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日是我父亲22周年忌日。谨以此文向新四军老战士致敬！

      2006年播出的电视剧“上将许世友”中，有个桥段讲的是许世友用鸡汤破了韩德勤的绝食之功。

这个鸡汤故事在1966年文革初期时，我父亲就曾经跟我讲过。（我父亲原名叫王正元，参加革命后改名王中一。为了后面叙述方便，简称老王）

当年老王刚带上高帽子，才被游过街。当年我是红卫兵造反派，他是走资派，我们好不容易才有了相互交流的机会。政治上我们交流的不多，老王很固执，只要党报上还没宣布，他就绝不承认刘少奇是坏人。一个国家的主席怎么就成了大叛徒大特务呢！少奇是39年底去的新四军，在江北指挥部四支队、五支队主持工作，当年的新四军老战士都对刘少奇印象很好，转不过这道弯来。当时我真的怕老王是叛徒，反到不太在乎他是个走资派。其实我们直接谈论文革的机会并不多，因为大家都是稀里糊涂，晕头转向的。老王若是谈起自己过去的一些经历，能让人感到那满满的自豪。我以为鸡汤那个故事应确有其事，是老王亲身经历过的事情。

      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第三次被我军俘获，关他禁闭室的门口，正对着老王警卫室的门口。中间有条很窄的过道，窄到用砂锅炖个汤都会有碍通行，幸亏这条过道很少人行走。

    韩德勤刚送来时驴脸拉的老长，丧气的很。韩就像张春桥进法院--死不开口。还绝食，不吃饭。领导交下来的任务，强调一定要保证韩德勤的安全，绝对不能让他自杀。

不知道韩德勤这小子中意吃什么。老王是肥东人，爱吃炒饭，亲自为韩德勤做了鸡蛋炒饭，韩连眼都不眨么他一下，顽固的很。

    “绝食好啊，水都不给你喝。”

    但表面功夫还是要做的，每天按时送饭过去，爱吃不吃，到点饭菜汤水都给他撤了。

    当时没经验，人几天不吃饭可以，不喝水可是问题大了。几天之后，韩德勤整个落了形。赶快召集大伙想办法，老王马上落实到行动上，自掏腰包到村里买了只小母鸡。找个砂锅就在过道炖上了。

    “鸡汤那个香啊！”老王自我陶醉在回忆的梦中，故事也不讲了。

    “先掰下两个鸡腿和半碗米饭给韩德勤送去。饿久了的人不能多吃，容易伤脾胃。”这老韩顽固到底，毫不动摇。

    鸡汤是一遍遍的加水重熬，肉都脱了骨。

    当时新四军的伙食很是鸦鸦乌，那股鲜香味不断刺激着大伙都受不了，肚子里叽里咕噜的起反应。有人开始发牢骚讲怪话：“谁他娘出的馊主意……”

    忽然发现韩德勤屋的窗户纸被顶出个洞，马上用手势让大家安静，不许再胡说八道。

    过一会儿，老王盛上半茶缸汤，走进韩德勤的房间。韩仍是不理不睬。

    “看你嘴唇干的，喝口潤潤，之后再继续你的绝食。”

    老王趴在窗户上，从捅开的破口处向外看，也看不到砂锅小铁炉，什么也看不到。心里想“捅破它干什么，神经病。”

    再回头，茶缸里的鸡汤没有了，挺好。

    “有什么事，说话。”顺手把茶缸子带走了。

    不久韩德勤有了要求，要找陈（毅）司令。“陈司令不在。”

    “可找粟（裕）司令。”

    “粟司令也不在。”

他又要求直接跟陈司令通电话。其实司令部里有直通电话，可是司令部里到处是地图，乱七八糟的，让他去不太合适。“陈司令没功夫搭理你。你先吃点东西，等养足了精神再说。”

    韩德勤终于听话，开始吃饭了。领导也找他谈了，开始好像没谈成，好像还谈崩了。究竟后来谁又去谈的，怎么谈的，老王没再说清楚。也许他曾提过谁谁的名字，我不熟悉，没记住。如果当年老王提到过许世友，这名字多响亮，我肯定能记住。但老王好像真没有提到过许的名字。

从网上查到，韩德勤曾两次被我军俘获。第一次是在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时被俘，韩换上士兵的服装，扮成马夫，领了红军两块大洋后跑掉了。第二次据说是黄桥战役时被俘，后被陈毅以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由放掉了。

黄桥战役说的是1940年7～9月，国共两军的一次摩擦战。新四军第一、二支队陈粟部北渡长江挺近苏中，准备在黄桥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乘新四军立足未稳，轄10万之众（其国民党主力部队3万多人），扬言要將新四军赶入长江去喂鱼。仅有7000人的新四军陈粟部（除去机关后勤，实际战斗人员只有5000多人）被迫绝地反击，还有不少战士只能拿着梭镖去冲锋拼命。此仗打的其实很凶险，如有神助，全军将士用命，最后以歼敌1万1，其中俘虏3800多，取得大胜。

