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孤岛赴“江抗”
1939年6月的一个夜晚，我离开孤岛上海，奔赴光明的战斗前程。我先乘坐江轮到白茆口，再搭乘小轮到无锡梅村。一到梅村，看到“团结抗战”的标语，就感受到一种不同的气氛。我走进一家饭铺刚刚坐下，谷风便来接我了。我们一同坐船到了“江抗”部队，见了刘飞主任。他说：“抗日需要有知识分子，我们欢迎你。不过，斗争是艰巨的，环境是艰苦的。”我们还谈了如何办报的问题，刘飞主任肯定了我们的一些想法，也指出一些不切合部队战斗实际的地方。
我被分配到政工大队服务团，分工搞编辑和群众工作。我们部队活动在苏常太、澄锡虞地区，任务是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当时苏南一带抗日队伍很多，有的是我党领导的，有的是地方势力组建起来的，有的是国民党部队，我们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对待，争取他们与我们共同抗日。
先行北上吴家桥
秋天，部队开展反摩擦、反投降、反倒退的教育，中央提出了“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口号。根据上级指示，新四军要开辟抗日民主根据地，与八路军会师。我们“江抗”担负了先行北上的任务，踏上了征程。在长途行军中，我患了疟疾，开始由同志们扶着行军，后来为了减轻部队负担，被送到后方医院，医院实际上是流动的卫生队。随着战斗的进行，伤员增多了。我们一些轻病员便到地方上打埋伏，我通过一位姓王的药店店员，找到当地小学的徐校长，在那里边休息边教书。病情好转后，我即开始找部队，随王同志到了上海，找到方行同志，他将我介绍给老二团来沪扩军的老张同志，老张拿出政治处主任郭猛签署的证明。一周后，我们一行五人坐船到了扬中，老张去江南找老二团，我们到苏北吴家桥找到了部队。我的第一印象是部队气象一新，身着新的灰布军装，开始了正规化训练，加强了教育，强调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军队，担负着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的双重任务。这一时期，为了配合统战工作，争取李明扬抗战，我们服务团也曾到友军地区演出。
在江南指挥部
是年底，杨辛告诉我，组织上决定调我去军部教导队学习。同行十余人，除我和须北外，都是老红军、班排长。我们离开吴家桥到扬中，夜渡长江，过了溧武路，便是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即一支队司令部所在地。我们到了政治部，干部处干事杨保生对我和须北说：“你们两个小鬼，表现倒是不错，可军部教导队规定党员才能去学习，你们还不是党员，就在这儿工作吧 !”我们一听，都急哭了：“让我们去吧，我们到那儿去争取入党！”杨保生一再劝说，还把正在这里开会的何克希司令员请来了。何司令员耐心和蔼地同我们谈了许久，讲了很多道理，我就留了下来，在宣传科任《战士报》的记者，并兼编辑工作。
