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新四军第五师在湖北大悟山区对日伪军进行反“扫荡”作战，国民党顽军不仅不抗日，反而大举对他们发起进攻，企图抢夺新四军5师的根据地。

在大悟山保卫战中，有一天，我十三旅旅长周志坚率部遇到敌军疯狂反扑，刚夺回来的大包子阵地又陷落敌人手中。敌军接着向七里岗、大山寺进攻，五师的整个防线都陷于敌人巨大的压力之下。

经过仔细考虑，周志坚决定在黄昏前组织一次反击，夺回丢失的阵地。他对外号叫“钱侉子”的旅部侦察参谋说：“去三十八团传我的命令，反击时要他们坚决夺回大包子，不然别回来见我！”

钱参谋应声而去。

当他把命令传达给三十八团团长曹汝清、政委周庆鸣时，曹团长当即表示：“回去告诉旅长，三十八团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否则，甘愿杀头！”

周庆鸣来回踱着步子，低头思索。一会儿，只见他猛地解掉上衣纽扣，甩掉了头上的帽子，高声呼唤：“是共产党员的站过来！” 周围的同志一下愣住了。稍顷，“呼啦”一下，四五十人站到了他的面前。

周庆鸣目光慢慢扫视他们。多数人已经负伤，有人缠着的绷带正不断渗着血水。所有的人都一天没吃一口饭、没喝一滴水了。战斗激烈，脸黑，衣服破……

他用低沉声音说道：“大家都尽了力，打得很勇敢，很好。刚才，旅长命令我们团反击，夺回大包子。团长已向旅部保证，在我们手上丢失的阵地，一定要由我们亲手夺回来！现在，我们要组织一支敢死队，去执行这一任务。”

“敢死队队长由曹团长担任，我当指导员，康念祥参谋长负责火力掩护。队员由曹团长挑选，条件只有一个：必须是共产党员！”

三十八团要把全团最后的力量投上去作最后一搏了。

周庆鸣又转过身来对“钱侉子”叮嘱了一句：“你回去告诉旅长，就说我们三十八团一定夺回阵地，请首长放心！”

随后，三十八团组织了一支35人的敢死队，调整了枪支，补充了弹药。反击前，曹汝清团长对整装待发的全体队员发问：“都是共产党员吗？”

“是！”大家异口同声。

“你们怕不怕死？”

“不怕！”又是雷鸣般的回答。

“好！不怕死的脱光膀子跟我冲。”

刹那间，队员们都脱掉上衣，袒胸露背，准备以死相拼，大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气势。他们呐喊着冲上去，经过一番激战，终于把阵地夺了回来。

战后，旅长周志坚听说共产党员组成敢死队夺回阵地，很受感动，较起真来，说：“把每个人的身份都核实好！”

一查，三十八团政委周庆鸣大吃一惊：35人的敢死队员中竟有6人还不是共产党员！

周志坚知道后，十分感动，流着泪说：“共产党员，就意味着要带头吃苦，带头冲锋陷阵，带头去死，更何况在这种以死相拼的场合。这6个人不是共产党员，却主动说自己是共产党员，这种崇高的献身精神，正是共产党员的品德。告诉政委，就说我说了，这6个人全部入党了！”

当晚，幸存的4名非党敢死队员在一盏油灯下全部举起了右手。

《来时路》故事组摘编自《周志坚回忆录》

 周志坚（1917--2005）湖北大悟夏店镇周家湾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三次过草地。抗日战争时期，周志坚曾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一队学员兼区队长、豫东工委军事部长兼豫东八区保安司令部参谋长、豫鄂挺进纵队参谋长、纵队第二团团长兼政治委员、纵队平汉支队司令员、新四军第五师十三旅旅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原军区第二纵队副司令员，山东省胶东军区新五师师长，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司令员，第三野战军三十一军军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舟嵊要塞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南京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南京军区顾问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周庆鸣（1913—1994）河南省确山县人。1937年参加鄂豫边红军游击队，受党组织指示，经过半年准备，在确山县竹沟镇组织武装暴动，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竹沟地委委员、军事部长，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政治委员。在与突袭的日伪军展开激战时身负重伤。后任鄂豫皖湘赣军区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副司令员，河南游击兵团副参谋长、豫南军分区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在南京中共代表团，新四军军部工作。后任辽东军区后勤部卫生部政治委员，西线政治部副主任，东北军区后勤部一分部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后勤部运输部政治委员、营房管理部部长、后勤部副参谋长，广州军区后勤部参谋长、广州军区后勤部副部长、部长，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参谋长、司令部顾问。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