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新四军遭遇到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重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月17日宣布新四军为“叛军”，蒋介石取消了新四军的番号。

皖南事变的腥风血雨并没有吓倒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中共中央军委1月20日发布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新四军军部于1月25日在江苏盐城重建，组建7个师和一个独立旅。此时的新四军，已经是一支完全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部队。

曾希圣政委分配我的工作

皖南事变发生后，在曾希圣同志的领导下，中共无为县委、新四军无为游击队及含和巢无联合办事处随即采取紧急措施，接应皖南突围人员。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将皖南事变突围部队与原在江北分散独立活动的几个部队汇合在一起，组成新四军第七师，张鼎丞为第七师师长，曾希圣为政委。

经历了皖南事变的九死一生突出重围，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新四军部队更换了以黑色为基调的新臂章，主要是为了悼念那些在皖南事变中不幸牺牲的指战员们。新臂章的中心是椭圆形状，内有新四军英文缩写的“N4A”字母。在臂章最上方是阿拉伯数字的“1941”年份，两侧各有一个五角星图案，整体给人的感觉是臂章设计简洁，让新四军指战员们永远记住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最卑鄙的一幕。

转眼间就到了3月中旬了，我的脚伤已经养好，就要回部队了，何老爹一家人真的是舍不得我们走。因为当时在村里，谁的家里住着新四军伤员，谁的脸上就有光彩，并以此为自豪。我们也是怀着依依不舍之情离开了何家，我回到第七师师部报到，真想返回皖南去战斗，这还需要得到组织上的批准。

那段时间我特别留意从皖南事变中突围陆续回来的同志们，有我们二纵队的政委黄火星、政治部主任钟德胜、供给处主任潘友宏、宣传股股长吴乃木、司号长温得福、机要员杨刚等人。新三团二营巫希权营长、一营张玉辉副营长带出新三团、老三团、军直属短枪队、一纵队部分战士的整建制的200余人。尤其是得知了我们老三团二营张振友营长等连级干部能够平安回来，真是格外的高兴。

我和张振友营长所带领的二纵队老三团二营，在皖南事变中一直担负着保卫军部安全任务。全营400名指战员听从党的指挥，在这场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战斗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们表现出了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慨！大部分指战员都牺牲在战场上，让我们活着的人就想着为战友们去向敌人报仇雪恨，讨还血债。

陆续回到无为县的皖南事变突围者二纵队新三团团长熊梦辉、参谋长张日清、政治处主任阙中一，老三团三营副营长彭嘉珠等团、营职干部。特别是老三团民运股长杨明，在皖南事变中一直与中共皖南特委书记李步新和夫人马惠芳，王保实在一起，在老百姓的掩护下，照顾腰部负重伤的李步新，并安全回到江北无为。

回到第七师师部后，我见到了曾希圣政委，他询问我的脚伤好了没有？曾政委对我说：“七师刚组建，许多事情都等着人来做。现在就是人手不够用，就缺你这样的骨干！你回来的正好，我派你到七师税务总局去当副局长，负责税收工作，部队需要经费呀！”这是实际问题，部队不能没有军费，否则很难坚持下去。

曾希圣性格刚直，工作作风雷厉风行；他为人胸怀坦荡，讲究一丝不苟地按照原则办事。特别是他有着坚韧不拔的意志，大局观念强烈，使用人也是大刀阔斧。

那时在无为的人员并不太多，部队所需的经费自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就不给了。而在事变前也总是拖欠军饷不发，只能靠我们自己去解决。当时主要是粮食，解决我们吃饭问题。我对曾政委说：“只要是党需要，叫我干什么工作都成，我服从组织上的安排！”就这样，我走马上任了，担当起党组织交给我的新任务。