    粟裕在黄桥是一战成名，连主席都亲自为他写电报嘉奖：

    “此人了不得，必成大器”。

黄桥之战是国民党韩德勤犯贱，妄图以大欺小，结果被打的丢盔卸甲。使我军在苏中站稳了脚跟。接着曹甸战役，是我军主动进攻韩德勤。也是新四军和八路军的第一次联手，由新任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组建的华中总指挥部统一领导，陈毅任司令员。就是要拔掉韩德勤这个钉子，將苏北、苏中、皖东等红色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

按说借上黄桥大胜之威，又有八路主力的加持，兵强马壮，对一个败兵之将，痛打落水狗应该不是问题。战役开始阶段，由于我军发动突然，各部奋勇，势如破竹，扫尽外围。韩德勤残部只能龟缩在曹甸等几个大据点中。这几个据点碉楼暗堡工事相对坚固。我军没有重武器，强攻猛打非常吃亏。连攻几日损失很大。由于我军两支部队第一次联合作战，配合不够默契，意见不够统一，最后以歼敌八千自损两千的战绩，停止了继续强攻。

就如当前的俄--乌之战，轻敌了，准备不够充分，无法速战速决时，及时止损很有必要。虽然歼灭的目标没达到，但还是把韩德勤给打残了。

    如若此仗按叶挺的意见，等新四军军部主力运动过来后再打，可能会好点。

    再如若此仗让粟裕指挥，不知又会挖出多少个大坑，令韩德勤找不到北。

    关于鸡汤的故事，老王本是参与者，但故事明显不是在黄桥战役之时。显然老王同许世友都不在现场。曹甸战役虽有八路军参战，那是黄克诚的部队，与许世友没什么关系。当时老王正在四支队周家岗教导队学习，离曹甸甚远。

鸡汤的故事若真与许世友有关，那应该发生在解放战争期间 。1946年1月老王任山东军区保卫科副科长，后山东兵团保卫科科长，都曾在许司令的麾下工作。具体鸡汤的故事究竟发生在哪年，又是在哪次战役中发生，静待下面分解。总之应该都与许司令无关。

     曹甸战役的后遗症就是皖南事变。其实中央和少奇曾多次提醒项英，让他千万注意顾祝同。因为顾是韩德勤的老乡、同 学、称兄道弟。这边韩德勤挨打，那边顾祝同难免要报复。并多次催促项英尽快率军渡江北上。项英也许想到：叶挺北上可以去当华中总指挥部的司令，政委已经是刘少奇，他去了能干什么。项英是拖拖拉拉，行动迟缓。到底被顾祝同的国民党8万大军给他围了起来。如果按叶挺的作战方案，在敌包围圈尚未合拢之际，几个主力团朝一个方向，前赴后继地猛突，总能杀出一条血路。可项英犹豫不决，举棋不定。能打仗的没有指挥权怎么行。一场战前动员会开了七个多小时。叶挺因不是党员还不让参加会议。会议开完，项英带着大队人马一脑袋钻进敌人的包围圈。就像当年红军长征初期一样，机关后勤的坛坛罐罐一大堆，需要作战部队夹道护送，再赶上暴雨路滑，行军缓慢，根本就没办法突围。9千对8万，这仗还怎么打。项英又不具备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能力，麾下6个新四军主力团全被他糟蹋了。真是一將无能害死三军。项英打大仗不灵，打游击还行。大家还在山头坚持，项英带着几个领导先突围而去。如果项英能及时的指导大家化整为零，分散突围，也许结果会好的多。皖南事变是人祸，是中了国民党的套，也暴露了新四军内部很多问题。

    若能早些恢复叶挺的党籍，把军权真正交到叶的手里。让他再展出当年战武昌，勇夺汀泗桥、力克贺胜桥时的雄风，带领九千铁军将士奋勇向前，不知皖南之战又会演变成什么样子。可惜天妒英才，壮志未酬。

皖南事变是国民党的政治阴谋。事变之后不久，蒋介石立刻撤销了新四军的编制，其实早已对新四军掐断了供给。新四军的战士平均每人三粒子弹。平时鼓鼓的子弹袋装的都是粟秸秆。新四军战术其实很简单，全是红军那一套：跑路、埋伏、瞄准、打三枪、冲锋拼命。打的赢就追，打不赢就撤。打仗就要狠，敢拼命搏杀。打起来不要命，国民党怕，其实小日本也怕、老美更怕。

