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前，苏皖边界的“水南”，是指高邮湖以南的一块特定地域。它北濒高邮湖，南临天(长)扬(州)公路，东邻公道桥、邵佰湖畔，西连天长县城，辖民国政府建制，天长县第二区和高邮县第七区两个行政区。是一个东西向狭长的水网地带，面积约400平方公里，人口约10万。“水南”是两省、三县(天长，江都、高邮)交界，与“湖西”(邵伯湖西)南北相应连成一片的日伪占领空隙地带。它既非行政区域的组成，也不是固定的县区建制。它以沂湖为依托，境内河湖港汊多，有利于进行对日伪军的游击活动。1941年前为日伪军占领区，日伪军对该地区统治了约3年左右。1941年春，中共皖东津浦路东区党委为适应淮南抗日根据地对日伪斗争形势的需要，开辟日伪占领区工作区的过渡形式，对“水南”的工作采取“同情区”斗争策略，先求得立足，团结争取地方实力派，大力发展抗日力量，进而逐步转变为“游击区”，建立甘泉县抗日民主政权，完成其历史任务。

一、开辟“水南”工委，建立淮南抗日根据地

（一）深入“水南”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扩大共产党和新四军的政治影响

天长县城沦陷后，“水南”亦被日军占领，随之建立了伪区、乡、保政权，成为“伪化区”。国民党特务、汉奸、流氓、地痞纠集一起，高邮湖上的土匪和陆上的强盗相互勾结，抢劫掳掠，欺压百姓。1940年左右，当地的土豪劣绅和国民党部队的一些散兵游勇，先后投日成为汉奸，建立了“自卫团”“护路团”“爱国团”“绥靖队”等各种伪军组织，控制有上千条枪支；日伪互联，设防严密，镇压人民的爱国抗日活动，白色恐怖严重。由于“水南”伪化时间较久，水网的地理条件又给新四军主力部队活动带来许多困难。1941年春，津浦路东联防司令部独立第四团几次进入“水南”地区的王桥、小河口一带活动，都因为伪自卫团在暗地里打冷枪，沿途鸣锣报警，多方阻扰，部队始终难以立足。

1940年冬，中共天长县委书记王陵、县长陈舜仪决定派严俊超到天长第二区任区委书记兼区长，董筱川任副区长，开辟敌后工作。当时二区区委设在沂湖周家渡。不久，又派了老红军王见宗到第二区组建区队并任队长。天长县抗日民主政府还成立了“东北特区办事处”。严俊超，董筱川等与日占区各种社会力量联系，走访爱国人士、开明士绅和地方实力派，了解敌情与社会情况，向各阶层人士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尽可能地扩大共产党和新四军在这一地区的政治影响。他们通过调查，了解到当地人民不堪日伪压榨，急盼抗日部队早日到来。就是一些地主，富农的政治态度也不完全一样，其中除少数认日作父充当汉奸外，多数处于中间状态，有些人为处境所迫，不得不周旋应付日伪军；还有些人有民族意识，不甘心与日军为伍。王桥镇有个地方士绅王九洲，在当地有很高声望，对爱国抗日有认识。工作人员就因势利导，进一步激发他抗日的积极性。而后，王九洲指挥地方一些伪军政人员为新四军工作，他本人也不断提供日伪情报。此外，工作人员针对伪仁和区区长陆瀛洲及其子陆曙东做工作，晓以“抗战是大势所趋，日军必败”的道理，使他们提高了对抗战形势的认识，同时慑于新四军的武装威力，允许为开辟工作人员做好掩护、安全和情报工作。1941年年底，由董筱川、严俊超带领开明士绅王九洲、曹和泉和佃农赵永山等，组成“水南”代表团，列席了第二届津浦路东参议会(董筱川为路东参议员)，会后又参观了路东中心区的建设。代表们回到“水南”后，广泛进行宣传，取得了良好的政治影响和舆论作用。

