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是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诞辰一百周年，也是他在皖南事变中牺牲六十五周年。缅怀这位杰出的红军和新四军政治工作领导人，追忆他对新四军政治工作的辛勤开拓，对于我们继承革命传统，弘扬铁军精神，从历史经验中吸取教益，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

　　新四军组建之初，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新四军政治部主任的人选是十分慎重的。1937年l1月6日，毛泽东致电在南京谈判的博古，提议由陈毅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12月14日，毛泽东征求了正在延安的项英的意见以后，和项英联名致电叶挺，再次提出由陈毅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此后，由于陈毅出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几经磋商，选定袁国平。1938年3月18日，毛泽东电告项英：“中央决定派袁国平为四军政治部主任。袁政治开展，经验亦多。”[1]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这个决定，显然是考虑到袁国平长期担任军队政治工作重要职务，有着出色的表现和丰富的经验。

　　袁国平原名袁幻成，后改名袁裕，字醉涵，1906年5月26日出生于湖南省宝庆县袁家台村（今属邵东县）一户手工业工人家庭。他小学毕业后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这所毛泽东学习和工作过的著名学府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被同学们推举为参加长沙市学联和湖南省学联的代表。1925年10月，袁国平考入黄埔军校。他在军校积极参加左派学生的政治活动，并于这年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7月，国民革命军分左翼、右翼、中路出师北伐。袁国平被分配到后来誉为铁军的第四军，任左翼宣传队第四队队长。1926年12月北伐军扩编，第四军扩编为第四、第十一两个军，袁国平任第十一军政治部宣传部长。所以，袁国平从事军队政治工作，早在北伐战争时就开始了。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袁国平先后参加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参加广州起义的部分部队和工人赤卫队在撤退到花县后，编成工农革命军第四师，袁国平任党代表。他和师长叶镛一起率第四师于1928年1月5日到达海丰，与彭湃领导的农民武装会合，开创了以海陆丰为中心的农村革命根据地。

　　1928年1月，袁国平奉中共中央调遣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不久即被派往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任中共湘鄂赣特委常委兼宣传部长、代理书记。1929年11月，袁国平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政治部主任。1930年6月，红五军和红八军组成红三军团，袁国平任军团政治部主任，参加了第一次攻打长沙的作战。8月中旬，袁国平受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政治委员滕代远的派遣，带着一个排的武装，由湖南平江前往江西万载，同以朱德为总指挥、毛泽东为总政委的红一军团联络，建议红一、红三军团合并归朱德、毛泽东指挥。8月下旬，红一、红三军团合并组成红一方面军，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委。从此，袁国平一直在朱德、毛泽东的领导下转战。从1933年1月起，袁国平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一度兼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代理主任，一年后复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在反“围剿”战争和东征入闽作战中，袁国平领导红三军团政治部开展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保证了红军在装备低劣、物资匮乏、众寡悬殊的困难条件下，战胜了数十倍于己的敌人。

　　长征途中，袁国平于1935年2月因病离职随军委纵队休养，由刘少奇接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6月返部参与带领部队过雪山。7月红三军团改称红三军，袁国平仍任政治部主任。8月20日，袁国平作为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代主任，与正在患病的方面军政治委员周恩来联名发出《关于北进前的政治保证工作指示》，要求部队不仅做好政治动员，而且要做好充分的物质准备。历史证明，它是切合实际的，非常适时的。袁国平在那艰苦的岁月里，协助彭德怀军长带领红三军这支英雄部队，胜利完成了艰难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袁国平任军委后方办事处政治部主任。1936年2月，改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政治委员。6月，这所学校改称中国抗日红军大学，袁国平任该校第三科政治委员。11月，第三科与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的两所随营学校合并为抗日红军大学第二校，后称庆阳步兵学校，袁国平任政治委员，后任校长兼政治委员，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从基层到领率机关，从前方到后方，从部队到学校，袁国平一直在红军的政治工作岗位上，时间长达十年。

二

　　1938年4月26日，袁国平抵达驻在皖南歙县岩寺的新四军军部。这一天，正值军直属队和三个支队的排以上干部举行抗战誓师动员大会。项英介绍袁国平和大家见面。袁国平在讲话中首先传达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新四军的指示。他说，新四军目前的任务就是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团结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武装力量，共同协力抗战。要迅速做好开赴敌后的准备工作，深入敌后去开辟游击区。

