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新四军老战士，今年96岁，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内生活已经77个年头了。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我想把所经历的党内生活的一些零零散散的往事记下来，以纪念我们党的百年华诞。

入党不怕死，怕死不入党

我家世代贫农，受地主阶级压迫，终年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夏秋季节打下来的粮食，刚晒干就被地主大部分收走。遇到饥荒年景交不起租子和债务，他们就把我家门前的大树锯走，把家里的小毛驴拉走。我从小看到这些情景，心中就愤愤不平，感到穷人实在太苦了，地主老财太可恶了。

1943年我上了中学，参加了青年解放团，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青年进步组织。我受到了新思想的影响。我们村的吉余光和我接触，告诉我一些苏联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人人平等，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现象。他说，苏联有共产党，我们中国也有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日打鬼子，为穷人劳苦大众谋解放，将来我们也要走苏联的道路。他问我，愿不愿意参加中国共产党？我说：“有这样的好党，我当然愿意参加。”他又对我说：“现在我们这里有国民党、日本鬼子，还有汉奸汪精卫的和平军，他们要是知道你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抓了去是很危险的，说不定还会牺牲。所以，参加共产党不能跟别人讲，要保密，要不怕死。”问我怕不怕，愿不愿意参加。我说我不怕，愿意参加。到了1944年5月，吉余光给了我一张表让我填写，我毫不犹豫地填了表。就这样，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到了8月，他又告诉我说，上级已经批准你为共产党员了。此后我心里就有了党，但是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我的家人和同学。

有一天晚上，正是夏天，一家人白天劳动完了以后，围坐在一条长桌子旁吃夜饭。天空布满了星星，我坐在父亲身边。突然父亲小声地问我说：“文儿（我的小名），你加入了？”我说：“什么加入不加入的。”这时母亲突然插进话来说：“你们爷俩鬼鬼祟祟说什么呢？”父亲说：“去、去，没有你什么事，吃你们的饭去。”其他人都奇怪地看着我和父亲，都没有说什么，继续吃着夜饭。第二天，全家人都下地干活去了，家里就只有我和父亲。他把我叫到身边，让我在一张小板凳上坐下，然后很严肃地对我说：“听说你参加共产党了？”我说：“没有呀，什么共产党？”他说：“你不要瞒我了，我知道了，有人告诉我了。”我说：“你怎么知道的，是谁告诉你的？”他说：“是吉余光告诉我的。”这下我没什么可隐瞒的了，我的入党介绍人都告诉他了，我没办法，只好承认了。父亲很严肃地对我说：“参加共产党是犯法的，要是被国民党、日本鬼子知道了，把你抓了去是要杀头的。不但要杀你的头，全家人都要遭殃，房子也要被烧光。”接着他又继续说：“你要参加共产党我拦不住你，但是你不要当孬种，万一被国民党、日本鬼子抓了去，无论如何也不能招供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就是把刀搁在你脖子上你也不能招认。你要怕，你就不要参加。”我说：“我不怕，我要怕死就不参加共产党了。你放心，无论如何我绝不会当孬种。”父亲就再也没有说什么。

从此以后，父亲和我再也没和任何人讲过这件事，直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

看党内文件

入党以后，除了党组织有时传达任务外，还可以时不时地看到党内文件。不过这些党内文件可不是像现在的红头文件，什么通知、指示、通报之类的文件，而是党的书报刊物文章的摘抄，如毛泽东整顿三风、刘少奇论党内斗争有关文章的章节。这些文件也不是铅印的，而是刻蜡纸油印的，一次就薄薄的几张纸。支部给这些文件时，每次都特别关照，要求保密，不能给外人看到，要到没有人的地方去看。看完以后，要及时交还给组织，或收藏起来，防止被别人看到，知道你是共产党员。如果被外人发现了你是共产党员，后果是很严重的。所以，我每次看这些文件都特别注意。有一天夜里，我一个人在家里后屋睡觉时，正好组织刚发下来文件，我就在睡觉的床头墙上挖出一块砖，开了一个小洞，把小油灯点着，放在小洞内露出一点光亮，把文件拿出来看。第二天再把墙上的砖填上。看完文件当时没有来得及上交，于是我就把文件装在一个小陶罐内，盖上盖子，埋在我家屋后的小竹林里。后来，我一直没有机会取出来，直到我受组织调动离开了家到苏中公学，这份文件还一直埋在那里。