新四军第七师在没有宣布成立时，各项工作已经有序开展了。根据中央军委明确指示：应派人过江指导抗日，以便将来向南发展，皖南革命根据地决不放弃。3月下旬，杨明同志临危受命，带领5名同志化装乘木船过长江，与中共铜陵敌前工委书记王卓会面。在了解情况后，派人返回江北汇报。第七师派彭嘉珠带领50多人的武装渡江去皖南发展，站稳脚后，第七师再派何志远、巫希权等一批干部过江，成立铜陵、青阳、南陵党政军委员会，何志远任书记，杨明任副书记，深入细致开展群众工作，扭转不利局面，统一领导皖南的抗日武装斗争。

根据新四军军部的指示：第七师由孙仲德的无为游击纵队、林维先的新四军三支队挺进团、皖南事变突围出来的部队，以及坚持在皖南的地方武装组成。4月15日，中共中原局指示新四军第七师：应尽快在无为、庐江、桐城一带建立根据地。4月30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第七师军政委员会，由曾希圣、张鼎丞、孙仲德、何伟组成，曾希圣为书记。军政委员会根据当时当地形势，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因为第七师处在日、伪、顽军两面夹击的险恶环境中，不利的条件确定了部队隐蔽发展的方针，发扬红军不畏强敌的革命传统与日寇进行殊死搏斗。

曾希圣政委与何伟主任先后在无东三官殿附近的长坝坞和巢南山区召开了干部会议，传达了党中央和新四军军部的指示，在干部中进行了深入的教育和讨论，并经过其他各种会议和许多的艰苦的说服教育工作，使大家认识到了在皖江地区坚持与发展抗日斗争，首先是对敌斗争的需要。皖江地区是华中敌后新四军的一个战略要地，处于日寇在华中的心脏地带，扼制着长江下游咽喉和淮南铁路两侧，迫近南京和芜湖。在这里坚持斗争，不仅对日寇的打击和威胁极大，而且使华中新四军向西、向南敌后发展和反攻日寇有了一块重要的前沿基地。

大家思想统一了，认清了建立皖江根据地的战略意义，做好整编队伍的工作，以便集中力量粉碎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和堵击，力求尽快站稳脚跟。积极发展党组织，进而发动群众，积蓄力量，稳步向外发展，扩大和巩固根据地。同时第七师还要尽快联通淮南第二师，以便与苏北新四军军部的联系。打通与鄂东第五师李先念部、苏南第六师谭震林部的联系，改变目前孤立无援的薄弱地位。

新四军第七师成立

4月中旬，原军部参谋处作战科科长李志高，二纵队参谋长谢忠良，三纵队五团二营陈仁洪营长、马长炎副营长共同带领的皖南事变突围者70多人回到江北无为。三个月来，几乎每天都有皖南事变突围者或是零散偷渡过长江，或是成建制的在江南党组织的安排下，安全渡江回到江北。这些经历生死之劫而保留下的革命种子，是新四军第七师组建的有生力量。

1941年5月1日，新四军第七师在无为县东乡白茆洲胡家瓦屋召开大会，宣布新四军第七师正式成立！师长张鼎丞（未到职），政委曾希圣，参谋长李志高，政治部主任何伟；同时还成立了由吕惠生任县长的无为县抗日民主政府。

那时第七师所辖部队除了从皖南事变突围出来的700余名指战员外，还有在江北活动的三支队伍。一支是由孙仲德、郑行福、高立忠等同志领导的江北游击纵队二团的一个营；一支是由林维先、傅绍甫、彭胜标等同志领导的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的一个营；一支是江北地方武装，有黄彬同志率领在桐（城）东三官山活动的一个营，有胡德荣同志率领在无为活动的一个连（约200人）。

新四军第七师组建第十九旅，除旅长孙仲德外，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都是由师部领导兼任。第十九旅下辖第五十五团，由皖南突围一个营、无为游击纵队两个连合编组成，团长谢忠良，政委黄火星，副团长黄彬兼政治部主任。第五十六团，由军部特务团一个营、无为游击纵队四个连合编组成，团长丁麟章，政委张闯初，副团长徐绍荣、顾鸿，政治部主任高立忠。原第三支队挺进团，改名为第七师挺进团，团长林维先，政委李丰平。新四军第七师师部下属第十九旅、挺进团、独立一营、独立二营和特务营，总兵力1900人。

