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

1939年春天，新四军军部驻在安徽云岭村，村里村外是一片茂密的竹林，清清的溪水和满山遍野的杜鹃花，真是风景如画。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有志救国男女青年，汇集在这里，学习革命本领。当时，这里有南方小延安之称。我和7个十六七岁的女同志在速记班学习。速记班附设在军部战地服务团，驻在二甲里村。一天傍晚，一位同志送给我一封信，写着陈模同志收，左下角写着“内详”。说是从前方第一支队带来的，但未说明是何人所写。我从第一支队调来军部学习已有几个月了，尚未接到过信。我正猜想此信是何人所写时，速记班的几个同志都围上来闹着要我拆开看。我当即拆开一看，没有给我的信，而是在这个信封里面装着一个白信封，工整有力地写着，面交张茜同志亲收，左上角写“宜秘”，下面写仲弘。张茜是军部战地服务团话剧演员，又是歌咏小组的成员，由于她演技高超，相貌俊丽，在演出《雷雨》等剧之后，轰动了军部。年青的女战士们，看到仲弘给她写信，顿时活跃起来，吵个不停，都想知道仲弘是谁？有两位顽皮的小同志抢着要拆信。我说：“这信不能拆，我是党的小组长，人家信任我，才托我面交，我得替他保密。”这时思索着的罗伊同志说：“我记得陈毅司令员的另一个名字叫仲弘。”（陈毅同志当时是第一支队司令员）同志们对陈司令员都很尊敬，听说是他写的信，就安静了。第二天早操后，我在操场上等张茜同志，把信当面交给她，她看了看上面的字，高兴而含蓄地微笑着说：“谢谢你。”从此我和张茜同志就熟识了，而且逐渐成了好朋友。

新婚

春去秋来，黄色的野菊花遍地开，真是战地黄花分外香。不久，张茜同志调第一支队政治部（后改称为江南指挥部政治部）任宣教干事。我在速记班毕业后，也和楚青、罗伊同志一起，分配到第一支队工作。后来支队部转移到江南茅山根据地水西村。1940年春节前的两三天，下了一场鹅毛大雪。冰天雪地，寒气刺骨，我们在驻地学习，听老同志讲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英勇故事。这天政治部主任刘炎同志对我说：“明天陈司令员要回来了，回来后就和张茜同志结婚，你去打扫一下陈司令员的住房，尽可能收拾得好一点，要保密。”我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跑到公务班，带着陈司令员的14岁的小公务员一起打扫。我们把地扫了又扫，门窗桌椅擦了又擦，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木板床上铺了厚厚的稻草，为了表示庆贺结婚，我特地到老百姓家找了一张大红纸，剪了两个双喜字。为了保密，我将它贴在房门里面。这样，外面看不到，人在屋内一关门就看到这两个大红喜字了。我布置好之后，就满怀喜悦地向刘主任汇报，并等待佳期。一天中午，管理处请我们吃炸酱面，说是庆祝陈司令员和张茜同志结婚。我听了心里特别高兴。

张茜和陈司令员结婚的消息慢慢传出之后，有一些人议论说他们年龄差距太大了。张茜同志听到后，曾和我畅谈了一次。她说：“有人说我和陈司令年龄相差很大，我感觉我们之间的差距的确很大，但年龄不是主要的，而是学问和政治思想水平。我要和他相称，成为知音和助手，只有奋发读书，刻苦学习，才能逐步缩小我们之间的差距。”她又接着说：“陈司令员出身于书香世家，从小受的教育培养了他对我国古典文学艺术的爱好和钻研中外历史的兴趣。在留法期间，又受到法国文学的影响，所以他作诗、填词、写文章都有很高的造诣。我对这一些知识是很浅薄的。他的围棋下得也很好，我是一点不会。”她又说：“陈司令员较系统地学过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在红军初建时就担任过较高的领导职务，红军长征之后，他又在苏区坚持了 3 年游击战争。他既是文人，又是武将。我在各方面都和他差得太多，我决心拜他为师，甘当小学生，认真地虚心地一点一点地从头学起。只有急起直追，才能做到基本上相称。”张茜同志说到做到。在江南茅山地区这一段时间里，只要不行军，不作战，晚上陈司令员不开会，她就在煤油灯下或蜡烛光下，聚精会神地向陈司令员学习唐诗三百首和古文，后来又学下棋。我也常看到他们二人对面下围棋。开始陈司令员让她几个子，后来就不用让了。

