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岔路口的抉择
1937年12月，为了躲避日本鬼子的枪炮之祸、杀戮之灾，我随母亲、小舅舅（王锡才）、二哥（以郕）以及五弟（以郙）、六弟（以郇）、七妹（以邠）、八弟（以郊）、九弟（以祁），从即将沦陷的扬州城逃难至西北乡公道桥镇。该镇距离扬州城约40华里。镇上有三四百户人家，由一条呈直角形的大街把他们串联在一起，镇上五天一集（逢五逢十），逢集的日子，四乡的农民手提肩挑农产品、畜产品来换取工业品，或会亲会友、洽谈买卖，甚是热闹。
我们住下不几天，镇上来了人数不多的一支部队，为首的叫陈文，后来人们就称其为陈文部队。开始都是从抗日前线上退下来的军人，后来本地特别是从扬州城逃难出来的热血青年，纷纷加入进去，很快就开展起抗日活动。我的二哥厉以郕、小舅舅王锡才成了宣传队的带头人。我当时也不甘人后，跑去参加，结果被以郕和锡才阻回。他们说，妈妈一个人怎么携带5个年幼的弟妹，17岁的我被他们当作支撑这个家庭的顶梁柱而被留下了。
在我们住处的前街有一个杂货店。杂货店有一位比我大几岁的青年，也是从扬州城逃难下来的，他帮助售货。我去买油买盐，互相间逐渐亲近起来。不久，他不辞而别。1940年，我们在扬州重逢。这次同他意外相逢，给我带来了实现抗日愿望的机遇，也是对我的民族意识、抗战意志的一次检验。这位青年不是亲兄弟，却胜似亲兄弟，是引领我跟党走的郭深的好友陈乃庆。
1940年我们在公道桥已无法生存了，家里可以变卖的东西全部变卖了，能够找到的生存门路都关闭了，全靠房东接济得以生存下来的日子，不能再继续了。以郕、锡才也失去了联系，不知他们游击到哪里去了，于是举家返扬，回到北柳巷旧居，依靠在高淳的爸爸不定期地寄点钱，靠举债和变卖家具，维持半饥半饱、吃了上顿不知下顿的生活，有时用瓜菜代替粮食充饥。妈妈看在眼里，伤心得直掉泪！要吃饱肚子，要好好地活下去，成为当时全家日思夜想的大事。我想找个职业挣点钱贴补家用，但一无门路、二无技能、三无气力，东跑西颠，到处托人，皆无结果。
正在无望的时候，一个机会来了。南京汪伪军官学校广泛招生，扬州街头上从该校出来的青年军官，他们身穿黄呢军服，足蹬长筒马靴，腰挂锃亮的指挥刀，口袋里有大把大把的钞票，身旁还有女朋友相伴，既显赫又富有。其中就有我的同学、我的街坊。他们当中有人向我这样表白：“我们是曲线抗战”“身在曹营心在汉”，并劝我走这条路，先解决生活问题，“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与此同时，一个颇有吸引力的消息在扬城传播——不少有志青年结伴去了大后方。正在这时，陈乃庆不知从何处来到扬城。我们第一次见面，互相间交谈了别后的情况，他自称目前在做粮食生意。第二次见面，他介绍了郭深和胥金城的为人，介绍了胥金城率领的部队坚持抗日，重用人才的情况，并且直截了当地动员我参加抗日工作，为该部提供扬州敌伪军活动的情况。这时，我仿佛站在了三岔路口，向何处去？选择哪条路对于我和一家人的生存，对于我一生的荣辱都至关重要。
走第一条路，到伪军官学校去，我个人和我全家立马进入温饱之乡，物质生活会步步登高，日日夜夜笼罩着妈妈的满脸愁云可以消散，弟妹们瘦骨嶙峋的身体可以健壮起来，也可以背起书包走进学校，学科学、学文化，为自己创造未来。但我看到身披黄皮，手执屠刀，有形无形地帮助日本鬼子统治中国，想起我们中国人进出城要给日本卫兵鞠躬，从心底里厌弃他们，鄙视他们。我不相信他们这样能救中国，我吃不了这样的饭，走不了这条路。