（二）充分宣传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做好“水南”地方实力派的转化工作

当时在“水南”颇有势力、影响的是两条“龙”：一个是天山乡的伪自卫团团长龙维山，他卖身投靠日军，成为当地的座山虎，人称“天龙”；另一个是新义乡的伪自卫团团长赵德龙，他凭借权势，草菅人命，胡作非为，人称“地龙”。他们控制有四五百条枪。两条“龙”平时的恶行和对新四军的态度，直接影响着“水南”其它地方实力派的态度。开辟工作人员将这些情况向中共天长县委作了汇报，县委指示：对伪职人员要做分化瓦解工作，积极争取那些处于中间状态的地主士绅，一定要向他们晓以民族大义，指明前途，化阻力为助力，特别是下功夫做好两条“龙”的工作，迫使其就范。
    1941年春夏之交，津浦路东联防司令部主力部队夜袭仁和集日伪据点，全歼伪警察所，缴获了几十条步枪，同时，因捕捉赵德龙未果，将其家属带至抗日根据地后方，促其做赵德龙的转化工作。另一路，高邮县抗日民主政府县大队经水路袭击菱塘桥第七区伪区公所，亦取得了胜利。“水南”开辟工作人员抓紧利用这两次战斗胜利的时机，向两条“龙”展开政治攻势，向其讲明新四军挺进敌后抗日的宗旨，着重交待政策，指出凡是对抗日持友好态度的，准其戴罪立功，不咎既往；坚持与人民为敌，必将严惩不贷。由此，开辟工作人员先与赵德龙建立上联系，使工作人员可以进入日军占领区活动，进而通过赵德龙与龙维山联系。
    龙维山又派他儿子陪同开辟工作人员前往菱塘桥，通过当地士绅齐韫斋与高邮县第七区伪区长吴志川谈判，使其同意建立“两面派”政权，并要求吴志川必须切实保障抗日工作人员的安全。至此，开辟工作人员在水南地区打开了缺口，取得了在“水南”立足活动的条件。
    1942年春，路东区党委书记刘顺元身着便衣，由严俊超护送陪同，到“水南”检查工作。他对二区区委提出“前方重于后方”的工作方针，即要区委把精力放在发展“水南”的发展上面。他到前沿的汀溪乡(今万寿马汊河)一带实地视察，并与王九洲会面，对其进行抗日教育和思想启发工作。刘顺元的视察及亲自出面作统战工作，对“水南”的开辟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较为良好的抗战形势。1942年6月，津浦路东区党委派王昭铨到原天长县第二区建立秘密交通接待站，接待从上海撤退到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党内同志和党外高级知识分子等民主人士以及护送根据地干部到国统区作地下工作。王昭铨到“水南”后，先找到董筱川，严俊超，后由董筱川出面，通过仁和集伪保长郑洛英和其弟郑干卿的关系，安排王昭铨在王桥镇张有明家建立秘密接待站。其间先后接待的人员有：曾任孙中山秘书的韦悫，南通农学院院长郑谕和该院教授等多人进入根据地；梅益、沙文汉等一批新四军领导干部由根据地去到日占区工作。在接待工作中，从未出过差错。

 二、中共水南工委、水南办事处建立

为了迅速开辟水南地区和更好地适应地下交通工作的需要，路东区党委根据华北反对日军治安强化的斗争经验和余纪一开辟湖西地区工作的做法，确定将“水南”设为“同情区”。所谓“同情区”，即在抗日根据地边缘日伪军占领区，设置一个缓冲地带，不公开刺激日军，建立“两面派”政权，组织秘密武装活动。其最终目的是转为“一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根据地。

