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7年春节刚过，叶挺携全家从澳门迁到了上海。

十年前，叶挺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在广州起义失败后，他受到中共广东省委的无端指责。1928年5月他赴莫斯科，希望参加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广州起义经验教训的讨论，又受到共产国际的冷遇。叶挺深感委屈，因而脱离党的组织，到德国、奥地利、法国住了四年多。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彻底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狰狞面目，促使叶挺怀着报效祖国的强烈愿望，于1932年回到澳门居住。在这期间，他曾到福州、香港、厦门、上海、苏州、杭州和广西苍梧，看望一些友人，和他们就抗日问题倾心交谈。随着形势的发展，他决定移住上海，以便寻找机会，为抗日救亡贡献自己的力量。

此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已就停止内战、合作抗日进行了多次谈判。关于在陕北的红军主力的改编，两党的谈判比较顺利。关于南方红军游击队，谈判却颇为艰难。国民党当局起初采取“北和南剿”的方针，根本不承认南方还有红军；后来同意了共产党提出的将南方红军游击队集结编成抗日部队的主张，又力图派自己的将领控制这支部队。1937年7月，周恩来赴庐山与蒋介石谈判途经上海，得知叶挺已在上海，立即约他会见。周恩来虽然已经和叶挺分别十年，但他们相知很深。周恩来希望叶挺参与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可以向熟悉的国民党将领如陈诚等人表示愿意领导这支部队，通过他们争取蒋介石的同意。叶挺欣然接受委托，并且向正在上海的陈诚建议：这支部队可以命名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以继承北伐战争中被誉为铁军的第四军。

叶挺是北伐名将，在军界有着很高的威望和广泛的人脉。他加入过国民党，又加入过共产党，当时和两党都没有组织关系。蒋介石认为可以通过叶挺掌握这支部队。而周恩来坚信叶挺拥护共产党的路线。历来善于破解谈判难题的周恩来，推出身份特殊的叶挺，使陷入僵局的谈判峰回路转。

9月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发出通报，宣布经蒋介石核准，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10月6日，蒋介石电告熊式辉等南方各省政府主席：鄂豫皖边区、湘鄂赣边区、湘粤赣边区、浙闽边区和闽西红军游击队，统交新四军军长叶挺编遣调用。[1]

11月3日，叶挺抵达延安，向中共中央报告新四军的筹建计划。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宣布，欢迎叶挺任新四军军长。

叶挺对于出任新四军军长，心情是十分兴奋的。他看重的不是军长这个职位，而是从此回到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可以在抗日战场上施展抱负。他在延安为他举行的欢迎大会上坦诚地说：“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是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跟了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中央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2]叶挺深知这是一副重担，将要面临种种困难，尤其是国民党当局的羁绊。12月在武汉时，他对老友郭沫若、陈铭枢说：“蒋介石根本不愿意成立新四军，而且他心目中的军长是陈诚。没有共产党的提议，是排不上我的。现在新四军成立了，他又对共产党的发展怕得要死。北伐的教训记忆犹新，将来也可能悲剧重演！”[3]

叶挺以十年中积聚起来的极大革命热情，投入了组建新四军的纷繁工作。他在11月9日离开延安，12日到达武汉，13日就以新四军军长名义对记者发表谈话，呼吁全国人民、各党各派团结抗日。12月23日，项英从延安到武汉。当天晚上，叶挺就同项英就组建新四军作了讨论。在武汉，叶挺会见了来自游击区的傅秋涛、高敬亭、张明河等，了解红军游击队的情况；听取了赖传珠关于延安来的干部情况汇报，称他们“带来了中共中央对新四军的关怀，带来了红军的光荣传统”。[4]叶挺邀请和动员了许多故旧和亲属参加新四军。其中，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团长朱克靖，副官处处长黄序周，军需处处长叶辅平，都和叶挺一起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叶挺请来医学博士沈其震任军医处处长，日本帝国大学毕业的教授林植夫任敌军工作部部长。