皖南事变之后，我党仍然保留了新四军的称号，编制重新调整，整编成七个师。其中第七师主要以原第三支队在江北的余部和皖南事变突围出来的人员组成。司令张鼎承，政委曾希圣。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已改编为新四军二师司令部）接到中央的指令，派梁国斌去皖南，打通与七师的联系。

说到中央指令，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中央直接发来的指令。其二是胡服（刘少奇）的指令。因为胡服是中央新派过来的领导，又是中原局书记。所以当时胡服的讲话好使。很多时候下面的干部，都按中央的指示来传达，即刻执行。

不管是谁的指令，尽快了解第七师的近况是当务之急。梁国斌是福建人，去皖南的路上语言不通，不会说当地话，通过敌占区封锁线时会很危险。老王正在教导队学习，又是本地人，自告奋勇为梁国斌打前站。

得知七师在芜湖地区，老王顺手摘了一名侦查员的草帽，抬屁股就走，直奔芜湖。

芜湖有条最出名的街道叫长街。街上有卖布的商店叫“高同记”，那可是整个皖南鼎鼎有名的商号。布店的高老板跟老王沾点亲戚，高老板是个爱国的开明绅士，冒着杀头的危险，为新四军做了很多事情。“高同记”实际成了新四军不在编的秘密交通站。

经过高老板的协助，很顺利地通过了封锁线，来到无为县江边的白茆洲。老王在这里转了几天，感觉是已经到了红区，就是接不上关系。

一天正趴在沟边喝水，突然被几个大汉摁在地上，还给了两嘴巴。

    “怎么打人呢？”

    “抓了个奸细。”

    “奸细也不能随便打人啊！”

一听就知道找到队伍了。哪位教导员把老王带到一个院子里，见到了领导。领导问了问江北指挥部的情况，有问到中原局的情况。老王只能將知道的说了，不知道的也说不出来。领导自报家门--曾希圣。之后把老王放了。临走时说了句：“路上小心点。”

曾希圣是哪位，师长不是张鼎承吗。

其实老王谁也不认识，不知道张鼎承已经去了延安。以后张鼎承回来之时，陈毅又去了延安。因为饶漱石不会打仗，张鼎承只好留在新四军军部，协助饶处理军事，就没再回七师。

    第二趟带上梁国斌，轻车熟路。没想到在个小饭馆吃饭时，出情况了。见到个熟人，还带着枪。在敌占区敢带枪，估计是个叛徒。

对方也紧张，头上都是汗。起码我们是两个人，老王装着去摸摸屁股，好像那里也藏着把枪。

走也走不得，两人拼一个应该没问题。看梁国斌老神在在，不像要拼命的样子。新四军锄奸处长这么个大领导，真出点问题也不是个事。

喝酒灌醉他。对方不上当，滑得很，无计可施。

恰巧门口进来几个人，肚皮上插刀，土匪，熟人（老王曾在多个土匪组织中当过指导员）。

一个眼神，都明白了。他们帮助照顾“客人”，老王领着梁国斌从后门走掉，有惊无险。

见到曾希圣，两个老特务相熟的很。一个是新四军的老保卫，一个是中央苏区中革军委谍报科长、军委二局局长，主席都赞他

    “没有二局，长征是难以想象的。我们好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老王与曾希圣第二次见面后才赢得信任。

    “你那草帽里夹了张便条，那么多的封锁线怎么过的？自己死都不知是怎么死的，挨几个嘴巴不冤枉。”

梁国斌着急赶到七师来，主要办两个事情。一是通报原三支队参谋长赵凌波在皖南事变中已叛变，可能会潜伏回来。曾希圣是谁，鬼都骗不了他，说是“早有提防，给赵挂个副团长的虚职，随时监视着。”

跨年，赵凌波在七师呆了几个月，如坐针毡，曾动员警卫人员跟他一同往国統区跑。警卫都是些监控他的人，直接开枪干掉了他。

梁国斌第二个任务是更换联络密码。之后新四军二师、七师、五师的联络畅通无阻。

据说这套密码是总理发明的，保密等级极高。日本码、国军码，甚至美军码，我们都破译过。而我军的密码，直至建国还在使用，未被敌方破译过。难怪解放战争期间我军兵如神助。

    当年我党的地下组织也曾被大面积破坏，相继几百人被捕，也出现叛徒。但这套密电码仍在使用，未受影响，神奇的很。

皖南事变之后，日军把整理和巩固占领区作为对华作战的主要任务。在战略相持阶段，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主席用一个“熬”字，准确地描述了当时我军的艰难和坚持。一边要随时击退日军的扫荡，又要不断应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和摩擦。