（一）中共水南工委、水南办事处的建立及乡镇组织建设。

为加强和统一领导“水南”的工作，中共路东区党委决定并于1942年8月正式建立中共水南地区工作委员会和水南办事处。中共水南工委书记由王昭铨担任，委员由王昭铨、严俊超、董筱川3人组成。水南工委为县一级组织，隶属于中共皖东津浦路东区委员会。这期间“水南”尚处于开辟阶段，工委机构不健全，机关无固定驻地，工委属半地下的性质。王昭铨、严俊超以淮南行政公署督导员的公开身份进行工作。董筱川任水南办事处主任，胡长义任副主任。办事处隶属于淮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办事处下设总务科，科长崇敬之；宣传科，科长曹晓霆。办事处基层乡、镇组织建设及分工为：崇石和负责秦栏镇，徐杰、胡长义负责王桥镇，宣国武、王小鲁负责小河口乡，施作模、陶幼君负责万寿庵乡，曹践之负责汀溪乡，曹晓霆负责菱塘乡，崇欲之负责新义乡。仍然利用民国时期的乡、镇机构建制，发动群众，开展抗日工作。同时，淮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有关部门调配人员在“水南”工作：汪福民负责公安，王维帮负责敌工，王铁负责财粮，张正负责货检、税务。机构建立时，刘顺元、方毅、李世农等路东区党委主要领导对“水南”的工作做了指示。区党委领导人将身边的警卫员抽调给“水南”，支持建立“水南”地方武装。

（二）水南便衣队
水南同情区设置后，保持一个灰色的“两面派”政权。“水南”开辟工作人员分析了当时水南地区的形势，认为要在政治上对“水南”控制、掌握，关键问题是要分化瓦解这个地区拥有800多人枪的伪自卫团，使他们调转枪口，把武装转到人民手中。当时“水南”斗争尖锐复杂，湖匪、地方反动势力活动猖獗。一些汉奸、特务、密探、土匪在敌占区假借新四军名义，收缴民枪，抢劫财物；在游击区又打着日军密探的旗号，敲诈勒索百姓，影响极其恶劣，曾连续发生恶性政治事件。鉴于此，在“水南”就必须建有一支实力较强的地方武装，以适应斗争的需要。1942年春夏间，路东区党委决定组建水南便衣队，始属淮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军事科领导，8月水南工委成立后，改由中共水南工委领导。便衣队建制4个班，系脱产的游击武装，无固定驻地。队长：翟恩凯，指导员：宋茂起。队员有白玉发、陈经元、唐在镐、刘胜文、吴世文、刘文明、瞿福元、戈保华、王玉容、李延青、刘涛、吴净等30余人。他们身携较精良的武器，又战斗又工作，昼伏夜行，英勇机智，给日伪军反动势力以有力的震慑和打击。他们经常活动在日伪军据点附近，摸情报，了解日伪活动情况，俟机打击日伪军。一天黑夜，严俊超率陈经元、唐在镐等便衣队员，由当地人带路，噤声疾走，行进到离天长县城10华里的芦龙日伪据点时，伪军问：“什么人？”带路人答：“查岗的！”立时便衣队员乘隙一哄而进，“噼噼叭叭”一阵驳壳枪响，伪军顿时失魂落魄、乱作一团，在队员们“缴枪不杀！”声中，十几个伪军举枪投降，芦龙伪据点被拔除。便衣队在处决日伪军特工队长宫龙祥时，特地选择白天在仁和集据点附近执行枪决，以震慑日伪军，扩大影响。在镇压罪行深重的叛徒林培国和孙万兴父子时，便衣队选择在他们家门口执行，群众拍手称快。同时，便衣队掩护配合工委和办事处工作人员开展抗日活动，宣传共产党和新四军的抗日方针、政策。他们还配合税务人员征收抗日经费和救国公粮。水南便衣队的一系列军事行动，有力地保障了“水南”的开辟工作和根据地的扩大建设。