当时在茅山地区看不到报纸，同志们迫切希望了解一些国际国内的形势和军内大事，政治部决心临时出一张战地小报，分配张茜同志编稿和规划版面，我刻蜡纸和油印，我刻好蜡纸后，张茜同志亲自校对。她工作起来，十分认真和细致。经过这一段合作，我们之间的友谊也更加深了。

我们经常亲切交谈。我知道她于1922年6月11日出生于武汉市，因父母非常喜爱她，故名掌珠，小字春兰。她是一个破产城市市民家庭的独生女。父亲失业，不能谋生养家，母亲担负着全家生活的重担，过着艰辛的生活。因此母亲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教育她勤奋学习，立志成人。张茜同志在母亲的教育下，从小就认真读书，追求真理，上初中时，就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的读书会。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她和同志一起走向街头，深入工厂，宣传抗日救亡，后来响应周恩来同志的号召，经过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介绍，奔赴南昌参加了新四军。那时，她才是一个不满16岁的高中一年级学生。

黄桥之夜

1940年夏，陈毅司令员根据中央指示，亲率所属主力渡江北上，开辟苏北抗战局面。他们走后，领导上要张茜同志和我跟随苏中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和朱毅部长等一起偷渡长江。当时，敌人对长江封锁很严，在北上途中，行军宿营很紧张，生活十分艰苦。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走进一个断垣残壁、野草丛生、久无人住的孤院内。附近也无人家。这里的蚊子成群结队，大得出奇，咬得我们十分难受。当时张茜和我既无蚊帐，也没有蚊香，看来这一晚是无法睡觉了。我说：“怎么办？怎样渡过这一夜呢？”张茜说：“我有法子，试试看。”只见她穿上袜子和鞋子，又把绑腿布裹在腿上，再把上衣塞进裤腰里，用皮带扎紧，戴上帽子，往横放着的门板上躺下，用一块床单连头带手严严实实地蒙起来，笑着说：“这样天衣无缝，再凶的蚊子也无法咬我。”我说：“这样要热坏的。”她说：“热点不要紧，当前主要的矛盾是蚊虫咬。只要不被咬就好了，等一会风一吹，我就能舒舒服服地睡一觉，明天照常行军。”这事情虽小，但可看出她聪明机智和乐观的性格。

1940年7月29日，我军胜利地攻占了南接长江、北接苏北平原的重镇——黄桥。当时，陈毅司令员和张茜住在丁家大院桂花厅，我们政治部住在黄桥中学内。8月23日的晚上，天空特别晴朗，月亮格外皎洁。已是9点多钟了，张茜突然笑嘻嘻地走来对我说：“陈司令请你去，并要你约詹永珠（楚青）和罗伊同志一起去。我问她：“有什么事？”她笑了笑说：“好事，先保密。”为了不耽误时间，我一路小跑步去找詹、罗。3人一起向陈司令员的住处走去。

一进大门，就看见院子内放着一张桌子，在月光照射下，看到桌上切开红瓤大西瓜，还有一个冷盆及酒杯、餐具等。我们正惊奇时，陈毅司令员、张茜和朱克靖同志笑着出来了。张茜同志和我们一见面就说：“今天是陈司令40寿辰，进入黄桥后，大家都很高兴，今晚在这有意义的地方，乘兴庆祝他的生日。”又说：“今晚的冷餐是朱克靖同志筹办的，首先要敬他一杯。”我们一听是陈司令过生日，都兴奋地高举酒杯，热情地向陈毅司令员祝贺，祝他健康长寿！我还大胆地祝张茜同志早生贵子！陈司令员哈哈大笑说：“今晚除朱克靖外，就请了你们三位女兵。你们可以尽情地欢乐一番！”

我们不会喝酒，就边吃东西，边用汽水代酒，轮流敬陈毅司令员和张茜同志，无拘无束，高兴极了。

陈司令诗书满腹，朱克靖博学多才，又逢这一天晴空万里，月光皎洁，他们边赏月，边喝酒，便高谈阔论，说古道今。我记得最深的是他们谈赤壁之战。说，当年曹操带领80多万人马，兵临长江，豪情满怀，在营中赏月，并吟咏了“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有名的诗句，颇以为吞灭东吴，统一中国之大业，指日可待。而周瑜在大军压境之下，羽扇纶巾，运筹帷幄，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真是一时多少豪杰。我们打下黄桥，在江北有了一个立足点，但仍在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夹击之中，也是三角斗争。当前我们要大力创建苏北抗日根据地，与山东的八路军相呼应，将来两军对进，连成一片，然后南下，夺取京沪。当时听了，很感兴奋，希望陈毅司令的设想，早日实现。

