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11日是亲爱的母亲张茜诞辰一百周年。她离开我已四十七年。但她的音容笑貌、与父亲的相濡如沫和对儿女的深情厚爱等影像时不时清晰地显现在我的脑海里。

一、坚毅的新四军女兵

1922年6月11日母亲出生于湖北省汉口。1938年2月初,怀着抗击日寇保家卫国的热情，年仅16岁的母亲偷偷离家加入了新四军，成为战地服务团的一名女兵，做抗日宣传工作。1940年2月6日，陈毅与张茜在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江苏水西村）结婚。1942年5月，父母的第一个孩子昊苏出生。年底，日本侵略军对苏中、苏北抗日根据地发动扫荡。为了反扫荡，军部机关决定从停翅港转移至盱眙县黄花塘。这时昊苏刚半岁，不能随军行动，父母就把昊苏寄托在当地老乡家中。直到1943年4月，形势略为稳定，才把患了黑热病的昊苏接了回来。同年9月第二个儿子丹淮出世。这一回，母亲再也不肯把孩子送出去了，她咬紧牙关自己带两个小孩。父亲奉命赴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和党的七大，留下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在军部卫生队。由于战事紧张，部队不停地转移和打仗,家属孩子不可能随大部队行动。母亲在地方组织的帮助下住进偏僻的山沟隐藏起来。母亲同老百姓一样过着艰苦的生活，时刻警惕日寇进村扫荡。她自觉在村里做群众工作，教老百姓唱抗日歌曲。1947年，第三个孩子小鲁出生。由于山东局势吃紧，母亲带着三个孩子随家属大队撤退到大连。不久，她把三个孩子托付给华东后方留守处，自己返回山东与父亲并肩作战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

母亲在炮火中抚育了三个孩子, 战火的考验、人民军队的熔炉和新中国建设高潮锤炼了母亲，使她从一位新四军女兵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中国共产党女干部。

二、独立勤奋的知识女性

在大连,华东后方留守处为家属开办俄语学习班，母亲积极参加。她在房间里贴满了俄语生词字条，随时随地背单词。上海解放后母亲带着三个男孩进城与父亲团聚。母亲在华东医院生下了我。虽然要照顾四个孩子，母亲坚持到上海俄文专科学校边工作边学习。为了能更加专心学习，她又到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学习。因病休学后母亲在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任编辑。1955年3月，母亲以耿星的笔名发表了自己首部译作《沙原》。1958年她的另一部译作《平平常常的人》问世。

1958年，父亲被任命为副总理兼外长。由于工作需要，父亲要求母亲转行做夫人外交工作。母亲一开始是不情愿的，后来邓颖超代表周总理出面做工作，她才服从了组织决定调到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工作。她在工作中严格要求自己，尽心尽职，积极参加十三陵水库劳动、四清和文革初期工作组等的各项运动。她收起了俄文书籍，重新开始攻读英语。这次她没有机会进学校了，主要靠自学。无论走到哪里，她都找懂英文的同志，拜人家为师，虚心求教。母亲很自律且勤奋刻苦。我在她的书桌上看到过她抄写的十几本生词本。这些生词本是母亲在新华电讯稿的背面书写的。她看过的英文书籍上标注了不少英语生词的中译文。

三、母亲的外交风采

放弃自己原有的专业，转行搞外交作夫人工作，这对任何一位知识女性来说，都是一件难事。夫人工作无名无利无发展空间。同时，国家领导人携夫人出席外交活动是国际交往中的通行做法，是官方外交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母亲做事认真。根据夫人工作的特点，她制定了新的学习计划，主要是学习英语、国际关系和各国国情等。1961年9月，中央批准成立夫人外事活动指导小组，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孔原任组长，张茜是副组长之一。无论是陪国家领导人出访还是单独率团出访，母亲都从各方面认真作准备。出国前和出访期间，她注意收集当地的风土人情等资料或明信片，更多地了解当地情况，以便与外国人交流。回国后认真写出访报告，提出改进使馆夫人工作的建议。由于经费有限，母亲就利用外国人所赠的民族布料作旗袍，可以说她的旗袍在全中国都是独一无二的。她跟裁缝商议每件旗袍应配什么样的盘扣和镶什么样的边;不同款式的裙子配不同的马甲或披肩；还要考虑手包和鞋子的搭配。她注意服装的混搭，提高服装的利用率……。在外事活动中她站位靠后，不抢镜头不出风头。接待宾客，她落落大方，应对得体，广交朋友，彰显中国妇女的端庄典雅和聪明睿智。她为西哈努克国王访华写词。在参加日内瓦老挝问题国际会议期间，她用武汉话与生于武汉的加拿大代表猜谜，逗得在场的宾主笑声不断。陪同印尼外宾遊颐和园，她即兴用印尼民谣“哎呦妈妈”之曲填词，博得热烈的掌声。

