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2月和2007年1月，我两次去过海南岛的文昌市。我到文昌去，不仅是因为那里有多姿多态的广袤椰林和激浪拍岸的铜鼓岭海上奇观，更因为那里是张云逸大将的故乡。在市区的文建路上，有张云逸纪念馆。纪念馆是1992年8月10日纪念张云逸百年诞辰时落成的。庭院中矗立着身着戎装的张云逸铜像。两层楼的陈列室里，有许多照片、绘画和书报，介绍了张云逸投身辛亥革命、参加北伐战争、领导百色起义、经历万里长征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主持广西党政军工作的光辉一生。其中有一组照片，以《在华中抗日战场上》为题，介绍了张云逸在新四军的十年。

　　张云逸在新四军先后任参谋长和副军长，是两任军长叶挺和陈毅的助手。叶挺和陈毅都是光焰万丈的帅星。在新四军的史册上，和他们在一起的张云逸难免不那么引人注目。其实张云逸为新四军的组建、集结和壮大，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巩固和发展，做了大量工作，有着突出贡献，同样是后人应该永远铭记的。

到澳门看望叶挺请他出山抗日

　　1937年5月，张云逸离开陕北，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先后到香港、桂林、广州，对国民党桂系、川系、粤军进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在此期间，他专程到澳门去看望叶挺，热情欢迎叶挺与党恢复联系，建议叶挺出来参加抗日。

　　叶挺在参与领导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后，因为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一直在海外居住，已经与共产党中断联系十年。对于张云逸的到来，叶挺十分高兴。早在北伐战争时期，他们就互相熟悉。当时叶挺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长，张云逸任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参谋长，是并肩作战、生死与共的战友。他们的这次会晤，使叶挺对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战争的路线、方针、政策有了更多的了解，为叶挺后来出任新四军军长作了铺垫。在国共两党关于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部队的谈判中，由谁来领导这支部队，是双方争执的一个难题。国民党当局不愿由共产党人来任军长，先后提名张发奎、陈诚等人，企图借此控制这支部队。这当然是共产党无法同意的。此时已经不是共产党员的叶挺，接受周恩来的委托，愿意担此重任，使得难题迎刃而解，终于有了新四军这个番号，并开始组建工作。

为组建新四军往来奔波

　　南方红军游击队分散在八省十四个地区的各个山头，急需找到他们，向他们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帮助他们实行战略任务转变，动员和组织他们下山编入新四军。张云逸为此不辞辛劳，往来奔波。

　　1937年9月间，张云逸在香港约见正在中共南方工委党训班学习的孙克骥，委托他设法寻找闽东红军游击队。10月，张云逸从香港经厦门、漳州到龙岩，找到闽西红军游击队，向他们的领导人张鼎丞、邓子恢等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指示。接着又到福州，再次和孙克骥秘密见面，商谈了寻找闽东红军游击队的具体办法。

　　10月下旬，张云逸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在华南的工作。他又马不停蹄地赶到武汉，协助叶挺、项英筹建新四军军部，并且就任新四军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

　　1938年2月9日，张云逸离开已经迁到南昌的新四军军部，到了中共闽浙赣边区委员会所在的江西省铅山县石塘村，在那里组织了第三支队领导机关，宣布闽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第三支队第五团，闽东红军游击队改编为第三支队第六团。第二天，他就从石塘出发，再次去福建，帮助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

　　张云逸这次入闽，有了新四军参谋长的公开身份。随行的有准备担任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主任的王助，刚被任命为第三支队政治部宣传教育科科长的孙克骥，秘书王白如（即后来任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副团长的徐平羽）等。孙克骥将军晚年回忆这次旅程时说：“江西大雪初霁，杉岭上白雪皑皑，松林傲立，竹丛青翠。过温林关，到福建崇安地界，气候转暖，一山之隔，气候差别竟如此之大。”[1]孙克骥的记述，反映了当年他们的愉悦心情，这大概是新四军诞生带来的兴奋。

　　张云逸一行经崇安、南平、古田，于2月23日到达福州。经与国民党福建省主席陈仪商谈，成立了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此时，由闽东红军游击队改编的第六团已去皖南集结。张云逸十分惦念他们沿途的安全，派孙克骥沿着第六团前进的路线赶去，在浙江省常山县境内追上队伍，传达了他的殷切嘱咐。在福州，张云逸还就闽中红军游击队被国民党军扣押的事件，向陈仪作了严正交涉。接着又去漳州，与国民党粤军谈判，促使他们归还了被扣押的闽粤边红军游击队的人枪。张云逸将闽粤边红军游击队带到龙岩，编入了刚由闽西红军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第二支队。

　　随后，张云逸从闽西北返，动员和组织闽北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他率领这支部队长途行军，经江西的铅山、横峰、德兴，到皖南歙县的岩寺集结，胜利完成了新四军第三支队的组建工作。