第七师部队来源复杂，有巢湖、无为地区的部队，有从皖南事变突围出来的部队，还有从大别山区来的部队。由于各部队原来隶属于不同的地区和部队，会出现各自为政的现象。要组建一支步调一致、战斗力顽强的正规部队，需要进行整训。特别是从皖南事变突围出来的部队，经过重创后更需要得到休整。

在曾希圣政委领导下，把既有皖南事变突围出来，有着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干部，又有从延安调到新四军工作的长征红军干部，还有长期坚持在皖南和江北游击斗争的皖南、皖中地方武装和干部，将原来三个不同部队和干部，经过一系列的调整改编，使得各部队形成了合力共同抗敌的新四军第七师。

与兄弟师相比，第七师建立晚，部队又是经历过了皖南事变腥风血雨后重新组建，人员来自四面八方，且仅有1900人，其中还包括相当数量的伤病员。加上武器装备较差，弹药也不足，是部队面临的最大困难。

新四军第七师所在的巢湖、无为地区地域狭小，南有长江，北有巢湖，西有白湖，四周敌伪据点星罗棋布，密如蛛网，使得部队活动难有回旋余地。犬牙交错的斗争形式，更使得第七师与苏北新四军军部及其他兄弟师中间，都夹有一大块日伪军的敌占区和国民党顽军的统治区，阻隔重重，比较孤立无援。

曾希圣政委受命于危难之际，面对繁杂的环境，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新四军第七师在初创时期应该实行隐蔽发展的方针。他反复强调：第七师要以坚持求发展，坚持是发展的前提。他说：“在当前，站稳脚跟就是胜利，坚持住就是胜利。”曾政委以命令加以坚决制止的方式，劝阻了个别坚持死打硬拼的同志冒险行动。经过他大量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在第七师党内和领导层中终于形成了共识：只有先站稳脚跟，保存住自己，才能更有效地打击敌人，发展壮大抗日根据地的力量。

新四军第七师成立后，各方面的工作逐步走上了轨道，皖江地区的抗日斗争局面一步步地打开了。将休整组编后的部队按照隐蔽发展的方针，分散到巢湖、无为和江南各地。第七师师部也随即迁往无为县城西北幌城山区的三水涧村（今红庙乡境内），第十九旅旅部与第七师师部合署办公，税务总局隶属师部。

完成好税收新任务

新四军第七师成立之初，在张鼎丞师长未到任履职的情况下，曾希圣政委挑起了重担。采取了部队隐蔽发展的方针，第一步向南、向西发展，第二步向东、向北发展。第七师加强了打击日伪军，拔除了不少敌人的据点。同时派出精干的武装部队，深入敌后开辟广阔的新游击区。这就是曾希圣政委的谋局，团结同志，统领全局发展，可见他的工作能力极强。

新四军第七师的活动区域，主要是巢南山区的无东一块。巢南山区以董家大山为中心，东到石涧埠，西到任家大山，长约30里；南到簸箕场，北到巢湖边，宽约10多里。加上一些小地域比较狭窄，又处于日、伪、顽军三股势力的合围之中，斗争的形势错综复杂，战斗频繁，生存和发展条件不易。第七师是在最为困难的历史阶段组建起来的一支抗日武装，需要解决的困难也是很多的。

财政收入一般是在战争中缴获的物资和人民的接济。就当时的情况来说，战争中缴获的物资几乎没有，人民的接济也是很有限。一切都是从零开始，重点是要解决部队的经费问题。

我一直在部队带兵打仗，现在党组织让我做税收工作，是个新任务。既然党组织信任我，就要把税收工作做好，在实践中学习有关知识。掌握的原则就是紧密地依靠人民群众，一切从实际出发，为部队解决经费难的大问题。

战争年代中的税务总局，办公人员不过三四个人，其他同志都在下面工作，而且大部分都是地方的同志，全局总共20多人，担负着税收征集工作，保证着全师的经费。当时局里只有一支国内仿制的驳壳枪，俗称“二把盒子枪”，谁出去工作时由谁来背着枪。

