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的一生，战士的情怀——读马苏政叔叔回忆录《八十回眸》

时间: 2022-09-29
作者: 廖泰安
来源: 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一师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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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马苏政叔叔百年诞辰，马叔叔是“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以下简称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研究会成立时，担任了研究会的常务副会长和一师分会会长。

我参加研究会的活动始于1999年2月，马苏政会长和其他研究会的领导，组织召开了一师分会下一代联谊会成立大会，我也应邀参加了，但之后因工作忙，很少参加活动。

1999年2月，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下一代会员在工程兵大院合影，前排为新四军老战士，中间穿军大衣的是马苏政叔叔。

真正和马叔叔有交往是在2004年，远方父亲去世时，马叔叔和恽前程叔叔、周志成叔叔、张茜阿姨等专程到天津去参加遗体告别仪式，回京后马叔叔又叫远方和我到他家中，和我们长谈了近2个小时，希望我们把远方父亲的故事写出来，纪念逝者，激励后人。他说本想亲自动笔写，但精力不够了，他还把写好的提纲给了我们供参考。马叔叔慈祥的面容，深情的话语，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及至2011年，我退休后，有时间参加研究会的工作，马叔叔已经因病去世，写好新四军的故事也成为他最后的嘱托。

2004年3月，马叔叔、恽叔叔等专程前往天津参加远方父亲遗体告别仪式。

在马叔叔离休之后，断断续续将自己的经历写下来，并在罹患绝症之后，终于成书，他的回忆录《八十回眸》由《解放军报》长征出版社正式出版。正如马叔叔所说，他“把写自己作为一次重温历史、对照现实、深入学习和接受教育的机会，竭尽全力完成《八十回眸》，以缅怀先烈，鞭策自己，寄语后人。”他的回忆录是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

马叔叔的回忆录《八十回眸》

马叔叔1939年1月，不到17岁就参加了新四军，带兵打过日本鬼子，在和顽军争夺新登的战役中负伤致残，后来被人称为“左撇子司令”。解放战争时期，他转战华东战场，亲率部队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建国之后，他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干部部干部科长，为协助刘伯承创建学院做了大量工作。1958年12月，他又奉调前往大西北，在戈壁高原为“两弹”建窝，苦干了10年，经历了最艰苦的创业年代。1968年7月，他被任命为军委工程兵政治部副主任，不久又担任参谋长，副司令员，走上了工程兵领导岗位。

虽然马叔叔在回忆录的前言中自谦地说，自己的经历不像老红军、老将军那样，身经百战，充满传奇，而是简单平淡的。然而书中以朴实的语言娓娓道来的故事却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1943年解放浙江合溪镇泗安镇后留影（马叔叔时任新四军6师16旅48团（老虎团）一连指导员）

马叔叔右臂负重伤是在1945年6月的新登战役，新登是浙西的一个小县城，但却是联通我浙西、浙东根据地的要冲。在此之前，粟裕师长遵照中央的指示，率部南下与坚持江南斗争的16旅胜利会师，成立了苏浙军区，以配合盟军的登陆作战。而日、伪、顽却暗中勾结，国民党顽固派企图乘我军立足未稳围歼我军，我军则“三战三捷”，取得了天目山反顽战役的胜利，站住了脚跟。在第三次反顽战役中，叶飞副司令员率领苏浙军区3个主力团发起了新登战役。马叔叔当时任第一支队（即原1团刘别生同志任团长）特务营教导员。

新登战役打得格外惨烈，马叔叔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扫清新登外围战斗中，我们部队遇上敌79师的顽抗，担任主攻的一营，在扫清敌人第一道防线时，教导员江淦衡壮烈牺牲；在旅部工作的狄工同志，被迅速派往一营接替政教工作，在扫清敌人第二道防线时，狄工同志也英勇牺牲。后来攻新登城改由二营担任主攻。叶藻率领二营从新登北门打进了城，遭遇地雷爆炸，把一挺重机枪从护城河北炸到护城河南，一个重机枪班的战士全部牺牲。三营由徐超率领从东门进入市区。马叔叔率领特务营扫清了外围也进入了新登城。

新登全部解放了，但顽敌不甘心他们的失败，马叔叔继续写道：经过一天的纠集，敌79师和2个国际突击总队（曾远征过缅甸，相当于2个团的兵力），对我阵地进行反扑。……战斗在6月4日上午激烈展开，我带特务营的3个步兵连镇守新登西门，一个机炮连布设在一个叫雉鸡山的小山包上。山包上面有一个大碉堡，是敌顽79师构筑的。我们营指挥所带上一连在碉堡一线设防，二连在山的南沿设防，三连为预备队，机炮连跟在我身边。

