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父亲李进1983年4月21日因公牺牲，时年63岁。父亲猝然离世，走得匆忙。那时，我们都还年轻，忙于各自的事业和生活，来不及走近父亲的过往。2020年是父亲百年诞辰，他离开我们已经 37 年了。蓦然回首，在我们心里，其实，父亲从未远去。

一

父亲为人低调，平时在家少言，保密观念又强，几乎不谈工作，很少回忆往事。他生前有很多笔记，他走后都交给组织上了。我们对父亲的了解，除了在家中的接触，主要是来自母亲和父亲生前战友的一些回忆和查阅相关资料。

父亲原名李仕俊，参加革命后改名为李进，从小靠爷爷奶奶辛勤劳作，家境还过得去。父亲是长子，受到爷爷的重视，从小上学，在县城里接受了中等教育。

湖北英山县地处大别山区，毗邻安徽金寨，离红安县也不远。大别山是鄂豫皖红军的摇篮，在共产党领导下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风起云涌。父亲在中学时期，就受革命思想影响，立志救国救民有了远大抱负。全面抗战爆发后，英山县遭受日寇的野蛮进攻和轰炸，亲眼目睹家乡人民生灵涂炭，父亲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于1938年5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父亲的共产党员身份暴露，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追捕，经党组织的安排，于1939年8月参加新四军。

最初，父亲进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教导大队干部训练队学习，因为文化程度较高，又勤奋好学，训练成绩优异，毕业后留教导大队担任军事干事。1941年1月，任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九大队大队长，再后来担任了新四军军部作战参谋。军部参谋处作战科，集合了全军顶尖的军事参谋人才。军部作战参谋，要有过硬的军事素养和参谋业务能力，能在实战中全面掌握敌我情况和战场态势，提出作战建议，协助首长组织战斗和完成战斗总结。父亲抗日战争时期在军部和华中军区司令部作战科，担任参谋、副科长，参加过安子集、张八岭、大通、竹镇、五里墩、石梁、洪桥、朱二庄、东沟、观音寺、六合和淮安等战斗。

父亲在一份自我鉴定中提到：1941年初，一次他在苏北根据地边缘地区执行侦察地形任务时，突然被一群国民党顽固派控制的土匪包围，敌众我寡，情况万分危急，父亲临危不惧与敌周旋，坚持到天黑，机智地突出重围。1943年11月，陈毅司令员在参加黄花塘华中局整风会议后，离开淮北前往延安，父亲负责率队护送。父亲为人谨慎，每一天的行程都要事先了解情况，严密组织，将可能的危险因素排除后才上路，不安全的路段都要自己先试过才让首长通过，几次需要涉水过河，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都是父亲亲自背首长过河，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二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争取和平，制止内战，毛主席亲自飞往重庆参加国共和谈。虽然我方做出重大让步，终于签订了和平协议，但是蒋介石集团依靠执掌国家资源，拥有军事上的巨大优势，急于要消灭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不断挑起事端。美国和国民党、共产党三方在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调查处理国共双方的军事摩擦和冲突。

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美苏根据雅尔塔协议划分了在远东的战后利益和势力范围，双方都需要有时间休养生息，都不希望中国很快爆发内战，以避免美国和苏联直接冲突。美国人虽对蒋介石集团腐败无能强烈不满，但是更不希望中国共产党占据优势甚至掌握政权。而消灭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是蒋介石集团的既定政策，但是发动全面内战尚未完全准备好。因此，国民党军在已经准备好的地区不断制造摩擦，企图在大规模战斗爆发时占据有利军事态势，而在部分地区希望维持暂时和平，拖延时间以备战。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集团的本质有清醒的认识，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尽量调解矛盾、冲突，争取和平，争取推迟内战爆发。

父亲是有经验的作战参谋，对华东地区国共双方的部队情况和军事态势了然于胸，1946年1月，他由中共派往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执行处担任参谋、组长，受处长宋时轮将军直接领导，在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中与美、蒋代表周旋。他们根据各地执行小组上报的军事摩擦、冲突现场调查报告，白天在会议上与美、蒋代表据理力争，晚上关起门来内部讨论，形成处理意见报首长和中央批准，斗争异常尖锐，政策性强，压力很大。他们一方面针锋相对地斗争，核心利益寸步不让，另一方面又机动灵活地利用美蒋矛盾，揭露敌人，争取舆论支持，制止蒋军挑起摩擦和冲突，为根据地的军民做好自卫战争准备赢得宝贵的时间。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和平协议，集中优势兵力围攻中原解放区，内战全面爆发，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工作被迫终止。

