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苏北的黄桥战役已经过去80年了。我们的父辈都曾参加过这次战役,我父亲廖昌林时任苏北指挥部通信科无线电中队报务主任兼1台队长。无线电1台负责联络中央军委、新四军军部、中共中央中原局,确保接收上级的指挥电报,并取得其他战场我军的配合,主要是南下的八路军黄克诚部。我妻子何远方的父亲何凤山时任二纵六团一营营长,参加了围歼韩军嫡系八十九军的战斗,黄桥战役胜利后,继续率部北上,最先到达盐城白驹,与南下的八路军会师。如今参战的老一辈都离开了我们,但在新的形势下,回顾这场战役的胜利,仍然能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迪。
一、黄桥战役是新四军挺进苏北抗日的关键一战,对于开辟华中抗战局面具有重大意义
80年前,挺进苏北抗击日寇的新四军在黄桥,以7000兵力打败了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3万多人的进攻,歼灭了其嫡系独立六旅和八十九军大部,是一场以少胜多的大胜仗,但黄桥战役的胜利决不能仅从军事上看。
1940年10月,黄桥战役胜利后,粟裕在海安西寺干部会议上对战役进行总结时,首先讲到黄桥战役胜利的意义,他说:“对这次黄桥战役的胜利,决不能一般看待,以为只是一次大胜仗,捉了大批俘虏,缴了大批枪炮而已。我们应该认识这次战役胜利的意义是很重大的。”他指出:黄桥战役的胜利“解决了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最进步、抗战最坚决、革命最彻底的八路军、新四军会合起来了,能够互相取得更好的配合和更大的发展;使苏北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华北抗日民主根据地联成一片;不仅奠定了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基础,而且使华中革命势力取得第一步的优势,也就是增加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有利条件。这是第一等的重大意义。”
早在新四军组建后不久的1938年5月4日,毛泽东就新四军的战略任务、发展方向、内外关系等问题致信项英,明确指出新四军主力要到敌后进行游击战争,“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受其指挥反会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的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会能克服这种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毛泽东的意见反映了我党在抗日大计上与国民党的根本分歧。
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在庐山座谈会上发表了《最后关头》的重要讲话,讲话中称:“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并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这一讲话确实起到了激励全民抗战的作用,但是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国民党中持有亡国论的投降派大有市场,和蒋介石一起主持庐山会议的汪精卫就很快投靠了日本人做了汉奸。蒋介石出于他的阶级本能,无视人民群众中蕴藏的巨大力量,害怕人民的觉醒危及他们的统治,他把抗战的希望寄托在英美列强的干预上。他虽然迫于压力,同意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但是却千方百计限制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发展,一有机会就挑起摩擦。我们党则认为,抗战的胜利取决于全国的老百姓,“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在国民党正面战场节节败退时,我八路军和新四军则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发动群众,建立起敌后抗日根据地。