针对皖江根据地的发展壮大问题，曾希圣政委特别重视财经工作。他认为：人民军队的建设是：人、钱、地盘三者缺一不可。他提出了：“征集各种赋税，是解决财政困难的一种办法；而发展生产，藏富于民，才是广开财源的根本。”

我们遵照曾政委指示办事，最初所征收的只有一种“卖粮税”。这种税是以粮食抵押款为部队筹集粮食，以便解决人们的吃饭问题。老百姓对我们的工作还是非常支持的，因为他们知道：有新四军部队在这里，人民的安全就有了保障。新四军是为穷人打仗的部队，更得到老百姓的拥护，我们的工作开展得很顺利。

为了扩大税收工作，同志们集思广益积极想办法，利用我们所在的皖江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加之无为与芜湖和南京邻近，为商家必经之地的特点。在征得第七师领导同意后，七师税务总局新增加了“货物过境税”。这样广开征收税种，增加税收的资金积累，用这些税款来保障新四军部队的经费来源。

第七师税务总局还与驻地周边的县和镇建立了友好联系，我经常到周边的县、镇去检查工作，解决一些问题，共同把征收工作做得更好。地方上支援新四军第七师部队的一些钱款也是经我们税务总局，统一由师部调用。由于我们的工作开展得好，在较短时间内基本上解决了第七师部队有粮吃和资金的周转。

皖南事变后的战友重逢

我经常去第七师师部，见到了原新四军军部参谋处的作战科科长李志高，他现在任第七师参谋长。我们以前就很熟悉，他告诉我说：“原来你们二纵队的参谋长谢忠良在第十九旅第五十五团当团长，还有二纵队的政委黄火星在第五十五团当政委。”

与谢忠良，我们的私人关系比较好，他就是在皖南事变中要我提着“脑袋”去见他的二纵队参谋长。还有黄火星政委，他原是第三团的团长，在保卫云岭军部的两次战斗中，我们就在一起并肩作战了。在皖南事变中突围后，他还特意让沿途留守人员“关注”我。听说他们都在无为，我很高兴，就请李志高约谢忠良前来见见面，共叙一下战友之情。

皖南事变后，各纵队突出重围的人，主要是从五洲、神塘河、下复兴洲、姚王庙、江心洲、刘家渡等地陆续渡过长江，到达江北的无为新四军第七师驻地集结。不少同志又接受新的任务，组建部队，继续坚持抗日；有的同志则又被派回皖南去发展地方武装，继续坚持敌后抗战斗争。

同志们都在为新四军部队的发展而忙碌着。

很快，谢忠良就来到了第七师师部，我与李志高一起请他去吃饭。李志高和谢忠良都是湖南平江人，而且都是1913年出生的人，只是谢忠良的出生月份大些，如同是亲兄弟。他们都是从小参加红军，经历了长征的考验。我也是从小参加红军，经历了三年游击战争的考验。李志高早于谢忠良被延安派到新四军工作，他跟随项英与赖传珠等领导人筹建了新四军军部。组建新四军后，李志高和谢忠良同在新四军军部的参谋处工作，李志高是作战科科长，谢忠良是侦察科科长。我们在皖南事变战斗中都有联系，军部李志高到前沿阵地了解敌情，为战斗作策划工作；谢忠良直接指挥二纵队各团、营作战，身先士卒地与敌人拼杀。

战友们见面，自然会说起悲壮的皖南事变反击战。他们给我讲起项英、周子昆同志被害的经过。对于在皖南事变中，项英副军长自行带人离开部队而突围之事，当时只有少数干部知道，还是保密的事情。

