑位三去延安参加会议，他们一行4人，即由泗五灵凤站负责护送，由敌占区固镇火车站上车，刘子久是由陇海东段赵墩车站取道徐州去延安。一路上通过几道敌人封锁线，没有出问题）。有的则愿长期隐蔽，以待时机。我们也通过亲朋或熟人关系，派人打进伪军、伪组织进行争取工作。特别是经过几次反“扫荡”，给敌伪以大的打击之后，更有利于开展争取工作。在环境更艰苦的地区，争取瓦解工作尤为重要。如宿东地区，1943年，在宿东地委（四地委）敌工委员会主任王烽舞（兼）、专职常委赵彤、张文华等领导下，为了配合游击战开辟地区，搞成了两面政权，掩护部队和人员来往过路；对敌伪军大“扫荡”、顽军大部队过路都能事先知道；还进行了打击死心塌地的汉奸，发动群众抗税抗捐等工作。群众觉悟很高，有一次，这一带群众听说王仲廉带国民党大军要过路东去打新四军，他们急中生智，在当地党组织、我地方干部协助和敌工人员的策动下，向宿县和固镇的日军送假情况，说中央军要打宿县和固镇，想夺铁路，而且夜里化装成中央军的侦察部队去打敌军。结果，日伪军加强了戒备，并出动阻击顽军，使王仲廉过路东犯苏皖边区的反共计划落空。宿东地区的同志在阻顽东犯问题上，通过认真、细致地开展敌军工作，出色地完成了“把好西大门”的战略任务。当时，不仅在宿东，还有宿灵、宿南、萧铜等斗争形势十分复杂的地区，也是上下各级干部都十分重视开展敌军工作，从而为这些地区建立和巩固革命政权，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路东，有些敌工站还组织了精干的武装工作队（武工队），携带短枪，深入铁道沿线和敌军据点内外，开展活动，到处扰乱敌人，散发宣传品。有的敌工站，如泗五灵凤站、邳睢铜站经常派人出入敌人的心脏——蚌埠、徐州市内，作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在秘密发展地下党，建立党支部，掩护我方出入人员，散发宣传品，购买禁运物资，搜集情报的各项工作中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而且为大反攻积蓄了革命力量，一直坚持工作到解放。这些，都为我军在战略反攻中解放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创造了条件。

1944年初，国际形势处在大变化中，德意法西斯已走上总崩溃的前夜，日寇侵华战争已近7年，由于我军坚持敌后斗争，打击敌伪，日军士兵厌战和伪军逃亡现象日益增多，敌伪之间的矛盾加深，敌占区广大群众对敌斗争情绪，更加高涨。因此，我们利用春节对敌伪军发动了一次宣传攻势。这次宣传攻势的范围较大，边区各县便衣队、县区乡队及驻地主力部队的一部都参加了，他们深入敌区活动，工作重点是游击区和边沿区。在宣传方式上，利用一切办法，对敌据点喊话，贴标语，散发宣传品。因为宣传攻势是攻心工作，所以在方式上注意了隐蔽，不给敌军过分的刺激。在宣传内容上，着重说明国内外时局的变化及其发展前途。我党我军在敌后坚持抗战的胜利，及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策和建设情况，揭穿国民党反动派妥协投降的阴谋活动及反共反人民的罪恶事实等，以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进一步动摇敌伪军心，争取瓦解敌伪军。这样，敌占区群众人心向我，伪军、伪组织中下层也逐渐倾向于我。对我军进行争取工作极为有利。

四、日暮途穷的伪军纷纷起义投诚

1944年春，苏联红军已把德国法西斯赶出国境，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战场上逐渐失利，可是它为了挽救太平洋战场的危机，打通平汉、粤汉铁路，压迫蒋介石投降，对国民党军队发动了进攻。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在日寇进攻面前，毫无抵抗能力，一触即溃，致使河南广大人民，又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解救淮北路西（豫皖苏）人民，重建家园，8月份，四师主力一部在彭雪枫师长、张震参谋长、吴芝圃主任率领下西进，我军连续发动军事政治攻势，所向无敌，在击溃顽苏北挺进军第一纵队时，争取了其第三支队起义。

为了加强城市工作，统一领导，12月29日，淮北区党委决定将敌工部与城市工作部合而为一，组成了统一领导机构。从区党委到县委均设城市工作委员会。旋即将四师敌工部与城市工作部合而为一，我和吴宪任正副部长。姚克同志从宿东县调来任副部长。

1945年初，淮北区党委根据中央指示发出号召，我们积极开展了城市工作，目的主要是准备力量，等待时机，实行里应外合，驱逐日寇出中国。由于整个战局对日军不利，伪军、伪组织空前动摇，国民党军队又节节败退，伪军及敌占区人民对国民党的幻想逐渐被打破，加上我军政治攻势的胜利，路西地区的再次开辟，使日伪军陷于空前的孤立，这对我们开展城市工作，造成了有利条件。