三、水南地区反缴枪斗争

水南工委、办事处成立后，工委、办事处在“水南”先后做了5件主要工作：(1)全面开展政治攻势，扩大新四军影响，宣传抗战形势，表明恢复失地的决心，宣传抗战必胜的思想，鼓舞人民胜利的信心，同时联系实际，宣传抗战英雄事迹，消除当时群众中的“顺民苟安”的消极思想；(2)对伪乡、保长和伪自卫团长、地方实力派分别上门宣传，着重进行政策、前途教育，严肃指出大敌当前应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规劝他们不要与日军为伍，绝不能帮助日本侵略者欺压自己的同胞；同时向他们明确，建立“同情区”的方针，是根据当时当地的条件，允许暂时“应付”“糊弄”日军，但必须“身在曹营心在汉”，用实际行动，支持抗日爱国；（3）组织各阶层代表去根据地中心区参观访问，让他们目睹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情况；(4)开展锄奸工作，打击特务、汉奸、密探、土匪的破坏活动；(5)团结教育青年知识分子，积极培养干部，发展党员，从组织上为开展水南游击战争做好准备。

通过以上工作，大约半年后，1943年初，水南地区斗争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一方面共产党、新四军的政治影响在“水南”深入人心，团结了各阶层人土，培养了一批抗日积极分子，特别是通过锄奸、剿匪活动，保卫了群众切身利益，赢得了水南地区各阶层的信赖。广大群众提高了觉悟，不愿再过亡国奴的生活，要求共产党、新四军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另一方面日军采取高压政策，在据点内赶修工事，扩大伪军武装，采用快速突击的办法，经常出扰，捕捉抗日分子。对平时与共产党、新四军有联系接触的对象以“通新四军”的罪名到处抓人，甚至用杀头、放火相威胁，疯狂进行血腥镇压，后来发展到仁和集据点的日军公然要收缴自卫团的枪支。很快一场缴枪与反缴枪的斗争在“水南”展开了。反缴枪的斗争是从王桥首先开始的。据情报获知，伪军李长江的部队要进驻仁和集，加固防守，指派专人到仁和集要伪区长陆瀛洲限期修筑好工事，陆瀛洲无奈只得向各乡摊派民伕。这时正是春耕大忙季节，谁也不肯到据点去做民工，并纷纷向水南工委负责人反映，不能再出民伕帮日军修工事打抗日的军队。王桥乡伪自卫团团长周发祥感到左右为难，不出民伕，无法交差；要派民伕，无人肯去。周发祥向水南工委委员严俊超汇报，问怎么办？严俊超说，若能搪塞应付过去最好，实在不行，只好派人，但要交代大家：到时出工不出力，人数不够，我们派人同你们一道去。随即，严俊超组织水南便衣队员，混在民工队伍里进入仁和集据点，按照事先计划，找到那个专门鞭打民工的工头，把他当场击毙，然后放火烧掉工事，顿时，仁和集据点一片混乱。日军非常恼火，要伪区长陆瀛洲下令王桥自卫团集中到仁和集据点，对照枪册验枪(自卫团的每支步枪都烙有“大日本皇军验訖”的火印)。伪自卫团团长周发祥自以为这件事是常年惯例，事先未向新四军报告就把自卫团人枪一起带到仁和集据点验枪。其实，这是日军乘机收缴枪支的阴谋，情况万分危急。严俊超立即派人带着他写的信去据点找到周发祥，告诉他，如果王桥自卫团枪支短少一支，要他提头相见。果然不出所料，自卫团的人、枪一到仁和集据点以后，就被收缴一光，周发祥看到严俊超的信，急得团团转，后悔不迭。后来他找到陆瀛洲去向日军央求，一直到晚八九点钟，周发祥终于把自卫团人、枪都带回王桥。

