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志登，1907年正月二十七（农历）出生在江苏阜宁县（今滨海县）二区桃园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

其父亲曾做过董事，手里亦有些田产，后被鸦片腐蚀，抽上大烟，不但把祖上留下的资产全部败光，连妻子陪嫁的一点首饰都付于烟粉。孙志登的学业也无法继续，仅上过几年寒学，就辍学在家，拾粪割草，打工度日。但他却通过刻苦自习练就了一手好字。

孙志登妻子吕金华娘家，原来是个富足人家，被日军两次烧毁房子后，只能自搭丁头舍子（丁头舍子即利用残存的房屋侧墙临时搭盖的草房）生活。

这对患难夫妇就是在这样外患内忧下的大环境中，由两个富家变成两个穷家后的组合。

  孙志登成家之后日子过得很艰难，最困难的时候家中断粮。有一次，他借遍了所有的亲戚和熟人，从早到晚，空手而回，没借到一斤粮、一分钱，饿着肚子，回到家里,拿起斧头就愣头劈柴。妻子吕金华一看，晓得事情不妙，极尽好言劝慰。孙志登终于仰天长叹，愤怒地吼道：“难道老天爷就像这样子，把我这一家子灭掉了吗！”

                               一

1940年10月,八路军第五纵队，在黄克诚司令员的率领下，开辟苏北、创建盐阜抗日根据地。五纵队二支队驻扎在孙志登家乡阜宁县——现在的滨海县，帮助群众建立阜宁县抗日民主政府。当年底, 孙志登在地下党员王海秋的动员下，参加革命工作。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重建新四军军部，八路军第五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五纵队二支队在阜宁县天赐场〔今天场〕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第八旅，下辖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团。9月20日，孙志登家乡辟为阜东县（1948年11月改为滨海县）。孙志登担任阜东县糜滩区蒲西乡第十保保长。同年秋，在王海秋的介绍下，孙志登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主要从事地下工作。

    1942年春, 孙志登任蒲西乡农会会长及武装民兵模范班班长，和侄子孙海洋（乡指导员）、孙永军（九保保长、民兵中队长）一道，扛起了蒲西乡巩固抗日民主政权的重担。他首先组织骨干力量，发动群众，开展对他嫡叔伯哥哥孙志群为代表的地主的斗争，要求给长工报酬涨一倍、每人做一套小褂裤，最终迫使孙志群签字划押。 

接着，促使其他10个保的地主照此办理。再接着，以“同宗不同道”鲜明的阶级立场，向叔祖辈孙其篆、孙其明、孙其岭、孙其基四个大地主家借粮度荒、减租减息，虽然斗争很棘手，但同样都取得了满意的效果。

  1943年2月，日本鬼子第二次占领东坎县城，日伪军三天两头下乡“扫荡”，抢老百姓的东西，什么都要，连马桶都要拿走。孙志登家的一条毛巾、二斤糁子，也被抢了去。日伪军第一次“扫荡”中，用乱枪打死15个老百姓。

  当时，糜滩区政府设在靠海边的二十层，与蒲西乡和县城东坎只有张家河一河之隔，处于抗战前沿。孙志登他们约有20人的地方抗日武装——模范班，和敌人构成拉锯之势。因为鬼子经常下乡“扫荡”，反“扫荡”就成为这支武装民兵的重要任务。孙志登他们下地干活，身上都背着枪，并派人到东坎秘密放哨，探听消息，配合部队，和日伪鬼子周旋，经常几天几夜不回家。 

  日伪军“扫荡”时，孙志登他们首先组织群众“跑反”。起初，家里人用小车子推着孙志登母亲，一起往刘大庄、五淦、獐沟方向逃难。后来，“扫荡”经常发生，孙志登就只把两个儿子带走，把母亲和妻子、女儿留在家里。

