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2年10月，唐述棣调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我们从此相识，并且有过一些随意的交谈。有一次，他告诉我，中央军委原来决定他去福州军区工作，后来考虑到，南京军区是新四军的继承部队，现在的军区领导班子中已经没有新四军老战土，于是改变决定，把他派来了。因为他在新四军战斗了八年，而且此后一直在新四军部队改编的第二十四军工作。

后来的事情证明，中央军委的这种安排很有预见性。1985年5月，根据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规划，中央军委决定编纂《红军长征》《八路军》《新四军》三部历史资料丛书。其中，《新四军》历史资料丛书由总参谋部、空军、国防科工委和沈阳、北京、南京、福州、武汉军区共同编纂，编审委员会以叶飞为主任，张震为副主任。因为南京军区是新四军的继承部队，中央军委同时决定，编纂工作由南京军区牵头，由一位军区领导同志任编审委员会副主任。这个任务，理所当然地落到了唐述棣身上。

不久，福州军区和南京军区合并。新的南京军区党委拟由唐述棣任军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专职副书记，在向军委建议以前征求他的意见。唐述棣说：新任南京军区政治委员傅奎清也是老新四军，我就不必再任军区的职务了，还是专心致志地编好新四军史吧！

《新四军》历史资料丛书的编纂工作历时十年。就在这一浩大工程即将完成时，中央军委又决定撰写《新四军战史》和《第三野战军战史》，并指示由南京军区参加编纂《新四军》历史资料丛书的工作班子组成战史编缉室，由唐述棣任两部战史的编审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编纂《新四军》历史资料丛书时，先后参加工作的近百人，分为九个编辑组，分布在哈尔滨、承德、北京、南京、武汉、长沙，有许多统筹协调工作要做。唐述棣提名我为编审委员会委员并主持日常编务。接着撰写两部战史，他又提名我为编审委员会委员兼编辑室主任。我们一起为编撰军史甘苦与共十五年。

二

清代文坛有个著名的桐城派，唐述棣就生在安徽桐城。他自幼好学，本来可能在桐城文化的熏陶下成为学者或作家，但是时代将他推向了战场。十四岁那年，七七事变爆发。国难当头，像许许多多热血青年一样，唐述棣奋起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并在1939年1月不满十六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年6月，他又投笔从戎，参加新四军。唐述棣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教导队经过短期学习，被派到刚组建的新四军第五支队任青年干事。一年后，他率领一个小分队去天长县农村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游击队，开辟抗日根据地。这个小分队连他在内只有九个人。他们走村串户，向群众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袭击日伪军，用行动使群众树立胜利的信心，很快组成一个百余人的连队，唐述棣任政治指导员，

唐述棣说，抗日战争时期，他一直做政治工作，当了多年连政治指导员，直到解放战争开始，才由营政治教导员改为营长，从此成为军事干部。其实，在战争年代，军事干部和政治干部很难截然分工。政治干部往往也要临阵指挥，带头冲锋，在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中尤其如此。

唐述棣并不喜欢讲自己的经历，但是当我们对新四军这个或那个史实进行研究时，他会很自然地讲一点他的见闻。例如1939年6月24日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被杀，是很难下笔的事件。大家都认为高敬亭应该平反，但当年为什么会错杀？高敬亭有没有错误？看法很不一致。唐述棣参加新四军时，正逢这一事件发生。他参加了“肃清高敬亭错误影响”的学习。他说，那时他不了解底细，但总觉得说高敬亭有“十大罪状”，未免太过份了。他叮嘱我们一定要广泛听取在第四支队工作过的老同志的意见。我们为此通过访问、写信、开座谈会等方式，向四十多位老同志作了咨询。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朱云谦，还寄来了口述意见录音。多数同志认为，在军史上要肯定高敬亭领导鄂豫皖边区三年游击战争的功劳，但也要指出他在新四军期间有错误，主要表现在思想跟不上形势．延误了部队东进敌后的时机。也有一些同志认为，这样说不够，要指出高敬亭有严重错误。在一个座谈会上，萧望东冷不丁地说：“高敬亭的错误，何止是延误东进！”萧望东是中共中央派到第四支队的第一位政治部主任，曾任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政治委员，他的意见当然是分量很重的。我向唐述棣请示怎样看待萧政委的看法。唐述棣沉吟许久，回答说：“还是按多数同志的意见写吧！”

