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生在泰州，学名孙仿昭，抗战前在沪成初级中学读书，后考入时敏高中。我参加革命的动机除有党的召唤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离不开当时的社会背景。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占领我国东北三省，次年又策动一二·八淞沪战事，当时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激起了人民的不满和抗议。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斗争在全国风起云涌，热血青年纷纷投身到这场挽救民族危机的运动中。我在时敏中学读书，革命的潮流已触及泰州，一支驻扎泰州的友军部队，政治宣传活跃。当年秋冬季节，土地呈报发现一些大地主隐瞒田亩，逃交捐税，就动员青年学生参加丈量土地，核查捐税。同时教育部门也组织8个县的学生举行演说竞赛会，发动学生参加。当时我被推选为时敏中学的代表，作了“实行合理负担，主张耕者有其田”演说，结果被评为第一名，得了许多奖品。奖品中有鲁迅先生的著作，还有部队奖的大玻璃镜框，被誉为“英才”“雄辩”“巾帼”等等，泰州的报纸还登载了“孙伯和(我父亲) 的女公子荣获冠军”的报道。自那时起，我对革命有所认识，并开始走上投身于革命潮流的道路。

抗战开始，学校推选我为抗日宣传队长，主要搞些宣传募捐活动，并缝制棉衣送前方战士。在班桂芳老师同我联系缝制棉衣的工作中，她告诉我，妇救会负责人是国民党官员的妻子，挂名拿干薪，每月十块钱，不做事，开开茶话会吃吃喝喝，我心中非常气愤。

时值国难当头，抗日呼声日高，进步同学转来我校就读者猛增，这使我深受进步思想的影响。最使我不能忘记的是我们学校的两个老师，一个是语文老师仲一侯先生，他酷爱诗词，与柳亚子诗社有联系，他常朗诵自己创作的诗歌，如《海陵好》中的一段我还记得：“海陵好、绝技柳梅双，檀板轻敲南渡恨，歌衫未卸北平装”。仲先生的诗歌能合时代的脉搏，倾吐了心中的情愫，在他的影响下，我也时常口占一首：“ 学校大门八字开，有志无钱莫进来；愿将一掬英雄泪，洒向沙场见血痕”。

还有一位代生物课的老师是东北人，名字我记不清了。他讲的日本人侵占东三省后，东北人民遭压迫、受欺凌英勇抵抗的故事非常生动，拨动了我的心弦。我曾佩一把剑在身边，准备和日本鬼子拼。那时的大部分青年常因报国无门而感到苦恼。不久，我听说共产党朱德、毛泽东的队伍在延安吃的是小米，自己挖窑洞住，在艰苦的环境下坚持抗战的消息，顿时，一股投奔延安，北上抗日的欲念在我心中萌发了。

二

在宣传抗日救亡的活动中，我和同学周金昭，李素仙发起组织反帝同盟。后来泰州北乡曾有学生从延安学习回来，我们去访问了解了不少陕北的情况，那时我心中时常盘算着组织一些进步青年去延安。郭祥是我的同学，他年纪虽小，但抗日热情很高，经我动员很快就同意了。在组织其他同学时遇到不少困难，当然，去西北参加抗日要走遥远的路程，陕北的生活又是那样艰苦，随时可能牺牲生命，困难是够大的。有个同学叫徐福培，经我宣传后很愿意去，但考虑到其他方面又顾虑重重。我对他说: “就是讨饭，我也要去延安。”表示了我坚决北上的信心。乡下还有个叫徐炳南的女同学，我们商谈北上的事被她的弟弟察觉，当她收拾行装和我一起离庄时，跟踪她的弟媳掉进了河里，后来她没有去成。

为了讨论北上的问题，一天，我们几个同学约定到赵公桥附近老渔行蔡四家集会，郭祥邀其房客蔡志白一同前往，在赵公桥上又遇到程心一。程是泰州北乡樊川镇的店员，与蔡认识。在渔行商量过程中，程又向我们介绍了本镇的谢朗夫，谢是从上海抗日宣传队打散回家的。谈妥后，蔡志白约我和郭祥等他六天，他要去姜埝带他在托儿所工作的妻子一同前往 (妻子叫陈宛如)。六天后，我们离开了家，大家心里都有点不舍，这一去不知何时能归来。