宣传科科长是戈如章，他对我们要求十分严格，他调军部后，由张崇文担任科长，他对人热情，办事认真，要求严格，注意言传身教。他常组织大家读书讨论，教我们深入连队开展调查研究，还替我修改文章。我也经常下连采访，写稿发表，工作得到锻炼，能力有很大提高。我们一起工作的有张茜、刘锋、涂克、顾麟生、范增中、宋福全、束杏林等同志。这段时间环境比较安定，学习条件较好，我们学习《联共党史》，懂得了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也常听首长作报告，以各种方式对部队进行政治教育。陈毅司令员有次谈到从大革命失败到南昌起义这段历史，使我了解了中国革命的特点，懂得了革命的艰难。遇到日军进攻，我们也轻装打游击，常常黄昏行军，拂晓宿营。陈毅司令员也同我们一起行军，有次宿营前，他给我们讲起了抗战的形势，他说：“如果国民党投降了，我们的抗日斗争将进行得更彻底。”陈司令员的讲话，总是有理论、有分析、有事实、有感情，信口而谈，自成文章，振奋人心，鼓舞斗志。袁国平、冯定等也常给我们作报告。政治部主任钟期光，平时和气可亲，办事雷厉风行。有时写指示，不起草稿就直接刻写，及时付印。敌工科科长邱东平，是知名作家，一点没有架子，行军时总是自己背着行李，一休息便写宣传品。
再次奔赴苏北
1940年六七月间，国民党顽固派向我步步进逼。我军转移到溧武路以北的茅山地区。行军中，国民党军队常尾随于后，有时，两军宿营地竟隔村相望，我们完全处于战备状态，不解背包，不进村庄，就在地里、树林宿营。在继续向扬中转移中，我们政治部一部分同志随钟主任在前梯队，跟着司令部走，其他同志在后梯队。过运河时最紧张，运河同铁路、公路相距很近，敌如从铁路、公路出动，我军就会陷入两面夹击的困境。过河时仅有一条船，会游泳的同志自己游过去，其余同志坐在船上，用绳子拉过去。过铁路较快，但铁路边有敌人的电网，我们用桌子把它架起，从中间钻过去，也有个别同志不慎触电牺牲了。这是我参加革命以来第二次紧张的战斗。
穿过铁路，就到了丹北根据地。我们在此进行了休整，然后继续行军，约两个小时，到达长江边，坐木船过江。突然，敌人的轮船开了过来，我们一齐卧倒在船上，躲过了敌船，终于安全到达扬中。扬中与江南完全不同，满街都是戴着“挺纵”袖章的新四军战士。我们像回到了家，倍感温暖、亲切。
休整数日后，我们到了郭村。这一带是李明扬、李长江的活动地区，二李部队是国民党杂牌军，受韩德勤排挤。李明扬与我军有统战关系，李长江则不时向我们闹摩擦。我们到郭村时，保卫郭村的战斗刚结束。我见到了郭风、王一、高梁等许多老同志，他们穿着褪了色的军装，积满战斗的尘埃，精神振奋，充满自豪。我们在这里整训约两个月。我军集中有6个团兵力，气氛活跃，与友军关系亦有改善，在泰兴、泰州一带形成大片公开活动的天地。
攻克黄桥之后
一天傍晚，钟主任召集我们开会，告诉我们要有大的战斗行动。他分析列举了各种有利条件，断定我们一定胜利。部队集合后，陈毅骑在马上讲了话。次日拂晓，我们才知道先头部队已攻克泰兴第一大镇黄桥，我们司令部、政治部也随着进驻黄桥。黄桥是个很大的集镇，店铺多，市面繁荣，房屋整洁，原为韩德勤收编的土匪何克谦部队所占，苛捐重税，民愤尤深。我军进驻后，出安民告示，组织镇政府、民众团体和自卫队，群众也活跃起来。我们《抗敌报》也改油印为石印，忙碌起来。《抗敌报》发表了陈毅同记者的谈话，大意是：国民党投降派在江南向新四军进逼，顾祝同、上官云相的军队尾追我军之后。我军为团结抗战，多方忍让，避免摩擦，因此到苏北沿江一带继续抗战，觅求抗日之地，而何克谦部阻我东进抗日之路，故解除其武装。表明我军一贯团结苏北人民，团结友党友军，坚持苏北抗战的主张。在这期间，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成立，政治部也组成，下设好几个科，组织科科长为刘文学，宣传科科长为张崇文，民运科科长曾 ××，敌工科科长邱东平。我在宣传科，是战士教育组组长。
进驻黄桥后约半月，韩德勤派国民党一一七师政治部主任俞××来黄桥。我和顾麟生受陈毅委派以《抗敌报》记者身份走访了俞××。