言传身教加强参谋工作建设

　　各路红军游击队到皖南、皖西集结以后，怎样尽快实现从游击队到正规军的转变，是新四军组建以后的重要课题。张云逸协助叶挺、项英组织了新四军的整理点验和教育训练，并以很多精力来加强新四军的参谋工作建设。

　　南方红军游击队多年处于分散坚持的特殊环境，没有正规的司令机关和参谋工作，作战主要靠指挥员当机立断。这种状况，显然不符合对日军作战的新要求。张云逸选调有作战经验的干部担任参谋工作，制订集中统一的规章制度，很快建立了各级参谋工作机关。由他直接领导的新四军参谋处，设立了作战、侦察、通信、教育科。

　　1938年6月，新四军第一次参谋工作会议在皖南南陵县土塘村举行。张云逸在会上作了题为《参谋工作建设》的报告，系统地论述了参谋工作的重要地位、主要任务、组织系统和参谋人员的选择、培养诸问题。鉴于新四军面临着紧迫的作战任务，他强调参谋人员的培养除了举办短期训练班外，主要靠在工作中实践锻炼，要通过上级参谋带下级参谋，老参谋带新参谋，列席作战会议，及时总结经验等办法，养成参谋人员具有战略和战术头脑。[2]

　　张云逸对参谋工作建设始终十分重视。1941年夏天，他还作过《作战参谋战时怎样工作》的报告，传授多年的经验。

　　新四军组建初期就在军参谋处工作的胡立教回忆：张云逸“对参谋工作作过许多精辟的报告，而且以他自己的艰苦细致的工作作风给部属作出了榜样。他对工作要求十分严格，一丝不苟，经常强调指挥员对情况要了如指掌，因而参谋处一定要确实弄清，起草各种文书，都要文字准确，不容含糊。”他以言传身教，“对我军的参谋工作建树颇多。”[3]

从思想上组织上统一江北部队

　　1938年10月17日，张云逸到长江以北的皖中巡视，动员和组织部队执行中共中央决定的东进敌后的战略方针。

　　在皖中的新四军部队，是由鄂豫皖边红军游击队改编的第四支队。这个支队的第八团，则是在桐柏山的鄂豫边红军游击队改编的。来自不同山头的部队虽已编入同一个支队，但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尚未完全统一。9月，第八团已经执行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的命令，挺进皖东的全椒县一带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而第四支队其他部队还滞留皖中。在皖中，还有各种番号的抗日武装，例如巢县、无为、庐江三县的游击大队，东北抗日流亡挺进团，江北游击纵队，淮南抗日游击纵队，第三游击纵队等。这些部队，有的由第四支队领导，有的由共产党地方组织领导，有的则由工人、农民、爱国知识分子自发组成。他们在抗日的大目标上是一致的，但旗号不同，行动不一，处于各自为战、不利协同的状况。

　　显然，要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东进方针，必须从思想上和组织上统一这些部队。当时，日军虽已占领皖东的城市和交通要道，但农村还留有大片空隙。这个地区是南北联系的枢纽，津浦铁路纵贯其中。控制了皖东，就能破坏敌人的南北交通，威胁南京、徐州、蚌埠等战略要点。因此，东进皖东十分重要，刻不容缓。

　　张云逸在舒城县西蒋冲召集第四支队干部开会，传达中共中央的东进方针。他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在敌后独立自主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我们不能只进到舒城、庐江、无为等皖西、皖中地区。我们要贯彻中央的东进敌后的方针，要迅速东进皖东，开展游击战争，在津浦铁路两侧建立根据地。”[4]

　　有的干部顾虑皖东没有山区作依托，不能打游击。张云逸解释说：“在外敌入侵的形势下，同内战时期是不同的，在敌占区的广大后方，绝大多数同胞要求抗日。我们有广大群众的拥护，没有山地，在平原地区也可以打游击，建立根据地。何况皖东也有山，地势好，又没有国民党正规军队，在那里我们更能自由地放手发动群众，发展和扩大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5]

　　张云逸在会上动员，会后还找干部个别谈话，耐心说服。经过他的推动，第四支队广大干部纷纷表示拥护中共中央的东进方针。第八团继续东进，到了合肥东北和滁县一带。第七团也挺进到合肥的青龙场和定远附近。

　　1939年5月3日，叶挺北渡长江，到达庐江县汤池镇，亲自动员第四支队全部东进，迅速实现在皖东的战略展开。在这里，张云逸协助叶挺建立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并兼任指挥和前委书记，着手从组织上统一江北部队的指挥。以第七团、第九团和淮南抗日游击纵队改编的第十四团，组成新的第四支队。以第八团为基础扩编为第五支队，辖第八团、由挺进团改编的第十团、由第三游击纵队改编的第十五团。江北游击纵队也得到充实，后来扩编为三个团。