不出叶挺所料，新四军的组建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种种阻挠和限制。1938年1月8日，国民党当局以军政部长何应钦的名义“核定”新四军编为四个支队，并对共产党提出的四个支队司令人选“准予照委”；但对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周子昆任副参谋长却迟迟不作答复。经费方面，新四军提出预算为每月十六万六千元，只批准了六万五千元。对一万套棉军衣的军需供应，何应钦竟批：“新四军打游击，不需军衣。”[5]周恩来认为，此时需要叶挺发挥他的特殊作用，通过国民党军政要员中的老关系，争取对新四军的支持和帮助。于是，叶挺在武汉看望了时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的陈诚，又到屯溪会见了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利用和他们在保定军官学校同学的历史渊源，请他们对蒋介石、何应钦做工作。同时，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继续交涉，终于解决了项英、张云逸、周子昆的任职。给新四军的经费，也增加到每月九万元，虽仍不足，总是略有改善。1月间，叶挺还赴广州，通过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和其他相识的广东军政要员，要来一批军械物资。2月14日，叶挺又和陈毅一起再去屯溪，为扩大新四军的编制和防区，请拨军械弹药，与顾祝同交涉。后来，叶挺还用自己的积蓄，从香港买来了新四军干部使用的驳壳枪和望远镜。

叶挺没有参加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但是他对南方红军游击队集结组建新四军，作出了特殊贡献，起到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二

1938年4月间，编入新四军的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红军游击队分别到达皖南和皖中集结。叶挺率先遣人员3月18日就到了皖南，并在3月22日至4月5日组织指挥了新四军军部从南昌移驻皖南歙县岩寺镇（今黄山市徽州区）。他主张军部应当尽量靠近抗日前线，因而5月7日又迁太平县麻村，5月26日再迁南陵县土塘村，8月2日进驻泾县云岭村，在那里历时两年又五个月。

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战士，面黄肌瘦，衣衫褴褛，武器陈旧。叶挺却认为，这些红军战士人瘦骨头硬，可以在任何困难条件下坚持战斗，一定能组成英勇善战的队伍。他也认识到，多年的游击战争环境，部队缺少训练，必须抓紧军事训练和正规化建设。他亲自制订训练计划并指导部队演练，创办教导队培训干部并亲自授课，建立军械制造所，扩充军医院。1938年3月18日，叶挺在新四军参谋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现代战争的性质特点与指挥》的报告。他以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战争性质，指出抗日战争是反侵略的战争，革命的战争，为了民族解放的战争，因而是完全进步的战争。他深刻阐述了现代战争的特点，以及由此提出的指挥要求。[6]来自游击区的许多干部虽有丰富的战争实践，但从理论上探讨战争，还是第一次，认识得到极大的提高。

叶挺明白，新四军的任务是挺进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

1938年4月新四军刚刚集结，叶挺、项英就抽调人员组成先遣队，派往苏南敌后进行战略侦察。28日，先遣队从岩寺镇的潜口村出发，叶挺和项英、陈毅等新四军领导人都来送行。叶挺看到机要员何凤山没有武器，当即取下自己的手枪送给他，并祝他们“先遣敌后，杀敌立功”。[7]

5月4日，毛泽东电示新四军：“在侦探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行，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8]叶挺、项英坚决执行这一指示。12日，第一支队从皖南出发，东进苏南敌后。6月，第二支队也从皖南出发，展开于宁芜铁路以东、宁杭公路以西地区。新四军以机动灵活的战术，伏击，夜袭，奔袭，在江南敌后燃起了抗日的烽火。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华中的方针和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叶挺北渡长江，于1939年5月6日到达皖中庐江县汤池镇。他在这里主持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成立，使江北的新四军部队和地方抗日武装有了统一的指挥，从此得以步调一致地行动。他还西去舒城县的西港冲，向第四支队指战员宣讲在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意义，动员他们继续东进，开赴皖东敌后。

在皖南，新四军第三支队进行了多次反“扫荡”作战，有效地牵制了日军向中国腹地的进攻。1940年10月2日，日军纠集万余兵力，步骑炮空诸兵种联合行动，再次大举“扫荡”皖南。叶挺亲自指挥这次反“扫荡”战斗。当时新四军在皖南的部队，包括教导总队在内只有七千余人。叶挺根据敌众我寡的兵力对比，采用游击战法进行机动防御，不断消耗、疲惫日军；利用有利地形设伏，层层堵截，相机实施反击。7日黎明，日军五千余人在飞机配合下，沿公路拥进，直扑新四军军部驻地云岭。叶挺亲临前线，指挥部队在云岭外围的左坑、田坊、吕山等地与敌血战，多次进行激烈的白刃格斗。战至午夜，日军伤亡惨重，被迫边打边撤。8日凌晨，日军东渡青弋江窜犯泾县县城。守城的国民党军不战而退。叶挺指挥新四军奋勇追击至城下，随即攻城，于9日晨收复泾县县城。

