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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军“墓坑”里活着回来的孙志登

  • 时间:   2021-11-17      
  • 作者:   徐振理等      
  • 来源:   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三师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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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志登,1907年正月二十七(农历)出生在江苏阜宁县(今滨海县)二区桃园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

其父亲曾做过董事,手里亦有些田产,后被鸦片腐蚀,抽上大烟,不但把祖上留下的资产全部败光,连妻子陪嫁的一点首饰都付于烟粉。孙志登的学业也无法继续,仅上过几年寒学,就辍学在家,拾粪割草,打工度日。但他却通过刻苦自习练就了一手好字。

孙志登妻子吕金华娘家,原来是个富足人家,被日军两次烧毁房子后,只能自搭丁头舍子(丁头舍子即利用残存的房屋侧墙临时搭盖的草房)生活。

这对患难夫妇就是在这样外患内忧下的大环境中,由两个富家变成两个穷家后的组合。

  孙志登成家之后日子过得很艰难,最困难的时候家中断粮。有一次,他借遍了所有的亲戚和熟人,从早到晚,空手而回,没借到一斤粮、一分钱,饿着肚子,回到家里,拿起斧头就愣头劈柴。妻子吕金华一看,晓得事情不妙,极尽好言劝慰。孙志登终于仰天长叹,愤怒地吼道:“难道老天爷就像这样子,把我这一家子灭掉了吗!”

                              

1940年10月,八路军第五纵队,在黄克诚司令员的率领下,开辟苏北、创建盐阜抗日根据地。五纵队二支队驻扎在孙志登家乡阜宁县——现在的滨海县,帮助群众建立阜宁县抗日民主政府。当年底, 孙志登在地下党员王海秋的动员下,参加革命工作。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重建新四军军部,八路军第五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五纵队二支队在阜宁县天赐场〔今天场〕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第八旅,下辖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团。9月20日,孙志登家乡辟为阜东县(1948年11月改为滨海县)。孙志登担任阜东县糜滩区蒲西乡第十保保长。同年秋,在王海秋的介绍下,孙志登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主要从事地下工作。

    1942年春, 孙志登任蒲西乡农会会长及武装民兵模范班班长,和侄子孙海洋(乡指导员)、孙永军(九保保长、民兵中队长)一道,扛起了蒲西乡巩固抗日民主政权的重担。他首先组织骨干力量,发动群众,开展对他嫡叔伯哥哥孙志群为代表的地主的斗争,要求给长工报酬涨一倍、每人做一套小褂裤,最终迫使孙志群签字划押。 

接着,促使其他10个保的地主照此办理。再接着,以“同宗不同道”鲜明的阶级立场,向叔祖辈孙其篆、孙其明、孙其岭、孙其基四个大地主家借粮度荒、减租减息,虽然斗争很棘手,但同样都取得了满意的效果。

  1943年2月,日本鬼子第二次占领东坎县城,日伪军三天两头下乡“扫荡”,抢老百姓的东西,什么都要,连马桶都要拿走。孙志登家的一条毛巾、二斤糁子,也被抢了去。日伪军第一次“扫荡”中,用乱枪打死15个老百姓。

  当时,糜滩区政府设在靠海边的二十层,与蒲西乡和县城东坎只有张家河一河之隔,处于抗战前沿。孙志登他们约有20人的地方抗日武装——模范班,和敌人构成拉锯之势。因为鬼子经常下乡“扫荡”,反“扫荡”就成为这支武装民兵的重要任务。孙志登他们下地干活,身上都背着枪,并派人到东坎秘密放哨,探听消息,配合部队,和日伪鬼子周旋,经常几天几夜不回家。 

  日伪军“扫荡”时,孙志登他们首先组织群众“跑反”。起初,家里人用小车子推着孙志登母亲,一起往刘大庄、五淦、獐沟方向逃难。后来,“扫荡”经常发生,孙志登就只把两个儿子带走,把母亲和妻子、女儿留在家里。