　　在张云逸和江北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第四支队转战津浦铁路以西地区，第五支队挺进津浦铁路以东地区，皖东敌后的抗日游击战争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创建华中第一个抗日根据地

　　张云逸指挥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在皖东津浦铁路两侧积极打击日伪军。1939年9月，第五支队对侵占来安县城的日伪军发动进攻，经三天激战，毙伤敌百余人，收复了来安县城。11月20日，日伪军再度侵占来安县城，并在城外百石山设伏。第五支队乘夜绕过百石山，直逼来安城下，迫使日伪军弃城而逃。12月，第四支队在全椒县周家岗地区奋勇作战，打退日伪军两千余人的三路合击，歼敌一百六十余人，取得反“扫荡”的重大胜利。

　　1940年3月，国民党顽固派继在华北发动反共高潮以后，又在皖东悍然发动了对新四军的大举进攻。3月4日，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兼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纠集六千余人，分三路进犯定远县东南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和第四支队。张云逸和不久前到皖东的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一起，果断指挥第四支队全力抗击，命令第五支队从津浦路东迅速西援，江北游击纵队由含山、和县北进。活动在江苏六合地区的新四军苏皖支队也赶来增援。此役，共歼顽军两千余人，迫使李品仙同意了以淮南铁路为界分区抗日。3月21日，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又纠集万余人，分三路进犯第五支队驻地来安县半塔集。张云逸命令第五支队留守部队坚守待援，亲率第五支队主力、第四支队第七团和苏皖支队，从津浦路西兼程回援。在苏中的新四军挺进纵队也西渡运河，赶来增援。29日，张云逸指挥进入津浦路东的新四军各部，兵分四路，全线出击。此役，共歼顽军千余人。至此，国民党顽固派东西合击皖东新四军的图谋被彻底粉碎。

　　张云逸指挥并亲临前线的定远、半塔自卫战，是新四军第一次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大规模进攻并取得胜利的战斗，为皖东抗日根据地的形成创造了极为有利条件。根据中原局的指示，张云逸以江北指挥部的名义独立自主地任命了一批抗日县长。继3月17日成立定远县抗日民主政府后，又成立了盱眙、嘉山、天长、来安等十五个县级政权，更多的区乡政权也建立起来。

　　皖东抗日根据地是华中第一个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的根据地。此后，随着根据地的扩大，改称淮南抗日根据地。

坚持和巩固淮南抗日根据地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建军部，张云逸任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后又兼任淮南军区司令员。在他的领导下，第二师积极开展淮南的抗日游击战争，还担负着对西防御国民党顽固派东犯的任务。

　　淮南的对日作战也是很频繁的。仅以1941年上半年为例：2月至3月间，第六旅经多次激战，粉碎了日伪军三千余人对定远、凤阳、滁县地区的“扫荡”，毙伤敌五百余人。3月至5月，第五旅在淮宝地区连续作战，粉碎日伪军对洪泽湖高良涧地区的“扫荡”，建立了洪泽湖县抗日民主政府。4月，第四旅、第五旅各一部在天长、仪征、扬州地区开展破袭战，打击日伪军对根据地的“蚕食”活动。5月28日和29日，第四旅第十一团在来安县张山集、屯仓激战两天，打退日伪军五千余人的“扫荡”。6月3日，第四旅第十团在盱眙县车棚，击溃前来“扫荡”的日伪军。张云逸运筹帷幄，调兵遣将，一次又一次取得反“扫荡”、反“蚕食”的胜利，保卫了淮南抗日根据地。

　　张云逸历来顾大局，讲团结。他在领导第二师期间，总是舍得派出主力，支援兄弟师的斗争。1941年8月，他派第十团袭击泗阳县火神庙伪军据点，乘胜攻克泗阳县城，配合了第四师开辟皖东北根据地的作战。同年10月，又以第四、第五旅参加程道口战役，与第三师、第四师和独立旅并肩作战，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对苏北、淮北抗日根据地的进犯。

　　经过艰苦奋斗，淮南成了比较巩固、比较稳定的抗日根据地。1943年1月10日，经历了日伪军多次“扫荡”的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从苏北迁移到淮南，直到抗日战争胜利。

指挥新四军对日反攻作战

　　1943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张云逸免兼第二师师长和淮南军区司令员，专任新四军副军长。这年11月，陈毅赴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和党的七大筹备工作，张云逸代理陈毅的职务，主持新四军的军事工作。