1942年冬至1943年初，日军开始对鲁南、淮北和苏北地区进行大扫荡，危及新四军第四师、第三师以及国军韩德勤等部。苏中韩德勤部先受到攻击，抵挡不住，退往黄克诚三师的抗日根据地腹部。我军不计前嫌，为了能共同抗日，还为韩部补充了弹药及粮草。

韩德勤率部经过修整，元气稍有恢复，就接到蒋介石密令，让他趁虚率部西进，配合在津浦铁路西东进的国民党主力，夹击新四军，妄图再来个“皖南大捷”。这期间蒋、韩之间密电内容已被我军破译。新仇旧恨，陈毅命令新四军第二师、第三师配合行动，由四师彭雪峰统一指挥，集中兵力消灭韩部。九旅韦国清部担任主攻，长途奔袭，在青阳镇山子头一带，全歼韩部。

话说韦国清同韩德勤有缘。韩第一次被俘就是从韦国清手里溜走的。那时韦还只是名红军排长。1934年4月在安福城，韩德勤第一次被红军俘虏。同年9月在第三次反围剿方石岭战役韩又第二回被俘。可见，韩德勤在黄桥被俘并无此事。

根据中央的指示，战前陈毅曾告诫韦国清：“此次目的只是驱逐韩德勤，不能打死。如果不小心俘虏了，尽量找个机会放了他。”

毕竟韩德勤是江苏省主席，一方大员被抓或死掉，社会舆论上都不好交代。

韩德勤在山子头住的是一处地主庄园，院深墙高。战士们冲进院子，发现有人从屋里出来，他自称是第三保安纵队的王光夏，抬枪就崩了他。陈毅不让打死韩德勤，可没说不让打死他王光夏。这样的结果真吓坏了满屋的国民党官兵，全部乖乖举手投降。

“谁是韩德勤？”

没人回答，战士们虽不认识韩德勤，但知道他肯定在这群人里边，正好可以按照韦司令的指示，乘机全部放掉。

“我是韩德勤。”嗷一嗓子，有人突然站出来“王是我部下，打王就是仇我。”

这臭小子飙了起来，这下麻烦了。杀又杀不得，放也不能放，只好先把韩德勤押下去，关在老王处。韦国清当时还兼任中共淮北区地委书记、军区参谋长。老王时任淮北公安局秘书。鸡汤的故事就此发生了。

韩德勤就是因为王光夏被杀，别着个劲。其实只要给个台阶，他自己就下来了，谁又想去找死。

当然韩德勤不晓得，我党对韩的态度与对王光夏完全不一样。韩德勤还是坚决抗日，至死不投敌，可以成为我党抗日统一战线的友军。而王光夏部在运河两岸劣迹斑斑。破坏我地方政权，收缴我民兵武装，残杀新四军伤兵，罪无可赦。

韩德勤说：“他认真思考了好几天，觉得还是尽早放了他对双方都好。”如果放了他，他保证不再同新四军搞摩擦。如果不放他，放晚了都不妥，难免老蒋怀疑，会派汤恩伯或其它人来接替，到时候麻烦摩擦会更多。

韩德勤打鬼子不行，搞摩擦也不行，草包一个，官瘾不小。就想保住其省政府主席之位。

    山子头战役不能不打。一举歼灭韩部三千人马，酣畅淋漓。但如果处理不好，政治上损失会更大。此时，周恩来正在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国共谈判，商榷新四军恢复合法地位问题，叶挺军长释放问题，不能添乱。

韩德勤想早点放了他，还希望不要声张，免得让老蒋知道。他多次保证不再同新四军搞摩擦。如果不放他，放晚了都不好，难免老蒋怀疑，会委派汤恩伯或其它人来接替，到时候麻烦更大，摩擦会更多。

   我方保密没问题，关键跑回去的败兵说漏了嘴，几天之后蒋介石就知道了。还假惺惺地来电问询。老蒋的关心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

陈毅主张：不抓、不杀、不被动。饶漱石一定会唱反调，主张公审杀掉。当年皖南事变中，就是饶鼓捣叶挺去谈判，结果被国民党扣押。总是不出好主意。

是杀是放，内部意见都不统一。其实陈毅早已赶到四师司令部，只是没法去谈。请示中央，主席回复：尽快释放，还送人，送枪、送钱、送地盘。一锤定音。

山子头战役看似不起眼，实则是华中抗战一个重要节点。1943年初捉放韩德勤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在华中日伪、国、共三方军事和政治长期交锋过程中具有转折意义。对我党的危机处理能力又是一次重大考验，没有给老蒋留下一点的空子。与皖南事变相比有着天壤之别。

韩德勤回去后老实了。国民党在苏北的力量和影响越来越小。之后日寇再没有发动大的行动。新四军在敌后反而获得更大的发展，根据地更加巩固，政治上日益成熟，最终赢得抗战的最后胜利。

                    王亚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