为对付日伪军,孙志登他们没日没夜,动员群众挖了一条从东坎到刘大庄的“抗日沟”,便于群众“跑反”,子弹打不到,同时,阻挡日伪车辆通行。平常,反动帮会小刀会和日伪军武装一般也不敢轻易下乡。有一次,孙志登带领模范班的同志,又和日伪军交上火,因敌人太多,他们被迫撤退,而“土大喷子”(土炮)太重,只好忍痛舍弃。

1943年3月,孙志登带领民兵队,穿着部队发的服装,背着枪支,活捉日伪坐探刘玉明,拉到洪套小坟茔,予以枪毙,解了群众心头之恨。

    1943年5月,孙志登带领民兵队,又迂回绕道到东坎东圩门,一下子抓捕日伪坐探11人,押解到五份滩(现通榆五淦村)大坟茔处死,震慑了日伪军,鼓舞了群众抗日的斗志。 

   1943年6月29日,浦西、浦南、浦东三个乡干部和县区分工干部,在孙志登家召开西南战区秘密紧急会议。会后,晚9点多钟,孙志登和乡长李富才及两侄儿孙海洋、孙永军来到狼毛墩子第七保保长袁广文家,和保里干部、积极分子,一共十几个人,一起检查夏收藏粮情况,传达上级反“扫荡”的部署。会议开到早半夜结束,外边下着雨,离家近的人都走了,孙志登叔侄三人和乡长李富才,欲等雨停了再走。谁知会议早就走漏了风声。村里有个卖大烟的汉奸刘章奎,他一个儿子当伪军,儿媳妇和他的一个女儿因经常给伪军送粮食,被模范班李富年、李富春抓住镇压,刘章奎的老婆怀恨在心,一夜四趟跑东坎,向日伪军告密。随后日伪阜宁县保安队100多人将狼毛墩整个庄子围得水泄不通。

    起初,日伪军不敢贸然进庄,僵持到天亮,日伪军捣烂墙洞,蜂拥而上,孙志登叔侄三人拔枪(小手铳子)堵击,谁知火药受潮,打不响,最后被敌绑架。当时孙志登身上还带有农会公章,乡长李富才将公章藏在柴草垛里,敌人踩了几次,没有发现。   

    这一天,狼毛墩子一个庄子共被敌人抓去57个人。所有人都被关在东坎油坊大院子里。孙志登叔侄三人是干部,单号隔离。后来,大多数老百姓被家人花钱保了出来,敌人扣留了骨干分子13个人。

    孙志登妻子吕金华送牢饭,不得近前,只好请孙志登表兄弟葛兆坤(伪军)的儿子──绰号“条半腿”代递牢饭。“条半腿”把牢饭送到门口,日伪军也不给情面,甩起一脑勺子把他打翻在地,饭也撒了一地。

    因为孙志登是“大匪头”,所以敌人重点对他严刑逼供,灌辣椒水,坐老虎凳,上踩杠,竭尽折磨之能事。

    孙志登牢记自己的入党誓言,决心为党的事业牺牲自己,因考虑对家庭后辈子女负责,不能连累他们,除主动承担自己是头头,为海洋、永军两侄儿“代祸背责”外,其它自始至终,没吐露一个字给敌人。

在孙志登叔侄和群众骨干关押期间,糜滩区区长李朴夫,专门召开了营救孙氏叔侄等人的会议。日伪军亦提出交50支枪或450斗小麦同意保释的要求。  

    区、乡两级政府干部,千方百计,动员各家各户募捐粮食,人请人,人托人,做工作。经过几天多方努力,乡村干部组织十多部小推车,把募集到的粮食,推到东坎敌保安队去。共产党员高志华、高士荣等,都参加了推粮行动。到第八天上午,7月7日,日伪军再次派人到胡晓余家拿钱。胡招待来人鸡蛋瘪子(农村招待贵客的茶食),来人吃都不吃,借口“钱不够数”,发着狠走了。奸滑狡诈的敌人,根本不讲信用,在收了钱粮的情况下,言而无信。经过七天的严刑拷打,孙志登已“皮开肉绽”,鬼子在一无所获的情况下,终开杀戒。