　　此时，日本侵略军已成强弩之末，抗日战争已经显露胜利的曙光。张云逸为迎接胜利的到来，倾注了大量心血。他部署了恢复苏南抗日根据地和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指挥第二师粉碎了日伪军对津浦路西的大“扫荡”，取得了占鸡岗反顽战斗的胜利。1944年8月，第四师主力西进河南，执行中共中央提出的绾毂中原的战略任务。12月，第一师主力南下浙江，开辟苏浙皖边反攻基地。张云逸对这两次重大行动都极为关注。在《新四军·文献》第四册中，选入张云逸关于西进河南的电报多达二十六件，对作战的部署，敌情的判断，部队的调配，政策的掌握，第三师、第五师和第七师如何策应，都有详细的指示。

　　张云逸还领导新四军进行军政整训，开展生产节约运动和拥政爱民运动，从部队建设、后勤保障等方面为反攻作准备。1944年1月20日，他在新四军直属队干部大会上作了《实行拥政爱民的政策》的报告，提出要“努力生产节约，减轻人民的负担”[6]。3月1日，他又作了《克服浪费厉行节约》的报告。他说：“首先想想吧，我们处在什么时代？住在什么地方?我们是处在抗战七年胜利在望的时代，住在敌人严密封锁的敌后。敌人不单以军事、政治向我们进攻，而且在经济上给我们制造严重困难和威胁”，只有努力生产，厉行节约，才能克服困难，战胜敌人。[7]

　　1945年，张云逸部署和指挥了新四军对日伪军的全面反攻。从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到9月2日日本签字投降，在短短的25天中，新四军在大江南北就解放了县城三十二座，集镇四百余个，歼日伪军三万余人，在江南占领了南京、太湖、天目山之间的广大地区，在江北将苏中、苏北、淮南、淮北解放区连成了一片，为应对国民党发动内战做好准备。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共中央审时度势，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张云逸根据这一方针，对新四军的各方面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

　　为了继续肃清长江以北的伪军，准备好应对国民党发动内战的战场，张云逸命令新四军第三师发起两淮战役，攻克淮阴、淮安，歼伪军一万三千余人。与此同时，苏中军区也根据军部的部署，先后攻克泰兴、如皋、海安等城镇，歼伪军九千余人。接着又发起盐城战役，迫使伪军一万余人战场反正。为阻止国民党军沿津浦铁路北上进攻解放区，张云逸组织部队和民兵，破坏了徐州至宿县、滁县至浦口的两段铁路，歼守路伪军千余人，另有伪军千余人投诚。

　　根据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张云逸精心组织了新四军第三师三万五千人从苏北向东北进军；组织了新四军在浙东、浙西、苏南、皖南的部队和部分地方工作人员共七万余人转移到长江以北。接着又编组第一纵队和第二纵队，以及扩编后的第七师，继续北移鲁南。在这又一个实行战略任务转变的历史关头，张云逸日夜操劳，周密筹划，一再强调要做好思想动员工作，使干部战士理解北撤的必要性；要安排好分头北撤的路线，防范国民党军的阻挠和袭击。

　　张云逸自己率领着新四军军部，先从淮南的盱眙迁移到苏北的淮阴，又从淮阴迁移到鲁南的临沂。10月初，张云逸曾提前到达临沂，和从延安归来的陈毅一起，与山东军区领导人讨论了新四军北移鲁南以后的机构设置、干部配备等问题。12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新四军军部和山东军区领导机关合并。陈毅任军长和军区司令员，饶漱石任政治委员，张云逸任副军长和军区副司令员。

　　由于陈毅一直在前线指挥作战，饶漱石去北平和东北参加军事调处工作，新四军兼山东军区领导机关的工作，主要是由张云逸主持的。他以很多精力进行了扩大地方武装和民兵队伍的工作。他在各种会议上指出，在国民党反动派集中全力向解放区进攻的时候，我们要以地方武装配合主力作战，保卫后方安全，并给主力不断地补充兵员；在主力转移时，要靠地方武装就地坚持游击战争，配合主力外线作战。如果没有坚强的地方武装，要取得自卫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在张云逸的领导下，山东的地方武装得到了广泛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在国民党军重点进攻山东之际，谱写了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广大民兵三结合进行人民战争的新篇章。

　　1947年1月，新四军兼山东军区与华中军区合编为华东军区，新四军番号至此撤销。张云逸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继续主持后方工作，为支援华东战场的解放战争作出了新的贡献。

                 作者 丁星

注释：

　　[1]孙克骥：《闽浙赣、闽东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侧记》，《夕拾集》，1999年4月出版，第19页。

　　[2]《新四军·文献》第1册，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3月第2版，第717页。

　　[3]胡立教：《怀念张云逸同志》，1984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

　　[4][5]罗永平、曾傅先：《张云逸大将》，海燕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第148页，149页。

　　[6][7]张云逸：《实行拥政爱民的政策》，《新四军文献》第4册，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2月第1版，第974页，第885页。

发表于《大江南北》杂志2007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