党小组会

参加党组织以后，就编入支部、小组，过组织生活，这是每个党员都经历过的。小组会内容不固定。有时是传达支部的指示，有时是布置工作，有时是介绍情况或汇报自己的思想，有时是开展批评。开会的时间地点大都不固定，都要注意保密，注意隐蔽。记得我在泰兴职业中学时，学校政治情况很复杂。不仅有我们的党组织，还有国民党的反动党团组织。什么国民党、三青团，还有汉奸汪精卫的反动党团组织。各党团组织的活动都是不公开的，都在进行秘密活动。有一次，我们的党小组会是在离学校不很远的一个芦苇荡里面开的。开会不久，就看见远处的群众牵着牛向野外乱跑，说是日本鬼子和汉奸“和平军”来“扫荡”了。我们的党小组会就只好临时结束，各自躲避敌人的“扫荡”。

还有一次小组会是布置任务，消灭蝗虫。那是在1945年5月我参加新四军以后，我在苏中公学（前身为抗大九分校）。校部驻在宝应县的金吾庄。我们二十九队住在校部南面的一个庄子。六七月份，天很热了，地里的麦子已经收割，快种秋庄稼了。这时候发生了蝗虫灾害，河边的芦苇和地里的庄稼都被蝗虫啃得不成样子。学校动员、组织各队参加灭蝗。我们二十九队全部参加。党支部要求各党小组开会，动员全体党员积极参加灭蝗，在灭蝗中一定要起模范带头作用。我们党小组长花国华同志要求大家一定努力争先，不能落后。全组党员一致表示，一定要不怕吃苦，不怕太阳晒，保证完成任务。

那时地里的蝗虫很多，有些已经长翅膀能飞了，有的还没长翅膀在地里乱爬，乱蹦乱跳。当地群众称这种蝗虫叫蝗蝻，我们就用扫把扑打，有的还在地里挖小沟，把蝗虫往沟里驱赶，然后用土掩埋。整天下来，我们浑身上下都是汗水，蝗虫也尸体成堆。这次我们二十九队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我们党员也功不可没。为此，学校还给二十九队发了猪肉，我们美美地吃了一顿冬瓜烧肉。

党小组会有时还开展批评。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这是我第一次在小组会上受到批评。1945年11月，我从苏中党校十队机要训练队毕业，分配到了苏中四分区司令部机要股工作，负责翻译密码电报。当时。司令部驻在江苏如皋县城东面的丁堰镇。战时机要工作纪律很严，实行二人同行，私信公开。分区政委伍洪祥同志规定机要股人员的活动范围是：东不过河，西不过桥。机要人员翻译密码电报的内容也只能自己和领导知道，别人不能知道。即使两人同在一张桌子上翻译电报，也只能各人翻译各人的电报，不能互问互看，否则就是违反机要纪律。翻译电报的废纸也不能随便乱扔，当天的废纸二人共同焚烧，彻底烧尽，不留片纸只字，否则就是失密，就要受到纪律处分。因为我是刚参加工作不久，有些规矩还不完全懂得。一天上午，我没有工作，闲在那里，从纸篓里捡了两张废纸，自己学习练习字码，也没有看反面的电文。晚上党小组长就召开小组会，把我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说我违反机要工作纪律。我感到非常委屈，几乎要哭出来了。我们的股长江立涛同志是个老红军，循循善诱地给我讲清楚了道理，我才明白我确实违反了机要工作纪律。我说明了情况，没有看电码纸上的电报，只在电码纸的反面白纸上练习了字码，我做了检讨，保证下次不再重犯。

这是我难忘的几次小组会。

转组织关系

我离休30多年了，不知道现在调动工作转组织关系采用什么形式，是书面还是网上转。我想不管采取什么形式，对个人都是很安全的，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可是我刚入党的时候，转组织关系是有生命危险的。记得1945年我在泰兴霍家庄职业中学学习时，放暑、寒假时需要转组织关系。因为学校和我家不在一个区，我家是泰兴县城黄区，学校是在泰兴县北新区。从学校到我们家中间有一条日伪军的封锁线，就是一条公路。在这条公路线上的黄桥、严徐庄、杨庄庙都驻有日伪军，设有流动检查哨，发现可疑人员就要盘查拘捕。有一次放暑假，我从学校回家，支部书记刘汉珍同志给我写了一个小纸条，就是组织关系介绍信，把我的组织关系介绍给城黄区委书记石振山同志。为了通过封锁线时安全，不被敌人查出，我就在自己的布鞋上拆了一条小缝，把小纸条塞进鞋内，然后再缝上，看不出破绽。当走到严家堡公路封锁线时，我小心翼翼地先看看有没有敌人。一看没有人，我就沿着村中人家的墙走过去。刚过了公路，突然从墙角冒出两个伪军，凶狠狠地大声喝道：“站住！干什么的！”我站着不动，回答说：“走亲戚的。”他又问:“你亲戚在什么地方？叫什么？”我说：“我姐夫在严家堡，叫严林官。”他们又问：“你叫什么名字，到什么地方？”我沉着地一一给他们做了回答。他们见我一点不慌张，就对我进行全身搜查，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检查了一遍，什么东西也没查到，然后狠狠地给了我一拳，恶狠狠地骂了一声：“妈的×，滚！”我慢慢地离开了公路，向吉家庄家里走去。第二天我又经过了一个水荡，把鞋拿在手里，到区委把组织关系介绍信交给了石振山同志，再从区里把关系转给我们乡野肖利村的蔡珠成同志。假期结束后又照样转回，把组织关系转到学校，比较顺利，没有遇到什么情况。