　　新四军是由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编组而成的，继承了红军的优良传统。但是，在三年游击战争中，斗争极其残酷，环境极其困苦，红军游击队通常分散成几十人甚至十几人的小分队各自为战，艰难生存，许多部队建设工作很难正常进行，政治工作也是如此。因而，袁国平从来到新四军的第一天起，就开始紧张工作，为新四军的政治工作建设呕心沥血，辛勤开拓。

　　1938年6月17日至19日，也就是袁国平到新四军的一个多月以后，主持召开了新四军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他在总结发言中指出：“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提高全军对政治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并吸引全军指战员热烈参加与拥护政治工作的建设，对于推进全军政治工作是有重要的决定意义。”[2]他详尽地论述了新四军政治工作的方针、任务、领导方式与工作方法，使得来自南方游击区的干部们大受启发。

　　当年10月，袁国平在主持新四军成立一周年的纪念活动后，到位于南京、江宁、镇江、丹阳、芜湖一带敌后的新四军部队作调查研究和指导工作。他在抗日前线约两个月，对江南的地形、敌情、社情，对部队的政治工作现状，都有了深入的了解。他对坚持敌后抗战更加充满信心，认为：“敌愈深入愈困难，兵力分散，交通延长，后方空虚，地形不利，而我则前有正规军顽抗，后有游击队积极行动，前后夹击，必使敌人之泥足越陷越深。中国抗战前途很好，最后定可战胜日本，只不过要经过一个长期的艰苦奋斗。”袁国平这次调查研究的成果，为召开新四军第二次政治工作会议作了较为充分的准备。

　　1938年8月22日，袁国平兼任新四军教导总队政治委员。他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经常去研究解决教学中的问题，亲自给学员们讲课，讲抗战形势和当前任务，讲军队政治工作。1939年10月25日，他将在教导总队讲授政治工作基础知识的提纲编成《新四军政治工作十讲》一书，印发给部队。他在前言中说：“中国军队政治工作经验太丰富了，如何研究与整理这些经验，这是大家的责任。假使这个大纲引起了同志们在这方面的注意与兴趣，使将来能产生更多与更好的关于政治工作的著作，这就达到了我抛砖引玉的目的。”

　　1939年2月7日至17日，新四军第二次政治工作会议举行，袁国平在会上作了《新四军一年来政治工作总结及今后任务》的报告。他对一年来政治工作的进步与不足都有充分的估计，并且从中总结了经验教训，对新阶段的政治工作作了更加全面的部署。他继续强调了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把游击队造成正规军，又以正规军分散执行游击战争，这样我们任务是一方面作战，一方面建军。政治工作如何才能保证这两大任务的顺利完成，是极其艰巨的工作。”在这次会议上，袁国平还作了《江南敌后游击战争中的军队政治工作》的报告，并刊登在1939年2月15日出版的《抗敌》杂志创刊号上。会议结束以后，为了使新四军的政治工作更加制度化和条例化，适应当时抗战和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要求，袁国平主持编写了《新四军政治工作组织纲要草案》，于4月颁布全军试行。

　　1939年3月18日至24日，新四军第二次参谋工作会议举行。袁国平在会上就参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关系作了发言。

　　1939年7月16日至8月4日，新四军举行第一次党代表大会。袁国平作为新四军党务委员会书记，在会上作了《过去党的工作总结及今后党的建设》的报告。他论述了加强党对军队领导的重要意义，分析了新四军当前党的建设的状况，提出了新四军的党组织在抗日战争中的基本任务。

　　新四军指战员大多是青年，青年工作是政治工作重要组成部分。1939年11月20日，袁国平亲自主持了新四军第一次青年代表大会的召开，在开幕词中提出了青年工作的方针与任务，号召青年要成为建军的骨干，要在战斗中起突击作用。

　　1939年12月2日，袁国平在新四军宣传教育工作会议上作《过去宣教工作的总结及今后宣教工作的任务》的报告。他说：“建军必先建人，建人必先建脑。如何建脑?就是加强宣传教育，这个思想上的武器，把头脑武装起来。”“要把我们的政治主张形成一种实际的物质的力量，就要依靠宣传教育。”

　　1940年1月28日，袁国平作了《纪念二届全军政工会议一周年与一年政治工作初步总结的报告》，从八个方面总结了新四军政治工作的进步，指出了还存在的弱点，强调了1940年的政治工作要“为创造铁的新四军而奋斗，为坚持江南抗战而奋斗，为中共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坚持最后胜利的总路线而奋斗。”