为对付日伪军，孙志登他们没日没夜，动员群众挖了一条从东坎到刘大庄的“抗日沟”，便于群众“跑反”，子弹打不到，同时，阻挡日伪车辆通行。平常，反动帮会小刀会和日伪军武装一般也不敢轻易下乡。有一次，孙志登带领模范班的同志，又和日伪军交上火，因敌人太多，他们被迫撤退，而“土大喷子”（土炮）太重，只好忍痛舍弃。

1943年3月，孙志登带领民兵队，穿着部队发的服装，背着枪支，活捉日伪坐探刘玉明，拉到洪套小坟茔，予以枪毙，解了群众心头之恨。

    1943年5月，孙志登带领民兵队，又迂回绕道到东坎东圩门，一下子抓捕日伪坐探11人，押解到五份滩（现通榆五淦村）大坟茔处死，震慑了日伪军，鼓舞了群众抗日的斗志。 

二

   1943年6月29日，浦西、浦南、浦东三个乡干部和县区分工干部，在孙志登家召开西南战区秘密紧急会议。会后，晚9点多钟，孙志登和乡长李富才及两侄儿孙海洋、孙永军来到狼毛墩子第七保保长袁广文家，和保里干部、积极分子，一共十几个人，一起检查夏收藏粮情况，传达上级反“扫荡”的部署。会议开到早半夜结束，外边下着雨，离家近的人都走了，孙志登叔侄三人和乡长李富才，欲等雨停了再走。谁知会议早就走漏了风声。村里有个卖大烟的汉奸刘章奎，他一个儿子当伪军，儿媳妇和他的一个女儿因经常给伪军送粮食，被模范班李富年、李富春抓住镇压，刘章奎的老婆怀恨在心，一夜四趟跑东坎，向日伪军告密。随后日伪阜宁县保安队100多人将狼毛墩整个庄子围得水泄不通。

    起初，日伪军不敢贸然进庄，僵持到天亮，日伪军捣烂墙洞，蜂拥而上，孙志登叔侄三人拔枪（小手铳子）堵击，谁知火药受潮，打不响，最后被敌绑架。当时孙志登身上还带有农会公章，乡长李富才将公章藏在柴草垛里，敌人踩了几次，没有发现。   

    这一天，狼毛墩子一个庄子共被敌人抓去57个人。所有人都被关在东坎油坊大院子里。孙志登叔侄三人是干部，单号隔离。后来，大多数老百姓被家人花钱保了出来，敌人扣留了骨干分子13个人。

    孙志登妻子吕金华送牢饭，不得近前，只好请孙志登表兄弟葛兆坤（伪军）的儿子──绰号“条半腿”代递牢饭。“条半腿”把牢饭送到门口，日伪军也不给情面，甩起一脑勺子把他打翻在地，饭也撒了一地。

    因为孙志登是“大匪头”，所以敌人重点对他严刑逼供，灌辣椒水，坐老虎凳，上踩杠，竭尽折磨之能事。

    孙志登牢记自己的入党誓言，决心为党的事业牺牲自己，因考虑对家庭后辈子女负责，不能连累他们，除主动承担自己是头头，为海洋、永军两侄儿“代祸背责”外，其它自始至终，没吐露一个字给敌人。

在孙志登叔侄和群众骨干关押期间，糜滩区区长李朴夫，专门召开了营救孙氏叔侄等人的会议。日伪军亦提出交50支枪或450斗小麦同意保释的要求。  

    区、乡两级政府干部，千方百计，动员各家各户募捐粮食，人请人，人托人，做工作。经过几天多方努力，乡村干部组织十多部小推车，把募集到的粮食，推到东坎敌保安队去。共产党员高志华、高士荣等，都参加了推粮行动。到第八天上午，7月7日，日伪军再次派人到胡晓余家拿钱。胡招待来人鸡蛋瘪子（农村招待贵客的茶食），来人吃都不吃，借口“钱不够数”，发着狠走了。奸滑狡诈的敌人，根本不讲信用，在收了钱粮的情况下，言而无信。经过七天的严刑拷打，孙志登已“皮开肉绽”，鬼子在一无所获的情况下，终开杀戒。