月亮渐渐升高西移，不觉已10点多钟了，我们这才恋恋不舍地告别，返回宿舍。

1949年，陈司令统率百万大军，强渡长江，解放京、沪、杭，把他当年在寿辰上的豪言壮语，变成了现实。

1941年1月，皖南事变之后，中央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在苏北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以后军部移住黄花塘。

1943年11月，陈毅军长奉命赴延安，张茜带着两个孩子留在军部。在这非常艰苦的岁月中，她顽强地坚持自学英语。在后来随陈毅副总理出国访问时，外国记者报道说，陈毅副总理夫人张茜操一口流利的英语，有时，翻译说错了，她能及时纠正。

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我们听说陈毅军长要回来了。后来又听说，中央派他到山东去了。张茜同志是多么盼望早日见到久别的亲人啊！她写了一首诗以寄怀。诗中写：“……空向行云凝眸处，望穿秋水人不至。几番报归盼欢聚，几番又传归期误。归期误，一别春夏已两度，幼儿成长双询父。”

胜利前后

1947年秋，敌人重点进攻山东时，张茜和部队家属一起，冒险偷渡渤海湾，到了苏联红军控制下的大连。大伙都没有工作，她便利用这一机会，找了一个俄国人辅导，身边带着孩子，自学俄文，不论风吹雨打，还是大雪纷飞，她都按规定的时间到辅导员家去学习。她学俄语的精神真是令人敬佩。我去看她，一进门，门上、地板上、桌子上、窗上、电灯上都用俄文写上字。我说：“ 你这是干什么？”她说：“这是看图识字，一天看几遍，就记牢了。”她常说：“自学要有恒心，要有毅力，要下苦功夫。俗话说‘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我一定要坚持学下去。”1951年初，她已有4个小孩了，又到北京俄文专科学校学习。冬天，患了肺结核，只得休学，一面疗养，一面坚持自学，终于比较熟练地掌握了俄语。1953年至1957年，她以耿星为笔名翻译出版了绥拉菲摩维奇的小说集《沙原》和季昂诺夫的剧本《平平常常的人》。

1949年夏天，上海解放之后，我们在上海又见面了。一次我去看她，她家的阿姨要我上楼去。我走到楼梯口，听到楼上有流利的英语对话，我以为楼上有外宾，就停步不前了。过了一会儿，她走到楼梯口喊我：“陈模，你怎么不上来呀？”我说：“我听到你和外宾在讲话，不便上去。”她说：“快上来吧！没有客人，是放我的讲话录音。”我上楼坐下后，她又说：“我的发音有的地方不太准确，所以自录自听，自我纠正。”1954年夏天，她和陈司令员到青岛疗养，住黄海路。这座房子曾是德国驻青总督的别墅。这时，恰巧我也在青岛休假。一天下午，她要我去看看这座石头砌的房子，并吃晚餐。当时，陈司令员的父母也住在这里。当饭菜摆好之后，她先上楼请陈司令员的父母入座，然后我们才入座。饭毕，她先请公婆离席到休息室里休息，然后我们再去休息室同吃水果。她这样尊敬公婆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57年秋天，我调到北京工作。我们又在北京见面了。1958年的夏天，陈老总因公离京。一个星期天，她请我和我的母亲到中南海她家里去玩，亲自陪我们划船。中午到食堂里去吃饭，还特为我们从“全聚德”买来一只烤鸭。我们吃饭的桌子，靠近朱总司令的桌子。总司令看到她带来了客人，就叫人送过来几穗包米，说是总司令自己种的，叫我们尝尝。还说南瓜还没有成熟，这次不能给我们吃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朱总司令，他是那样和蔼慈祥。记得，我参军之后不久，曾听到一位老红军唱过给朱总司令祝寿的歌。歌词中有：“号儿吹，响哒哒，朱总司令顶呱呱，担担子，吃南瓜，井冈山上人人夸，谁人不说他是艰苦卓绝的革命家。锣儿响，响当当，朱总司令好心肠，宽宏又大量，……”亲眼看到他本人，联想到这朴素真实的歌词，心中更加敬佩与爱戴。我十分感谢张茜，给我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使我能亲眼看到我们敬爱的朱总司令。

