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士德（1910.11.15.～2000.12.2)广东阳江人，著名作曲家、指挥家、音乐教育家、新中国电影音乐的奠基人之一。历任新四军鲁迅文艺工作团团长、华中鲁艺音乐系主任、延安鲁艺音乐戏剧系教授，中共“七大”候补代表、东北合江省文工团长、东北民主联军联合文工团长、东北电影制片厂党支部书记、音乐组长、第一届全国文代会代表、中央电影局音乐处长、中国音协第一届常务理事、北京电影制片厂艺术指导、作曲组长、新疆电影制片厂作曲、人民音乐出版社词典编辑部主任等职。代表作《新四军军歌》、《新四军万岁》，电影《桥》、《解放了的中国》、《林家铺子》的作曲等。

1937年“七七事变”后，何士德担任了上海国民抗敌救亡歌咏协会副主任兼总指挥。同年10月，在上海地下党安排下，率上海歌咏协会南下宣传团离沪赴赣，于同年12月到达南昌，加入新四军，任南昌抗敌歌咏协会主任兼总指挥、江西省青年战时服务团第一大队大队长。1938年7月入党。1939年2月，何士德抵达云岭新四军军部，任教导总队文化队队长，并于同年5月创作了《新四军军歌》。

                     晚年何士德

新四军军歌的诞生：

在何士德1983年的笔记本中，详细记载了《新四军军歌》的创作经过，他在交响乐团为上海新华艺专校友做的一次介绍。他写道：

1937年10月，我和孟波带上海救亡歌咏团的宣传队一队到浙江、江西宣传抗日，年底至南昌新四军办事处参加新四军。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在南昌正式成立，即先后并（进）入敌后，当时新四军各支队已在皖南、皖北、湖北、苏南一带展开对日本侵略军作战。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的部队已开到丹阳、常州茅山及南京、镇江附近，打击京沪铁路敌人。

1939年2月中旬到3月中旬，全国人民尊敬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来到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视察，传达党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中央对新四军的作战方针。

各个支队的司令员及主要部门负责人都从各战区前线（敌后）回到军部，听周恩来副主席报告及参加会议。在欢迎周副主席的会上，陈毅司令员在大家鼓掌邀请下唱了法文的法国革命歌《马赛曲》，我也唱了《八百壮士》。从前方回来的指挥员大多数都穿上了缴获敌人的黄色呢子料的军大衣，大家神气的说：这是战利品啊！战士们持着缴来的日本三八式枪个个乐得哈哈笑着，谈论着鬼子在同我们拼刺刀时，跪着求饶命的情景。

开会期间，陈毅同志感叹道，敌后农民要送子参军的很多，新四军发展很快，他同一些领导发起要创作一首军歌用来教育部队，使指战员明瞭我军历史，作战目的、任务，鼓舞部队的革命精神，增强部队战斗威力。他和一些领导人谈起写军歌的问题，军部领导都同意。于是，他在3月份用白话诗体写了一首长诗，名《十年》。长诗热情地歌颂新四军，包括北伐时期拥有铁军称号的叶挺将军及其战友们，在工农群众的支持下，经过千百次的血战，到了抗日战争，又开进敌后，为民族的生存抗战，刚好已经转战十年了。这首诗歌作为军歌的初稿提交新四军领导同志讨论修改，他就转到敌后指挥作战去了。陈毅同志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指示，把作战方针、任务都写到军歌歌词里。

副军长项英同志主持军歌的讨论与修改，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军秘书长李一氓、叶挺军长、副参谋长周子昆等人参加了修改。过不久，我问项英军歌歌词进行得如何？项英说：“我们改来改去都没改好，还是等陈毅从敌后回来完成吧”。

陈毅打胜仗回到军部，又收集了修改意见，才最后定稿；政治部将作曲的任务交给了我。第一稿，经文化队试唱，军政首长及文艺工作者认为不够雄壮。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说，如今是对日本侵略军作战，我们军歌要求雄壮有力，有把敌人赶出东海的气魄。按此意见我又写了第二稿，分四段。通过后，军歌在《抗敌》杂志上发表。

陈毅再回来，联欢合唱。我问陈毅同志意见，他说“这样很好，有气魄，正是我写这个歌词时想强调的地方”。在苏北有人问陈毅，《军歌》最后一段是否一定要重复三遍，陈说：“必须这样，才能突出强调东进！东进是中央的指示，东进，到敌后打击敌人，又与山东八路军联成一片。”

 在听取了军首长对《军歌》的修改意见后，何士德对《军歌》的旋律做了全新的构思，脱稿后先在文化队內部试唱，并在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再修改再试唱，直到大家都满意了，才请军首长再次审听。1939年7月1日上午，在文化队驻地新村陈家祠堂召开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十八周年大会，会上何士德亲自指挥文化队全体队员高唱《新四军军歌》第三稿。第三次试唱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大家认为这首歌曲意志坚强，很有气魄，表现了新四军坚决东进抗敌和进军敌后的精神。《新四军军歌》只用3个多月时间就正式诞生，并广为传唱。一位采访过新四军的德国记者汉斯·希伯写道：“我在这里听到一支非常流行的歌曲，其中唱道：‘前进，前进，我们是钢铁的新四军！’在敌后的长江下游流域，没有再比这句响亮的歌词更受欢迎的了：‘我们是钢铁的新四军。’”在新四军军部演唱时，当全曲刚刚结束，场上便响起热烈掌声，军首长各个满面笑容，袁国平代表军首长宣布：“批准，通过！”全场再次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新四军军歌》就这样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诞生了。

关于《新四军军歌》还有一个故事。1949年9月，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确立《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后，在上海的中国唱片公司接到了录制国歌唱片的任务。10月1日，中国唱片公司赶制的10张特别唱片运达北京，编号为：大中华唱片厂38254。唱片的一面为《义勇军进行曲》，另一面为《新四军军歌》。

《新四军军歌》曲调雄浑有力，富有革命激情，许多新四军老战士至今仍念念不忘，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秀历史歌曲之一。军旅音乐史专家李诗源教授认为，《新四军军歌》“表现出了新四军的泱泱雄风，塑造出新四军的英雄形象，抒发了新四军的万丈豪情，激发了新四军的战斗意志，伴随着新四军征战的步履，传遍大江南北，鼓舞新四军及华中抗日军民英勇奋战，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1939年4月新四军教导队第三期文化队成立时的合影

        （前排坐地左2是文化队队长何士德、右2为杨帆，后排右2为鲁冰）

鲁为2021年7月17日在北京新四军研究会浙东分会年会上，介绍了他父亲鲁冰与《新四军军歌》的渊源。1939年5月，这首歌正式成为新四军军歌，鲁冰那时在新四军教导队文化队，跟着何士德学唱新四军军歌，并在1939年7月1日在云岭新四军军部参加了纪念“七一”的文艺演出，那是《新四军军歌》的首演。会后，新四军军歌曲作者何士德和首演亲历者鲁冰这两位新四军老战友的后代相聚在一起，留下了下面这张非常有意义的合影。

何学东和鲁为在北京新四军研究会浙东分会2021年年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