这是那时候转组织关系的情况。

交党费

1998年我交了2000元党费，党组织非常重视。中共中央组织部给我开了红色收据。春节前，民航总局副局长、机关党委书记王建清同志亲自上门，把红色收据送到我的手中。我很感动，但又觉得这也没什么。党组织逢年过节都想到了我们老党员，进行慰问，我们老党员也应该时刻心中有党，更何况交党费是每个党员应尽的义务。现党章规定，一个党员如果无故6个月不交纳党费，心中无党，就应该视为自行脱党。

战争年代，党组织还不能公开活动。自己也没有经济收入，连生活都很困难，要缴纳党费是很不容易的。我清楚地记得，入党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交党费。就是在参加新四军以后，也没缴纳党费。那时候部队不发工资，只管吃管穿，有时甚至吃穿都很困难。直到1949年5月解放上海以后，才每月发5000元津贴费。当时5000元北海币，相当于现在人民币5角钱，还买不到一碗凉面。因此那时也不交党费。直到1955年实行了军衔制、薪金制，发了工资，我才正式向党缴纳党费。

以前虽然没有缴纳党费，可心中却始终有党。不过，我虽然没有钱，却也交过两次党费，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终身不忘。

一次是入党后不久。我的入党介绍人吉余光对我说：党员入党后要心中有党，如果有可能要缴纳党费，不管多少，哪怕是一分钱，党也不嫌少。有一次，我向党交了一个铜子。一个铜子还不到一分钱。当时一分钱是三个铜子，一个铜子只能买一个烧饼。就是这一个铜子，当时党也收了，并说这样也好，说明你心中有党。

另一次是我向党交了18块银元。这18块银元有清光绪龙洋，有民国的袁大头。这次倒不是因为我发了财有了钱，而是我到苏中公学参加新四军。1945年5月份，我奉组织调动，到苏中公学去学习。我同村的同学吉永安知道了，他很大方地赠送给我18块银元，供我做路费。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当时银元很值钱，一个银元可以买一头大肥猪。当时我穷得很，连我身上穿的衣服都是向我二姐夫借的。我带着这18块银元和组织介绍信，在秘密交通员的护送下，穿过姜（堰）曲（塘）海（安）敌人的封锁线，到达了苏中区党委。他们把我介绍到苏中公学。到了学校，被分配到二十九队，队里给我发了衣服、被子。我把身上穿的衣服脱下来寄回家，把这18块银元作为党费交给了组织。小组长花国华同志和队里指导员都很惊讶，他们说：“你一下子交这么多党费干什么，留下一些自己用吧。”我说：“不用留，我现在有吃有穿，要这些钱也没有用，全部交党费吧。”他们就收下了。

这是我入党后交的两次党费，一次最少，一个铜子，一次最多，18块银元。

临时党证

我有一张临时党证。这张临时党证，我把它当做“护身符”，一直珍惜地保护着它。这张临时党证，伴随着我跟着部队从胜利走向胜利，从农村走到了城市，从陆军走到了空军，又走到了民航，直到转业、离休。这张临时党证，还伴随着我两次渡过黄河，渡过淮河，跨过长江。这张临时党证，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没有离开过我。

1947年下半年，我在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第十二师机要科工作。跟随部队外线出击，从鲁西南，跨过陇海铁路，进军豫东、皖北地区，送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由于部队行军作战频繁，为防作战负伤和与部队党组织失去联系，颁发了这样一张临时党证。要求党员要视如生命，妥善保存，不得丢失和损坏，否则要严肃处理。我一直把它视为珍宝，始终保护得很好。为不使其丢失和损坏，始终和我的密码包放在一起。只要我人在，党的密码就在，临时党证就在。有时行军十分疲劳不能睡觉，一面走路一面打迷糊，甚至一面走路还在一面做梦。为防丢失密码和我心爱的党证，就把密码包捆在身上。过河时为防止弄湿密码和临时党证，就把密码包绑在脖子上。1947年冬天，有一次从河南太康向尉氏行军，要渡过淤黄河，当时河面已经结了冰，部队领导下令，前面用马将冰踏破，后面人脱裤子跟着过河。我就把密码包和临时党证绑在了脖子上，渡过了黄河。