战斗在上午8时左右开始，敌79师是皖南事变的刽子手，他们以一个团为主攻，一个团为预备队，以猛烈的炮火向我部轰炸，阵地上碎石尘土到处飞扬，马叔叔他们一连打退了敌人四次冲锋。紧接着，敌人又用2个营的兵力，在轻重机枪掩护下，向我阵地匍匐前进，很快接近我阵地。我一连战士们的手榴弹雨点般地落到敌群，十几挺机枪射向敌群，重机枪对敌第二梯队扫射，战士们用日式三八枪与冲上来的敌人展开肉搏，敌人不支溃退了下去。特务营的一连原是团部的特务连，全部日本三八式步枪，全连全部戴钢盔，行军时很威武，战斗时很勇猛。连长曾永祥是老红军，从皖南事变突围出来的，指挥着这么一个连队打出了威风。

下午4时，敌人又在炮火掩护下发起了第六次冲锋。在打退敌人冲锋后，马叔叔登上碉堡最高层拿着望远镜观察，看到敌人的后续部队不少，友邻在敌人强攻之下退下山来，形势相当吃紧。突然一发炮弹打掉了碉堡的一个角，打断了马叔叔的右胳膊，血流如注。幸好医务员金永祥赶来包扎，组织担架将马叔叔抬到卫生队，吴公戬队长对他采取止血措施后，急送纵队汤禧承部长的手术队。马叔叔在受伤后还不忘叮嘱副营长吴仲亨同志：掌握好部队，准备迎战敌人的第七次冲锋。他被送到纵队卫生部手术队时，因失血过多昏迷了。等手术后醒来，他已经到了离开手术室20里外的一个庙里，在那里他得知，自己离开火线后，吴仲亨副营长和曾永祥连长都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了。在获悉敌人拟抽调14个师的兵力向我进攻时，我军主动撤出新登。经过十天的担架转运，马叔叔他们那批伤员，经过天目山北麓的孝丰县，最后来到苏南宜兴军区后方医院，在那里他又接受了第二次手术。

1945年6月浙江新登战役打断右手，住院时的照片。（马叔叔时任苏浙军区一支队特务营政治教导员）

新登战役虽然取得了胜利，歼灭敌人2000余名，但我军也付出了巨大代价，牺牲了200多人，包括一支队司令员刘别生，有700多人负伤。马叔叔至今忘不了救护他的医务人员和战友，以及呵护他康复的老乡。

1994年，马苏政夫妇和吴子昆等在溧水迴峰山烈士纪念碑前留影

马叔叔伤愈出院，但留下残疾，被评定为二等甲级残废。他要求回部队工作，被安排在师政治部总务科担任科长，不久又调任师（后改编为6纵）卫生部政治处主任。

孟良崮战役，我军击毙师长张灵甫后，迅速撤离战场，四面八方的敌增援部队，都向孟良崮扑来，由于行动仓促，撤离的消息未能通知到卫生部医疗队。当大量敌人向医疗队涌来时，马叔叔当即组织卫生部通信排占领有利地形进行阻击，迅速转移伤员。惊魂未定的敌人不敢贸然向我进攻，通信排整整顶了一个多小时。在这场惊险的战斗中，我卫生部安全脱险，还把张灵甫的尸体抬到了纵队部。当时担架队的民工不愿抬张灵甫的尸体，经过工作后，才把尸体抬下火线，经纵队部验明身份，让文工团同志买来棺材，将其下葬，并由新华社发了消息，后来国民党部队将其迁葬于南京。

1948年6月中旬，华野发起豫东战役，6纵在龙王店歼俘敌1万多人，活捉了敌兵团司令区寿年。战役结束后，部队撤离现场时，由于通信联系中断，致使一个医疗队找不到大部队而掉了队，马叔叔骑着马到处找部队，可大部队已经没有了踪影，战场上到处都是发臭的尸体。他果断决定带领近1个营的轻伤员迅速向西华镇逍遥镇方向转移，在那里找到了友邻部队华野1纵。通过1纵的电台与6纵首长取得了联系，在6纵派出的一个连护送下，卫生队和这批伤员终于顺利归队。