三

7月7日下午，在东坎中市桥南的大坟茔（现滨海县第一初级中学位置）,日伪军一二百人，进行了严密部署，挖了一大一小两个坑。为了威吓群众，把到场的1000多群众围在“杀场”外围。其中，亦有我们准备营救的同志，但人数有限，无能为力，只能看着孙志登叔侄被害而暗自流泪。

敌人行凶时，先把十个群众骨干，用剌刀一个一个捅死于大坑中，土埋好。后是孙志登叔侄三个干部，用大刀砍，刺刀戳。

    敌人将孙志登双臂反绑着，逼跪着，直面看着两侄儿被行刑。 

    第一个，孙永军，因不让敌人蒙面，头被刽子手一刀砍下，身首异处。

    第二个，孙海洋，胸口被刽子手连戳七刀。

    最后轮到孙志登，刽子手停下来，坐到一个坟头上，抽支烟，壮壮胆，说“歇歇”。 

就是在这常人“吓就吓死了”的残酷现场，孙志登自始至终无所畏惧，把胸口挺起来，说死也要死得气概！

    孙志登是敌人最恨的，所以非要把最残酷的场面、从头至尾，让他全看到，非要把凌辱罪给他受受……刽子手先对他胸口、肋间、喉咙连戳三刀，孙志登还没有倒下，接着用刀背对准面部，又是一刀，计四刀，才把孙志登跺下坑去。喉咙和眼珠里的血水往外淌，惨不忍睹。

    由于雷阵雨等多种原因，日伪军面对大风大雨，赶快撤离刑场。

    半埋在坟坑里的孙志登，被大雨冲去一些泥土，昏迷的头脑被雷阵雨激醒，孙志登奇迹般地“还活着！”  

四

听到孙氏叔侄三人被杀，孙志登妻子吕金华和孙海洋、孙永军两侄儿媳妇，直奔南坟茔刑场收尸。

    孙志登妻子小脚，跑不动，又遇鬼子阻挠，说吕金华是“模范班女人”，要把她“枪毙了”！收尸不得，只好潜回家。

    孙海洋、孙永军两位妻子，从狼毛墩子用大木桶划过河，绕道来到南大坟茔，扒坑寻尸。

   孙志登此时已血肉模糊，面目全非。孙海洋、孙永军两侄媳发现还有“动静”，就问：“您是哪个？”答:“孙志登”，“您侄儿呢？”“全杀得了，在我身底下呢！”，“你们把我手上绳子解开来”……才解下一只手，两侄儿媳妇看到日伪军二次来“改刀”，吓得赶快躲了。孙志登意识到敌人近前了，屏住呼吸，鬼子未发现他还活着，又撤回去了，孙志登再躲过一劫。

    在一切平静下来后，孙志登忍着剧烈的伤痛，拼力扒土，“爬到坑外”。挪啊挪啊挪的，爬到了芦黍棵里（高粱地）。

    孙志登的大姐家，离刑场很近。得知孙志登被杀的消息，孙志登外甥女、外甥媳妇姑嫂两人，凭一股亲情，绕道到大坟莹，想探个究竟。竟然听到哼声，发现孙志登在芦黍棵里，“还有一口气呢！”于是孙志登姐姐的公公于大爹，花两斛小麦，冒着风险，雇四个人，用大柳筐把孙志登兜上，傍晚时，抬着送回家。

五

  孙海洋、孙永军两位妻子收尸去了。孙志登妻子吕金华收尸不成回到家，正抱着孩子们哭得肝肠寸断。11岁的三女儿孙梅哭得最伤心，把她二舅吕金鹤的眼泪都哭下来了。此时，吕金鹤提醒妹妹：“你不能光领着孩子哭，你是家里掌作人，看看请哪几个人帮帮忙，去把尸首收回来啊！”。吕金华这才止住了哭，张罗收尸的事去了。