1962年夏季，我去北戴河休假，恰巧张茜和陈毅副总理也在那里。我们住处相距不远。有天，她约我去玩。为了表示对她的尊重，我穿上了一套访客时的衣服。她一看到我就笑着说：“你穿的真漂亮。你真大胆，你平时怎么敢穿这样好的衣服？”我说：“我是为了来看你，才换上的。”她说：“这完全不必要，我们都是熟人。我那些好衣服，只有接见外宾和出国时才穿，一回家就换下来了，你看我不是穿的很普通吗？”我看她穿的是白短袖上衣，黑绸裙子，很是朴素。她边说边织毛衣，这使我十分惊讶。我记得她以前是不会织毛线活的，在江南和黄花塘的时候，陈司令员和她小孩的毛衣都是我织的。我说：“你真行，什么时候学会织毛衣的？”她说：“学会好几年了。”她一面说，一面把一件已织好的小孩毛衣拿给我看。手艺真好，织的平整漂亮。她又说：“我们女同志是担负着双重任务的，既要搞好工作，又要搞好家务，教育好子女。所以我不论在外面担任什么工作，回到家里，尽可能地做些家务事，多学会一些，兴趣更广泛，生活会更有意思。”我觉得她地位虽变了，但朴素作风没变，而是在各方面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了。

风云突变

1966年初夏的一个中午，我从市委回教育局的路上，有一辆红旗车从我身边开过去，又停下来。真没有想到是张茜从车里出来了。她问我现在有无急事？我说没有。她就拉我上车，一同到她家里吃午饭。饭后，她就把在国外拍的照片和外国朋友送的礼品给我看，边看边问我对当时的“文化大革命”有什么看法？我说：“我对这次急风暴雨式的运动不理解，为什么不要党的领导，不先党内后党外而突然发动群众造反，矛头指向各级领导，造成混乱局面，我想不通。现在教育局来了工作组，可能会好些，将运动纳入正轨就好了……。”她听了之后，颇有所思，欲言又不语，最后还是把话引到别处去了。20多年来，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她这样郁郁不安。

1967年春，林彪、江青等制造了所谓“二月逆流”，陈毅副总理遭受诬陷，张茜也受到种种诽谤和冲击。在这年秋天的一个上午，张茜同志带着陈副总理的妹妹陈重坤同志突然到教育局来找我。张茜说：“钟期光同志被隔离审查了，凌奔病得很重，我很想去看看她，但经反复考虑，我若去了，一定会给她增加许多麻烦和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对他们不利，所以想由重坤妹去。但是她是从外地来的，一来不认识路，二来又怕她进不去军事科学院的大门。所以特来和你商量，你能不能带她去一趟？”我当即愉快地答应可以去。她说：“现在我的行动受监视，信件受检查。今后通信写北京十七支局 117 信箱，陈英收。”还告诉了我一个电话号码，陈英接。

次日上午8点多钟，我同陈重坤从教育局乘车去军科。看到了骨瘦如柴，喘气困难，睡在床上的凌奔同志。她见到我们，激动得热泪直流。她非常感谢张茜对她的关心，为了表示她的心意，一定要我们吃了她女儿胖胖做的饭才让走。在患难期间，张茜对老同志的深情厚意，真使人敬佩。