在北平，父亲与担任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秘书的战友罗伊恋爱结婚，成为我们的父母。

父亲于1946年7月，离开北平返回苏中军区，投入解放战争。他历任华中军区司令部作战科长，人民解放军二十八军八十四师副参谋长等职，参加过淮阴、涟水、宿北战斗和莱芜、泰安、沙土集、豫东、睢杞、济南、淮海、渡江等战役。

三

解放战争后期，党中央、毛主席及时提出了创建人民海军的战略任务，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第三野战军，定名为华东军区海军。此时张爱萍司令伤愈归队，要求参加渡江战役。陈毅和粟裕司令员把创建华东军区海军的任务交给张爱萍，将三野教导师和苏北军区海防纵队约4000 余人，划归海军由他指挥。粟裕司令员对张爱萍说：现在三野教导师机关的人还不在这里，我先帮你找到了几个人，一个是二十八军八十四师的副参谋长李进，一个是三野司令部的作战参谋黄胜天，另外两个是军工采购科科长张渭清和机关管理员温礼芝，连你5个人，算是第一批海军的筹备人员，以后再陆续给你补充。

1949年4月23日，张爱萍在江苏泰州白马庙三野渡江指挥部两层小楼的楼下召开会议，除了张爱萍、李进、黄胜天、张渭清和温礼芝5名干部外，还有司机、警卫员等做服务工作的8名战士，共13人。张爱萍主持会议，宣布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决定—— 华东军区海军成立。这一天，后经中央军委批准，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诞生日。父亲光荣地成为创建人民海军的第一批参与者。

当天，华东军区海军成立的会议尚未结束，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司令林遵宣布率部在南京和镇江段长江江面起义，涉及大小60余艘舰船，约1700余人。军区海军迅速在南京设立办事处，任命父亲为办事处主任，收编起义、投诚人员和装备。海军是技术兵种，收编工作难度很大。国民党海军起义、投诚人员绝大多数认清了共产党已经战胜国民党，解放军必然解放全中国的大形势，愿意起义投奔解放军，参加人民海军，为新中国服务。但是他们对人民解放军的宗旨、任务和纪律知之甚少，沾染着旧军队的思想观念和不良作风，少数人仗着解放军不懂海军专业技能，自视高人一等待价而沽，一不如意就消极怠工制造麻烦。一些国民党起义将领自恃起义有功，把起义部队看作自己的“地盘”和“本钱”，不大配合接受华东海军的领导，甚至扬言“少管我们二舰队的事”。

父亲受张爱萍司令委派，对第二舰队的接收工作一开始就遇到很大困难。最初的争端是由处理一名违纪水兵引发的。战事过后，当时市面上还比较混乱，为防止水兵外出滋事扰民，舰队规定严格控制舰员离舰登陆。这帮在国民党海军自由散漫，娇纵惯了的水兵，霎时哄闹起来，舰队遂将带头闹事的一个叫赵孝庵的老兵关押起来。此事造成官兵情绪上的严重对立，在起义部队内产生很大影响，引起父亲的高度关注，为了稳定部队，必须尽快妥善处理。他亲自找被扣押的赵孝庵谈话，了解到这个水兵小时候是个流浪儿，出生贫苦，本质还是好的。父亲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我们都是受苦人出身，都被人家欺负过。解放军是专门打倒贪官污吏、地主恶霸，解救天下受苦人的革命军队，是我们穷人自己的队伍，你现在是解放军战士、是革命军人，不是国民党兵了，不能再像在国民党反动军队里那样不遵守纪律，欺负老百姓了，否则就是忘本啊！赵孝庵长这么大，没有人和他这样入情入理地聊过，更想不到解放军的“长官”对他不仅不打不骂，还像兄弟一样与他促膝谈心。他感动地流了泪，表示接受处分，痛改前非。