这次皖南反“扫荡”作战，在兵力不足、处境险恶的情况下，叶挺亲临前线，展现了高超的灵活机动的指挥艺术，而且与干部战士一起顽强拼搏，英勇战斗，为铁军精神增添了新的篇章。

叶挺任新四军军长三年，一直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掣肘，又有新四军领导层的内部矛盾，他甚至一再愤而辞职。但他对新四军在大江南北的对日战斗是满意的，而且深感自豪。他在《纪念新四军成立的三周年》一文中写道：“江南部队之进入苏南与皖南的敌后地区，以及江北部队之进入淮河敌后地区，从事于敌后的游击战，一直到现在，我们已整整打了两年多，大小一千二百六十五战，基本上完成了变敌人后方为前线的光荣任务。”“大家知道这三年当中，别扭，误会，磨擦，是不断的在政治上军事上来烦扰我们；饷款不济，军食不足，军装不备，弹药不充，枪械不补，是在军需上克制我们。我们却不把这些放在心头，大家只有一个心愿：打日本，救中国。”“我们对得起民族，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千百代的祖宗，也对得起自己。”[9]

三

1941年1月4日晚，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在叶挺、项英率领下奉命北移。7日拂晓行至茂林地区，遭到预有准备的国民党军的包围攻击。叶挺认为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提出了不怕牺牲、坚决突围的正确意见，但未被采纳。9日，在新四军进退受阻、十分危急的形势下，项英率十余人擅离职守试图突围。叶挺临危集合部队，亲临前线指挥大家血战。终因寡不敌众，于10日退到石井坑据守。12日，中共中央来电：“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负总责。”[10]并指示：“应注意与包围部队首长谈判。”[11]激烈的战斗持续到14日，眼看突围无望，饶漱石建议叶挺出面与国民党军谈判，以挽救危局。叶挺知道这时谈判希望渺茫，自己也会身陷罗网，但为了拯救已陷绝境的部队，他不顾个人安危，作最后的努力。这天下午，叶挺下山谈判，即被国民党军扣押。

叶挺先后被囚禁于上饶、恩施、桂林、重庆等地，长达五年又五十天。在此期间，国民党当局先后由顾祝同、上官云相、陈诚、郭忏、孙连仲等高级将领前来劝说，以高官厚禄引诱，蒋介石还亲自出马“召见”，都被叶挺断然拒绝。他考虑得最多也最感痛苦的是，许多新四军指战员无端蒙冤，被投入集中营。他希望以牺牲自己的办法来救助这些战友。他对顾祝同说：“你们袭击抗日部队，反诬是我军挑起。那么，我是新四军的军长，一切由我负责。我的下级是按我的指挥行事，他们没有任何责任。我要求你们，要审判就审判我，而把我的下级无条件地一律释放出去！”[12]他强压怒火，于1941年2月12日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要求“判挺以无期徒刑，并准所部少数高级干部伴随禁锢，其余概行释放。”[13]在上饶集中营时，叶挺以有病需要医生照料为名，使得新四军军医处副处长王聿先解除镣铐，到了他身边。他从王聿先处得知集中营可能流行回归热，立即用周恩来送来的两千元买了蚊帐和内衣，分给关押在附近的战友。对于自己的生死安危，他却置之度外。他写下《囚歌》明志，愿意“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14]

这五年，叶挺被迫不能履行新四军军长的职责，但是，他在囚禁中大义凛然，坚持斗争，充分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浩然正气，对新四军指战员起着极大的教育和激励作用。这也是叶挺对新四军的特殊贡献。

陈子谷在1980年回忆说，他们被关押在李村监狱时，发现叶挺就住在隔壁，能听到他厉声斥责国民党官员和叛徒的声音。不久，陈子谷搬进叶挺住过的囚室。叶挺写在墙上的字迹，已被人用墨汁涂抹，但有一些还依稀可辨，如“坚定的信念不可移”，“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陈子谷写道：“在黑暗的法西斯监狱中，叶军长所作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不仅维护了我党的尊严，也维护了我新四军的革命声誉”，“永远在教育着和激励着我们”。[15]王聿先也回忆说：叶军长在囚禁中“对革命忠诚，对同志热爱，对敌人憎恨的一切表现，他那伟大的形象，使我永远不能忘怀。”[16]