马叔叔在淮海战役后期又被调回老部队6纵48团（此时已整编为24军70师210团）任政治处主任，210团在渡江战役时担任了突击团。渡江战役总前委根据中央命令，决定渡江战役的中集团于1949年4月20日在安徽无为一线首先渡江，马叔叔和团参谋长邱巍高率领突击营冒着敌人的炮火仅用20多分钟就渡过长江，一举攻占了敌前沿阵地。九连三班首先登陆，战后获得“渡江第一船”和“渡江突击班模范”光荣称号。210团渡江之后，迅速展开了追击战，第二天上午顺利解放了铜陵市，这是渡江战役中第一个解放的江南县城，周总理在西柏坡接到总前委报告部队顺利过江并解放了铜陵后，立即向毛主席报告。一夜未眠的毛主席听到喜讯，才吃了早饭，睡了个踏实觉。在追击战斗中，210团俘敌第4军参谋长罗平野以下2800余人，圆满地完成了强渡长江追歼逃敌的作战任务。

马叔叔在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中荣获的纪念章

建国后，马叔叔协助刘伯承元帅创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又调军委工程兵，在困难时期，参加了修建“两弹”基地的十万大军，和平年代的故事同样令人难忘。

1952年6月，马叔叔被任命为军事学院干部干部科科长，筹建学院之初，特别需要有一定文化程度和军事素养的教员，我军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不多，能担任教员的干部就更少了。根据刘帅的指示，马叔叔平生第一次乘飞机前往西南军大从国民党旧军官中挑选那些有真才实学，文化水平高，有一定的军事学术素养，身体好又愿意任教的当教员。在西南军大领导和机关配合下，他们调阅了上百份档案材料，挑选了三四十人，其中有几个给马叔叔印象较深：原国民党陆军副参谋长柴钊，这人是经过德国的初级、中级、高级军校严格训练的，虽然满脑子的教条，但确有军事学术水平，选他做军事教员是合格的；还有国民党国防部人事厅长岳明星，长期在国民党军事机关工作，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平和军事知识，也被挑选为教员。马叔叔又从简阳西南特种兵纵队挑选了原国民党少将朱岳楼，工兵团长叶再青等数名工兵教员；还根据学院政治部的要求对重庆某舞厅的两名小提琴手进行审查合格后一并招收到了军事学院。

人员挑选好了，马叔叔和军区商量，由军区司令部出面，包了一条民生公司的轮船，由重庆直航南京。招收的人员虽只有四五十人，可加上老婆孩子，就有上百人，还有相当可观的行李，马叔叔将他们分成班组，经过8天的航行到达南京，顺利完成了任务。

此后，军事学院的军事教员增加到数百名，其中有原国防部的作战厅长郭汝槐、原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郭宗汾上将、还有傅作义的主力35军军长朱大纯，以及整编第74师张灵甫的参谋长魏振钺、后来组建的74师师长邱维达等。经过中央军委批准，军事学院启用原国民党军官最多时有589人，其中担任军事教员的434人。直到1955年12月，还有391人，其中旧军衔少将以上的107人，占27%；旧校官203人，占52%。

远方父亲曾回忆，他在军事学院学习时，战术教员就是被他俘虏的魏振钺，还有被我军俘虏的好几个也成了军事教员。他们这些学员有些看不起这些教员，经过学院领导的工作，他们能和教员一起认真总结过去战争的经验，有很大收获。远方父亲结束军事学院学习后，调任63军187师师长，不久就参加组织和指挥了有1万多人参加的陆军、空军、装甲兵、工程兵、防化兵等多军兵种联合的实兵部分实弹军事演习，总部、军区、各院校、兄弟部队的首长观看了演习，给予了好评。

1958年7月，为了在我国西北建立“两弹”试验基地，军委决定组建代号为7169部队的特种工程指挥部，陈士榘被任命为工程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马叔叔12月接到调令奔赴大西北，1959年1月5日就任7169部队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由于“两弹”基地建设工程属国家机密，他事先对部队的任务一无所知，到任后方知，这支部队是在执行导弹试验基地的建设。10万大军齐聚西北戈壁沙漠，生活的艰苦可想而知，那时施工任务紧迫，又很少机械化设备，施工的难度也可想而知。