同年5月，苏联红军占领柏林，同盟国军队在德国各地会师，迫使德军无条件投降，苏联将出兵远东会攻日军，太平洋美军已接近日本本土。敌占区的伪军、伪组织在搞“曲线救国”，表面是汪精卫的人，实际上都与顽军有关系。蒋顽在敌后各大中小城镇活动特别猖獗，因为抗日战争的反攻形势快要到来，蒋介石要“下山摘桃子”，形成我与顽军争取伪军的斗争特点。为了在反攻前夜，打破伪军、伪组织对国民党的幻想，开展边沿地区反“蚕食”斗争，鼓舞敌占区人民抗敌情绪，利用时机加紧进行对伪军上下层的工作，我们开展了一次以时事宣传为中心的对伪军、伪组织的政治攻势。这次政治攻势，是由县独立团、区乡武装、县区民兵组织的临时武装宣传队，以区为单位，深入敌占区进行的，每个战斗员都是宣传员。进行的方式是对伪军据点喊话，散发宣传品，在武装掩护下召开群众大会、士绅座谈会、伪军家属会……同时，在整个活动中注意隐蔽，注意群众纪律，不准损害群众利益。

为了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1945年4月，党中央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及时发出号召：“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在“七大”精神感召下，6月，淮北区党委在路东双桥大庙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从各地区的情况看，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半年来敌情变化很大，我们的工作发展很快，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如：徐州鬼子收缩兵力（撤离睢宁据点），重点配备。在云龙山、子房山挖壕加强工事。徐州日本居留民变卖家具，撤走北上。群众抗日情绪高涨，从运河到铁路，群众自发将东西、粮食搬向根据地，组织武装对付敌人。徐蚌段铁路上，连机车的修理、打旗、挂钩、司机都换成了日本人，而敌人内部悲观失望的情绪在增长，夹沟集3个日兵自杀。伪军普遍动摇，日益两面化。睢宁苏保六团团长王登瀛带了70余人反正。大王集伪八中队队长郭树田带领130人反正，路西伪军黄其明带40人反正（他投诚时，将内部坏人打死，喊了一声“新四军来了，赶快跑！”一气跑了15里，然后才向大家说明是向新四军投诚的）。灵璧以北尤集据点伪军一个中队为我争取，成为我攻击该据点的内应，使我军得以顺利全歼该处伪军1600余人。宿县、蚌埠群众说：“天快亮了。”

这时，我们各县敌工组织机构和武工队均已建立，培训干部已有初步成绩，开始运用外围关系进行工作。半年来伪军、伪组织关系有发展，比过去增加一倍，内线工作有了初步开展，争取逃亡反正3400多人，携带枪支1000多条，在我军政治攻势和内线配合下，成股伪军反正的达15股以上。

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我国东北境内作战。毛主席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一巨大的历史变化，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英勇坚持8年抗战所获得的成果。我们将朱总司令的命令到处张贴、散发、寄送。还发通知写信给伪军、伪组织，限期向我反正，我们给以3大保证：保证不咎既往，保证生命财产安全，保证反正军队不缴械，不编散，不剥夺军权，同时警告那些经过劝告还不反正的伪军、伪组织将受到武力制裁和法办。当时，还提出了许多动人的口号，其中有：到徐州去！到蚌埠去！解放沦陷区人民，完全收复国土！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向我“收复失地”，挑拨内战的阴谋！一切工作人员更加紧张、更加艰苦地进行工作，争取时间完成任务。为祖国的自由和解放，贡献出更多的热情和力量！

由于形势的变化，在淮北路西，我们集中精力对伪第四方面军第十八师和第五十五师进行了争取工作。十八师师长是杜新民，他去十八师前，曾在该方面军总部教导团任团长。那时他已是我党秘密党员，已经和邢剑五、王飞霄等同志在教导团秘密地建立起了党支部。为了更好地准备该师起义的工作，四师领导又派了刘鲁民、李杰、郭芸等同志打进去作内线工作，共同掌握这个部队。1945年9月20日（农历八月十五）起义工作准备就绪，在四师部队的掩护下，里应外合，杜率全师4000余人光荣起义，合并于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

自从商亳永敌工站建立后，站长刘廷良（后期是胥照吾）即通过关系和伪四方面军一团团长王继贤建立了关系。王思想转变较快，经组织批准，发展他为党员，个别联系，待机起义。不久，王继贤升为该方面军第五十五师副师长。后来，时机成熟，王继贤即率全师4000余人起义。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军队抢占战略要点，向徐州开进，在我军反击下，1946年1月9日，争取郝鹏举在徐州东北地区起义。

革命斗争的胜利，是来之不易的，它是许许多多革命志士的艰苦奋斗和用生命换来的。如象泗五灵凤站派往敌占区工作的张×天（区长）、宋琪（指导员），淮河办事处（蚌工委）派往敌占区工作的张淑友、张漫萍两位科长，他们都为革命事业而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宿东独立团敌工股股长刘涛同志，1942年在工作岗位上（敌占区宿县东关）被捕，他宁死不屈，慷慨就义；史克1941年反顽斗争中被俘，英勇就义；吴振中同志20多岁，忠心耿耿，在战场上向敌军喊话时英勇牺牲，还有赵彤同志在工作中积劳成疾，也过早地离开了我们，这几位都是优秀的共产党员。我们敌工人员，经常出入敌区，是相当艰苦的，时刻有牺牲性命的危险。可是他们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置自己生命于度外，知难而进。这种革命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谨向在对敌斗争中不怕流血牺牲、英勇奋斗的革命先烈致以深切的悼念！

   四师分会 王子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