毛泽东在给项英的信中对新四军挺进敌后的步骤和任务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就是先服从国民党当局的命令开赴到指定地区去,其目的是脱离国民党控制区,到敌后取得抗日行动的主动权。“在侦察部队出去若干天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行。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分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分渡江进入江北地区。”
遵照中央的指示,在粟裕率先遣支队挺进敌后不久,陈毅也率一支队跟进,开辟了茅山抗日根据地,后来又派叶飞率领老六团以“江抗”的名义东进苏、锡、常,打击日本侵略军。但是,项英却有等待时机向南发展的打算,使新四军军部一直滞留在皖南。
1939年,日军停止了正面进攻,转而对国民党采取诱降政策。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在政策上出现重大转变,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和《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等反动文件,决定加紧推行防共、反共政策。原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公然叛变投敌,并于1940年3月在南京正式成立汉奸政府。韩德勤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以鲁苏战区副司令的身份,着手恢复起他在苏北的统治,并且整编了散落在各地的自发组织起来的游杂武装。他们不积极抗日,而是与江南的顾祝同、冷欣等对新四军形成威逼压迫之势,甚至不惜借日本人之手消灭新四军。当地老百姓编了一首歌谣:“天上有个扫帚星,苏北有个韩德勤,手下白养几万兵呀,只会欺负老百姓!多少鬼子不去打,反共摩擦是专家,偷运粮食给敌人呀,准备投降也是他!……”
1940年5月4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义发电报给东南局和新四军军分会:“……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和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区域发展。例如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过去已经失去了时机,若再失去今年的时机,将来就会更困难……。”
此时,陈毅、粟裕率新四军渡过长江,进军黄桥,无疑是打破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取得抗战主动权的关键一着棋。黄桥地处泰州、泰兴、如皋、靖江之间,以黄桥为中心建立根据地,东可向南通、海门、启东挺进,开辟敌后战场,南可控制长江通道,与江南部队相互策应,形成足跨大江之势,即对日寇构成严重威胁,又能切断韩德勤同冷欣、三战区顾祝同的联系,还可向北发展,与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南下部队连成一片,创建更广大的苏北抗日根据地。
有一种论调,说黄桥战役的胜利刺激了国民党,才有后来的皖南事变,其实早在黄桥战役之前,国民党反动派已处心积虑想消灭皖南的新四军。1940年4月2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奉蒋介石密令后呈报称:已严令新四军“迅将江北部队移回江南”,“为预防并准备制裁起见”,已调集兵力“准备对付该军主力,以捣毁扑灭其泾县附近根据地为目的,必要时拟断然予以制裁,以遏乱萌。”4月5日蒋介石复电称:“查所拟……办法尚属可行,仰切实督令遵照。”若不是袁国平去上饶谈判无结果,国共双方高层进行谈判,“皖南事变”很可能在1940年春、夏季就发生了。同年9月11日,顾祝同又电何应钦请示:“倘新四军之编调问题长此不能解决。则影响今后抗战整个计划。”建议“立予紧急处置。”国民党反动派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已定,刺激不刺激他都要伤人。只是韩德勤在黄桥进攻的失利,给了蒋介石“复仇”的一个借口,而我军疏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警惕,是造成在皖南失败的主观原因。
