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7月12日，中共豫皖苏省委书记张爱萍在皖东北军政干校训练班上的讲演中指出：“在灵宿北部还有一些山地，虽然比其他地区山地在战术价值上相对减少，但可以给敌人机械化部队的活动以极大的限制。”[①]在灵宿北部，以老寨山为主峰的6座山头连绵起伏，山上森林覆盖，总面积达10000余亩，便于游击队隐蔽活动；山脚下有千年古刹老海寺，苏鲁豫皖边区各地香客、游客来往不断，便于同外界联系；特别是这里保留着土地革命时期红十五军和红军游击队的火种，使抗日游击队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组建成新四军第四师九旅。80多年后的今天，许多革命遗址遗迹尚存。

一、 赵汇川抗日三起三落登上老寨山

 开国少将赵汇川，1913年7月25日生于安徽省宿县（现濉溪县）杨柳乡赵庄。1931年9月，在安徽省立五中读书时加入共青团；1933年春加入吉鸿昌领导的察绥抗日同盟军，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河北平定堡战斗中，身负6处重伤，被辗转送回宿县老家养伤。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赵汇川同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徐海蚌特委组织部长、红十五军创建人之一孔子寿，红十五军第一师创建人之一戴晓东等人一起，组成宿县抗日救亡社，任宿县教育人员战时服务团第二大队长，并以此为基础，组建成宿县人民自卫军第五中队，任中队长。1938年5月19日，日军攻占了宿县城，赵汇川率部边打边撤，在宿东蒿沟地区与日军坦克部队遭遇，在日军坦克大炮轰击下，部队被打散。

    宿县沦陷后，赵汇川在中共宿县特别支部组织领导下，同李时庄、吕子庸等人，组成宿西抗日游击队，吕子庸任大队长。1938年6月中旬，在宿县西二铺阻击日军战斗中，大队长吕子庸冲锋在前，英勇牺牲，游击队员伤亡较多。为保存实力，赵汇川组织部队突围，到北小桥集中时只有不足20人，奉命转移到猪羊山整训，重组抗日武装，到同年8月中旬，发展到100多人。改编为抗日人民义勇队第二总队第二十三大队，赵汇川任大队长。

  1938年10月上旬，宿东沈联城、王恒赵和王烽午带领二十一、二十二大队，在宿西长山同赵汇川领导的二十三大队会合，共推赵汇川为总指挥，攻打日伪军维持会驻地赵圩子。当赵汇川率部来到圩壕边时，天色破晓，被守圩伪军发现，一起开火，赵汇川头部负伤，二十三大队损失惨重。战后，于近山（开国少将）排长带领二十三大队编入二十二大队，后编入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四大队。

三起三落的经验教训，使赵汇川和他的战友们认识到，组织发展抗日武装，必须有可靠的根据地。灵宿北部山区，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党领导农民起义，组成红十五军第三师和红军游击队，虽然遭到国民党严重破坏，但革命火种潜伏在广大群众之中，抗战开始后，纷纷组成抗日游击队，是组建抗日武装的好地方。为此，1939年3月，赵汇川奉中共宿县县委之命，到达皖六区行署，在中共皖东北特支书记江上青协助下，将活动在灵宿北部山区的沈联城、王恒赵、解贯球、尹瑞久等人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组成皖六区抗敌指挥部（简称“六抗”）三支队，赵汇川任支队长，副支队长沈联城，政委孔子寿，政治处主任董畏民。以老寨山为基地，开展抗日斗争。同年5月，中共皖东北特委书记杨纯到达老寨山区，组成中共灵宿县委，孔子寿任书记，赵汇川、赵一鸣、石青等为委员。为安全，将县委和“六抗”三支队机关设在老寨山山寨里，以老寨山区为中心开展抗日活动。