这次得知，李志高和谢忠良同项英、周子昆等军首长在事变后期一起突围。

谢忠良说：“部队被打散后，当我见到项英同志时，他拉着我的手，头一句话就说，新四军这次失败，我是要负主要责任的，把你们搞成这个样子。”谢忠良接着说，当时周子昆插话说：“我也有责任。”项英又说：“将来到延安以后，我会向党中央检查自己的错误的，不管指责我是什么主义，我都接受。”项英副军长决定成立临时党支部，指定李志高为临时党支部书记，谢忠良为副书记。项英还特别强调说：“在隐蔽过程中，一切行动以党支部为核心。”后来，三纵队第五团二营营长陈仁洪、副营长马长炎带领的部分人员，与项英副军长等人汇合，这样有了两股力量70多人，分别隐蔽在东山、西山两个山沟里。

谢忠良说：“我们为了安全考虑又转移到田坑里沟尾子，毕竟当时国民党军在搜捕新四军。我们在山上找到两个石洞隐蔽，上面的山洞叫蜜蜂洞，位于半山腰，地势险要，人进洞时，一定要擎住凸起的石头或是树枝才能上去。因洞内的面积很小，只能容纳四个人，项英、周子昆两位首长和周子昆的警卫员黄诚，还有刘厚总住上面。我们其他同志就住在山下一个大岩石洞里隐蔽，并负责周围的警戒任务。我们之间相隔不到百米。”

谢忠良还说，我们所住的大洞内不平整，是斜坡式的山体。项英同志还跟他们开玩笑地说：“你们下面是第一线，如果发现情况可以抵抗，掩护我；我们住在上面，我如果走不动，刘厚总他力气大、枪法也准，又打过游击，有经验，可以让他背我上山。”

谢忠良讲述项英、周子昆遇害经过

刘厚总，当时是军部副官处的副官，是个黑粗大汉，力气过人，枪法又准，深得项英副军长的赏识。项英走到哪里，总是让刘厚总跟着他，就连他的最老的警卫员夏冬青都被疏远了。

谢忠良说：“当时项英、周子昆带着刘厚总、黄诚住在上面的洞里，我和李志高等20多人就住在下面的洞里。在我们到达田坑里的第三天晚上，项英同志派刘厚总、刘奎、李德和、郑德胜四个人到里潭仓把事先托老百姓买好的粮食背回来，再买点油、盐和菜，决定在半夜出发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再回来。”

谢忠良接着说：“3月13日傍晚时分，天上下起了暴雨，雨越下越大。到了夜里，雨骤风狂，雷电交加，洞里一片漆黑。我们在洞里，只听到外面怒吼的松涛声，只能看见一瞬间被闪电照亮了的雨中山林，紧接着就是一阵闷雷，过后山林就被黑暗所吞没了。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叛徒刘厚总，就是在这天晚上趁着夜黑雨暴之际，居然对项英和周子昆等军首长下了毒手。”

谢忠良说：“14日天快亮时，项英警卫员夏冬青到上面洞里去看首长。他很快下来报告说：‘不好了，两人被打死，一人被打伤。’我和李志高等人急忙上去，只见项英和周子昆倒在血泊中，子弹打进项英的太阳穴，周子昆也是头部中弹，而黄诚右上臂和脖颈被打伤。我们询问了黄诚情况，见到项英和周子昆身上的财物已被搜抢一空，具体多少钱不清楚，主要是黄金、烟土等物品。”

谢忠良觉得情况紧急，刘厚总下山投敌，一定会把敌人引上山来，他就对大家说：“我们先把项英和周子昆同志的尸体埋葬好，做好记号。因为项英穿着布鞋，容易烂掉；而周子昆穿着皮鞋，三五年不会烂掉。等革命胜利后，我们再来取回去。”

就这样，他们就在两个山洞之间，靠近一块大石头的下面，用锄头挖了两个坑。项英的头朝东，埋在稍上一点的坑里。周子昆同志的头朝西，埋在下面的一个坑里。谢忠良对在场的十几位同志说：“大家都要记住这个地方，将来我们这些人中，总会有人在的，一定能够找到首长的。”安排好首长们的遗体，这天黄昏，他们就向铜山方向转移，后来辗转回到了江北部队。