7月7日下午,在东坎中市桥南的大坟茔(现滨海县第一初级中学位置),日伪军一二百人,进行了严密部署,挖了一大一小两个坑。为了威吓群众,把到场的1000多群众围在“杀场”外围。其中,亦有我们准备营救的同志,但人数有限,无能为力,只能看着孙志登叔侄被害而暗自流泪。

敌人行凶时,先把十个群众骨干,用剌刀一个一个捅死于大坑中,土埋好。后是孙志登叔侄三个干部,用大刀砍,刺刀戳。

    敌人将孙志登双臂反绑着,逼跪着,直面看着两侄儿被行刑。 

    第一个,孙永军,因不让敌人蒙面,头被刽子手一刀砍下,身首异处。

    第二个,孙海洋,胸口被刽子手连戳七刀。

    最后轮到孙志登,刽子手停下来,坐到一个坟头上,抽支烟,壮壮胆,说“歇歇”。 

就是在这常人“吓就吓死了”的残酷现场,孙志登自始至终无所畏惧,把胸口挺起来,说死也要死得气概!

    孙志登是敌人最恨的,所以非要把最残酷的场面、从头至尾,让他全看到,非要把凌辱罪给他受受……刽子手先对他胸口、肋间、喉咙连戳三刀,孙志登还没有倒下,接着用刀背对准面部,又是一刀,计四刀,才把孙志登跺下坑去。喉咙和眼珠里的血水往外淌,惨不忍睹。

    由于雷阵雨等多种原因,日伪军面对大风大雨,赶快撤离刑场。

    半埋在坟坑里的孙志登,被大雨冲去一些泥土,昏迷的头脑被雷阵雨激醒,孙志登奇迹般地“还活着!”  

听到孙氏叔侄三人被杀,孙志登妻子吕金华和孙海洋、孙永军两侄儿媳妇,直奔南坟茔刑场收尸。

    孙志登妻子小脚,跑不动,又遇鬼子阻挠,说吕金华是“模范班女人”,要把她“枪毙了”!收尸不得,只好潜回家。

    孙海洋、孙永军两位妻子,从狼毛墩子用大木桶划过河,绕道来到南大坟茔,扒坑寻尸。

   孙志登此时已血肉模糊,面目全非。孙海洋、孙永军两侄媳发现还有“动静”,就问:“您是哪个?”答:“孙志登”,“您侄儿呢?”“全杀得了,在我身底下呢!”,“你们把我手上绳子解开来”……才解下一只手,两侄儿媳妇看到日伪军二次来“改刀”,吓得赶快躲了。孙志登意识到敌人近前了,屏住呼吸,鬼子未发现他还活着,又撤回去了,孙志登再躲过一劫。

    在一切平静下来后,孙志登忍着剧烈的伤痛,拼力扒土,“爬到坑外”。挪啊挪啊挪的,爬到了芦黍棵里(高粱地)。

    孙志登的大姐家,离刑场很近。得知孙志登被杀的消息,孙志登外甥女、外甥媳妇姑嫂两人,凭一股亲情,绕道到大坟莹,想探个究竟。竟然听到哼声,发现孙志登在芦黍棵里,“还有一口气呢!”于是孙志登姐姐的公公于大爹,花两斛小麦,冒着风险,雇四个人,用大柳筐把孙志登兜上,傍晚时,抬着送回家。

  孙海洋、孙永军两位妻子收尸去了。孙志登妻子吕金华收尸不成回到家,正抱着孩子们哭得肝肠寸断。11岁的三女儿孙梅哭得最伤心,把她二舅吕金鹤的眼泪都哭下来了。此时,吕金鹤提醒妹妹:“你不能光领着孩子哭,你是家里掌作人,看看请哪几个人帮帮忙,去把尸首收回来啊!”。吕金华这才止住了哭,张罗收尸的事去了。