我军还召开了一次各界联欢会。会上俞××讲话：“新四军要吃饭，就得抗战，要抗战，就得服从军令政令。”陈毅讲话时说：“要求民族生存下来，就得抗战，就得救亡图存。要抗战，政府就得给抗战的人饭吃。现在有些投降将军，不仅有饭吃，而且腰缠万贯，而抗战坚决的新四军，政府不发饷、不发弹药。新四军要抗战自然要吃饭，我们希望政府能以抗战利益为重，给我军以公平待遇。关于军令政令，旨在抗日，但目前投降者逍遥法外，如果还有抗日军令政令，政府就要严惩投降派。新四军坚决执行抗日的军令政令，但却受到—些友军的专横压迫，哪有这样不公正之事。如果有抗日的军令政令，抗战消极者应罚，投敌者应诛，抗战有功者应奖……”。陈毅讲话措词委婉而理直气壮，不失原则。会上民众代表、工农商学妇代表都讲了话。一位代表说：“省政府过去拿我们老百姓当棉花球，要拉长就拉长，要捏紧就捏紧，不是真正把我们当作人。现在新四军来了，把我们真正当作人民，给了我们真正的权利。”
黄桥保卫战
约半个月后，韩德勤部就倾巢而出，以八十九军为中路，李明扬部为右翼，通海地区一支杂牌军为左翼，向黄桥大举进攻。陈毅命三纵陶勇、卢胜部坚守黄桥作为钳制力量，一纵叶飞部和二纵王必成部作为突击力量，相机消灭敌人。我被派到三纵采访。经过激战，我军获得胜利，攻下曲塘、白米、姜埝等地。这部分地区原先分别为李明扬和税警团陈泰运所占，他们都与韩德勤有矛盾。陈毅坚决执行党的统战政策，指挥我军撤离。许多干部战士对此思想不通，陈毅就反复教育、说服，耐心工作。
随陈毅参加曲塘谈判
当时，共产党员黄逸峰在苏北组织了“联抗”。韩国钧、黄逸峰发起召开苏北对内团结对外抗敌的圆桌会议。我和顾麟生作为陈毅的随行记者去曲塘参加会议。会议之初，只到了几方面代表：新四军、“联抗”司令黄逸峰、代表地方士绅的韩国钧老先生，还有杂处在启海地区的地方部队。李明扬由于本身尚在动摇，且有李长江阻挠而未到会，这样便不能达到政治上的目的，还需要斗争。一次预备会议上，陈毅说：“李师广先生一定受到李长江的阻挠了。李长江操纵兵权，一心投靠顽固派。既然这样，我们新四军坚决自卫反击，斗争到底。新四军是什么阻挠和阴谋都不怕的。韩老先生，你的一番美意只因李长江的破坏而不能实现，我们新四军可不负这个责任哟!”韩国钧忙说：“陈毅先生，还是要顾全苏北人民的愿望，不可再开战端。我马上拍急电给师广先生，让他兼程来此，共商大局。”第二天，李明扬果然到了。
会议开始，韩国钧说：“国钧此次出山，与各位共襄苏北抗敌大计，实为苏北生民免遭涂炭之苦。某方报纸说国钧为‘沽名钓誉，为人所用’，国钧年已七旬，行将就木，何沽名钓誉哉！国钧与陈毅相谈，深感中共方面团结抗战，既有诚意，又有行动，国钧自当相辅相助，何谓为人所用呢？抗敌贵于团结，而分裂之责任在某方，不在中共。我只闻中共称国民党为‘友党友军’，而国民党对中共却不以‘友党友军’相称，而称之为‘奸党匪军’，只此一端便可见其端倪矣。”陈毅、黄逸峰在会上也发表了长篇讲话。陈毅说：“我们新四军1938年挺进江南抗战，转战于南京、溧阳、镇江等地日寇心脏地带。敌人见我军作战积极，抗敌坚决，三天一‘扫荡’，四天一‘清乡’，欲置我军与江南人民于死地。而我军与江南人民相依为伍，转战至今而屹然不动。友党友军，对我亦毫不容，不发薪饷，不发军械则已久矣，我军军械粮食夺取敌军武装自己。我军衣单食薄，装备陈旧，而与敌军之优势相抗则数年于今，于皖南血战繁昌，于江南肉搏于延陵，均得大捷，是我军民以精神克敌制胜。日寇对我‘扫荡’、‘清乡’，友军非但不予支援，反而出兵堵截围击，痛心者有甚于此乎。我军不愿启内战之机，忍让为国，友军进迫，我相避至敌后。然而顾、冷之辈，尚不满足，又以大军进迫茅山我敌后根据地，我军为突破敌顽企图，越铁路、渡长江，转至苏北沿江一带，觅求抗日立足之地。然而韩德勤先生又不予容，重兵来犯，我军只好自卫，现在自卫之战已告结束，我军愿与友党友军共同团结抗寇，冀开创苏北对内团结、对外抗敌之新局面。”会议通过了对内团结对外抗战的纲领，尔后结束。
