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10日是我们亲爱的爸爸田森诞辰100周年纪念日；爸爸离开我们已经整整14年了，我想念他。此时此刻，在感佩爸爸为祖国人民浴血奋斗的传奇一生的同时，我依然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爸爸带给我的无限关爱和温暖。

爸爸出生在晋西北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上有两个哥哥，下有一个妹妹。家里靠爷爷给地主当长工和几亩薄地勉强维持生活，在青黄不接的时节经常断粮。我的奶奶是缠足的，只能跪在地里锄庄稼，用家乡话说非常“惜惶”。爸爸从小给地主放牛。对于被称为“三三”的这个最疼爱的小儿子，他的父母拼尽全力让他在村里间或读到“初小”。家里穷，买不起纸笔，我爸爸就趁牛吃草时，用树枝在地上练习写字。单薄破旧的衣着抵御不了晋西北隆冬的刺骨寒风，有时候不得不把脚伸进刚拉下的牛粪中暖和一会儿……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在国家危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东渡黄河，奔赴华北抗日前线。9月，贺龙领导的一二〇师到达山西，进行扩编。八路军当时的政策是“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因为我的两个伯父都已成家，我爸爸就自告奋勇，志愿参加了八路军，在一二〇师三五八旅当战士。

爸爸为人忠诚，朴实肯干，又略识几字，能够在战斗小结上填写缴获的枪支弹药，所以很快当了班长。一年后调到旅部机要股任机要员。

1939年3月调任延安中央军委机要科机要员。

    爸爸在浙东

    1940年3月，爸爸从延安被派到新四军工作，先后任新四军六支队（四师前身）机要员、四师十一旅和十二旅机要股长；1943年1月爸爸调到浙东，先后任三北游击司令部、新四军浙东纵队司令部的机要科长。

在从华中新四军军部派到浙东工作的过程中，一路的曲折真如同电影里的情节。因为爸爸带着军部发给浙东新四军部队的密电码，他化妆成商人，把写在绵纸上的密码缝在身穿的棉长袍里子里面，先乘海船，一站一站地由交通员接应，直到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到达浙东。

在新四军，特别是在浙东纵队工作战斗的岁月，是爸爸最怀念的岁月。也是在这里，在此时，爸爸遇见了他一生挚爱的战友和爱人，我亲爱的妈妈。从此他们携手并肩共同战斗了整整60年。看到为数不多的爸爸妈妈在新四军时期的照片，他们都风华正茂：爸爸英气逼人，刚健挺拔；妈妈戎装难掩温婉。爸爸直到80多岁都腰背挺直，步履铿锵——一生都是标准的军人姿态。

爸爸和新四军浙东纵队机要科的战友们   

1947年3月至1949年4月，爸爸先后任山东军区和前指机要科长，华东野战军十三纵队机要科长。在淮海战役最激烈时刻，爸爸日以继夜奋战在前线，不停地翻译着总前委、野战军和纵队之间的电报指示和战况，直到劳累过度，肺部大出血；而我正是在黄维兵团被歼灭的那天，在泰安三野后方医院出生的。当时三野出生的孩子们名字里都有一个“鲁”字（晓鲁、鲁沂、鲁娜……），是为纪念他们的出生地，也是纪念他们的父辈为新中国的诞生浴血奋斗的一段经历。这些“鲁字辈”的孩子，天生有一种亲切感——他们有着同样的根。

1949年4月-1953年2月苏北军区转为苏北区党委，爸爸先后任机要科长、机要处长。

1953年2月爸爸调到北京工作，先后在中共中央机要局、商业部、地质部工作，

1983年，爸爸在地质情报所党委书记任上离休。

我的爸爸和妈妈从青少年时代就投身革命，把个人的命运完全融入到了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的洪流之中。他们在革命的大熔炉中淬炼，成长；经历过严酷的战争环境，尤其是严格的机要工作的磨炼。在他们的身上看不到任何虚浮的东西，只有坚定、纯粹、奉献和宽厚。

我的爸爸是一个忠诚的老战士，也是一个极好的丈夫和慈爱的父亲。除了敬仰，爸爸给我的最深的感觉是“温暖”——在他“不擅交际”（机要工作的性质所养成的性格特质）的外表下，有一颗炽热的心，那就是对祖国对人民对战友对亲人深深的爱。

爸爸原名田植英（家族排辈），参加机要工作以后改名田森。小时候我曾好奇地问过爸爸，为什么叫“森”？记得爸爸眯缝起眼睛，像是陷入了回忆和遐想中，很深情地告诉我：“当时呀我就想，等革命胜利之后，一定要种很多树，让咱们国家有大片大片的绿色森林……”

这就是信念啊！是对和平的热爱和人民美好生活的憧憬。这种热爱时时处处贯穿于爸爸的每个行动中的一个“暖”字。

他对普通群众非常好。无论是售货员还是理发员、邻居，甚至是路人，凡是跟他打过交道的人都说他好，和蔼可亲——他原本就是普通一兵，一个农民的儿子，始终保持本色而已。

他对家人好，对孩子好。爸爸对妈妈非常体贴，重活累活都抢着干。小时候，我偶尔醒来，隔着柜子可以听见爸爸妈妈因为怕吵醒我们而轻声细语地交谈着。妈妈的“吴侬软语”交织着爸爸浓重的山西口音，不徐不缓，娓娓道来。或许他们在谈及孩子们的抚养教育，或许在商量救助老家的亲人，抑或是在回忆曾经共同的战斗经历？每当这时，那种氛围都令我感动，那种“可遇不可求”的战友之情+夫妻之情令我终生羡慕不已。

