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1月在凛冽的寒风中,我们一起含着泪用颤抖的手亲自掩埋了她——我们的亲密战友、“二七”烈士后代、鄂中敌后战场优秀的女战士袁立同志。几十年来,她所憧憬并为之献身的新中国已经屹立在东方,革命和建设事业虽历尽艰辛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和历史性的伟大进步和发展。抚今追昔,我们更加思念她，缅怀她短暂而光辉的一生。

袁立又名云芝,湖北鄂城县人。1917年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工人家庭里。她的父兄都是汉口江岸的铁路工人,在党的领导下,都积极参加了当时的工人运动,进行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斗争。在1923年二七大罢工的革命风暴中,她的父亲面对敌人的刺刀和枪弹毫不畏惧,为革命而英勇捐躯。她的哥哥也因参加罢工斗争而被鞭打成伤,惨死在病床上,父兄相继牺牲,家庭生活的沉重负担就压在母亲和她的肩上,为了养家糊口,她从小就参加了各种劳动。她的青少年时期就是在这样一个家庭贫苦、社会混乱、民族危亡、人民罹难的黑暗年代中度过的。

袁立自小聪慧过人,她父亲和工友们认为她应该上学读书，虽然家庭条件难以支持,但工友们热情地资助她上了小学、中学。1933年至1936年,袁立在湖北省立女师读书,由于阶级苦、民族恨和革命的影响及艰苦生活的磨练,加上她勤奋好学,发愤求知,她从青年时代起就树立了救国救民的雄心壮志。在学校期间,她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组织游行示威,组织读书会、时事讨论会,采用多种形式传播革命真理,帮助青年同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显现了她不平凡的抱负和聪明睿智。在革命征途中,她刻苦学习,追求真理,英勇斗争,很快由一个爱国青年成长为一名光荣的共产主义战士。1937年秋,她参加了七里坪中共湖北省委青年干部训练班的学习。1938年2月,又转到汤池农村合作训练班学习,3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学习期间,她认真阅读了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著作,遵照革命的理论,结合当地的实际,认真研究了党的农村群众工作的经验和规律。

1938年春,党组织分配袁立到大山区保康县工作,爬山涉水,吃包谷,咽酸菜,她毫不叫苦。不久,袁立随鄂中特委委员刘慈恺等来到钟祥,以农村合作事业办事处指导员的合法身份为掩护,秘密发动群众,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建立抗日武装。7月重建钟祥县委时,她担任县委委员,分管全县妇女工作。在宣传发动群众中,她先后动员了朱竟、李辉等一批女青年参加革命并积极为抗日战士募集寒衣，带领宣传队深入到上胡家集、张集、客店、皇庄等地的乡村和街头,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她走到哪里，革命火种就播撒到哪里。

袁立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县政府的注意,顽固派将她扣押了起来。在监狱里,她英勇不屈,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顽固派抓不到什么把柄,只好将她放了。她回到合作办事处后,又带领宣传队贴标语、发行《新华日报》,走村串户做群众工作,更加积极和坚强。

1938年底,由于国民党县政府的刁难,办事处和宣传队的生活费用来源断绝,组织上决定派袁立到恩施，与撤退到那里的国民党省政府交涉,要求继续拨发合作指导委员会经费。当时正值武汉撤退,交通中断、秩序混乱、行路艰难的时刻,为了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她勇敢地只身徒步700余里,翻越崇山峻岭,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到了恩施。她的坚强意志,使国民党省政府的先生们也为之惊叹。

1939年春,钟祥抗日前线告急,为了激励士气,袁立和杜邦宪、刘克理等率领数十人的慰问队,用《新钟祥报》的义卖款购买慰问品,奔赴炮火纷飞的前线阵地去慰劳将士。她冒着枪林弹雨,行走于雨雪泥泞的山路,跋涉于严寒刺骨的冰河,以“吃苦在前,临危抢先”的实际行动,赢得了同志们的敬佩。

