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5周年，中宣部、广电部与央视、中广等主管部门和新闻媒体掀起了一个立意鲜明、影响深远的回忆纪念活动。其中崔永元创作室推出了“我的抗战”大型历史政论纪录片的摄制计划，目的旨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激励后人，通过艰苦奋斗，努力实现“中国梦”。

纪录片共分为32集，以父亲方晓的背景和经历被编辑在第10集“潜伏”中。隐蔽战线始终是八年抗战中一个不可须臾或缺的话题，说那些战斗在敌人心脏的战士一个人可以顶几个师、几个军的作用，真是一点也不为过；可他们时刻面临被暴露、被杀头的危险也绝非危言耸听。这是另一类舞蹈在刀尖上的勇者，他们是一批由特殊材料造就的人，他们都是无名英雄，当他们中的佼佼者如李克农、钱壮飞、胡底被冠以“龙潭三杰”等崇高的名誉时，作为这个群体的每个战士都绝对是当之无愧的。

在第10集的引言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党在抗战期间的秘密工作，这也许是整个抗战中最神秘的一支队伍，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实在太过惊心动魄匪夷所思。他们有复杂的身份，有奇特的命运。今天，在我们镜头前的他们白发苍苍，口齿未显流利，却传递了令人惊叹的信息……

这就是情报人员的能量，这就是秘密工作的奇功。我很为自己的父亲能成为这支队伍的一员而自豪，我更为他能闪转腾挪几十载却毫发无伤而欣慰。

当年的采访，应该说是分门别类切中主题的。说到潜伏，那是父亲的老本行，可父亲并没有更多地提到自己，而是把话题引向了生死战友，表现了我党隐蔽队伍中一个老地下工作者的谦逊和高风亮节。父亲感慨：从抗日战争开始一直到解放战争结束，为适应残酷的斗争形势，为开展有效的打击形式，除了正面较量，党在隐蔽战线同样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长期搏斗。为了革命胜利，共产党员可以参加国民党，可以打进中美合作所训练班扮演特务，可以栖身反动政客身边出任女秘书，也可以混迹于上饶集中营去充当看守。而更危险的则是出入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在敌人的心脏把握脉搏、观测气息直至将对手置于死地。这是常人的神经无法承受的特殊考验，这是只有视死如归的战士才能完成的殊勋伟业！

当然，革命的成功必须以正面较量即依靠军事斗争手段才能彻底解决问题。所以干革命必须要抓武装，枪杆子一定要牢牢把握在自己人手里。肩负着“播火”的使命，1938年8月父亲经党组织批准回到家乡，回到从前熟悉的环境却不能再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父亲依托亲戚朋友掩护先安下身，却没有忘记去开导和影响老同学以及堂兄弟们走出家庭投身革命。其中本家洪姓兄弟把他们最信赖的、称为“革命引路人”的父亲尊为大哥，跟随大哥无怨无悔先后都走上了革命之路。洪家老大洪长发因成亲早而留守家中，但他帮助递送情报做了不少有益革命的工作。老二洪长达（钟虹即中洪叔叔）则从加入队伍开始就投身于党的出版发行战线，先后参与组建韬奋书店、新华书店直至后来国际书店的工作，为坚守党的宣传舆论阵地，为向外界正面介绍共产党和新中国付出了毕生的心血和精力。而三弟洪长兴（洪舒江即小洪叔叔）却是最早参加革命工作的。他长期与父亲并肩战斗，故彼此更加相知相近。小洪叔叔凭借着自己的忠诚勇敢和聪明才智，锻炼成长为一个干革命的“多面手”。根据党组织的安排，他最初学习修理枪械，继而又负责管理电台，后更成为一名出色的地下交通员。除多次勇闯沦陷区和封锁线顺利完成递送情报任务外，关键时刻他巧妙利用毛笋藏匿黄金——把党的活动经费安全送达上海和杭州地下党手里的传奇经历，更是几十年后流传在老战友和所有后辈当中的一段佳话……