黄桥战役胜利后,我军乘胜北上,新四军和南下的八路军在盐城白驹会师,苏北、苏中连成一片,加上皖中和豫皖边的新四军四、五、六支队,总兵力已达10万人左右,同时,中央已决定放弃皖南,皖南新四军军部将率部渡江。在此形势下,中央批准成立了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由叶挺为总指挥、陈毅为副总指挥(在叶挺到任前,由陈毅任代总指挥)、刘少奇为政委。没有黄桥战役的胜利,在“皖南事变”新四军蒙受巨大损失的情况下,就不可能很快在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顺利发展成为日伪心脏华中地区的抗日主力军。面对着出现的大好抗日局面,陈毅在两军会师时欣然题诗:“十年征战几人回,又见同侪并马归,江淮河汉今谁属?红旗十月满天飞。”
二、黄桥战役正确地执行了我党统一战线的方针,孤立了积极反共的韩德勤,是赢得战役胜利的重要一环
我军在挺进苏北抗日时,正确地执行了我党统一战线的方针。当时苏北地区有四种军事力量,陈毅幽默地比喻说:“从力量上说,日本人可以称为老大;韩德勤呢,势力也不小,是老二;李明扬和李长江的部队,是老三;而我们新四军,只能是老四了。不过,只要我们坚持抗战,坚持斗争,将来就一定能发展壮大,也一定能由老四变成老三,再变成老二,直至最后把日寇赶出中国!”在对苏北形势分析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击敌、联李、孤韩”的发展苏北的战略方针。为了争取驻扎在泰州的“二李”,陈毅三次亲赴泰州,会晤李明扬和李长江,还帮助“二李”把国民党第三战区发给他们的弹药运送过敌人的封锁线。经过我们的工作,“二李”同意将其防区内吴家桥暂借给北上的挺进纵队,并与挺进纵队签订了“团结抗战、互助互让、共同发展”的协议,李明扬还曾专程到吴家桥回访,并且赠送给挺进纵队1万元法币以示慰劳。
1940年5月,日伪军兵分几路向吴家桥的挺进纵队司令部进行“扫荡”,经过一昼夜激战,我军退至距离泰州15公里的郭村进行休整,为了求得“二李”的谅解,挺进纵队司令员管文蔚立即致函“二李”说明挺进纵队面临的困难,到郭村只是借贵地暂时休整,待通扬运河之南的形势稍好后,即行奉还。但在韩德勤的挑唆指使下,迫于蒋介石的压力,李明扬、李长江部向郭村发起了进攻,我军奋起保卫郭村,“二李”的部队损失惨重。陈毅及时赶赴前线,就在我军可一举拿下泰州的时候,命令部队停止进攻,并派出李明扬北伐时的袍泽朱克靖前去谈判,还释放了战俘,发还了部分武器。李明扬认输了,同意我军借道东进,并承诺,如果韩德勤与我军作战,他们将严守中立。郭村战斗是新四军北渡的前哨战,“和”与“打”两手并用,不仅使新四军由“老四”变成了“老三”,还成功地争取了“二李”,为黄桥战役作了准备。
7月8日,粟裕、王必成率江南指挥部二团、新六团渡江,在吴家桥与挺进纵队、苏皖支队会合,并遵照中央指示,将渡江北上的江南指挥部机构改称苏北指挥部,仍由陈毅、粟裕同志任正副指挥,部队整编为3个纵队,共9个团,7000余人。苏北指挥部成立后,我军挥戈东进,直捣黄桥。当我军通过口(岸)泰(州)一线时,李军如约让路,并朝天鸣枪,以掩韩德勤的耳目。当时盘踞在黄桥一带的何克谦保安四旅是一支游杂武装,建制上属于韩德勤,实际独立为王,一贯勾结日伪,残害人民。7月29日,我军一举占领了黄桥、蒋垛、古溪、加力等地,歼灭何克谦保四旅2个团及阻我前进的陈泰运部1个营2000余人。随即我军南下连克靖江东北之孤山、西来镇等敌伪据点,并粉碎了敌伪两次报复性“扫荡”。
正当我军开展对敌作战时,韩德勤却调集重兵,企图驱歼我军。8月23日,韩德勤在东台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部召开高级军事会议,会议开了3天,会上他下令军法惩办了丢了黄桥的保安四旅旅长何克谦、有通共嫌疑的保安二旅旅长张翼,并确定了“先南后北”作战方案,即先进剿在黄桥立足未稳的新四军,然后北上歼逐南下的八路军黄克诚部。会上韩德勤还决定由张少华的保安九旅接防陈泰运苦心经营多年的姜堰,以隔离陈泰运和“二李”,防止他们联合起来对抗自己。8月31日陈毅、粟裕在获悉韩德勤召集高级干部会议的情报后,致电中共中央并中原局书记胡服(刘少奇)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报告“韩顽进攻在即,盼增援部队迅速南下”。
9月3日,韩军分两路南犯,其右路“二李”和陈泰运部在我军有效的争取下,采取观望态度,我军乘机诱其左路一一七师、独六旅、保一旅深入我区,9月6日,在营溪以南进行反击,全歼其先头部队保1旅两个团,韩军余部闻风回窜姜堰、海安一线。为了扩大我军影响,动摇瓦解顽军,遂将俘虏1500余人,教育后全部释放。
我军在争取非韩嫡系地方实力派的同时,还积极开展中上层人士的工作,团结他们一道抗日。陈毅多次致函苏北资深望重的韩国钧,并亲赴海安登门拜访。韩国钧是清末举人,民国后曾主政江苏,后隐退故里。七七事变后,极力主张抗日救亡,在我党的争取下,老人为团结抗战做了大量工作。我军进驻黄桥后,改任通如靖泰临时行政委员会主任的管文蔚多次拜访辛亥革命的元老朱履先,说明我党团结抗日的主张,使其转而拥护共产党。朱履先的转变在民主人士中间带来了非同小可的影响。泰兴、泰州、靖江等地的大批新旧知识分子都唯他的马首是瞻,就连黄桥镇的商会会长黄辟尘也一改往日的成见,和新四军站在了一边。