早在武汉沦陷前夕,袁立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耐心说服了母亲,把小妹送到后方的儿童保育院,让母亲到荆门乡下为地下党组织料理家务。革命的母亲理解女儿的心思,完全同意了她的安排。袁立善于关心别人,爱护别人,对同志处处体贴入微。当她看到李辉和朱竟的裤子破得实在不能再穿时,就不声不响地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面拿出来,为她俩人每人做了一条裤子。她还经常耐心地劝导男女青年在国难当头、大敌当前的时刻,不要过早地谈恋爱、结婚,以免分散思想和精力。大家也深深感到她对同志赤诚的爱,称她是可亲可敬的大姐。

袁立身为县委领导,处处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以革命利益为重,从不和别人计较非原则的事情,从不因工作的困难而退却,从不因工作的繁杂而疏忽。凡是她经手的工作,都是有条不紊，她对于所分管的支部工作和党员干部状况,都了如指掌。在党的领导下,她为党培养了一批工农出身的干部,为革命积蓄了力量。

鄂中沦陷后,她离开钟祥，参加部队打游击,曾在新四军鄂豫独立游击支队第一团队任民运股长。每到宿营地放下背包,她就深入到群众中去,宣传抗日救亡、军民团结、敌后打游击、争取最后胜利的道理。由于生活的艰苦,加之工作上的艰辛,使她的心脏病、哮喘病更加恶化,全身出现浮肿。同志们都为她的病情而担忧,送她到京山大山头军医院治疗。当时,医院条件很差,设在一间简陋的草屋里。同志们去探望她,希望她多保重身体。她却乐观地说:“病魔折磨人的身体,但也锻炼了人的意志。艰苦算得什么!我只希望早日换来革命胜利。”

当病情稍有好转,她就要求出院。组织派她到京山县委工作,任县委委员、组织部副部长。一到工作岗位,她就像有使不完的劲。白天,深入到群众中做工作;夜晚,到各个党支部听取汇报,解决实际问题。不久,她又主动要求到范围大、情况复杂、干部缺乏、任务繁重的石板河区去工作。

由于袁立精明强干,作风深入,工作细致,密切联系群众,所以当她来到石板河后,组织上就派她到条件极端艰苦、情况极端复杂的熊家滩、天王寺一带去,了解关于我们党员和进步人士被国民党顽固派秘密逮捕、杀害的情况和日寇对我根据地“扫荡”的情况。接受任务后,她不顾天寒地冻,穿着一件不大合身的大袍子,串乡走户,访贫问苦,发动群众,深入调查,了解情况,广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鼓舞人民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她常常工作到深夜,合衣睡在群众屋里临时搭的行铺上。由于过度疲劳,加上疟疾复发,她高烧不止,脸色苍白,身体比以前更坏了。她顾不上这些,仍然夜以继日地工作,将调查的情况,写成5000多字的报告,向县委作了详细的汇报,为县委掌握情况,更好地开展这个地区的工作,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袁立出色的工作受到人民的爱戴,却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仇视。1940年11月3日,当她只身深入到天宝胜乡做群众工作时,不幸被捕。面对禽兽般的敌人,她大义凛然,义正辞严地质问:“你们这些汉奸、走狗,不打日本鬼子,却来杀害革命干部、残害人民,你们还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吗?”敌人恼羞成怒,露出狰狞的面目,吼道:“你再说。就杀死你!”袁立毫不畏惧,大声回答:“共产党人头可断,志不移,是吓不倒、杀不绝的!你们杀了我一个,会有更多的人站起来……革命是一定胜利的!”凶残的敌人不敢开枪,便用刺刀将她刺杀在一颗冬青树下。袁立用年轻的生命书写了一曲共产党人“头可断、志不移”的革命赞歌,显示了一个共产党人威武不屈、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她生的光荣、死的伟大!

今天,我们来到烈士的墓前,追忆往事,寻觅烈士的足迹。她壮烈牺牲的英勇事迹,已在广大群众中流传,她坚定不移的革命精神,已成为鼓舞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而她用鲜血浇灌的那棵冬青树更青翠挺拔,象征着烈士不屈的傲骨。

袁立同志,安息吧!

五师分会 刘慈恺 朱 竟 李 辉 黄涛若 刘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