盐城、新军部
陈毅调往盐城，那是一个难忘的冬天的早晨，我们直属队全体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来送老司令。他从江南一直带领我们转战到苏北，向大家告别时，他声音低沉、感情深厚地说：“跟同志们战斗在一起好几年了，战斗的情谊是令人难忘的。现在由于革命的需要，我要与你们分别了……我们要团结可以团结的朋友一道抗日，要防止与纠正闭关自守的思想。”
不久，我们苏北指挥部从海安到盐城，与八路军一部分同志会合了。皖南事变发生后不久，我们在一所大戏院里召开了新军部成立大会。陈毅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党中央和同志们委托我，叫我当代理军长，我一定当个好军长，和敌人打几个回合！”
华中分局、党校、鲁艺分院、江淮日报社、江淮文艺杂志社也都设在盐城。盐城成了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中心，有人说“好像在延安了”。
到老二团以后
张崇文有天找我谈话，要我到二纵二团 ( 后改一师二旅四团 ) 政治处当宣教干事。张勉励我说“到老二团工作，是对你的信任，也是对你的锻炼，相信你能够完成党交给你的任务。”钟期光主任也亲切地说“要好好干啊！老二团是老虎团，是我军的主力呢 !”
1月底，我离开新四军军部，到了东台二纵队队部，见了宣传科科长余伯由和政治部陈时夫主任后，便去二团。二团驻在离东台10余里的戴家窑，在团部，我见到了政治处主任童炎生。当时，政治处的总书记是胡香彬，特派员贺梦仙；团长段焕竞，政委郭猛；一营营长曾旦生，二营营长谢友才，三营营长彭德清。二团的同志入伍都较早，许多是红军干部，有些是从皖南军部来的，对我这个“知识分子”都很客气。
不久，我们移驻丁埝。春节后接到紧急命令，要我们向泰州方向出发，讨伐叛军。正值春雨绵绵，我们日夜兼程，天亮时听到了枪炮声。我和民运干事老田随侦察员到了泰州，此时泰州已是空城，在城外遇到三营，二三天后找到了团部。
泰州之战以后，苏北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日军利用李长江投敌，向我大举“扫荡”，占领了盐城、东台到黄桥一带。此时我们二旅活动地区主要是东台、兴化、盐城。为了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我们挥师西进去打土匪，在兴化建立了地方武装，开展了民运工作，后又回到盐东地区。正值我军发起反“扫荡”，一旅首先拿下了黄桥季家市。我们二旅刘培善政委在动员大会上说：“兄弟部队已经取得了一系列胜利，我们也要积极争取反‘扫荡’的胜利，这是有关战斗全局的问题，也关系到我们的政治荣誉。”
我们团的任务是打裕华、大中集，五团六团打汪峪、戴家窑。我们团的分工，三营攻打大中集，二营攻击裕华据点，一营埋伏在裕华到大中集的公路上，伺机攻击增援之日军。我随一营打伏击，三营先打响，并拿下了据点；日军由裕华出动增援，搜索前进，遭我一营伏击，未敢再回裕华；裕华的碉堡也被我们烧了，这次战斗我们获得了胜利。
大中集战斗后，我们又转到盐西地区，盐西秦南仓驻有一营伪军，我们决定拔掉这个据点。采用远距离奔袭的办法，先在距秦南仓40里的村庄宿营，严密封锁消息，午夜时分，急行军奔袭。此战结果，我们一举拿下秦南仓，俘虏了不少伪军，缴获许多武器。
一师分会 汝晓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