父亲遂向林遵司令反映，赵孝庵已经认识错误愿意悔改，要求对其解除监禁，作为典型教育部队。林遵一开始不愿意采纳父亲的意见，认为自己是司令，一言九鼎，不能坏了规矩。父亲对林遵说：解放军是革命军队，管理教育部队讲究的是“三大民主”、批评与自我批评，既然起义部队加入了解放军，就得按解放军的规矩办！后来张爱萍亲自出面做工作，林遵司令终于接受了父亲的意见。

共产党和国民党军队不同的性质，形成完全不同的带兵思想，造就了完全不同的战士。无怪许多国民党起义将领奇怪，这帮一听枪声就逃跑的家伙，怎么到了共产党那边全都不怕死了？赵孝庵后来在海战中成了战斗英雄，代表华东海军参加了北京国庆节的庆典，受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的接见。这对这个曾经的流浪儿是莫大的荣誉！对起义部队的官兵也是巨大的激励！国民党的反动军队把好人变成兵痞，共产党的革命军队把旧军队的兵痞教育转变成革命战士、战斗英雄。人民解放军能不无敌于天下吗？！

尽管困难重重，父亲坚决执行军区海军党委关于团结广大起义、投诚人员，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争取每一个专业技术人才、每一艘舰艇、每一件技术装备都能为新生的人民海军建设服务。他一方面依靠策动国民党海军起义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团结起义将领稳定部队，同时协调、组织解放军接收部队迅速到位；另一方面加强对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用人民军队的先进思想和优良作风影响和带动起义部队。组织上舰的解放军干部战士和旧海军起义投诚人员，互帮互学，取长补短。在此期间，父亲经常拜会起义将领，与关键的专业技术人员谈话，面对面地做思想工作，提高他们的认识和觉悟，解决他们的思想顾虑和实际困难，争取理解和支持。

对每一艘接收的舰艇，父亲都亲自上舰了解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同时积极协调上级各有关部门，有条不紊地做好国民党起义部队和装备的收编工作。

到1949年底，在南京和上海等地，原国民党海军共有73艘舰艇、3300人加入解放军海军。在此基础上，军区海军对部队重新整编，随着经过专业培训的解放军干部、战士陆续补充到舰队和舰艇的各个重要岗位，新生的人民海军开始形成战斗力，配合陆军部队投入战斗。此时父亲又被任命为华东军区海军作战处处长。

牛刀初试第一仗，出动华东海军第一纵队炮艇，一举剿灭了作恶多端，严重危害人民生命安全的太湖湖匪。接着又出动舰艇配合陆军部队在解放长江口沿岸地区的清匪、扫雷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1950年，出动12艘炮艇出海作战，配合陆军部队一举解放舟山群岛，迫使国民党军队龟缩到台湾、澎湖等远海岛屿。

1952年，父亲进入南京解放军军事学院海军系深造，用他自己的话说，过去只要会加减乘除就行了，现在要学习代数、三角、几何、物理和化学；过去熟悉的陆军战术和知识用不上了，现在要学习海军战略战术，诸兵种协同作战，舰艇操纵与指挥，航海作业，舰炮和各种武器的使用等专业知识和技能。全新的事业和全新的知识，激发他强烈的求知欲望，那一年他已经32岁了，他勤学苦读，生怕落后，终于经过4个寒暑的奋斗，毕业考试时他以作文4分，其他各科全部优秀的成绩，获得全班第1名，军事学院发给一个闹钟做奖励。这个闹钟连同他学习时使用的航海作业绘图工具，后来被我们捐献给父亲老家英山县革命烈士陵园收藏。

1956年，父亲以优异的成绩从解放军军事学院海军系学成毕业，授上校衔，成为我军第一批自己培养的既经受过革命战争考验，又经过院校系统培训的海军高级指挥人才。

他被调往北京，担任海军司令部作战处处长，后作战处改称作战部后，李进是海军司令部作战部第一任部长。海司作战部是海军作战指挥系统的中枢，作战参谋业务是父亲的老本行，他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以身作则，既严格要求，又言传身教，带出一支保持我军优良传统、作风过硬的参谋队伍，提高了作战指挥效能，得到各级首长和战友们的好评。