走第二条路吧！很符合我当时的向往，第一，我大哥厉徵庆在国统区大后方。1937年他随清华大学到云南，毕业后在重庆工作，去大后方我有依靠；第二，我想求学，可以如愿以偿；第三，不过亡国奴的生活。但找不到结伴同行的人。去大后方的路费难觅，而远离家乡，远离抗日也心有不甘。
当参加胥金城率领的部队抗日这条路摆在面前的时候，我的身心都振奋了，一是蓄势待发已久的抗日愿望可以实现了，而且不离开家乡。二是为能够结识郭深和胥金成这样的人感到高兴，而且又同陈乃庆这样我信赖的人共同工作。我认识到，这项工作必须具有隐蔽性，而对这项工作的危险性考虑很少，对于后来家人因此受到的伤害毫无思想准备。这一步，是我人生的重大转折——从失学青年到抗日工作者，投身到伟大的解放中华民族斗争的洪流之中，使我有了机会投入党的怀抱，走上革命大道。
从事基层政治思想工作的经历
1945年7月我调到新四军第一师苏中公学学习，1946年5月后即留校工作到1951年1月，约5年中先后在苏中公学、雪枫大学、华东军政大学基层从事政治思想工作，担任过连队的文化教员、副指导员、指导员。在这个阶段，对6类人员进行了思想改造的工作。
第一类人员是从前方送到苏中公学的一批伪军俘虏，这批俘虏经部队了解教育，成分好，是有觉悟的班排人员，准备经过改造充实前线；第二类是伪军起义部队的连排军官；第三类是我军的营连政工干部；第四类是荣军，即从前线送来的我军伤残军人；第五类是从国民党部队被俘人员中有选择的下级军官；第六类是青年知识分子。通过学习改造思想，政治上有较大的提高。前五类人员有5个连队，六七百人，最后都输送到前线，支援前方作战。第六类人员是全国临近解放和新中国成立初期进入华东军政大学的青年知识分子，有4个连队，500多人。他们通过学习，都走上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岗位，为迅速发展的新解放区作准备并输送了大批干部。
这些连队，荣军队是我最受感动、最受教育的。他们从前线来的时候，有的柱着拐子，有的提着棍子，有的到处在找碴子，他们口头上自称“老子”，“老子如何如何……”。许多人不敢接近他们。经过一两个月的教育，他们甩掉了拐子，扔掉了棍子，没有人再说自己是“老子”了，纷纷表示再上前线继续为党为人民战斗。每逢发伤残金时，我桌子的抽屉里都被他们放满了鸡蛋，他们说：厉指导员太辛苦了！
在营连政工干部队工作中，我最为振奋，全队团结上进，认真学习，对支委会的决定一呼百应，成为全校创模运动的一个标杆，学员景彩同志荣立大功。上级首长张鼎丞来校视察，了解连队的文化生活，校里指定我们队出一个节目，时间非常紧迫，支委会研究决定演一出《八仙过海》。9个支部委员，支部书记担任导演，其他8个支部委员是演员，每人担任一个角色，自编自演反映我们连队的情况。节目演出后，受到张鼎丞的赞扬，提出连队自编自演要推广，给我们鼓舞很大。
在国民党俘虏队工作风险最大，受到的锤炼也不少。在诉苦控诉、坦白教育阶段中发现了3个特务，从他们进入这个连队起就想刺杀队长、指导员。其中一个是国民党息烽特务训练班的。他不吃不喝，经过两天的思想斗争，做了交代，并交出一把刀。
我们在进行教育活动中处处起表率作用，言行一致。每天吹起床号前，队 长、 指导员首先立正在操场上，和大家一起出操，同在一处吃饭。连队组织跑万米的活动，队长、指导员在跑步中边跑边鼓动，在互相帮助，以致互相搀扶下跑完全程，受到上级表扬。学员们也很兴奋，纷纷表示得到了锻炼，并赞扬共产党的干部。
在青年知识分子队伍中，我深感他们热情向上，认真接受党的教育，勇于接受真理，不为名，不为利，改变了原先的各式各样的个人打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