    就在此时，外边传来了喊声，“人被抬回来了，还活着呢！”吕金华一听，陡添十分精神，立即迎上去。 

    此时的孙志登，被人从大柳筐里扶起来，吕金华一把抱住，问：“刀戳哪几处的？”此时的孙志登，身上的血迹，已被雨水冲去了不少，残留的也已凝固，只有喉咙喘气时，食管里还有血水往外冒……就这样，铁打的汉子，人架住，还自己挪到屋内。吕金鹤随即搬了两条长板凳，用门板搁了个铺，垫上一张蓆子，让孙志登睡在上面。

    孙志登在家停留一宿，身上一阵一阵的疼。吕金华后来说：“他一阵疼痛起来,紧紧抓住我的手，手腕都要被他勒断了”。几次昏死过去，全家人个个心如油煎，束手无策。此时，邻人出主意说：“童子尿可以止疼”。谁知，找来童子尿，前头喝下去，后头又从食管流出来，因为食管已破裂……好不容易熬到天亮，村里又有人来报信说：“鬼子又要来搜查找人了”。在村干部和民兵高志华、高志荣等好多人的帮助下，把孙志登和长子永波一起先转移到离家有二里地的玉米丛中藏起来。那时，正是六月天，赤日炎炎似火烧。

糜滩区区长李朴夫在得到孙志登还活着的消息后，立即写信给乡干部，派两个区干部专程来到孙志登家营救。来的两个人，傍晚赶到孙志登家，都配带盒子枪。

乡村干部看了李朴夫的信，和吕金鹤配合，立即组织十来个人，决定用担架把孙志登抬往海边二十层新四军医院去抢救。当时，找来的人，有人不大敢去，送信的人把盒子枪往桌子上一搁：“人家为革命，为大家，命都不要了，让你们抬人，有什么难的，又有什么好怕的？”

然后，让吕金华和吕金鹤姐弟俩跟着，连夜齐心协力地抬往二十层。中途，雨夜，看不见路，吕金华顾不得三寸小脚，高一脚，低一脚，不顾一切的艰难前行。

    到蔡桥王圩，所有人实在吃不消了，万般无奈，只好在孙志登二姐家住下。熬到天亮，继往二十层。在二十层新四军医院，因当时医疗条件极差，主治医生又到战场前线去了，只有护士给他擦点消炎水，打点止痛针，哪里能治得了孙志登如此沉重的伤势，又熬了一天一夜，孙志登终因伤势过重于7月11日凌晨4点左右牺牲。

    在最后的三昼夜里，特别在二十层新四军医院止痛针稍稍止疼以后，孙志登还喝了点米汤，能说较多的话了，断断续续把他被日伪抓捕、在狱中遭受种种酷刑拷打、经受生死考验、所思所想及行刑现场惨不忍睹的细节，忍着食管血泡，都对吕金华、吕金鹤和区干部、医护人员一一讲了。孙志登还说：“如果能活下来，将来见到鬼子、伪军，见一个杀一个……”他还交待吕金华：“如果万一，一定要把永波、永海培育成人，将来为我报仇雪恨！”

    1944年六七月，阜东县委和糜滩区政府，在大桃园召开追悼三烈士大会，参会二三千人，会场庄严肃穆，四周用各家门板刷上宣传标语，围起来，吕金华和三女儿孙梅参加了大会。阜东县政府领导、糜滩区区长李朴夫等讲了话。大会宣布，为了纪念三烈士的英雄事迹，成立三烈乡。人民公社化时期，三烈乡改为坎南人民公社三烈大队三烈村。政府为表达对三烈士的景仰和纪念，将孙海洋、孙永军二烈士墓跟孙志登墓迁移一处，建成三烈士陵园。

   三师分会 徐振理 陈德全 孙 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