他在海司作战部工作期间，直接参与了海军历次重大战斗行动的组织策划，协助首长实施指挥，其中主要的战斗行动有：

1958年，我舰艇部队配合炮击金门，对敌补给线实施海上封锁行动；1962年10月，我舰艇部队在广东沿海实施封锁，配合驻军、公安机关和民兵，抓捕5股窜犯大陆的国民党武装特务；我海军航空兵1964年6月在山东半岛击落蒋军P2V侦察机，1964年12月在浙江东部上空击落蒋军RF101高空侦察机；1965年9月在海南岛领空击落美军F-104C型战斗机，活捉美军飞行员；1965年8月6日，我舰艇部队在福建东山海面将企图向我输送武装特务的两艘国民党海军猎潜舰“剑门”号和“章江”号一举击沉；1965年11月在福建崇武以东海面击沉国民党海军护航炮舰“临淮”号，击伤大型猎潜舰“山海”号。

八六海战和崇武以东海战重创国民党海军，彻底击破了蒋介石反攻大陆的迷梦，从此停止了派遣武装特务窜犯大陆的行动。

海军每有重大战斗行动，父亲在组织策划阶段都要亲临一线部队了解掌握情况，反复研究制定或审核作战方案，报告海军首长，请示军委批准。他在战斗实施阶段日夜亲自坚守岗位，掌握战斗进程和敌我双方动态，向上级请示报告，协助首长实施指挥。经常短则十几日，长则一两个月不回家，消息公布了，才知道他这段时间在忙什么。

崇武以东海战进行时，因战场情况复杂多变，周恩来总理和军委首长半夜将他一个人招到中南海，当面了解战斗最新进展情况。父亲在作战部平时工作也经常半夜出门，回来吃早饭后又去上班，没日没夜地忙。作战部是海军首脑机关的关键要害部门，父亲在这里工作有10年。其任职时间之长，是罕见的，这佐证了他的敬业和称职。

1966年，父亲被提拔为海军工程部副部长，不幸的是上任不久“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海军机关陷入派性纷争，造反派不停地揪斗领导干部，父亲也经常被撕掉领章帽徽拉去陪斗和游街，他在新的岗位上想做一些对部队建设有意义的工作已经非常困难。时任海军副司令的李作鹏，在林彪支持下拉帮结派，操纵造反派，诬陷、打击司令员、政委和其他海军首长。因为父亲长期在作战部工作，与各位首长工作上联系密切，了解掌握的内部情况多，李作鹏几次示意父亲，要他“站队、入伙”，向造反派提供材料，揭发批判其他海军首长。父亲对“文化大革命”中打着革命旗号的各种胡作非为和乱象不理解，深感困惑和痛苦。他是正直的共产党员，是懂纪律、守规矩的军人，不愿意违背良知做没有原则底线的事情，只能装聋作哑，保持沉默。李作鹏抢班夺权当了海军政委后，便容不下他，将他平调出京，赶出海军机关。

1969年底，父亲担任新组建的北海舰队烟台基地副司令，他是第一批到任的领导干部，当时基地白手起家，条件很差，父亲却很高兴，因为可以远离那些让人既说不清楚、也想不明白的政治斗争旋涡。父亲从军一辈子，大部分时间在领导机关工作，终于能够亲手建设和领导一支部队，他很高兴，也非常珍视这个机会。他上任就马不停蹄把所属各单位从机关到基层走了个遍，深入了解情况，做到胸中有数。

1970年夏季，党中央在北戴河开会。当时中苏关系极度恶化，苏军对我形成巨大压力，为了确保安全，海军烟台基地承担北戴河海上警戒任务。父亲亲自率领 4 艘护卫艇在海上巡逻执勤。通常情况下军一级首长非战斗任务没有必要到一线指挥，即便是坐镇指挥也是在岸上遥控。在两个多月的任务期内，父亲坚持在艇上，与干部、战士朝夕相处，同吃、同住、同执勤，除了保证任务的完成，还对舰艇部队基层的实际状况有了感性、深入的了解。

62型护卫艇只有100吨，编制近40人，艇上生活环境非常狭窄、拥挤，出海时条件更加艰苦，对于此时已经50岁的父亲来说困难可想而知。高级干部上这种小艇与部队“三同”，当时很少见。他深入基层、以身作则、实事求是的良好作风受到基层部队的赞誉。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基地司令缺位，父亲主持部队的军事行政工作，狠抓部队的管理训练和作风建设，部队建设状况有了明显改观，但当时毕竟“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极左思潮对部队的影响积重难返，大形势就是这样，个人努力的效果是有限的，他为党和国家的命运、为部队建设的前景感到焦虑，忧心忡忡。