马叔叔回忆说，我刚到任之初，部队还可以打一点野味，后来也能挖一点野菜。可是1960年入冬以后，茫茫戈壁滩一望无际的沙海，只见“风吹石头跑”，根本就找不到一棵草，早没有野菜和飞鸟，部队只能以盐水汤和酱油汤下饭，人员普遍营养不良，发生浮肿、夜盲。但是工程收尾工作丝毫不能含糊。……陈士榘司令员和指挥部党委一方面组织部队克服困难，加紧施工。同时向军委总部反映情况，中央军委对此非常重视，决定各大军区从各自口粮中抠出一部分，支援大漠深处的10万施工部队。因各大军区自己的粮食也极紧张，所以军委也不宜规定数额，只能“请各自酌情，能支援多少支援多少”。

关于这救急的粮食，马叔叔还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装运急救粮的军车被饥饿到了极点的当地百姓拦截，不顾劝阻，惶然群起抢粮。特种工程指挥部迅速派出以政治部主任姚国民为首的一批干部战士赶往突发事件现场相机处置。

姚国民是江西籍老红军，长征中曾担任过朱德总司令的警卫工作，他气喘吁吁赶到现场，看见众多面黄肌瘦、皮包骨头、身遮破衣烂衫的讥民们，拦住了运粮军车去路，拽下装大米的麻包，急不可耐抓起大米往嘴里塞，狼吞虎咽，一袋装满粮食的麻包，霎时间就空空如也……姚国民和他率领的干部战士们目睹此情此景，禁不住心酸、心痛、热泪滚滚……姚主任一声令下，指战员立即行动，把部队的大饭锅支起来迅速点火做饭。自己忍饥挨饿的人民子弟兵，请抢粮的饥民们席地而坐，亲手为他们捧上一碗碗白花花、香喷喷的大米饭……抢粮的饥民安静下来，吃着饭，姚主任终于松了口气，面对吃饭的饥民，他动情地讲起，这批粮食从全国各地千万里之外调集运输的来历，又讲了在大漠深处忍饥挨饿，仍在超强度执行紧急施工任务的10万将士，如何翘首以待急切地企盼着这批救援的粮食。解放军首长慢慢讲着，老百姓静静地听着，边听边掉下眼泪，掉泪的人越掉越多，吃饭的人越吃越少；到后来，军用大饭锅里的饭还没有吃完，抢粮的人全部自动散去了。读了这段故事让我感动，感动我们的军队在自己忍饥挨饿的情况下，对哄抢粮食的饥民们支锅煮饭，感动我们饥饿到了极点的老百姓在了解部队情况后能自动散去。正是有这样的军队和人民，我们两弹一星的研制，不但没有下马，还取得了成功。

20训练基地的工程完工后，由于甘肃省，特别是河西走廊的灾情严重，为了减轻灾区人民的负担，军委指示特种工程指挥部及所属大部分人员撤往河南、山西、河北和北京郊区等地。此时新疆的马兰核试验基地的建设工程又上马了，为了便于指挥在大西北坚持施工的6个工兵团，三万多人，经中央军委总参批准，组建了工程兵建筑第54师，马叔叔被任命为师政治委员。

当54师机关风尘仆仆从洛阳（当时特种工程指挥部所在地）出发抵达马兰——和硕县的乌什塔拉公社，住房成了遇到的第一个难题，他们一起动手，搭起了简易工棚般的土坯房安营扎寨。

那里的生活条件虽然比在甘肃稍好，但是施工条件差、困难多，马叔叔曾到施工条件最差、困难最大的工程兵建筑124团一个连队蹲点，施工地点位于罗布泊，孔雀河流到那里已盐碱化，水质不仅人不能饮用，搅拌混凝土也不能用，用水全靠汽车长途运送，汽车状况又不是很好，经常抛锚。他曾碰到过拉水汽车抛锚，连队无法做饭的情况。那天大家望眼欲穿盼汽车，直到太阳下山了，月亮升起来，也没见汽车的影子。指战员们只好坐在戈壁滩上嚼白菜帮子解渴，他们望着月亮，还调侃说，是吴刚送来了的月宫美酒。直到第二天，赶修好的汽车方回连队，大家欢呼雀跃，赶快卸水做饭，吃过饭又上工了。

深入罗布泊的124团终于克服了一个一个困难，把道路修到楼兰古国，还配合工程兵技术总队修建了放置原子弹的铁塔，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就安放在102米高的塔上，起爆线从塔上牵出23公里，既要保证不能出问题、出故障，还要保证修建的各种工程，不能被原子弹冲击波、光辐射破坏。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在罗布泊的铁塔上，随着震耳欲聋的响声，蘑菇云缓缓地腾空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电视上、电影上欢呼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数千工程兵战士甩帽跳跃着，这就是工程兵建筑第54师的官兵们。