二 、中共中央建立灵宿地区工作的战略部署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1939年5月2日，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致电彭雪枫并张爱萍：“发展华中是党早已确定的方针，豫皖苏边区省委工作必须加强，张爱萍担任省委书记，领导与建立地方党和地方武装，这是根据地最基本的工作。”[②]同月8日，刘少奇电示彭雪枫并转北方局杨尚昆、朱瑞等：“皖六区专员（盛子瑾）既派员请求新四军派兵去六区，应即迅速派部队与干部去开展苏皖边区工作。我们应埋头苦干，迅速建立在该区的基础。”[③]

  1939年5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朱德、彭德怀并彭雪枫、朱理治、郭洪涛：“八路军今后主要发展方向是华中，自于学忠调自鲁南，在苏皖边区受到打击以后，在徐州东南支队地区似有我军发展机会，望令苏鲁豫支队（六八五团）侦察情况。如可能时，酌派一部兵力并地方工作干部去徐州东南宿县、灵璧一带地区活动，侦察苏皖边区情况，并建立当地工作，以便南与周骏鸣、西与彭雪枫取得联系。”[④]

     在20天时间里，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书记处连发三电，使彭雪枫和他的战友们进一步认识到开辟皖东北，建立宿灵地区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5月下旬，彭雪枫抓住进军淮上的战斗间隙，在宿县孙疃集召开了军政党委员会。会上，张爱萍提出自己的意见和想法，主动要求到皖东北探探敌情，受到彭雪枫和参会人员的一致赞同。为便于张爱萍同国民党皖六区专员盛子瑾联系，彭雪枫亲自给盛子瑾写了回信，交张爱萍代转。

三、 张爱萍挺进皖东北第一站到达老寨山

 “到路东的第一站，张爱萍便去找了中共宿县（东）县委。县委隐蔽在徐州东南栏杆集附近的一座土山上，与一支我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在一起。这是一支由当地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带领这支队伍的是一度失去党的组织联系，新近才重新入党的中共党员赵汇川。”[⑤]

1939年7月初，中共豫皖苏省委书记张爱萍，带领省委秘书刘玉柱等人到达老寨山，在山寨里，听取了中共灵宿县委书记孔子寿、县委委员、栏杆区长赵一鸣等人的汇报；传达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建立灵宿地区工作的电示；分析了皖东北抗日斗争形势，研究部署了进一步发动群众，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巩固发展抗日武装和民众团体，组建区、乡抗日政权，创建抗日根据地等工作。

在老寨山上，张爱萍还听取了赵汇川的汇报，看望了“六抗”三支队官兵，介绍了中国工农红军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建军经验，指导帮助赵汇川整军建军，决心将“六抗”三支队改造成为正规的党军。临别时，张爱萍以中共豫皖苏省委书记的名义命令赵汇川：“你们这支队伍，以后就直接同我发生联系”。精明干练的赵汇川立正向张爱萍行了一个军礼，当场表示：“坚决服从命令！”

此后，赵汇川和他领导的“六抗”三支队，在张爱萍直接领导下，转战皖东北，为创建皖东北抗日根据地建功立业，成为新四军九旅主力团之一。回顾这段历史，张爱萍写道：“在发展我们自己的武装力量时，就把三支队作为发展对象，着重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和场合，向其灌输政治工作制度，严格训练管理，密切军民关系等红军的传统和经验，使之逐渐同我八路军、新四军一样。”[⑥]赵汇川在《九旅二十七团创建》一文回忆中写道；“1939年7月初，张爱萍同志根据刘少奇的指示东进，同刘玉柱同志到达宿东栏杆支队驻地，听取了我的汇报。检查了三支队的工作，对军队建设作了重要指示，他要求我们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建设，我们按照这些指示，初步建立了各种制度，学习红军建军的办法和传统，指导部队建设。从此三支队即在张爱萍同志领导下，投入开辟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战斗行列。”[⑦]

四 、孙象涵领导的桃山抗日游击队

桃山，坐落在灵宿北部山区的西部，山脚下的桃山集是萧宿铜三县边界地区较大的集镇，1909年8月5日，孙象涵就在这里出生。1937年5月，孙象涵在西安红军办事处参加革命，后奔赴延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奉命返回家乡，1937年10月，以桃山集爱国进步青年组成的“三戒会”、“互助会”为基础，组成了桃山抗日游击队，孙象涵任队长。