四

1976年，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全面拨乱反正，“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老领导重新走上军委领导岗位，清除靠造反起家的“害群之马”，选拔经过考验的优秀领导干部和部队建设人才充实各级领导班子和总部机关。父亲1977年调北海舰队任副参谋长，1978年9 月调总后勤部任司令部副参谋长。

此时中国和越南边境形势紧张，战争一触即发，他到总后立即投入对越作战的后勤保障组织计划工作。他在总后司令部是分管战勤、通信和机要的副参谋长，负责协调机关各部门研究制定作战后勤保障方案，向部首长和军委汇报，上报批准。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后，他陪同部首长每天到作战室了解战况，监督后勤保障方案的实施，发现问题及时协调解决。多年的战争经验、娴熟的作战参谋业务和严谨的工作态度使父亲初到总后工作就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父亲在总后勤部工作四年，工作重心都围绕着贯彻落实全军后勤工作会议提出的“勤俭办一切事业，面向连队，面向基层，一切为部队服务，一切为战备服务，加速后勤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的后勤工作指导思想。当时部队建设被“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十年，正在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父亲压抑已久的工作热情被激发起来，终于有了为推动部队建设大干一场的机会。这四年时间，他从最北面的边防哨所到最南边的西沙群岛，从西北高原到东南沿海，走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到了陆海空军数不清的基层单位，调查了解情况，提出了一系列加强部队基层建设，提高战斗力的意见和方案，其中大多数被采纳，成为总后勤部推动部队后勤建设一系列指导意见的内容。这段时间我们家已经搬到总后大院的宿舍，他很忙碌，经常出差，长时间不着家，但是他的心情是愉悦的。

1982年9月，父亲从总后勤部调回海军，担任海军党委常委、海军后勤部部长。父亲从人民海军诞生的那天起，就与海军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有机会重回海军工作是他梦寐以求的心愿，希望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海军建设做贡献。

他是司令部作战部门出身的后勤部长，凭着对海军情况的深刻了解和在总后积累的后勤工作经验走马上任。他面对海后机关因“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思想混乱，组织纪律松弛，内部不团结，工作效率不高等诸多问题，内心十分忧虑。深感机遇难得，强军任务迫在眉睫！

他以身作则、身体力行，整顿海后机关，使机关作风迅速改善，使很多有事业心、想做事的干部精神为之一振，看到了改变海后工作面貌的希望。

父亲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切身体会到当下部队拨乱反正、大干快上的好形势来之不易，感受到海军党委、总后领导和广大干部对自己的期望之殷切，所以他每天工作“只争朝夕”。父亲在战争年代有个绰号“拼命三郎”，干起活来不要命是战友之间出名的，他在海后把这种作风发挥到极致，全然不顾自己的年龄和身体状况，听不进医生和家人的规劝，心里想的只有工作、任务和责任。

父亲最后一次出差前身体已经感到不适，为了不影响工作，他都是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去海军总医院输液治疗，下午又赶回办公室工作。1983年4月21日，父亲在出差途经江苏镇江时因过度劳累致心跳骤停突然离世。4月21日，距新中国人民海军 34 岁生日仅差2天；4月21日，他的孙子出生刚满月，家人还等着他回去吃满月酒……

母亲和我们去接遗体时，随父亲一起出差的干部告诉我们：他晚上在火车上或汽车上睡觉，白天听汇报、视察工作、作指示，一直没有很好休息。经检查，父亲心脏等主要器官没有实质性病变，是神经高度紧张引起的心跳骤停。

军人何须沙场捐躯马革裹尸？！他是累死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父亲满怀着为海军建设拼搏的激情在战斗岗位上轰然倒下，“出师末捷身先死”，令人扼腕叹息！他在人生乐章最高潮时戛然而止。他没有享受晚年，没有享受子孙绕膝的天伦之乐，这种符合他志向和性格的终止，是他人生轨迹合乎逻辑的结局。枪林弹雨时他没有倒下，却倒在和平时期的工作岗位上，他死得其所！死得光荣！尽管有很多遗憾，但更显悲壮和完美。

他的忠诚、敬业和奋斗精神激励着我们，我们为有这样的父亲而感到骄傲！

一师分会 李鲁鲁 李 优 李 彬 冯海龙（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