1964年，在酒泉给部队作报告

在迎接1965年的首都军民联欢晚会上，毛主席兴致勃勃，频频向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他走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中间，在陈士榘和张爱萍面前驻足，然后伸出右手握住陈士榘上将，用另一只手指着张爱萍上将，笑声朗朗地说道：“祝贺你！你们（特种工程兵）立了功，他们（国防科委）出了名，你们做窝（建成两弹基地），他们下蛋（成功爆炸原子弹），我们中国人说话开始算数了，你们都立了大功！”这是党中央对工程兵的极大赞誉。

1962年6月，54师机关从新疆移驻酒泉，那年冬天，工程兵特种工程指挥部同军委工程兵机关合并，54师由工程兵直接领导。直到1968年，马叔叔被任命为军委工程兵政治部副主任，在西北工作的10年中有8年是在酒泉度过的，不仅完成了艰苦的施工任务，还和酒泉的人民和干部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留下了许多感人的故事。

马叔叔在回忆录中写道：作为50年前组建的10万特种工程兵部队的一员，我有幸躬逢其盛，亲历了鲜为人知在戈壁为“两弹”筑巢的壮举，迄今忆及仍然禁不住热血沸腾豪情满怀。

1970年国庆节，陈士榘（左三）、马苏政（左二）、姚国民（右二）等在天安门前合影

原特种工程指挥部在京党委常委委员在工程兵大楼前留影（左起：姚国民、赵东寰、陈士榘、黄文明、马苏政）

1993年回访酒泉卫星发射基地

2003年参观航天城

我在航天科研战线工作了30多年，那些曾经“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两弹一星事业开创者的故事已经逐渐为人们熟知，但工程兵战士们在戈壁大漠深处“为两弹筑巢”的事迹，我还是从马叔叔的回忆录中第一次读到，也深深为这些同样为我国航天作出巨大贡献而又默默无闻的工程兵将士们所感动。当传来飞行试验捷报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中国航天员从酒泉发射基地出征时，不应该忘记当年为修建基地献出青春和生命的无名英雄。

马叔叔调任军委工程兵领导岗位后不久，就改行当了工程兵司令部参谋长，后来又出任主管军事训练的工程兵副司令，他积极指导和推动全军工程兵的军事训练工作；率团出访了埃及、叙利亚学习考察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经验；还组织首次在长江上架设浮桥取得成功；为工程兵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1974年1月马叔叔率团出访时，在叙利亚军事学院受到仪仗队欢迎。

长江上浮桥架设成功后坦克通过的情景

马叔叔在《八十回眸》最后写道：“回首往事，感慨万千。老首长、老战友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老首长的亲切教导，老战友的谈笑风生，耳边回旋。我忘不了，指引我走上革命之路的表兄周苏平烈士；我忘不了，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红军彭珍宣烈士；我忘不了，把我从一个不懂事的小青年培养教育成一个革命战士、一个政工干部、一个军队的高级干部的陈毅元帅、粟裕大将、钟期光上将；我忘不了，英勇牺牲在浙江富阳市新登区的老团长刘别生和在新登战役中光荣牺牲的营教导员江淦衡、狄工和副营长吴仲亨、一连连长老红军曾永祥；我忘不了，在缴获日本鬼子九二步兵炮的战斗中英勇牺牲的教导员郑大方；我忘不了，在与日本鬼子最后一战的白马桥战斗中英勇牺牲的特务营营长归国华侨庄治中和教导员须庄；我忘不了，在天目山的三次反顽战斗中英勇牺牲的团政委丁麟章和一营营长房铭德；我忘不了，在海安保卫战中英勇牺牲的表弟周苏南，以及许多我记不起姓名的战友们……”

正是这些刻骨铭心的记忆，马叔叔在1988年离休后，把主要精力用于撰写回忆录，他带秘书王贤根重访酒泉发射中心和新疆核试验基地，撰写了《西部之光》，还和华野6纵的老战友们撰写了《虎将王必成》、《好主任钟期光上将》、《老虎团威震大江南北》等书，这些书都成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

1997年，他又和一些在北京工作的新四军老战士积极倡议和多方联系成立了“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并担任了研究会的常务副会长，为推动研究会的工作，传承铁军精神付出了大量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