三

　　新四军是在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形势下组建的，不仅隶属于国民革命军的序列，而且在1941年1月皖南事变前，接受第三战区的管辖和指挥。这和皖南事变后新四军所处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在这样的统一战线环境中，袁国平始终强调新四军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的革命军队，只有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新四军才有正确的方向，才有强大的战斗力。他在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政治工作的四项基本任务，第一项就是“健全党的工作”。在第二次政治工作会议上，他又将“强固党的领导”列为政治工作基本任务的第一项。在新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袁国平对新四军如何加强党的建设作了系统的论述。他指出：“中国革命有长期革命战争的特点，军队是担任革命战争的武装，所以革命军队在中国革命运动中有特殊重要作用，因此，革命政党必须特别注重对军队的领导。”“党在军队中的领导，其意义有两方面：不仅要有正确的政治路线的领导，同时还必须在军队中建立强固的党的组织，才能保证正确的政治路线执行。”

　　袁国平一再阐述，新四军要为实现党的路线而奋斗，为此就要进行经常的深入的政治教育，使干部战士了解党的路线政策和自己的责任。他在1938年7月就特别指出，在抗日战争的新时期，需要进行民族解放的教育，统一战线的教育，但“政治教育的方针，应该以阶级教育为基础”，要“纠正忽视阶级教育与偏于狭隘民族主义的倾向”。他在新四军宣传教育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强调：“要把我们的军队变成铁军，基本的一点就是这个军队是真正信仰马列主义的。一切工作的积极性，牺牲的精神，作战的勇气，刻苦耐劳的精神，都建筑在信仰主义、建筑在这个伟大理想的上面。”

　　袁国平要求部队为实现党的路线而奋斗，自己力求做出榜样。他到新四军的第一次公开讲话，就首先传达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新四军作战方针和作战任务的指示。他主持召开的新四军第二次政治工作会议，以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为中心。1940年3月，袁国平再次去苏南，代表中共中央东南局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参加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和苏皖区党委联席会议。他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提出了在苏南执行中央决定的种种措施。

　　1940年5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东南局的指示，即《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袁国平在东南局和军分会联席会议上明确表示完全拥护中央指示，并受东南局和军分会的委托向在皖南的新四军干部作了传达。接着，他于5月19日去重庆，向周恩来汇报了中央指示在皖南的讨论情况。对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所作指示，他表示回皖南后一定坚决执行。

四

　　来自红军游击队的新四军干部战士，熟悉的是在崇山峻岭中打游击，来到江南，面对新的环境和新的敌人，怎样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完全是一个新的课题。袁国平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撰写了《江南敌后游击战争中的军队政治工作》等重要文章，对于在江南敌后坚持游击战争的困难和基本条件作了具体分析，对于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和基本任务作了系统论述。这是袁国平对新四军政治工作的突出贡献。

　　袁国平认为，“江南游击战争环境的困难，是无可否认的”。首先，江南地形平坦，河流交错，湖沼纵横，山地很少，“不大便利游击队的隐蔽、作战和转移”。其次，江南又是所谓的“温柔乡”，“市镇中触目皆是烟馆、赌场和妓寮”，在这种环境中“最易为声色货财所诱惑动摇”。再次，挺进到敌人后方分散游击，容易脱离上级的掌握，助长流寇主义和军阀主义。总之，“没有坚强的政治工作，江南敌后游击战争的坚持是很困难的。”“只有具有最高度政治觉悟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军队，才能忍受困难，克服困难，战胜困难，持久的坚持奋斗到底。”

　　袁国平提出，江南敌后游击战争中的政治工作，“首先在加强部队的政治领导，加强部队的政治宣传教育，使部队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战斗热忱和严肃的纪律生活”。要看到敌人虽在兵力和兵器方面占有优势，但他们“以异民族入侵我国领土，政治上是非常孤立的，容易唤起我军的同仇敌忾”。而且随着战线的扩大，敌人正增长着兵力不足、补充困难的危机。还要看到江南的环境也有便利我们的另一面，例如河流湖沼众多，也可用来阻碍敌人的前进与转移。