1949年4月20日渡江战役时，正是下雨天。当时我在第三野战军第三十三军机要科工作。我们部队从安徽无为地区渡江，登岸后部队命令跑步前进。由于南方都是稻田，在田埂上走很滑，一天下来不知摔了多少跟头，整个人就是一个泥人。但是我把密码包和临时党证都抱得牢牢的。有时包上涂了一层泥，我都及时把它擦得干干净净。直到上海解放后，我的临时党证和我人一样，才有了安全保证。

现在我离休已经几十年了，有时还会从箱子里拿出来看看。由于时间太久了，74年了，这张临时党证已经发黄破碎了，但它仍是我珍贵的收藏。

支部大会选举

入党已几十年，参加支部大会和支部选举的事不计其数，很多事情也记不清楚了，但有一次支部大会选举，却使我终身难忘。1947年下半年，我在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第十二师机要科工作。部队在河南平汉铁路西面汝南地区进行土改教育，三查三整（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后，进行支部改选。选举的方式不是举手表决，而是以黄豆当选票的方式进行选举。整个支部选举的过程大概是这样的：一天上午，天气晴朗，阳光灿烂，支部全体党员带着背包集合在一家农家场院。支部中有师长彭德清，政治委员伍洪祥，副师长吴肃等，还有各科的党员干部，还有炊事员、司号员、警卫员等。师领导他们都是骑马的干部，每人一个小板凳，其他党员都整齐地坐在自己的背包上。

大会开始，首先由原来的支部领导主持并讲话，内容大意是：一、这次支部大会改选很重要，上级指示土改教育、三查三整后支部要进行改选，以保证支部委员会成员阶级成分的纯洁性；二、支部委员的条件是要无产阶级立场坚定，思想作风正派，作战勇敢，工作积极；三、支部委员候选人共7人，进行差额选举，选出5人为下届支部委员会成员；四、选举方法是以黄豆粒当选票。同意哪一位候选人当下一届支部委员，就在他身后的洋瓷碗内投下一粒黄豆，只能投一粒，不能多投，多投了就作废。如果不同意就不投。

主持人讲完话后，先用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7名候选人和发票、监票、唱票人，接着就进行正式选举。发票人给每个正式党员5粒黄豆，监票人在旁边看着。发完黄豆后接着进行投票。每个正式党员依次在候选人背后的瓷碗内投黄豆。瓷碗上面还蒙着一张纸，纸上用筷子戳了一个小洞。投票人将黄豆放在纸上，再由监票人用筷子将黄豆拨进碗里。每掉进一粒黄豆，瓷碗即发出一次响声，听得很清楚。

投票结束后，接着就是数黄豆。监票人始终在一旁看着。最后统计结束，宣布选举结果，我得了56票（56粒黄豆），当选为支部委员。后来分工，我为保卫委员，其余4人分别为支部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经济委员（管伙食经济帐目）。

这种选举看起来很原始，但在战争年代，党员文化水平不高，又没有纸，也不是每个人都有笔。即使我做机要工作的人，天天翻译密码电报，也没有一支钢笔。除了举手表决，也只能用这种方法了。

现在时代不同了，科学技术发展了，党员的文化水平提高了。物质条件不一样了，再也不会用那种原始的方法了。现在选举的方式多种多样，有举手表决，有发选票在上面画圈打勾打×的，还有网上电子投票的。统计方法也是电子计数，不用再数黄豆了。但那时用黄豆当选票的民主性、公开性、公正性、透明度，一点也是不含糊的。