1969年10月，林彪下了所谓“一号命令”，陈副总理和张茜被赶出北京到石家庄一个工厂蹲点。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受到严重摧残，在生活上受到残酷虐待，陈老总得了重病。1971年 1月在北京301医院开了刀。我知道这消息后，心里十分难过，很想早日去看望老首长，于是打电话找张茜联系，她说：“我每周一、三、五下午都去医院送文件，你们星期五下午来吧”。4 月26日下午3点，我和爱人一起，到解放军总医院南楼病房去看望他们。陈老总一见面就笑着说：“我看到你们真高兴。你们是第一批来看我的人。”我们向他问好，祝他早日恢复健康，陈老总一面让座，一面说：“我现在身体恢复得较快，手术之后，体重增加了8斤”。他又说：“开刀前，原说是割盲肠，小手术，只要二三十分钟。结果开了 5 个多小时……。”张茜接着说：“你说不清楚，你去休息一下，我和他们谈。”这时正好聂荣臻元帅进来约他去看牙。陈老总给我们介绍后，就和聂帅一起走了。我们也要起身告别，陈老总亲切地说：“你们多谈谈，等我回来后再走。”张茜同志要我们坐在沙发上，她搬了一把椅子坐在我们对面说：“陈老总在石家庄进了工厂之后，和工人实行三同，身体日渐消瘦，后来1个多月，突然瘦了20多斤。我陪他到卫生所去看病，一天跑了3次，就给了几片阿司匹林。第一次去是上午，医生冷酷地说，你们来干什么？谁叫你们上午来的？下午来吧！我们下午去时，他们正在开会，叫晚上去。我们晚上又去了，医生说：‘你们怎么这样晚才来？’，陈老总说：‘听说你们晚上学习，来早了怕耽误你们学习’。医生简单地问了问病情，摸了摸腹部，说是没什么大病，给了几片阿司匹林就打发走了。当时，我感觉陈老总病情严重，很不放心，怕耽误了，就写了一封信，托一个可靠的人亲自送到北京，交给邓大姐。在周总理亲自过问下，陈老总才得以回北京治疗。当时迫切需要住院检查。但医院某领导借口没有床位，拒绝接受。我们又将情况向总理汇报。总理指示：‘没有床位，加床也要收进去’。这才住进医院。入院50多天，才算‘确诊’，是盲肠炎，决定手术，手术方案是按阑尾炎制定的。开刀时，打开一看，不是盲肠，而是肠癌，已有一个小核桃大了。临时采取措施，结果用了5个多小时，手术才完毕。他的病就这样给耽误了……”说到这里，她哽咽着，伤心的眼泪像潮水般流出来，我的眼泪也夺眶而出。在战争年代，我们共同经历了多少艰难困苦，都没有流过泪，都没有像今天这样的伤感。

陈老总看牙回来了，他问我许多熟人的情况。问吴强同志怎么样了？徐平羽同志处境怎样？我将知道的情况一一作答。他乐观而坚定地说：“真理终会战胜邪恶。我现在天天爬楼梯，锻炼身体，准备五一节到天安门上观礼”。我看已经下午5点钟了，请他们多保重，就告辞了。陈老总亲切地握着我的手说：“你们回去，见到熟人，不是所有熟人，而是真正关心我的熟人，告诉他们，我开刀后身体很好。”我说：“我明白了。”张茜送我们到南楼门口。这天晚上，我久久不能入睡。和他第一次见面的情形，不断浮现在我脑海中。1938年春末夏初，就是这位司令员在江苏丹阳县延陵镇召开群众大会，号召大家团结抗日，鼓励爱国志士和热血青年参加抗日队伍，不要当亡国奴。散会后，我和3个女同学一起参加了新四军。陈毅司令员亲自和我们谈了话。“要革命，就要不怕死”的教导，至今牢记心中。而陈老总的一生，就是不怕死的典范。

1971年6月，我要调到青岛工作，张茜同志亲自来到“老段府”我家中为我送行。当时院内正修管道，噪音太大，尘土飞扬，室内很零乱。我对她的光临，既表示欢迎和感谢，又深感不安。而她很自然，一点不嫌脏，用手帕掸掸灰就坐下畅谈了。她说：“我感到身体不太好，有可能也染上恶症。希望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见。”我一时想不出用什么话来安慰她，只是说：“不会的，不会的。”