　　袁国平把群众工作作为敌后游击战争中的政治工作的重要部分。他说：“只有与民众打成一片，真正做到军队如鱼，民众如水，造成克服环境困难的另一有利作战环境，才能胜利。”“军队所到地方，应该扩大民众中坚持长期抗战、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宣传”，“以提高民众对持久抗战的信心”。在宣传鼓动的基础上，还要“动员民众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吸引与发动群众直接参加游击战中的一切实际抗战工作”，“从实际的斗争锻炼中，培植群众武装的发展”。袁国平还认为，新四军人人都应做群众工作。为便于连队操作，他拟定了连队可以做的八项群众工作。

　　敌后游击战争中政治工作的又一个重要部分，是对敌伪军的工作。袁国平指出，敌后游击的环境，便于向敌伪军喊话和散发宣传品，便于通过群众把工作做到敌伪营垒附近乃至营垒内去，从而削弱敌伪军的战斗力，促成敌伪军的瓦解。不仅政治机关要有专门的敌伪军工作部门，连队也要设对敌工作组，并与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协同进行这项工作。袁国平对敌伪军工作非常重视。早在1938年7月，他就组织制定了《敌军工作纲要》印发部队。此后，他还写过《论江南伪军工作》和《对敌军的政治工作》两篇专论，先后发表于《抗敌》杂志。在《新四军政治工作十讲》中，也有两讲分别是《对敌军的政治工作》和《对伪军的政治工作》。

　　鉴于新四军挺进江南敌后以来迅速扩大，袁国平还强调了培养大批政治干部的需要和可能。他热情地说：“在敌后广大流亡的革命青年中，在游击队无数英勇的官兵中，正潜在着无限的革命政治干部的源泉。在抗战的伟大时代中，在敌后游击战争的实践中，时代的洪流，革命的战场，将陶冶和教育出无数我们所需要的新的人才。”

五

　　袁国平从事军队政治工作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十分重视报刊宣传。有一件早年的事一直为人称道。1930年7月27日，红三军团乘军阀混战之机攻占长沙。袁国平利用一家报馆的印刷设备，7月29日就出版了《红军日报》。至8月6日红军撤出长沙仅9天，《红军日报》出版了6期，连续宣传了共产党的纲领和红军的政策。当年《大公报》为之赞叹不已：红军“戎马倥偬，犹知注重报纸宣传，不稍疏懈，吾人对之，宁无愧色乎?”

　　在袁国平的主持下，新四军政治部先后创办了《抗敌报》、《抗敌》杂志和《抗敌画报》。袁国平对这些报刊的编辑方针、编辑人员调配乃至印刷设备和纸张供应都很关心，尽量帮助解决难题。除非外出，他总是亲自审阅报刊清样。据曾任《抗敌》杂志编委的黄源回忆，有一次发现一篇文章倾向性不好，袁国平还召开会议，具体分析错在哪里，原因何在。

　　袁国平勤于写作，常常执笔为报刊写稿。他于1939年5月2日在《抗敌报》上发表《悼龙树林同志》，对新四军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龙树林的牺牲表示悼念，号召大家“学习他艰苦的工作作风、坚决的斗争意志和英勇的牺牲精神，为民族解放而奋斗到底。”他还先后在《抗敌报》发表文章，介绍第二支队政治部主任罗化成、第一团参谋长王槐生的先进事迹。从《抗敌》杂志创刊号起，袁国平多次发表关于政治工作的论述。他的这些文章，常有来自实践的真知灼见。例如，早在1939年l1月5日，他在《抗敌》杂志第6期发表《论坚持大江南北的敌后抗战》一文提出，在平原水网地区，完全应该也完全可能建立抗日根据地。他说：“我们相信再经过数次反扫荡战斗的胜利，与各方面艰苦的工作，平原地区长期性的以至大部队的根据地，也是可能的前途。”“这种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的创立是坚持敌后抗战的枢纽，也是将来准备反攻的前进阵地。”

　　袁国平还把报刊作为与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的阵地。1939年10月1日他在《抗敌报》发表《纪念新四军成立两周年》一文，揭露近来对于新四军的摩擦，“是敌人与暗藏汉奸以及反共媚敌分子破坏团结、破坏抗战之里应外合的阴谋”，号召爱国的军民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坚持进步，以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随着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对新四军的压迫，袁国平陆续发表了《论合法不合法》《日本法西斯的哀鸣》《新四军成立三周年感言》《申讨亲日投降派》等文章，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对新四军的攻击诬蔑，深刻地揭露了反共分裂就是亲日投降。