刘少奇的到来，对新四军发展华中意义重大。唐述棣说，1939年12月，刘少奇从新四军游击支队来到江北指挥部，天天找张云逸、邓子恢等领导同志谈话，指出要坚决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放手创建抗日民主政权，使新四军在敌后抗日有一个家。刘少奇又给排以上干部作报告，也是讲这个道理。唐述棣听了这个报告。他印象很深的一句话是：“你张云逸到皖东那么长时间了，连个乡长也没当上！”唐述棣说，这个批评很尖锐，甚至有些刺耳，反映了刘少奇对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迫切心情。不久以后的半塔集保卫战，使大家领略了刘少奇的高明。唐述棣参加了这次战斗。那是1940年3月，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趁着新四军第五支队主力西援定远，纠集一万余人向第五支队驻地来安县半塔集发动进攻。唐述棣说，那一次．形势真是很紧张，第五支队留守部队加教导队只有两千来人，敌强我弱，兵力悬殊。但是我们本着刘少奇提出的坚决反顽的原则，奋勇抵抗顽军的猛攻，终于等来了东西两个方向的援兵。半塔集之战创造了固守待援、以弱制强的范例，取得了新四军第一次反击顽军大规模进攻的胜利。更重要的是，自卫战的胜利使新四军在皖东站住了脚跟，以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的名义陆续任命县长，组建县级抗日民主政府，皖东抗日根据地从此创建。

唐述棣联系自己经历的介绍，对于我们撰写新四军的这段历史，评价刘少奇在新四军的贡献，是很有益的启示。

我们写《新四军战史》，写到解放战争初期，遇到了怎样记述淮南撤退的难题。当年，国民党悍然发动内战，向解放区大举进攻。苏中的新四军部队连战皆捷，淮南的新四军部队却全线撤退，因而受到严厉批评，淮南区党委书记兼新四军第二师政治委员萧望东还受到党纪处分。唐述棣说，这种批评和处分，其实是不公道的，没有考虑到淮南的特殊情况。

唐述棣给我们介绍说，抗日战争胜利后，淮南的新四军第二师领导机关和第四、第五旅奉命北上鲁南，只留下一个第六旅。淮南兵力太少，于是将一些地方武装编成三个团，组成独立旅。唐述棣就在此时编入主力，任独立旅第三团第二营营长。1946年6月，解放战争打响，第六旅、独立旅和刚从鲁南返回的第五旅，匆忙中组成新四军新的第二师。7月，国民党新编第五军三万余人就向淮南发动了进攻。刚编成的新二师战斗力不很强，还是奋勇阻击，共歼国民党军六千余人。但毕竟众寡悬殊，又无增援，而且是背水作战，没有回旋余地，只得分路撤退到淮宝地区，留下朱云谦率一个团坚持游击战争。那一次独立旅撤退，唐述棣率第二营断后。在强敌的猛烈进攻面前，他毫不畏惧，沉着指挥，完成了牵制、阻击敌军，掩护全旅渡河的艰巨任务。当唐述棣率第二营到达河对岸时，朱云谦见到他，庆幸地说，我以为你们回不来了！