父亲曾说过，今天宴请外宾，席间张茜说话得体，帮我做了不少工作。

王光美同志曾写道：“在怀念陈毅同志的时候，我还想提提张茜同志，她给我的印象也非常好。张茜同志担任过中央组建的夫人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主要是负责夫人涉外事务。她聪明好学，多才多艺，对子女要求严格、对自己也很严格，如：为了节约，外事活动多，服装费不足，自己常拼拼改改，既节约，又体面。我们是好朋友。”

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曾对陈昊苏说:“你有一位威武的父亲和睿智的母亲。他们都是柬埔寨人民的好朋友。”

四、父母的爱情故事

1973年底，母亲把我们兄妹叫到病床前说:“时间不多了,我有几句话要跟你们说。我这个人一辈子都是理想主义者，总在追求一个很高的境界，但总觉得自己力量不足，达不到理想的目的，非常苦恼。我跟你们的爸爸结婚时，距离相差很大，我总想缩小这个差距，使自己能和你们的爸爸匹配。所以，我在现实生活和家庭生活里追求的不是安逸和享受，而是孜孜不倦地苦学上进。”

母亲和父亲在抗日烽火中相识结合，顶着风雨共同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战争年代他们聚少离多，靠书信传递对彼此的思念。建国初期他们在事业和家庭生活上迎来了新挑战。他们整日忙碌，到了夜晚总要挤出时间一起散步或在家中坐下来交流思想。虽然母亲放弃了自己的翻译事业，但她为能有更多的机会在父亲身边工作而感庆幸。她每日跟踪时事，为父亲读报和文件，议论当天发生的国内外大事。她常拿着笔记本向父亲讨教诗词和古典文学等方面的问题。她和父亲读毛主席推荐给高干阅读的书籍，例如：“聊斋志异”、“李固传”等。年复一年，她深入了解父亲的情怀和思想，缩小他们之间的距离，拉进他们之间的心灵沟通；她从父亲那里吸取文化养分，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和文学水平。

文革初期，母亲参加工作组，后来被拉去批斗。在她回家前，父亲交代我们留意母亲的情绪，多陪陪她，防止意外发生。后来，中南海遭到包围，高音喇叭天天喊打倒这个打倒那个，包括打倒陈毅。我们家的保姆刘（淑英）妈很害怕，提出回上海。母亲挽留不住，为她买了火车票。从此，除了工作人员分担做饭外，母亲一人担起了打扫卫生、洗衣服等其他家务活。父亲因“二月逆流”事件，遭到批判彻底靠边站；只有母亲一直在家陪伴父亲。当时，我们兄妹四人都陆续走出校门离家走上各自的工作岗位。

父母亲被疏散到石家庄后，父亲上庐山开会，再次受到莫名其妙的批判和打击，心情极差，身体每况愈下。父亲给周总理写信，总理批准父母回京治病。当我调回北京，在301医院见到母亲时，她说的第一句话是“珊珊，帮帮我吧！”我看到了母亲身心憔悴和无助，看到了母亲对父亲病情的极度忧虑。父亲的病确诊为结肠癌之后，母亲参加医生的会诊，讨论治疗方案……。父亲病危转入肿瘤医院后，母亲积劳成疾咳嗽不止，痰中带血丝。我们只好把她送进了301医院。一天，父亲稍微清醒些，问我：“你母亲呢？”我不敢如实相告，就说：“妈妈有点累，回家休息去了。”父亲说：“她那个……”,但是他已经没有力气说一句完整的话了。后来，母亲赶到了医院，坐在父亲床边，等候父亲再次苏醒过来同她讲话……。

1972年1月6日父亲逝世。10日追悼会过后，母亲回到家，立即整理毛主席同她的谈话内容并送总理阅示。她还整理了父亲在1971年10月中央老同志座谈会上关于林彪历史问题的发言。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母亲下定决心要完成父亲未了的心愿，整理出版陈毅诗词选集。3月初，母亲的病被确诊为肺癌。叶剑英元帅赶到病房向母亲通报这一情况。母亲一见叶帅问道：“抓到了（癌细胞）？”叶帅艰难地点了点头。母亲坦然地说：“好啊！ 我可以随陈总去了！” 3月18日，母亲动了大手术。手术前后，她表现坚强。整理诗稿的工作仅中断了半月。4月上旬，诗稿的选编工作全面铺开。5月初，母亲住进301医院开始接受放射治疗。她定期回家，整理诗词，到6月底，她把诗稿基本看过一遍。为了弄清父亲诗词里咏史的诗句和引用的典故，她大量阅读诗词格律、文学典故、党史军史等书籍。12月14日，母亲邀请赵朴老（赵朴初）来家中研究诗稿。次日，母亲去了香山碧云寺，重游父亲年轻时读中法大学的旧址，身临其境地感悟父亲有关诗词的意境。她不顾身体虚弱，不畏艰难，登上了石塔的顶峰。1973年母亲对陈毅诗选作最后的审定并开始写序。这年春节,母亲在广州逛花市，参观兰圃。她喜爱兰草。她名副其实地具备兰花典雅、娴静、忠贞不渝的品格。4月母亲回京，开始接受化学治疗。她不顾身染重病，积极要求分配适当工作，尽早上班。军委乃确定她到军事科学院任职。6月，母亲开始整理父亲的其他遗稿。9月，母亲从城里搬到程家花园新居。叶剑英元帅到新居探望母亲，得知陈毅诗词选集已基本完稿，指示军科协助将诗集交付打印。母亲为《陈毅诗词选集》题诗。她写道：