    就在此时,外边传来了喊声,“人被抬回来了,还活着呢!”吕金华一听,陡添十分精神,立即迎上去。 

    此时的孙志登,被人从大柳筐里扶起来,吕金华一把抱住,问:“刀戳哪几处的?”此时的孙志登,身上的血迹,已被雨水冲去了不少,残留的也已凝固,只有喉咙喘气时,食管里还有血水往外冒……就这样,铁打的汉子,人架住,还自己挪到屋内。吕金鹤随即搬了两条长板凳,用门板搁了个铺,垫上一张蓆子,让孙志登睡在上面。

    孙志登在家停留一宿,身上一阵一阵的疼。吕金华后来说:“他一阵疼痛起来,紧紧抓住我的手,手腕都要被他勒断了”。几次昏死过去,全家人个个心如油煎,束手无策。此时,邻人出主意说:“童子尿可以止疼”。谁知,找来童子尿,前头喝下去,后头又从食管流出来,因为食管已破裂……好不容易熬到天亮,村里又有人来报信说:“鬼子又要来搜查找人了”。在村干部和民兵高志华、高志荣等好多人的帮助下,把孙志登和长子永波一起先转移到离家有二里地的玉米丛中藏起来。那时,正是六月天,赤日炎炎似火烧。

糜滩区区长李朴夫在得到孙志登还活着的消息后,立即写信给乡干部,派两个区干部专程来到孙志登家营救。来的两个人,傍晚赶到孙志登家,都配带盒子枪。

乡村干部看了李朴夫的信,和吕金鹤配合,立即组织十来个人,决定用担架把孙志登抬往海边二十层新四军医院去抢救。当时,找来的人,有人不大敢去,送信的人把盒子枪往桌子上一搁:“人家为革命,为大家,命都不要了,让你们抬人,有什么难的,又有什么好怕的?”

然后,让吕金华和吕金鹤姐弟俩跟着,连夜齐心协力地抬往二十层。中途,雨夜,看不见路,吕金华顾不得三寸小脚,高一脚,低一脚,不顾一切的艰难前行。

    到蔡桥王圩,所有人实在吃不消了,万般无奈,只好在孙志登二姐家住下。熬到天亮,继往二十层。在二十层新四军医院,因当时医疗条件极差,主治医生又到战场前线去了,只有护士给他擦点消炎水,打点止痛针,哪里能治得了孙志登如此沉重的伤势,又熬了一天一夜,孙志登终因伤势过重于7月11日凌晨4点左右牺牲。

    在最后的三昼夜里,特别在二十层新四军医院止痛针稍稍止疼以后,孙志登还喝了点米汤,能说较多的话了,断断续续把他被日伪抓捕、在狱中遭受种种酷刑拷打、经受生死考验、所思所想及行刑现场惨不忍睹的细节,忍着食管血泡,都对吕金华、吕金鹤和区干部、医护人员一一讲了。孙志登还说:“如果能活下来,将来见到鬼子、伪军,见一个杀一个……”他还交待吕金华:“如果万一,一定要把永波、永海培育成人,将来为我报仇雪恨!”

    1944年六七月,阜东县委和糜滩区政府,在大桃园召开追悼三烈士大会,参会二三千人,会场庄严肃穆,四周用各家门板刷上宣传标语,围起来,吕金华和三女儿孙梅参加了大会。阜东县政府领导、糜滩区区长李朴夫等讲了话。大会宣布,为了纪念三烈士的英雄事迹,成立三烈乡。人民公社化时期,三烈乡改为坎南人民公社三烈大队三烈村。政府为表达对三烈士的景仰和纪念,将孙海洋、孙永军二烈士墓跟孙志登墓迁移一处,建成三烈士陵园。


   三师分会 徐振理 陈德全 孙 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