在这批有志青年中，还有父亲的同学朋友以及后来成为我们舅舅的胡陛玖（即胡骏）。我的舅舅不仅自己投身革命事业，还影响和引导家人背叛自己的阶级，默默支持甚至变卖家产资助革命，这位“家人”就是后来成为我外祖母的陶才青老人。在抗战期间争取伪军的斗争中，舅舅根据父亲的指示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当时，当地驻扎的汪伪第十三师五十团团长胡汉荣是舅舅的堂叔，也是父亲当年同学圈子里的师兄。为了更有效地控制这支武装，父亲要胡骏利用亲戚关系投笔从戎。虽然胡骏那时不是党员，作为热血青年他本来是不愿意沾什么伪军和汉奸的边儿的。只是当听到看到他一直相信的我的父亲受党委托也要披上那身黄皮（指伪军制服）打入伪军时，才答应参军并且拣了个营副的肥缺。他遵旨插手的特务营，是五十团的核心和命门。

这里附带介绍一下胡骏的家世。胡氏家族本是自安徽迁至江浙的大户人家，其祖先系著名的“老胡开文”。舅舅的父亲胡禹臣作为家乡绩溪乃至徽州地面的一所在当时知名的私塾“来新书屋”的教书先生，竟然是国学大师胡适先生幼年崇拜的塾师，只可惜老先生因病早在1930年就去世了。舅舅是家中的独子和长子，从小倍受父母宠爱，但富足的家境并未把他惯成一个纨绔子弟。这里有他本质好的内因，但深受周围正派亲友同学的影响也是重要原因。抗战爆发后，利用族亲关系入伍，他是受命潜伏在敌伪队伍中时间最长的一个。他利用合法身份做掩护，承担起筹措部队所需的棉布、药品、纸张以及无线电通讯器材等军需保障的任务。由于这些都是战时的敏感物资，敌伪封锁查抄加上奸商揩油作梗，军需物资半道儿出岔是常有的事。舅舅总是不负使命，想方设法及时补救。一次，一位交通员携带送往华中局的二十根金条被敌伪罚没，这可是党组织的活动经费呀！舅舅二话不说，回家说服母亲变卖田地房产，三天后拿来二十根金条重新送去根据地。富家母子，如此义举真个是毁家纾难，一片赤诚。

提到当年搞地下党，父亲说：那时组织上没有经费，全得靠自己想办法。最初是从家里拿，从亲戚朋友处借，与母亲胡陛英结婚后也常常依靠娘家。这样就有了我的外祖母、姨母、母亲一家掩护资助父亲干革命的故事。我的外祖母陶才青虽然早年守寡，但她担得起，拎得清，更难能可贵的是深明大义。她理解儿女们的选择和所做的事情，自觉地扮演了掩护父亲等共产党人的角色。为此可以说彻底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和立场，也奉献了全部家产和她本人，我们不能不佩服老人家的崇高境界。老人在世时从不炫耀这些功德，就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是非颠倒惨遭遣返时，也把委屈憋在心里。她晚年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恰恰是父亲最感亏欠和内疚的地方。

抓住武装还要摸清敌人，情报工作的价值毋庸置疑。父亲特别提到了通过秘密派遣发展的情报关系。比如把余姚的县保安中队作为重点，把它的副中队长发展成了关系。又比如在余姚的日本特务机关里边，安插自己的同志担任翻译。后来战线越拉越长，包括地区日本宪兵队在内，还有一个伪特工总部叫政治保卫局的，父亲都没有放过。其中杭州政保局的机要组长是地下党，这是一位从“皖南事变”突围出来的新四军老战士。宁波政保局里有内线，绍兴政保局的秘书也是地下党。这里再重点说说那个在杭州特工总站当机要组长的同志，是他发现粟裕部队的密码给敌人破译了，这是很危险的情况啊！他不顾个人安危把情报交给了潜伏在杭州的地下党员张莹谦手上，这个女同志马上上报区党委，区党委则迅速报告给粟裕，使党得以避免重大损失。此事后来得到粟裕司令员的嘉奖，因为这份情报等于挽救了整个部队和官兵将士的生命。所以说一个情报员可以顶几百人、几千人甚至上万人的作用，这一点谁又能否认呢？！