向党汇报

党内有个规定，每个党员不论职位高低、党龄长短，都要参加支部、小组，过组织生活，都要定期向党组织汇报。

我是一个机要工作者。在部队，机要工作都是由政治委员、党委第一书记直接领导的，他们也要参加机要部门的党支部、小组，过组织生活，当然也要定期向党组织汇报。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两次：一次是1960年，我在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机要处工作，北京军区空军政治委员张伯春同志，在机要处支部、小组过组织生活。张伯春同志是老党员、老红军，将军军衔。有一次，他到外地高炮一〇八师检查工作，不能回来参加党小组会，过组织生活，汇报情况。于是，他就在外地特别写信回来汇报情况。他在信中写道：小组长同志，我现在在一〇八师检查工作，不能参加小组会汇报情况，我就写信向党小组汇报一下吧。接着他把自己的思想情况在信上向党小组作了汇报。他的信在小组会上宣读后，大家很受教育，认为张伯春同志是个老革命、老首长，还这样以身作则，我们应该向他学习，加强组织观念。另一次是1975年我在中国民航总局机要处工作，当时空军副政委余立金同志到民航局任政委、民航局党委第一书记。余立金同志是党的高级干部，曾任新四军组织部副部长、南京军区空军政委和空军政委，“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林彪反党集团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杨、余、傅事件”。杨就是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余就是空军政治委员余立金，傅就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林彪反党集团垮台后，党中央给他们平了反，余被任命为空军第二政委、民航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他到民航后就找到机要处，见到我就说：“我要编在你们机要处党支部和小组过组织生活，我现在把情况向党小组汇报一下。”我说：“好，政委同志你受苦了。”他把受打击迫害、关在监狱的情况向我做了汇报。我问他关起来后受到打骂了没有？他说没受到打骂，但是很寂寞、很痛苦，什么书报也看不到，外面什么消息也不知道，并说：“以后在你们支部小组过组织生活，你们可要多对我监督。”我当时深为感动，我们的老党员、老干部，受到了那样的迫害，一句怨言也没有。这是多么高尚的品德啊！这样的高级干部，还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向党汇报。

党代表大会

我曾多次参加部队和政府部门的党代表大会，代表每次都是逐级选举产生的。其中有两次印象特别深刻：一次是参加北京军区空军党代表大会，一次是参加空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都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接见。其中一次，即1956年5月27日至6月8日空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那时我在空军第十师司令部任机要科科长。这是个轰炸机部队，师长是赫赫有名的刘善本同志。刘善本是美国军校训练出来的，国民党王牌轰炸机飞行员，1946年起义飞到了延安，投奔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多次参加国庆受阅，担任带队长机飞临天安门上空，接受毛主席检阅。这支部队还参加过抗美援朝，轰炸过大和岛。政委司中峰同志也是个抗战老干部。那时，我们部队驻在河北唐山机场。我被选为参加空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代表。那时空军司令员是刘亚楼，副司令员有王秉璋、常乾坤、邝任农等。我参加了开幕式和闭幕式的全过程。聆听了刘亚楼同志代表空军党委所作的报告，并进行了分组讨论。记得在会议快结束的前两天，即6月6日，代表们忽然接到通知，要大家穿好着装到招待所外面的广场集合上车。汽车穿过天安门广场，经长安街向西开去，到府右街进了中南海西门，一直开到怀仁堂西面停下来。大家集合整队后，整齐地进入怀仁堂后面的草坪广场。这时大家无比兴奋，知道要受毛主席接见了。到广场后看到草坪北边已经摆好了半月形的站台。代表们在领队的指挥下依次走上了站台。我站在后面站台的中间，看到第一排前面放了一排椅子，最中间的一张椅子是倒着放的，是给毛主席坐的。代表们站好队后，空军领导讲话，大意是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对空军和这次代表大会十分关心，今天毛主席和中央领导接见与会代表是大家的光荣，希望大家保持良好的秩序。毛主席和中央领导来时只需热烈鼓掌，不要喊口号，要求大家遵守纪律。代表们都静静地等待着，每个人的心里都是热乎乎的，每个人的眼睛都注视着一个方向，南面的怀仁堂。摄影记者侯波同志拿着照相机在草坪上不停地走动，注视着毛主席过来的方向。不久，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朱总司令、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和邓小平等领导就在空军首长的陪同下步入草坪广场，一起走到了我们的站台前，不停地向我们亲切地挥手致意。毛主席面带笑容，用慈祥的目光扫视着大家。代表们都无比激动地热烈鼓掌，欢迎毛主席和中央领导。空军首长陪伴着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在站台前走了一遍，然后空军首长向大家摆摆手，示意停止鼓掌，再把原来倒放着的一张椅子摆正，请毛主席和中央领导落座。毛主席坐在正中，刘少奇、周总理、朱总司令等领导人分列两旁依次坐下。然后，侯波同志和空军的摄影记者咔嚓不停地照相。照完相后，毛主席和中央领导站起来转身面朝大家，再次向代表们挥手致意，代表们又一次热烈鼓掌，欢送毛主席和中央领导走出草坪广场。代表们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他那高大魁梧的身材，令人敬仰的形象，使我终身不忘。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这样高大的伟人。虽然我以后又三次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但第一次的印象是永远难忘的。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他的光辉形象还曾多次在我梦中出现。

一师分会 吉仁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