为加强桃山抗日游击队的领导，中共萧县陇海路南工委，将孙象涵等20多名游击队骨干，编入在醩泉村举办的“抗日青年政治训练班”，由工委统战部长纵翰民亲自授课。纵翰民毕业于黄埔军校，1930年7月参与组织领导萧县农民起义，任红十五军第一师政委、萧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积累了不少党政军建设经验。他言传身教，使孙象涵等学员军政素质迅速提高。在中共萧县陇海路南工委领导帮助下，孙象涵带领桃山抗日游击队打日军、除汉奸，不断取得胜利，队伍很快发展到100多人，改称为“彭南抗日游击队”。

1938年10月，遵照中共苏鲁豫党委指示，彭南抗日游击队改编为苏皖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十八大队，孙象涵任大队长；不久，萧县十七、十八大队合编为第二总队第三支队，孙象涵任支队长；1939年5月13日，二总队在萧县二区梧桐村，升编为八路军苏鲁豫支队游击七大队，孙象涵任副大队长。

1939年7月初，孙象涵奉命带领七大队三营（东进队），随中共豫皖苏省委书记张爱萍进入皖东北，进驻灵璧北张大路。随着中共皖东北工委和八路军、新四军驻皖东北办事处在张大路建立，萧、宿、铜、灵边区各地抗日游击队和爱国青年慕名而来，到张大路要求加入八路军。张爱萍抓住机遇，同工委委员吴法宪、刘玉柱等人商定，并报经上级批准，将孙象涵带领的东进队（营），扩编成一个大队（团），并从苏鲁豫支队一大队抽调参谋长钟玉祥（红军、开国少将）等战斗骨干，以加强领导。经过认真准备，1939年8月中旬，扩编为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四大队，孙象涵任大队长，钟玉祥任副大队长，参谋长杨明卿，政治处主任顾寒星、副主任朱德群，辖3个营和机关直属队，共1500余人。转战灵北、宿东地区，屡建战功。1941年1月，改编为新四军九旅二十五团，孙象涵任九旅副旅长兼二十五团团长。

五 、李浩然率部挺进灵宿北部山区抗战

1938年5月22日，中共中央书记发出《关于徐州失守后对华中工作的指示》，徐州东南各县在以郭子化为书记的中共苏鲁豫皖特委领导下，纷纷组织抗日武装，在铜山县，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徐海蚌特委军委负责人、红十五军创建人之一冷启英和行委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泗县独立师政委万众一等人组成有100多人枪的“苏皖游击队”；在睢宁，土地革命时期的中共泗县县委组织委员、红军泗县独立师创建人之一吴季衲和独立师领导骨干陈新然组成200多人的独立大队，吴季衲任大队长，陈新然为副大队长；在邳县，土地革命时期的老党员栗培元等人组建了邳县青年抗日救国团义勇队等等。

为加强邳睢铜地区抗日武装的领导，1938年12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决定组成陇海游击支队，任命钟辉为苏皖特区军政委员会书记兼陇海游击支队司令员与政委，梁海波任副司令员，李浩然任政治部主任（兼苏皖特委组织部长、代理书记），一行21人，南下到达邳县铁佛寺与栗培元会合。12月21日在邳县许楼村，以邳县、睢宁县、铜山县各县抗日武装为基础，正式成立陇海游击支队，转战邳睢铜地区抗日，首战老滩，继克泇口埝，进占宿羊山，官湖阻击战，收复邳县城，屡战皆胜，部队迅速发展壮大。

1939年4月，陇海游击支队决定，以三营九连（67人）和苏皖特委机关干部共200来人组成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游击支队先遣第一梯队，由特委书记李浩然任梯队长兼政委，挺进陇海路南抗战。“七、八、九3个月，一梯队主力3次南下到泗（县）、灵（璧）、睢（宁）边活动，开展该地工作，以便打通与皖东北联系。之后，即与苏鲁豫支队胡（胡炳云）、田（田文杨）大队取得联系，也会见了新四军代表张爱萍、刘玉柱。”[⑧]在八路军、新四军驻皖东北办事处主任张爱萍组织协调下，将在灵北九顶山区活动的抗日青年救国团等编入第一梯队；1939年8月，又将苏鲁豫支队红军干部叶道友调任副梯队长，使第一梯队很快发展到1500多人枪。为新四军九旅二十六团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后来在成立八路军五纵三支队时期，李浩然调入孙象涵的七团，即之后的新四军九旅二十五团任政委。