营溪作战失利后,韩德勤采取了围困封锁的方式,步步紧逼。顽军的封锁造成了黄桥地区的粮价飞涨,韩军趁机查封粮运,屯粮走私,偷运日伪,资敌发财。黄桥的百姓说这是“饿了老百姓,肥了韩德勤,难了新四军,帮了日本兵”。
面对缺粮的危机,陈毅、粟裕决定攻打姜堰,打开粮源。姜堰号称“粮仓”,为苏北粮食的集散地,在这里驻防的张少华,1939年投降日军当了汉奸,后虽声明“反正”,但仍和日军勾勾搭搭,他的船队出入长江都有伪军护送,他在姜堰卡扣的粮食,通过伪军运向日军的据点。9月13日,我军中心开花,内外夹攻,一举占领了姜堰。当时广大群众还希望我们乘胜前进,打垮韩德勤,占领东台、兴华,以彻底改造苏北。但我军毅然停止前进,倡议谈判,以求与韩方团结,共同抗战。
应陈毅之请,韩国钧出面召集了苏北各界知名人士在海安召开了联合抗日座谈会,随后,又在曲塘与李明扬共同主持了“苏北抗战和平会议”。座谈会上,韩德勤没有派代表出席,却来电称:“新四军如真有合作诚意,应首先退出姜堰,才可和谈。”当时有一部分社会上层人士,对我们抱怀疑态度,以为我们打下姜堰付出了巨大牺牲,黄桥军民的饭碗刚见米粒,不可能轻易退出。出乎他们意料之外,参加座谈会的陈毅慷慨允诺退出姜堰,打消了他们的怀疑。
可是,当我们的部队开始从姜堰撤退,还没有撤完的时候,韩德勤即以十几个团的大军南下进攻黄桥。这样,虽然我们在军事上处于仓猝应战的被动地位,但在政治上却造成了完全优势的有利条件。不仅广大群众对我们的自卫战竭诚拥护,就是社会上层人士也认为我们的自卫战是被迫的,正义的,认为韩德勤不仅欺骗了新四军,也欺骗了他们参加和平会议的代表,等于打了他们的耳光。正因为这样,当我们退出姜堰时,广大群众十分同情我军,在极短时间里筹集6000多块钱慰劳我军,以表示他们对我军的热忱。而韩德勤背弃姜堰谈判协议,发动了战争,破坏了和平,使自己处于孤立地位。人心向背,黄桥战役的胜利在开战之前就已经注定了。
在黄桥战役胜利40周年之际,管文蔚亲笔写下一篇重要文章《黄桥决战前的统一战线工作》,他总结道:“黄桥决战的最后胜利,是在必然之中的。其胜利的基本条件,除了我军在军事上的巧妙部署、出奇制胜之外,陈毅同志对统一战线工作的精心策划和大力开展,使决战之前的韩德勤在政治和军事方面都陷入极端孤立的困境,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三、黄桥战役,展现了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是我军战史上以少胜多的范例
黄桥战役,我军以少胜多,在作战指挥上可圈可点。粟裕在战后对黄桥战役进行总结时,说明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及敌我双方的情况,可谓知己知彼,介绍了我军的作战方针和作战方案,总结了作战部署及经过,可谓精心部署,运筹帷幄。
面对强敌的进攻,我军设想了三个方案:“一是乘韩德勤进攻黄桥时,我们以一部主力攻占海安。二是乘韩德勤还未向我进攻,先以一部兵力向东发展,控制(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几县,并造成北进东台的局面,以主力守卫黄桥地区。三是以全力依托黄桥这一基点,采取攻势防御,将顽军歼灭在我工事面前。”经过反复比较利弊,陈粟决定采取第三方案,认为“以黄桥当轴心进行攻势防御,军事上的主动权仍然操在我们手里,我们可以利用轴心向左向右自由转动,用兵依然很自如;”“我们依托黄桥作战,是完全的自卫,政治上有充分的理由,不仅广大群众拥护我们,上层人士也会同情、赞助,就是顽军的大部分官兵也会对他们的这种进攻不满”。
战役的具体部署是由粟裕谋划的,他将四分之三的兵力放在机动位置,而仅以陶勇的三纵1500人坚守黄桥,如此少的兵力能否守得住黄桥,粟裕解释说,如果集中力量坚守韩德勤嫡系进攻的东面还是有胜算的。在选择首战歼敌的对象时,粟裕决定以翁达的独立第六旅为目标,该旅装备精良,军官大都是军校毕业生,是韩德勤部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之一。旅长翁达是越剧票友,该旅又号称“梅兰芳式部队”。选择强敌下手看似犯了兵家大忌,可粟裕认为,选择翁旅,行进中将其消灭,出敌意料,将使韩军的整个阵局因之大乱,对战役的转变将起到决定性的影响。战前,粟裕还亲自到伏击地看过地形。粟裕的部署可谓出奇制胜,得到了陈毅的赞许。