强扶病体理遗篇，争取分阴又一年。

把卷忆君平日事，淋漓兴会溢行间。

1973年底，我探亲回到北京。一进家门，转眼的功夫，母亲不见了。我寻到书房，看到母亲望着父亲的遗像，似乎在向父亲诉说着什么。我想，母亲一定在告诉父亲，珊珊从英国回来看我了。夜里，我被隔壁屋母亲的咳嗽声吵醒，我起身来到她的床前，看到她难以平卧，只能靠在床头坐着。她要我给她读父亲的文稿。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心里明白母亲已病入膏肓，我捂着被子哭了。如果母亲术后能够很好地静养，积极配合治疗，至少还能活上三五年或更长的时间。但是，母亲毅然决然地选择实现父亲的遗愿，与病魔赛跑，争分夺秒，在她生命的最后两年里完成了《陈毅诗词选集》的编撰工作。虽然当时因故无法出版，但是她给后人留下了首部“陈毅诗词选集”。她用生命诠释了她对父亲深沉的爱。1974年3月20日，母亲不幸离世，享年52岁。在父亲逝世两年后，母亲真的随父亲而去了。

五、母亲对子女的深情厚爱

母亲是一名军人、翻译和国家干部，同时也是一位母亲。她和千万位母亲一样经历了家庭的悲欢离合。

1968年，我们兄妹四人先后参加工作走上社会。母亲成了维系这个家庭的中心枢纽。我们从天南海北给母亲写信，向父母汇报各自的情况。母亲负责回信，有时父亲也在信上附笔。她不仅一一给我们每个人回信，必要时还把某个人的信转给他人一阅。我在药房工作，母亲手抄了化学元素表寄给我，并在信中耐心回答我提出的有关哲学、历史和医学方面的问题。在北京时，她时常为我们购书购物。

在来往的信函中,母亲最牵挂的是小鲁。大家最关心和频繁交换的也是有关小鲁的一星半点的消息。由于父亲在文革中受到批判，关于父亲的流言蜚语四起，其中也有不少涉及小鲁的谣言，间接地对父亲造成了负面影响。周总理为保护父亲，连夜找小鲁谈话，要求他第二天就离京到东北部队锻炼，隐姓埋名，不要给家里写信。小鲁回到家，将此事转告父母。母亲和我都哭了。母亲塞给小鲁一百元钱，小鲁不要，母亲说:“拿着，你在外不要活命了？”小鲁走后，八中的同学多方打探，找到他所在部队，把他的情况写信告知在京的同学。我把信带回家交到母亲手里，母亲边看边流泪。特别读到小鲁在插秧中表现突出时，母亲哭着说：“小羊（小鲁乳名）有肝炎，他怎么能这样不管不顾地下田啊！”三年后，小鲁在部队上入党提干并被批准回京探亲。小鲁一进家门，母亲一把抱住他，失声痛哭。父亲和小鲁都流了泪。丹淮和我闻讯请假赶回京与父母小鲁团聚。昊苏请假未准不能回京，小鲁就专程去南京看望了大哥。1971年6月28日母亲在致我的姑姑陈重坤和姑父王少艾的信中写道：“首先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小羊回家来探家了。他是六月九日到家的，在离别三年零两个月之后，他又回到我们的故居，同我们两老相聚，这是多大的幸福啊！”

1970年4月,丹淮利用出差的机会来到石家庄，在父母的住所仅宿了两晚，还同他们一起去南滚龙沟大队参观。母亲在信中写道：与丹淮“相聚虽然短暂，我们也感到心满意足了”。母亲的幸福感就是一家人的平安，一家人的团聚，那怕只有几个小时或一、二天的时间也是好的。