六、 新四军游击支队第四总队在老寨山下石厢村组成

为加强皖东北地区党政军统一领导，1939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中原局电报中共中央书记处转山东分局并告彭雪枫、张爱萍：“该地区（皖东北）现经中央批准划归为中原局管理，且规定为新四军发展的主要方向，故在该地区活动之八路军及其一切党所领导的部队，如黄春圃（江华）纵队等，须统一归彭雪枫同志指挥。”“党在该地区成立苏皖边区军政委员会，以张爱萍为书记，金明、黄春圃等诸同志参加，以统一党与部队及民运、统战工作等领导。”“津浦路东之新四军及党所领导的地方武装某些成分数量，拟即合编成为新四军游击支队第四总队，以张爱萍为总队长兼政委，以后该地区党所组织武装一律用新四军番号。”“中原局决定从彭雪枫处派一个团及军政地方干部百余人，由张爱萍率领回去，加强该地区工作。”[⑨]

1939年12月30日，张爱萍奉命率领新四军游击支队一团（代号关羽）、“六抗”三支队机关与八大队（代号刘备）、沱河大队（代号张飞）和120名党政军干部重返皖东北，于31日夜从宿县夹沟地区越过津浦铁路，张爱萍诗情满怀，吟颂道：

除夕人寂军行疾，月冷风寒透征衣，斩断沉沉封锁线，挺进敌后奠新基。

1940年1月1日到达老寨山脚下灵宿行署驻地栏杆集石厢，受到中共宿东县委书记、灵宿行委秘书孔子寿和县委委员、栏杆区区长赵一鸣等人的热情接待，并举行了由3000多人参加的军民联欢会，萧县常备总队第五营教导员沙风率部赶来参加联欢会。[⑩]皖南事变后，该营编入九旅二十五团，沙风任副团长。

1940年元月，按照新四军游击支队军政党委员会决定，张爱萍抓住机遇，组成第四总队机关，参谋长杨致雅，张震球任政治部主任，副主任张震寰，并将宿东沱河大队改编为警卫连。同时，将政委蔡明、组织股长姜林东、教导员康祥云、肖潮等一批党员干部补入“六抗”三支队，整编整训为新四军游击支队四总队十一团，赵汇川任团长；徐崇富领导的“六抗”特务支队，整编为十二团，团长徐崇富；石青领导的泗北农民支队整编为独立一团，团长张震寰；沈联城领导的宿东游击队改编为独立二团，沈联城任团长。并委派一批党政军干部到宿东、灵北县、区、乡任职，巩固发展抗日根据地。

经过整编整训，张爱萍和他的战友们带领新四军游击支队四总队从老寨山区出发抗日，转战皖东北，捷报频传。

1940年8月，第四总队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三支队。

1941年皖南事变后，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九旅。

1941年9月，转辖为新四军第四师九旅。

   四师分会 史文敏 宋建国

[①]《老战士亲历记》，银河出版社2009年8月版，第18页。

[②]《新四军第四师大事记》步兵第21集团军编，1989年内部资料第51页。

[③]《彭雪枫年谱》，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3月版，第115页。

[④]《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100页。

[⑤]《开国上将张爱萍的戎马生涯》，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版，第169页，

[⑥]《川汇大海》，赵汇川文集序，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1页.

[⑦]《鏖战苏鲁豫皖》，长征出版社，1992年2月版，第94页。

[⑧]《鏖战苏鲁豫皖》，长征出版社，1992年2月版，第85页。

[⑨]《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2月版，第162页。

[⑩]《新四军第四师十一旅大事记》刘健身编著，2015年10月版，第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