叶挺在囚禁中的斗争事迹传到大江南北，同样使新四军干部战士深受教育。陈毅在诗中写道：“忆君缧绁中，恶斗五秋冬。”“词严而义正，每战胜群凶。”“于此见叶挺，举世矜雄风。”[17]在新四军，每逢建军纪念日和皖南事变纪念日，大家都会以各种方式表达对叶军长的怀念和崇敬。

叶挺被扣押以后，中共中央一再设法营救。1941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就包括立即恢复叶挺自由。在1942年10月、1944年5月、1944年11月和国民党的谈判中，都提出了释放叶挺并继续任新四军军长的要求。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毛泽东于1945年8月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又以释放政治犯尤其是叶挺作为国内和平的重要条件。经过中共中央的一再交涉和海内外舆论的强烈呼吁，叶挺于1946年3月4日获释。第二天，他就致电中共中央，请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电文中说：“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18]中共中央7日复电，决定接受叶挺入党，并致热烈的慰问与欢迎。复电中说：“你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二十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19]

叶挺出狱，新四军一片欢腾。陈毅、张云逸、饶漱石率全体将士于3月7日致电慰问，并盼“早日返部主持”[20]。9日，新四军军部在鲁南临沂举行晚会，庆贺叶挺恢复自由。新华社的报道说：“与会者一致热盼叶军长早日返部，统率全军，为和平民主事业而奋斗。”[21]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张爱萍也率在华中的新四军全体指战员致电叶挺慰问。电文中说：“自皖变后，每个同志都时刻关心你的安危。现闻你已恢复自由，全军欢欣若狂。五年来你受尽了磨难，然而你的正义之气发扬了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振奋了我们在敌后的斗争意志，使反动派的阴谋完全落空。”[22]

1946年2月，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参谋长陈士榘到北平任军事调处执行部整军处处长。3月间，陈士榘去重庆向周恩来汇报关于整军方案和国民党的谈判情况，特地去看望了刚获自由的叶挺，以新四军参谋长的身份向军长叶挺汇报了新四军五年来的基本情况。[23]这是他代表新四军干部战士，再次表达请叶挺继续领导新四军的热切期望。

1946年4月8日，叶挺乘飞机从重庆赴延安，因空难不幸牺牲。这次空难，据周恩来在1951年6月对叶挺之子叶正大、叶正明说，可以肯定是国民党特务破坏造成。

叶挺虽然牺牲了，叶挺率先锻造的铁军精神，已经深深植根于新四军，而且代代相传，为后来者所继承。4月25日，苏皖边区政府决定将盐城县更名为叶挺县。6月，国民党悍然发动内战，新四军北撤山东。1947年8月12日，由新四军改编的华东野战军再次解放盐城。战后，首攻入城的第十二纵队第一〇三团、第十一纵队第九十二团被授予“叶挺团”的荣誉称号。这两支部队的番号和驻地虽然多次变动，叶挺的光辉旗帜至今高高飘扬。

 作者  丁星

注释：

[1]转引自熊式辉1937年10月12日电，《新四军·参考资料》第2册，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11月第1版，第39页。

[2][3][4][5][12]转引自《叶挺将军传》，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11月第1版，第273页，第285页，第279页，第280页，第431页。

[6][8][9]《新四军·文献》第1册，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3月第2版，第745-763页，第111页，第808-809页。

[7]童炎生：《先遣敌后》，《铁流东进》，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

[10][11]《新四军·文献》第2册，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112页，第113页。

[13][14][20][21][22]《叶挺研究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版，第189页，第195页，第342页，第344页，第345页。

[15]陈子谷：《凛然正气永载史册》，《回忆叶挺》，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第1版。

[16]王聿先：《回忆叶挺将军》，《回忆叶挺》，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第1版。

[17]陈毅：《哭叶军长希夷同志》，《陈毅诗词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

[18][19]《新四军·文献》第5册，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第677页，第679页。

[23]陈士榘：《天翻地覆三年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11月第1版，第4页。

发表于《大江南北》2011年第11期，编入本书时有增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