说到这里，我想讲讲我的妈妈。妈妈原名黄绥春，参加机要工作以后改名黄培。1928年出生于浙江慈溪一个殷实家庭。我的姥爷在宁波城里有生意，老家的两层祖屋，到现在看来仍旧很气派。

在妈妈14岁时，日寇侵占了宁波。她们一批不甘做亡国奴的学生，不愿到沦陷区上学，就到敌后游击区凤湖中学上初三。

凤湖中学是在中共慈镇县工委会领导下，适应抗日斗争形势，培养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红色学校，带有青年干部训练班的性质。1943年11月，妈妈加入了共产党。1944年春，由党组织安排到灵湖乡做民运工作。1944年底调新四军浙东纵队司令部任机要员。

抗战胜利后，妈妈随部队北撤至山东，先后在山东军区、胶东军区、三野一纵、十三纵队任机要译电员、股长、科长。解放后，在商业部任科长、处长，1988年离休。

说起妈妈参加新四军的事情，还有一段插曲。我妈妈是长女，从小聪慧好学，她的父母非常疼爱她。得知她参军，自然焦急万分，就找来族人一同商讨对策；最后决定，由几个德高望重的阿婆一起去新四军把她领回来。于是，这几个阿婆就乘船沿河摇着橹去了新四军驻地“要人”。岂知道，我妈妈抗日救国决心坚定，坚决避而不见。阿婆们无奈，只好悻悻然无功而返。

我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误以为，爸爸妈妈的婚姻是像刘亚洲小说《挣不断的红丝线》中描写的那样，是由组织包办的。直到有一次我们去看望爸爸妈妈的老战友盛林阿姨，阿姨笑眯眯地亲自揭开这段“秘密”，我才终于了解了这一段“革命+浪漫”的故事。怪不得过去每次去看望盛林阿姨，她都会笑眯眯地，话中有话地说：“你妈妈当年又漂亮又单纯。”然后似乎是欲言又止，只是神秘地笑着。（注：当年我在外地当兵，回北京生孩子，就是去盛林阿姨时任党委书记兼副院长与著名的林巧稚大夫搭档的“北京妇产医院”。）

原来，抗日战争胜利后，因为我爸爸已经够了当时部队规定的带家眷条件“二五八团”（即：25岁，参加革命8年，团级以上），纵队首长政治部主任张文碧伯伯，很关心爸爸的“个人问题”，想把纵队司令部门诊部主任盛林阿姨介绍给时任机要科长的我爸爸。但是盛林阿姨当时已经有了自己的“心上人”，又不好明说，就以自己年龄尚小，暂不想考虑个人问题为由，婉拒了。当时，张文碧伯伯很严肃地跟盛林阿姨说：“你既然拒绝了田科长，为了维护纵队干部的团结，三年之内你也不要跟别人谈恋爱了。”盛林阿姨后来果然遵守诺言，直到解放战争后期，才跟唐炎叔叔结婚。

故事到此并没有结束。盛林阿姨接着讲道：不久之后，司令部调来了两位年轻的女机要员，盛林阿姨的直觉就是，那位漂亮的机要员，以后一定是田科长的爱人。果然，一语成箴。

当时部队经常要急行军，一到驻地马上就要展开电台，连夜翻译上级的电报，非常辛苦。妈妈是学生出身，年龄小，只有16岁，又是海边长大的，没走过山路，行军时经常是摔得一身泥水。有一次妈妈行军时摔伤了腿，爸爸很关心她，令我妈妈非常感动，就跟盛林“老大姐”说了。后来的故事自然是顺理成章。

现在，这几位当事人都已经作古，但是这一段佳话却留了下来。太感谢盛林阿姨了！

我小的时候体弱多病，经常夜里发高烧。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去“人民医院儿科急诊”，都是爸爸抱着我去的。虽然爸爸正值壮年，但是已经八九岁的我也有几十斤重了！我感到爸爸的臂膀是那样有力，他的大手握着我的小手是那么温暖，他的眼神是那么的充满爱怜。在他怀里的那种安全感终生难忘。

我小学在“香山慈幼院”住校，每逢周末，爸爸送我回学校。他先把我抱到自行车上推着走到白塔寺公交车站，然后一直跟在公交车后面骑车，到了甘家口，再接着推上我走到还是一片荒凉的白堆子。每当分别的时候，我总是依依不舍，望眼欲穿地扒着学校的栅栏门，看着暮色中爸爸推着自行车，三步五步一回头地向我挥手，直至很远了才骑上自行车消失在路的尽头。我的心中涌起无限的眷恋。

1964年的全家福

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到我成年以后。我在“二炮”上班时，每次坐班车回部队，爸爸都执意送我到班车点，风雨无阻。暮色寒风中的挥别依旧，唯一的区别是：小时候隔着栅栏门，现在是隔着车窗。以至于我一生对父母都极为珍视与眷恋，每当风雨交加而父母加班未归时，我都格外惦记他们。

在爸爸妈妈为我们营造的这个温馨的原生家庭里，耳濡目染的熏陶，使我懂得了爱与奉献；在某种程度上也“遗传”到了这种天性。我非常感激我的爸爸和妈妈，甚至在他们的暮年，还多次刻意表扬我“工作好，孝顺”。我心里明白，他们是说给我的孩子听的，是期望他们也能向我对待他们一样孝顺我。

感谢你们，我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给了我童年的幸福，也给了我受用终身的精神财富。我不会忘记我从哪里来，也永远不会迷失自己的方向。

浙东分会 田鲁娜

 2021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