当然这些同志处在特殊岗位上，所面临的风险也是难以意料的。比如前面说的余姚的副中队长叫王三川（1911-1945，原名王顺芳，又名王培良，余姚三林乡人），就是一位忠诚、机敏而干练的地下党员。可惜在执行党交给的任务时不慎暴露，被反动派伪余姚县长劳乃心枪杀于太平桥，其警卫员谢海忠同时遇难。所以在对敌斗争中，我们党固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为此而付出的巨大牺牲——那些流尽最后一滴血的烈士们，我们永远都不能忘记！

父亲由衷地表达了对自己情报生涯中所接触的一批交通员的敬佩之情，特别是些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尚属不谙人事的小孩子即“小交通员”的突出作用。这些男孩女孩人小鬼大，有超乎同年龄段孩子的成熟，又不失天真和稚嫩的本质。他们被委以重任，只清楚要传递的东西绝对不能丢，绝对不能误，更不允许出差错，却没有（也许没有充分）意识到做这项工作的危险，但我相信这绝对出于他们的自愿，因为这是一群同样处于生存危机边缘的孩子，不反抗就只有死路一条。

说到这些孩子，从小面对凶残的敌人和复杂的环境，他们要临危不惧，有足够的承受力；他们要随机应变，善于随时变换角色；他们要风餐露宿吃得了苦，又要忍辱装怂受得了委屈。他们进出敌人的封锁线很容易，而敌人呢只当是些个小叫花子，根本想不到能搞什么鬼。真是苦难练本领，绝境出英才。事实充分证明“战争教育人民，人民赢得战争”。说起打日本，打老蒋，打败反动派，靠共产党的领导，靠全国老百姓舍命真是一点不假。

父亲在后来共事的同事中，同样也有在敌占区担任过交通员的同志。例如他的得力助手邢绛、华藻夫妇，她们和沈安娜、华明之夫妇既是妯娌和兄弟关系，又都是秘密战线的同行和战友。华藻当年就是苏北地下党的交通员，他屡屡出生入死穿插于敌巢的心脏，又每每化险为夷直至迎来胜利的曙光。他与邢绛在白色恐怖的阴霾中擦出爱情的火花，结婚后并肩战斗几十年留下一段同样精彩的人生佳话。改革开放后，邢绛受命一直担任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和陆文星夫妇的特别接待和联络员，为在建交国家中尤其是在欧洲方向与各国政要间保持特殊沟通渠道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邢绛在联合国舞台上能占有一席之地是很不容易的。从1980年到1985年她派驻在联合国担任新闻处处长、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联工组参赞。她有资格召集联合国相关机构内高级别的会议，不光需要独挡一面，而且完全要靠英语办公，没有水平和能力是很难胜任职务的。邢绛在主持正义广交朋友的同时，出色地完成了组织交付的任务。