郭祥、蔡志白、程心一、谢朗夫、陈宛如和我一行六人，从樊川经小纪到达高邮城，并组织了“中华抗日救亡宣传队”，推谢朗夫为队长。从高邮到徐州后，看到报载消息大意是：来西北青年，如无介绍信，徒劳往返。我们在泰州城只听说有学校肄业证书即可，因此，我去费校长家拿到了一张肄业证书，还替郭祥领了一张。到哪儿搞介绍信呢?当时大后方武汉有中共办事处，谢朗夫建议说：“到武汉我可以找郭沫若替你们搞到。”考虑到六个人如果都去武汉食宿有困难，因此到了郑州，郭祥和蔡、陈夫妇与我们分手，他们先去西北，我和谢朗夫、程心一去武汉搞介绍信。到武汉后，我们投宿在我两个侄儿的颜料店中。我的侄子叫吕栋臣，他的弟弟叫吕梁臣。而后在汉口加入宣传队，先是上街宣传，维持秩序，在街上照管书摊，还在难童学校里代课、教歌，我还将两个侄儿的名字也报进宣传队。

郭祥他们去陕北后给了我回信，因无介绍信，郭进了青训班学习，蔡、陈夫妇进了红十字医院。郭祥从青训班毕业后去了抗大，听说在苏振华、胡耀邦同志领导的那个队学习，毕业后分配在延安交口区任宣传股长，1942年开赴前线作战，不久失去联系。

经过宣传队队长张暮华介绍，我们在武汉大石洋行中共办事处开到去陕北的介绍信。仅谢朗夫留在武汉未走，我们准备从宜昌方向出发。行前程心一得了伤寒病，病得很厉害，我们的盘资也耗尽了，只得当衣服，但钱还是不够。我想到了时敏中学的同窗好友吴新智。她当时在重庆读书，我写信给她借了60元。我安慰程心一说：“我们是一起出来的，等你病好了，我们还一起走。”当我们到达西安七贤村中共办事处转介绍信时，组织决定让我和梁臣去“抗大”，其他俩人去陕北公学。“抗大”以培养军事干部为主的，即七分军事，三分政治;“陕公”是以培养政工干部为主的，即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我们是一道来的不想分开，得到组织同意，我们一起进了“陕公”。在陕北公学里学政治、学军事，收获甚大，我被同学们选为班长。

我们从1938年2月出发，历经5个月的辗转跋涉，于7月13日到达陕北，加入了革命的队伍。1938年底，我由指导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年底成立“抗大”一分校，我们被编到学校工作。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罗迈和成仿吾校长给我们陕北公学全体师生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 动员大家到敌后方去建立根据地，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同学们情绪激昂，纷纷报名上前线。我也报了名并请成仿吾校长题字，他给我写下了“斗争！斗争！再斗争！”谁知学校规定，女同学留下。结果，男同学编为10个队。我听说后哭着要求上前线，我找到校政治部主任周纯全，表示我的决心。周主任被感动了，让我不要声张，悄悄跟队伍上前线，在成校长等革命先辈的教育和鼓励下，我随“抗大”一分校校长何长工、副校长周纯全走上了东进晋东南抗日前线。

部队开始的番号是：十八集团军随营学校（即“抗大”一分校），当时给我们编了一个班14 人。之后又来了一批女同志编了一个排，我任一排长。不久陆续又来了四五排人，我们排提前毕业。学校分配我到八营图书馆工作，还参加“红五月”生产劳动竞赛，业余时间教妇女识字班，发动妇女绣党旗，我处处带头，工作出色得了奖。1939年在开展“七一至七七”纪念周活动时，七七拂晓，日寇进犯，情况危急，群众帮助我套大车装图书，转移到太行山。我们一面爬山，一面破路阻敌，爬到山上全身累得瘫在地上了。党总支大会决定任命苏壮教员和我任行军连正、副连长。