水南工委通过这件事趁热打铁，揭露日军假验枪真缴枪的阴谋，与自卫团团员开会商讨对策。多数人认识到枪在自卫团手里，日军不放心，枪支迟早要被日军缴去，与其被日军拿走，不如献给新四军打日军；也有一部分人担心手中没枪，地方治安没保障，他们说当年买枪的目的是自卫保家，一旦手中没枪，遇上土匪、坏人，手无寸铁，毫无防备不好办；还有些人顾虑把枪献给新四军，日军来验枪怎么办？有的说：“你们人走了，我们全家性命在这里，搞不好日军杀人、放火怎么办？”最后，王九洲、周发祥站出来表态，他们决定枪支一律交给新四军，要求新四军组织抗日基干队，负责保卫家乡治安。为了解决群众怕日军报复的顾虑，当即将缴来的枪支向仁和集据点方向鸣枪，第二天再让周发祥派人去到据点报告，说夜间新四军大队过境将自卫团的枪支收缴去了。一连几天，水南工委办事处用同样的方法，从王桥、小河口、芦龙自卫团手中收缴了他们自愿献出的400余支枪。反缴枪斗争的胜利，显示了伪自卫团调转枪口参加抗日的积极态度。

可是反缴枪斗争不是一帆风顺的。正当工委在“水南”各地扩大战果时，新义乡伪自卫团团长赵德龙暗中捣乱，四下散布说：“新四军借鬼子验枪做文章，收缴自卫团的民枪，枪不能全给新四军。”他还说：“地方上的枪要交，三方面都要给，鬼子那里不能一支不给，新四军那里也不能全给，还要留三分之一给国民党‘老中央’。”很明显，赵德龙在反缴枪斗争中要同共产党较量，其两面派的嘴脸也暴露出来了。过去当日本人危及他和他家庭生命财产安全时，他曾主动与新四军联络，接受谈判条件。今天当新四军揭露日军缴自卫团枪支阴谋，自卫团自愿将枪支献给新四军时，他意识到没有枪杆子就失去一切，因此迫不及待地出来捣乱破坏。水南工委采取果断措施，先将赵德龙逮捕押送后方，然后发动群众揭发、控诉他的罪行。原来赵德龙凭借自卫团枪支，投靠日军，杀害无辜的老百姓，是当地一霸，过去群众对他是敢怒不敢言。几个月后，共产党在反伪斗争中经过调查核实，依法处决了汉奸、恶霸赵德龙，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与此同时，在菱塘桥七区的反缴枪斗争中，工委书记王昭铨严肃处置了伪区长吴志川阳奉阴违的两面派行为，在桃园、菱塘、送驾等乡搜缴了伪自卫团几百条枪支，建立了区、乡政权，委派汪伯民任菱塘区区长，也取得了反缴枪斗争的胜利。

水南地区经历了反缴枪斗争以后，区、乡抗日民主政府纷纷建立。反伪化，取消伪捐税，就地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广大群众从此摆脱了伪化统治的灾难生活。通过艰苦、复杂的工作，到1943年春，水南地区的形势发展较好，基本团结和发动了各阶层人士，群众抗日斗争的热情高涨。 “水南”党、政和地方武装在工作和斗争中，培养、锻炼了基层政权工作骨干和抗日积极分子，团结、教育了有文化的青年、学生。发展了小河口乡的肖启蒙、东小街的韦立等为中共党员，从组织上为建立“游击区”创造了条件。水南办事处逐步推行了抗日民主政府的一些政令：宣布反伪化，取消伪捐税，开展减租减息，征收救国公粮，采用“马锡五式审判方法”调解民事纠纷，防匪防盗，禁止赌博，破除迷信等。在“水南”开辟工作中，汀溪乡负责人曹践知积劳成疾，就医不及而因公殉职。另有一吴姓工作人员因紧急任务泅水过河时溺水牺牲。

1943年4月，水南工委、办事处与湖西工委、办事处合并为湖西总工委、湖西办事处，是年6月底成立甘泉县，原“水南”地域划为甘泉县的秦仁、菱塘两个区。水南工委书记王昭铨任甘泉县委委员、宣传部部长，数月即调至淮南中学（后淮南公学）任书记、副校长，主持工作。水南办事处主任董筱川任甘泉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至此，水南工委、水南办事处工作全部结束。

  三师分会 刘扬生 戴月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