　　袁国平多才多艺，对于文学艺术的重要作用也有深刻认识和研究。1938年5月，他到任之初，就派战地服务团到前线去，通过歌咏、绘画、戏剧进行抗日宣传，开展群众工作。他积极组织并参与了《新四军军歌》的创作活动，参与了将陈毅的诗《十年》改为军歌歌词的集体讨论，突出了东进抗敌和向敌后进军的思想。他还要作曲家何士德在谱曲时加强战斗气势，将歌词第一段最后一句“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和第二段“前进，前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都要重复两次，为军歌的诞生做出了贡献。他于1939年6月主持新四军文艺工作者就创作问题进行讨论，最后作了题为《抗战中的艺术观》的总结发言，明确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和形式主义的追求，提出文学艺术应该为抗敌救亡服务，并对生活与创作、理论与创作、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一一作了论述。1940年1月，他又组织了关于话剧《繁昌之战》的讨论，对于戏剧创作的方向、剧作家的政治修养和艺术修养等发表了很好的见解。

六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对新四军的政治工作十分关心，给了袁国平重要的指示和支持。袁国平也主动报告工作，积极争取领导。

　　1939年2月初，袁国平把即将召开的新四军第二次政治工作会议的计划电告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请求指示。2月23日，会议结束不久，周恩来到新四军视察。袁国平非常高兴，立即向周恩来详细汇报了一年来新四军政治工作的情况和会议的情况，请他指示并转告中央。3月6日，周恩来给新四军干部作了《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的报告，又应袁国平之请，作了《党在新四军中的政治工作》的报告。此后，袁国平又和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联名，给毛泽东和总政治部领导人王稼祥、谭政写信，汇报新四军政治工作建设的情况，请求总政治部经常给予指示，提供政治工作条例和政治教育材料，介绍八路军的政治工作经验。由于未见复示，袁国平又于4月15日写信给王稼祥，汇报新四军的政治工作情况，请求总政治部对新四军政治工作组织纲要草案“加以审查和修改，如认为基本上没有错误或在基本上不能采用时均请预先电示”。

　　1940年3月10日，袁国平致电总政治部，再次报告新四军政治工作近况。3月19日，毛泽东起草了由王稼祥、谭政署名的复袁国平电：“十日电悉，甚慰。以后望多打电报，告诉我们政治工作之各方面如何保证中央路线之实行。”电报列举了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发展农工商业，设立各种学校，执行扩军计划，发展统一战线，瓦解敌伪军等项，要求将政治工作如何保证这些任务的完成逐一见告。[3]5月6日，总政治部致电新四军政治部，依据中共中央5月4日的指示强调指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仍旧是共产党的党的工作，并不因统一战线的环境和战区的指挥关系而有所改变。因此，政治工作必须在政治上、理论上、组织上、工作内容与方法上，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4]

　　袁国平4月11日赴上饶，代表新四军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等人谈判，4月28日从上饶返回军部。5月19日又启程去重庆接叶挺军长，7月底回到皖南。10月国民党军事当局发出“皓电”，限令新四军于一月之内撤到黄河以北，并由第三战区部署部队包围皖南新四军。皖南局势日益紧张，摆在袁国平面前的，已经是军部如何北移，如何摆脱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这个紧迫问题。

　　1941年1月7日，国民党顽固派悍然发动皖南事变，以绝对优势兵力攻击北移途中的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新四军在经过激烈的战斗以后，不得不于12日晚分散突围。袁国平在战场动员时说：“皖南的新四军就像池塘里的龙，无用武之地，出去就活了。龙入大海，威震四方，将使敌人丢魂丧胆!现在国民党顽固派对我们进行袭击，给我们造成了困难。我们一定要冲出去，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因为，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铁的新四军。”

　　袁国平在突围中壮烈牺牲，年仅三十五岁。

　　袁国平烈士离开我们已经六十五年。他对军队政治工作的探索、总结和创见，是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他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忠诚奋斗，英勇献身，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作者 丁星

注释：

　　[1][4]《新四军·文献》第1册，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3月第2版，第88页，第164页。

　　[2]本文所引袁国平言论，均据《袁国平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

　　[3]《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530页。

为纪念袁国平百年诞辰而作。发表于《铁军》杂志2006年第5期，后编入《袁国平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10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