开学后，我编在校政治处民运科工作（罗野岗任科长），参加总政民运工作队，派去树掌区与新五军做统战工作。

1939年底，抗日战争激烈，何长工校长离去，由周纯全校长率领东进山东。与我同进陕北公学的吕梁臣被编在最后一个队，东进途中，中央决定调最后两个队去延安学习，从此我和他失去了联系，想他定是牺牲了。程心一(又名白苏)毕业后分配在八路军总部后勤部经训队工作，曾做政治教员，后失去联系，可能也牺牲了。我和吕栋臣由“抗大”一分校副校长周纯全率领，东进鲁南开辟革命根据地。我在沂水、莒县等地搞政权建设和调查研究工作，先后任民运工作团队员、分队队长、队长。1941年，蒋介石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皖南事变，我们民运工作团进入沂蒙山区工作。1941 年11月苏联“十月革命”节，原准备成立费县县政府，突然敌人打过来了，我们立即下山。这时校训练部部长兼沂蒙军区司令员袁也烈叫我们上山打游击，民运工作团改为游击队，我被任命为第三队队长，轻装上山打游击，坚持原地斗争。粉碎了敌人的“三光”政策和铁壁合围战术，坚持斗争三个月，后下山总结。1942年初，为适应形势的需要，一分校在山东改编，吕栋臣调山东黎玉同志处工作，我被调到苏北盐阜区党委、涟东县委工作，又回到了阔别四年的家乡。

三

1942年夏秋间，陈毅同志在苏北陈集召开盐阜区根据地干部会议，总结根据地的工作，布置反扫荡任务。我当时是区党委妇委会委员，涟东县委妇委书记、妇女救国会长、工农青妇党团书记。我在一次会上认识了苏北军区政治部主任杨光池、军区司令员洪学智以及新四军第三师师长黄克诚的妻子唐棣华(盐阜区阜宁县委书记)等同志。后经组织上有关同志的介绍，我和杨光池同志结了婚。调到新四军第三师任机要交通员，并任政治部、组织部调研统计干事兼政治部秘书。

这年冬天，苏北形势紧张，苏北军区和新四军第三师合并，由三师师长黄克诚同志一元化领导苏北党政军工作。这时黄克诚同志的爱人唐棣华已怀孕，不久将要分娩，随军行动恐有危险，组织上决定由我护送她出去生小孩。我接受任务后，急忙与唐棣华化装乘小船去建阳。

我表妹袁龙（陈竟的姨妈）家住建阳镇，其夫邵化南是医生。袁龙叫他们家佃户老桑带我们去湖垛，找到盐城商人王文才替我们办理船票事宜(王来往于上海——盐城之间，常到我泰州家中)，然后乘船去泰州。由于湖垛是敌占区、我们在那紧张了几天。在王文才家吃晚饭时，发现他有“青红帮”举动。由于他家住建阳镇，当他看到我们时，口中念念有词：“这个不像邵师娘”(当时我用袁龙的名字，唐用我的名字)。晚上，我招呼王文才说：“刚才相欺，我就是孙仿昭，她是我丈夫杨建臣的妹妹。”并言明我带她到我家去玩，将我们来的路费交王去开销，这样王文才心中才有了底。船票订好后，为等伪军团长江三奶奶乘船耽误了三天。当时，黄克诚、杨光池听说日本人在湖垛抓去了我们两个女同志，忙派李排长找袁龙来看望我们，并让我们做好路上应付敌人的准备，得以安全地去泰州。

我家住泰州板厂街，斜对门是产科医生俞学祖的产科医院。唐棣华在俞家医院生了个女孩（黄克诚的女儿黄楠）后，我和母亲将她娘俩接回家中照料。满月后，为活动通行证，将唐的户口放在我姨母（陈竟的外婆）家。当时已届春节，我家来人较多，唯恐有失，又让唐转移到我姨母家住。姨母是随我母亲长大的，姨父袁朗卿（陈竟的外公）在五州旅馆工作， 女儿袁凤（又名小兰，陈竟的母亲）出嫁后，常一人在家，那儿比较安全。

春节过后，唐棣华的身子已经恢复，可以去上海了。我设法让我母亲和姨母出面宴请潘保长，通过潘搞了张路条。恰巧，母亲入股的糖菜店要去沪购买糖菜，唐棣华便带了孩子随他们到了上海十六铺码头。唐抵沪后，写了封信给我，同时我又接到杨光池同志的来信，要我从东台回大中集投亲。我连忙返回部队，并将证件交三师保卫处。这时已是1943年4月。

起初，我完全是怀着一种单纯的正义感以及妇女解放要求自立思想而奔向革命宝塔——延安的。在党的召唤和教育下，我终于走上了为人类解放而奋斗的道路。

  三师分会 孙红口述  陈竟 陈开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