同年8月9日，母亲给昊苏写信：“今天星期日，我吃过早饭，刚离开饭桌，听宫（恒正）秘书从门外说：珊珊来了。跟着，珊珊就和他并排走了进来。她已调到石家庄军医学校学习。她是8月4日入校，今天获准来我们住处探望。8月14日（阴历7月13日）是你爸爸年届七十岁，8月15日，珊珊的生日，年满二十岁，也是她参军两周年的日子。我们准备下星期在家聚会庆贺一番。我们享受的这一切幸福……。今天下午珊珊返校时，我要跟她一起乘公交车去学校认认门。”

因为我是家中唯一的女孩，母亲特别关注我的成长。她希望我成为一个有知识有思想能自食其力的女性；希望我能完成她未能实现的愿望。小学毕业时，她主张我报考解放军艺术学校，因为她曾是新四军服务团的队员。虽然我最终听从了父亲的意见，考取了北京外国语学院附中。但她仍要求我继续练钢琴，后来又学小提琴直至文革开始。对于我的英语学习，她抓得更紧了。每个周末，她都把我叫到她跟前，要我朗读本周学过的课文，检查我的作业。1971年夏，父母到北戴河休养；我去探亲十天。母亲拿出准备好的医用英语课本四册，辅导我学习英语，她说，不要把英语丢了，以后会有用的。

1972年1月父亲逝世后母亲因咳血住进了医院。外交部许寒冰（姬鹏飞夫人）同志来医院探视母亲，提及外交部准备招全国外语附中老初三学生送国外学语言。珊珊符合这个条件。母亲记着父亲主张我学外语，眼下又遇上这样好的学习深造机会，她带着我给邓颖超打电话。她向邓颖超报告了此事后说，现在陈总不在了，我只好向总理和你请示能否送珊珊出国留学。说到这里，母亲哽咽了。邓颖超很快回电话说，总理认为，陈老总不在了，珊珊可以出国留学。就这样，病体缠身的母亲不留我在她身边伺奉，而是送我出国学习。母亲把特别的爱给予了我。

1974年1月8日，周总理在西花厅接见了我。总理对我说：“你妈妈年纪很小就自愿参加革命，一生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在病中能编成你爸爸的诗选，并写出那样的序言和题诗，是值得钦佩的。 你的爸爸妈妈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受住了考验，保持了晚节。保持晚节不容易做到啊！”

母亲逝世后，邓颖超曾在一次会议上说：“张茜同志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她在女同志中真是一位模范。可惜啊，52岁就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母亲在病危时对大哥说，“珊珊要专心专意地把外文学到手。学习机会太不容易了，一定要珍惜，绝不要受我的病情影响。”她还交代三位兄长，“你们将来一定要等珊珊回国后再分开。”在母亲弥留之际，丹淮问她，要不要把珊珊叫回来，母亲摇了摇头。

从小我就有点怕母亲，不明白她对我为什么比对哥哥们都更加严厉。上初中后我住校，自以为长大了独立了，开始有点逆反情绪。周末回家常因鸡毛蒜皮的事与母亲顶嘴，惹她生气。到了文革时期，我的确长大了些，看到母亲一人留在家中与父亲患难与共，我开始佩服母亲。特别是父亲逝世后,母亲置自己的生死于不顾，埋头整理父亲遗稿。她的坚毅刻苦和取得的成就令人刮目相看。

我的一生有两大遗憾，一是母亲去世很早，那时我尚年轻，未能与她深谈，对她的了解很不够。二是母亲辞世前，我在英国留学，未能守候在她身边尽女儿应尽的孝心。

在最后的日子里，她对我们说，“我的时日不多了，希望你们继续整理你们父亲留下来的东西。你们要懂得，那些为个人争权夺利的斗争和虚浮的颂词都不过是过眼云烟，不值得计较和迷恋。在你们爸爸的文章、讲话和诗词作品中，确有一些真正价值崇高的东西，你们可不要等闲视之啊！”

母亲一生饯行和追求她的理想，达到了很高的精神境界。她是父亲的好助手、贤内助、患难与共的战友。父亲去世后，她整理父亲遗稿，完成父亲遗愿。她要我们不迷恋权势，不被虚浮的颂词所蒙蔽，从父亲的文章诗词中吸取正能量的遗言，也成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目标和理想。

在我的人生路上，对自己影响最大的是父母的言传身教，是母亲一以贯之的坚毅与奉献。她为父亲和我们这个家付出了自己的一切。1973年春节前后，母亲从北京给在伦敦的我寄来一张明信片，上面印着两个漂亮女孩肩并肩站在花丛中。我深受感动。我想，母亲是在说，亲爱的珊珊，我和你心连心，我永远站在你身边，加油啊！

仰望彼岸的星空，除了感念和倾述，我更觉着母亲近在咫尺。犹如那张明信片，母女俩站在鲜花中。她的笑容依旧那么青春那么美丽……。

   陈珊珊

  2022年6月11日

   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