1972年1月6日，晴天霹雳，我们敬爱的陈副总理不幸逝世。我不能去参加追悼会和看望张茜，长时间感到不安。这年3月，又听说她患肺癌动了大手术，这更加使我惦念与不安。5月中旬，我专程去北京，由粟裕首长带我去301医院看她。我进病房前，尽力克制自己，不要流泪，以免引起她伤心。我见她头发白了不少，正坐在桌前看什么。她一看到我们，立即站起来，非常高兴地和我们握手。我们向她问好后，粟司令有事先走了。我看到她房内桌上堆满了陈老总诗词文稿和古书。她说：“我们到外面去谈谈。”我说：“外面有风。”她说：“这里不方便。”于是我们走到病房后面的小花园里，我扶着她，围绕着一个已经不喷水的旧喷水池边走边谈。她说：“陈模你是了解我的，我现在真后悔，若早知道陈老总和我都会得这个病，我就不该陪他去石家庄蹲点，我应当抓紧时间，早一点把他的诗词整理编辑出来。”我说：“话又说回来了，陈老总在最困难的时候，在最需要亲人安慰和帮助的时候，你若不陪他去，不在他身边，那你现在会感到更大的后悔，甚至后悔一辈子，你陪他去是对的。”她说：“这也是，陈老总逝世后，我收到许多吊唁函电、挽词和悼诗。有熟悉的老战友，也有未见过面的青年人的。他们一方面表示对陈老总的敬重，一方面希望我把他的诗词整理出版。这使我受到很大的鼓励。现在我下定决心，振奋精神，一方面进行治疗，一方面抢时间着手整理他的诗词。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完成这一项工作。”我看她有点累了，我们就在池边上坐下来，休息一会。她又说：“有一件事令人非常气愤也使我有点后悔，就是陈老总开刀之后，很想吃一点薏米粥。医院里就说没有薏米，一直没有给做。医院规定，一般病危的人，可以吃‘随意饭’，要点喜欢吃的东西吃。他是一个副总理、军队的元帅，病危时，想吃一点薏米粥的愿望都没有得到满足。其实薏米只几毛钱一斤，中药店里就能买到。我后悔的是，当时糊涂，只知道依靠医院，没有想到自己买一点做给他吃。”说到这里，她悲痛地流了很多泪水。我劝她回到病房里去休息。她说：“话还没有谈完，这个星期六下午我请假回家，星期天上午请你和楚青同志到我家里玩，我有了两个儿媳妇了，你还未见过她们，你去看一看，顺便在家里吃午饭。”星期天上午9点多，她给楚青同志打电话，要我们去。去前我们约定，我们这次去，凡是可以引起她悲痛的话都不要说。尽量使她愉快些。这时，她已从中南海搬出来了，住在一个改建过的旧式的四合院里。我们去后，她领我们参观了房子，并合影留念。中午和她三个男孩、两个媳妇共进午餐，大家谈得很愉快。

这年冬天，我因病去北京301医院开刀，她这时已经出院了。我出院之后，又到她家看她一次。她比上半年胖了一些，精神也较好。我说：“你现在的身体恢复得真快，看上去比我还好。”她说：“你别看我今年不错，明年我就过不去了。”我说：“你不要瞎说，明年一定更好。”她高兴地说：“陈老总诗词选集大体上快定稿了，我了却了一个心愿。”我说：“现在你该休息休息了。最好到外面走一走，散散心，欢迎你来青岛玩玩。”她说：“许多老同志都约我去，等诗词选集完成之后，我要到全国各地走一走，在当前的情况下，就是不去上海。”我说：“我在青岛等你。”她说：“你是做教育工作的，现在很多的少年和青年，受了当前社会思潮的影响，不爱学习，还有一些沾染上不少坏习气，长期这样下去，怎么得了？你们教育工作者，要大胆地抓，大胆地管。”我说：“我也很着急，现在实在力不从心，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改变的，会符合人们的心愿的。”她说：“我希望这一日早点到来。”

此后，我一直期待能在青岛见到她。

九泉含笑

1973年冬，我爱人因公去北京，带着在北京工作的儿子去看望张茜。这时她已从城里搬到程家花园了。他们去看她时，她的病情已转重了，不断咳嗽，有时痰中带血。谈话中，她说：“我很想再去青岛一次……恐怕难以如愿了。”

1974年初春，“批林批孔”开始了，全国人民心情沉重。3月20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秀干部张茜同志，在祖国上空乌云密布的时刻，含恨离开了人间，终年只有52岁。她一生追求的是一个很高的境界，在现实生活中从不贪求安逸和享受，而是孜孜不倦的苦学上进，以求达到她理想的最高境界。

张茜同志，当你60寿辰的时候，我高兴地告诉你，太阳驱散了乌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十年内乱中被颠倒了的是非正过来了。勤奋学习，努力上进的学风也恢复了。祸国殃民的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被人民公审了。我们的国家又走向繁荣富强的康庄大道。你在病中用血泪编辑的《陈毅诗词选集》于1977年4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张茜诗抄》也于1980年10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现在全国人民意气风发，团结一致为实现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奋战不息。祖国的上空，一片光明，祖国的大地，欣欣向荣。你在九泉之下，定会含笑不止。祝愿你在天之灵和人间共庆大地重光。

一师分会 陈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