三

在编纂《新四军》历史资料丛书的十年中，唐述棣始终将自己摆在叶飞、张震的助手位置。遇有重要问题，他总是叮嘱我向叶、张两位请示，或提请编审委员会讨论，但他并不是没有自己的思考和见解，他只是处事谨慎低调。《新四军》历史资料丛书有一册《参考资料》，是国民党关于新四军的文电，由国防科工委和陆军指挥学院组织编辑组。他们在征集史料时，征集到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国民党民主派关于新四军的文电，还征集到陈嘉庚、司徒美堂等爱国华侨关于新四军的文电，认为不宜与国民党军政当局的文电编在一起。还有一册《参考资料》，是日伪关于新四军的文电，由武汉军区组织编辑组。他们也征集到许多华侨领袖、华侨团体关于新四军的文电，还征集到史沫特莱、斯诺等国际友人关于新四军的记述。唐述棣对此十分重视，要求两个编辑组负责人来南京开专题会议，详细汇报情况，共同研究处理。大家一致认为，这些民主人士、爱国华侨、国际友人关于新四军的文电十分珍贵，是新四军历史的重要佐证，应单独编成一册。唐述棣嘱我將这个意见写成书面报告，向叶飞、张震请示。叶、张立即示复，同意将这类史料单独编成一册，为此应增设一个编辑组，配备英文、俄文翻译，以便征集更多的史料。叶飞还说，应该将这一册作为《参考资料》之一，将国民党的文电改为《参考资料》之二，将日伪的文电改为《参考资料》之三。

民主人士、爱国华侨、国际友人的文电编辑成册，是《新四军》历史资料丛书所独有的。新四军老同志和军史研究者对此评价甚好。

《新四军》历史资料丛书的《文献》怎样编，意见就没有那么一致了。《八路军》历史资料丛书的《文献》，原定按时间先后为序，两年编一册，八年抗战，共编四册。我们的《文献》编辑组提出，新四军有皖南事变和重建军部，1941年的文电就需要编成一册；抗日战争胜利后，新四军的番号延续到1947年初，这一年半的文电也应该增加一册，所以《文献》需编五册。有的同志不同意这个方案，认为八路军是老大哥，新四军是小弟弟，《文献》不能多于四册。唐述棣听了双方的争论，提出马上要去承德审稿，回来时经过北京，可以开一个编审委会员会会议，两个议题，一是汇报编纂工作进展，二是讨论决定《文献》的编法。他知道我是赞成编辑组方案的，特地嘱咐说：在会上汇报时，要客观地介绍两种不同意见，提供大家讨论，不要先表示你的倾向性。

在北京的会议上，叶飞说，八路军是老大哥，这不错，但是新四军有不同于八路军的特殊性，新四军有下山改编，有皖南事变，有重建军部，还有抗战胜利后的北撤，《文献》编几册，要从新四军的实际出发，需要几册就编几册。张震说：《文献》是这部历史资料丛书的基础，是最重要的部分，一定要编好，根据新四军的特点，编五册也不算多。叶飞还批评说，你们常讲新四军的特殊性，可是又说新四军的《文献》不能多于八路军，这是形而上学！

正当《文献》五册编成初稿的时候，从北京传来权威意见，说是为了保密，《文献》只能编成一册。唐述棣要我起草编审委员会给中央军委的报告，说明按照国家档案法，新四军文献早就超过解密时间，没有保密的问题。报告送到北京，叶飞稍作修改就签了名。张震在签署以后又说，这个报告也许不起作用，你们已经编出的初稿一定要保存好，现在不能出版，将来总是可以出版的。不久，张震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他立即对《新四军》历史资料丛书的《文献》应编五册写了意见，详述理由，请其他军委领导阅示。《文献》五册的正式出版，为研究和宣传新四军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十五年间，我们编纂了《新四军》历史资料丛书，后来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新四军》卷，共十二册，八百八十万字；撰写了《新四军战史》，另有《新四军征战日志》和《新四军英烈志》；又撰写了《第三野战军战史》，另有《第三野战军征战日志》。中央军委对编撰工作十分重视，专门开会部署，多次作出批示，提供经费保障，最后审定书稿。叶飞、张爱萍、张震等新四军老同志付出了大量心血。唐述棣坐镇南京，具体领导，协调各方，功不可没。

唐述棣将军于2014年7月17日因病辞世。在告别仪式分发的生平介绍中，在报纸上有关报道里，都没有提及他十五年领导编撰新四军史和第三野战军史的辛劳。我想，我有责任对此作一些补充。唐述棣不会在意人们是否记得他的这份贡献，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后人不应该忘记。

将军远行，从此永别，不胜依依。

祝他一路走好！

作者丁星

发表于《铁军》杂志201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