听完谢忠良的述说，我知道了项英和周子昆遇害、袁国平牺牲的消息。的确，皖南新四军弄到这种局面，项英同志应负主要责任。现在叶挺军长还在敌人的手里，还有不少我们的同志被关押在敌人的上饶集中营里受罪。

再回想一下我们突围时所经历的奋勇冲击的场面，想起那些战友和同志们都牺牲在国民党军的枪口之下，而不是牺牲在抗日的战场上。想到这里，我们三个人都流下了热泪，并共同举杯为在皖南事变中死难的战友们敬上一杯酒。然后将杯中的酒洒在地下，以表达我们的哀思，告慰那些在九泉之下的英烈们。

应战友之邀 重回部队

新四军的革命烽火是扑不灭的，正如叶挺军长所说的“留得火种在，不怕不燎原。”国民党顽固派妄想绞杀我新四军的抗日烽火，阴谋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但是在皖南事变中保留下的革命火种，又将重新燃烧在皖南大地上，新四军继续转战在大江南北英勇抗日。

随着席间大家慷慨激昂的话语，我们这些皖南事变的幸存者都很激动。谢忠良一转话题，他对我说：“爱民同志，现在部队正需要人，特别是像你这样既会做政治思想工作，又会带兵打仗的人，别干税务工作了，就到我这里来吧！”我听完他的讲话后，先是一愣，又看了一眼李志高说：“我服从组织上的指挥，叫我上哪里就去哪里，我早就想回部队带兵去为战友们报仇了。”谢忠良接着又对李志高说：“志高，你就把爱民同志调到我们团工作吧！我们需要带兵打仗的良将！”李志高对我们说：“调人之事，我还要同曾希圣政委商量后再作决定，眼下确实哪里都缺像爱民同志这样有作战经验的老同志。”

本是战友们的一次团聚，共叙战友之情，没想到席间谢忠良的一句请求的话语倒成为了真的事情。没过几天，师参谋长李志高就到税务总局来找我，一见面就说：“爱民同志，在你的领导下，税务总局工作做得不错，工作开展起来了，底子也打好了！现在又要给你新的任务了，经师部研究决定，调你去第五十五团工作，协助谢忠良同志把部队抓好。这里的工作，你交待一下，就可以去第五十五团报到了。”

回到部队带兵打仗，也是我的初衷，这下如愿了。就这样，我又被派到第五十五团三营当教导员，在那里和谢忠良一起工作了一段难忘的时间。当时，第五十五团政委黄火星，参谋长刘世湘，副团长黄彬，政治部主任何志远，大都是从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的干部，我与他们都很熟悉。

当时我们政工干部的职务称谓，一改按照国民党军队的编制任命干部的“副职”，而改变为“指导员”“教导员”和“政治委员”，这是我们革命部队的称谓，传承红军优良传统的新四军部队永远听从党的指挥。国民党最恨、也最害怕共产党的“政治思想工作”，不允许共产党武装部队设有政治思想工作者，而委任以“副职”，企图改变我党的“党指挥枪”的原则。

当时第五十五团在无为县的汤家沟镇驻扎，团长谢忠良见到我真的到五十五团工作了，非常高兴。我将调令交给他以后，就对他说：“我的团长大人，上次我还欠你一个人头没有给呢，现在方便了，想要我的脑袋，你随时都可以拿去。”

谢忠良团长笑着对我说：“我那也是万不得已呀！军部就在你们的后面，那个碉堡已经阻止部队前进很长时间了。战场上时间的重要性，我不说，你也知道，只有下死命令，用生命为代价来攻克敌碉堡。我拿你的头，上面的人还拿我的头呢！现在好了，咱们两个人拴在一起了，要拿头就一起拿去吧。”说完大家一笑。

接着谢忠良团长对我说：“目前团里的建制虽然健全，但兵源远不够，仍需招收新兵补充部队。你来的正好，这项工作就由你负责完成。”我说：“只要是党需要，安排我做什么工作都行。兵源是部队战斗力的基础，继续发扬我党紧密依靠群众的方针，动员群众参加新四军，才能够更好地打击日寇和顽军侵扰。”

七师分会 罗爱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