而父亲则不辱使命，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外交战线上主演了一幕幕精彩的话剧。父亲很谦虚，总说自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功绩，作为一名资深的“特工”，他不曾满足过，总想多做些，期盼并努力把自己的潜能发挥到极致。长期秘密工作和情报斗争的经验积累，浓缩提纯，使得父亲胆大心细，行事缜密，特别善于抓住稍纵即逝的时机屡建奇功。如此才有从杭州到上海再到北京的调任升迁，也才有后面机智挖到美国导弹机密，意外获得先进炼油技术资料，成功营救“九颗红心”归国，以及为改革开放筹措外资等传奇故事。父亲始终认为，情报工作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是做争取人心的工作。所以他除了利用合法身份做足与上层人士的功课外，还特别留意建立和发展特殊工作关系，前后结交的朋友不少是来自驻在国以外的中北美地区和南美洲国家。他们当中有无党派人士，有具有进步倾向的中间派人士，也有处于非法地位的、激进的“革命党”分子。这些人有的是政治局委员，有的本身就是总书记，其中与父亲关系最为密切的当属智利民主人士、著名画家何塞•万图勒里（Jose Venturelli）先生。这是一位颇具艺术灵感和绘画天才，同情并反映民众呼声，在地区具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早在1953年，万图勒里就作为亚太区域和平代表大会常务副秘书长常驻北京。他不断往来于欧、非、拉地区，为增进各国人民相互了解，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

考虑到万图勒里先生的特殊身份和有利条件，父亲与他频繁接触，谈心交心，逐步发展成为亲密的朋友和真诚的同志关系（万氏后来已成为这里的“密干”）。1973年9月13日智利发生右翼军人政变，为免遭迫害，1974年初在中国朋友协助下他偕全家移居欧洲。1980年初，万图勒里在瑞士患病并一度恶化，应其亲属请求从我国内特别派遣医生前往会诊。父亲亲自参与审定专家人选，听取治疗方案等前期准备工作的汇报。经中国医生精心治疗病情稳定后，父亲建议他来中国生活兼治疗。万图勒里感激中国朋友的情谊，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表示要将余生贡献给“我们共同的事业”。万图勒里早年患有肺疾，终因心肺功能衰竭医治无效于1988年9月17日在北京逝世。父亲与万图勒里全家的友谊堪称是一段国际主义精神和亲兄弟般关系的佳话。像万图勒里这种关系的情报价值，作为专门机关是有数的。从这层关系可以大体窥见我们当时在外交和情报工作战线贯彻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立足国内阵地，依托合法的外交渠道，努力在世界各国扩大存在，扩大影响；不求立竿见影而是放眼长远，在国际范围内左中右三股势力中广泛交友。这是具有前瞻性、战略性考量的一步棋，是为蓄势待发而做的能量储备和必要积累。它绝不同于传统的急功近利、唯利是图的买卖心理和交易规则，更不会向任何工作“关系”转嫁危机和压力。这种感情投资使结交的朋友绝无三心二意，往往都十分坚贞可靠。这些外国人深感中国朋友的真诚和仁义，故多能够在需要献身的时候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其实是一个将心换心的普通道理，可谁能否认里面还有父亲等老一辈外交战士的人格魅力，这确实是过去几十年我国情报工作屡建奇功的宝贵经验之一。

中国革命的艰难曲折世所罕见，多少仁人志士为之抛头颅洒热血仿佛就在昨天。我们虽然夺得了政权，但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下，情报工作面临更加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形形色色的明争暗斗也更趋白热化，所以我们必须绷紧“防演变”、“反渗透”这根弦。从工作性质看，那种“红色交通线”的危险已不复存在，但初心不改，使命仍在。“交通员”这个角色之一，今天的扮演者就是飞翔在全球的外交部信使队。这是在和平年代以合法身份从事“不合法”任务的特殊团队，本质上就是负有特殊使命的情报人员队伍。他们表面安全，实际上时刻面临风险。尤其是在当今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猖獗肆虐，随时都在威胁人类安全的形势下，这些同志也随时随地面临着生死考验，他们中有的已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以革命的名义牢记过去，谁忘记就意谓着背叛！是的，我们没有权利将父辈们开创的事业毁于一旦，我们更不能允许国家民族那段屈辱悲怆的历史重演。

让我们为父亲曾经在一部有现实影响的、有教育意义的光辉史实纪录片中留下的音容笑貌而点赞喝彩，这不光是一部卓越的艺术作品，更是一笔丰厚沉重的精神财富。我们会懂它的价值，我们更会像传家宝那样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把它永远留在自己的心中。

方洪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