战役的进程基本上按照我军的设想,陈毅率领机关坐镇严徐庄,粟裕在黄桥前敌指挥。10月4日上午9时,韩德勤部八十九军三十三师进至黄桥附近,于11时以三个团兵力发起第一次总攻,敌军猛烈的炮火,造成了我军较大的伤亡,三十三师已突破黄桥东门,情况万分危急,三纵司令员陶勇和参谋长张震东都脱了上衣,挥着马刀带领部队冲了上去,此时,从江南调来的老四团一个营增援部队及时赶到,我军士气大振,挫败了敌人的第一次总攻。在黄桥鏖战正酣时,坐镇前线指挥的粟裕密切注视着位于古溪的翁达旅。翁达旅出动后经高桥杀向黄桥,粟裕准确地抓住了战机,适时地命令叶飞的一纵出击,将敌人截为数段,战至黄昏,翁旅大部被我歼灭,翁达自杀身亡,仅有残余部队退守高桥西南之张家庄、八尺沟一带顽抗。
粟裕命令苏北指挥部特务营负责解决翁旅残部,一纵迅速南下,围歼进攻黄桥的八十九军。午夜时分,王必成的二纵已抄袭到敌后分界镇,切断了八十九军的退路,构成了合围之势。原计划5日黄昏发起总攻,当得知顽军的增援部队已进至黄桥东北不远的地方,粟裕决定提前发起总攻,由于当时通信手段落后,已来不及向一、二纵传达命令,他即命令三纵“首先以小部队向黄桥以东之敌佯攻,引起敌人回击,造成浓密枪声,以此作为我同第一、第二纵队之联络信号。战场上枪声就是命令,……”待到中午11时半,粟裕命令三纵全部出击,在二纵、三纵东西夹击下,八十九军三十三师大部分被消灭,残敌退至野屋基、何家塘一线,与八十九军军部和一一七师靠拢。我一纵已进至野屋基,从东面、北面向敌发起进攻。三十三师的溃败像瘟疫一样传向一一七师,在我军进攻之下,立刻溃不成军。溃逃的部队来到八尺沟河,河上的桥已被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下令拆除,以示其消灭新四军破釜沉舟的决心,溃军此时只能涉水渡河,挤成一团,李守维被挤压在底层,溺水而亡。战斗持续到10月6日早晨,我军从缴获的三十三师电报中得悉,从海安赶来增援的一一七师七〇一团尚在营溪附近,我军不顾疲劳向海安追击前进,二纵在营溪歼灭了七〇一团。黄桥胜负已成定局,韩德勤仓皇从海安逃回他的大本营兴化。由于海安工事坚固,10月7日晨,我军主力由胡家集与海安之间渡过运河,从海安西北绕攻海安,顽军残部已闻风先逃。我军又乘胜扩大战果,迅速进占富安、安丰、梁垛,10月10日占领东台,一出精彩的大戏落下了帷幕。
黄桥战役,我军共歼顽军11000余人,中将军长李守维、中将旅长翁达及旅、团长数名毙命,俘获三十三师师长孙启人、九十九旅旅长苗瑞林、一一七师参谋长等团以上军官10余名,下级军官600余名,缴获了山炮、迫击炮、轻重机枪等大批武器弹药和装备,并夺取了海安、东台等战略基点,取得了重大胜利。
黄桥作战中,我军指挥员身先士卒,部队士气高昂,粟裕在战役总结时特别提到:“我们的干部党员都起了最好的模范作用。党员在这次战役中的伤亡比例虽然还没有统计,但是已知党员的伤亡是非常多的,他们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处处起带头模范作用,这是很好的。”共产党员带头是我军的优良传统,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重温历史,以史为鉴,特别应该强调的是,我军在黄桥的自卫作战,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援,在战役前两三天,就有数千群众日夜帮助我们赶修工事,其中不仅有劳苦群众,还有学校师生、商店店员等等,其后,群众又踊跃参加抬伤兵,送烧饼、猪肉进行慰劳,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为人民服务是我党我军的宗旨,正是因为我们秉持这个宗旨才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秉持这个宗旨,我们在民族存亡之际,捐弃前仇,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一致抗日;也是秉持这个宗旨,我们反击国民党顽固派挑起的摩擦,坚持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斗争。只要我们秉持这个宗旨,就能得到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就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面对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面对还在全球肆虐的新冠疫情,只要我们党坚守这个宗旨,初心不改,就一定能带领中国人民实现百年的梦想。这也是我们今天纪念黄桥战役胜利的意义所在吧。
一师分会 廖泰安
上一篇: 黄桥一战开新局 历史经验永铭记
下一篇: 张云逸与新四军福州办事处的设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