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的春天，日暖风清，生机盎然。杨新平同志打来的电话，拨动了我的心弦。听说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三师分会邀请我写一篇纪 念文章，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我非常高兴也非常激动。新四军三师研究会是高歌党的领导，高歌人民军队，释放正能量的一个光荣集体。新四军老战士健在的人不多了，而且都已年过古稀，抢救性地整理史料，是一件非常必要、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传承我军的历史，是老兵的责任。弘扬我军的历史，是后人的使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无愧于血洒疆场的革命先烈，才能使我军的优良传统和红色基因血脉相传。作为一个从炮火烽烟中走过来 的老兵，身上承载着历史责任。因为上了年纪，记忆力不太好的缘故，打草稿时纸条不知写了多少，纸条上若不注明序号，一会工夫就对不上号了。几天来满满凌乱的放了一桌子，写了抄，改了又写，就这样不知疲倦地重复着。对于一个已经84 岁的老人来讲，写文章确实有些勉为其难，不仅字里行间都浸透着汗水，也把自己的心绪和情感拉回到过去的难忘时光。

参军，走上了革命道路

1949年8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我的家乡湖南省汉寿县迎来了和平解放。解放军和蔼可亲、纪律严明的作风，给我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不久，我和四姐从常德专区的报纸上看到了解放军招考青年学生入伍的信息，格外兴奋，向往得很，可又怕母亲舍不得我们离开。当我俩向她老人家征求意见时，没想到她满口应允，大力支持。于是，我们姐妹俩和我姑姑家的1个表姐、2个表哥一行5人结伴步行60里堤路到了常德市，住在旅店里。

第一天报名，他们4个人都通过了，考官看我个子小，岁数不大，劝我回家再读几年书。我心不死，参军意念已决。第二天再去报名，接待我的是另一位考官，我终于如愿以偿。经过面试、笔试，我们5个都被录取，当时别提心里有多高兴了。顾不得回家向家人辞别，于8月23日在常德市入伍，穿上新军装，我和其他新兵一样，心情显得格外兴奋和自豪。入伍后我被分配到十三兵团下属的三十九军南下工作团。三十九军南工团是北京的南工团和湖南南工团合并而成，下属1个大队、3个中队。大队长张学让，一队队长吴玉奎，二队队长左琴，三队队长严天锡，我被编在三队。我的分队长叫李大我，是北京南工团的，听说他后来在解放军报社工作。南工团，顾名思义，本应随大部队南下，听说由于时间关系，没有跟上南下的队伍。上级决定让我们留在当地，帮助地方搞土改，深入群众，发动群众， 宣传党的土地改革政策，批斗恶霸地主的剥削罪行，重新分配地主剥削人民群众的财产，让人民真正的当家作主，过上幸福生活，让群众深深感受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为中国人民谋取幸福的大救星。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南工团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喜讯传来大家奔走相告， 起舞高歌庆祝新中国成立。国庆这天部队还给每人发放了2枚银元，我寄给了母亲。

入伍后，在组织的培养教育下，在革命大家庭的熔炉里，我有了一定的进步。我不怕苦，不怕累，积极向上，努力工作，于1949年12月在湖南省永丰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介绍人是北京南工团来的和我同队的张云同志。正常的预备期是3个月，因家庭出身的缘故，我的预备期是6个月。入团对于我以后的成长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0年元旦，我照了一张戴着军帽、身着军装的照片，寄给了我心爱的妈妈。妈妈回信中说，见到我的照片，她无比激动高兴，欣慰喜悦的心情难以用语言表达，我的幺女儿（小女儿）不仅长大了，更是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了。

1950年3月，三十九军大部队南下作战胜利回到河南漯河执行挖河任务，南工团才与机关会合，我们才正式分配工作。我被分到军政治保卫部，不久部队调往东北，军部驻在辽阳，当年10月末奉命开赴朝鲜。

南工团三队部分在沈阳的女同志，有黄云仙、何娟娥、刘连芳等，多年来我们还一直保持联系。1985年8月初，三队队员翦卿靓从湖南来我家，是我们几个分别了近40年来难得的一次聚会。2009年8月，是我们五表姐妹参军60周年纪念日。为纪念这个有意义的日子，我邀请她们来沈阳团聚。在沈阳她们参观了世博园，高兴地在百合塔、金玫瑰等景点拍了照。考虑到她们几个都是第一次来东北，非常想到各地转转，在有关领导的支持下，我们参观和游览了黑龙江省的哈尔滨、牡丹江、齐齐哈尔、黑河五个地方的景点。每到一地，当地的领导同志都非常热情，这次聚会虽然时间不长，但大家都非常激动兴奋，不仅领略了北国风光，祖国的大好河山，更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对老同志的深情厚谊。

我虽然当兵时间不长，但我入伍后一直在三十九军这支部队的军、师、团和军营里工作和生活了近70年。我经常听老领导讲述这支部队的历史，通过参观军史、师史和自己见到体验到的，才深知三十九军是一支光荣的英雄部队。它的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这支部队的源头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二十六和二十七军，曾参加了清涧起义、黄麻起义、渭华起义和旬邑起义。这是一支为党中央和三大主力长征创建落脚点的红军部队； 这是一支独立北上长征率先到达陕北的先锋部队；这是一支编入红一方面军参加直罗战役的过硬部队；这是一支开赴抗日战线参加平型关战斗的主力部队；这是一支参加辽沈、平津战役的主攻部队，也是一支参加抗美援朝首战美军的英雄部队。在这支部队中涌现出了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徐海东和黄克诚等一大批革命先辈。毛泽东同志为刘志丹、谢子长题写“民族英雄”，毛主席称赞徐海东“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我为能有幸参军并加入到这样一支部队，能在这样一支英雄部队里工作、生活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我深深地热爱这支部队，它让我成长，让我进步，让我更加热爱党，热爱国家，热爱人民军队。

2017 年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实行了伟大的军改，三十九军的番号虽已成为光荣的过去，但我深信，它由鲜血和生命创造的光辉业绩一定会永远鼓舞和激励着后来人；它那注重学习、注重团结、勇于创新、顾全大局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也将一代一代永远传承下去。

光荣地成为一名志愿军战士

1950年10月部队入朝时，保卫部只剩下刘俊干事和我俩人留守。当时部队入朝对外还没有公开，为确保战争胜利，严把保密环节，我俩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检查全军出国前外寄的每封信，凡有“我们要去朝鲜”字样的书信，一律扣下。

我军奉命开赴朝鲜战场，当时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加之国外作战，情况不明，能跟随部队赴朝的女同志属极个别的。部队走后，我们政治部的几个女同志，日日想、天天盼奔赴朝鲜战场。我是1951年初奉命入朝的， 虽然是60多年前的事，但当时的情景，难以忘怀。一日，译电员手里拿着一张四方形的白纸，急匆匆地找到军政治部留守处的指导员蒋素云同志，在场的我们几个女同志不约而同的眼神碰到了一起，顿时叽叽喳喳地议论起来，是不是希望盼到了，好事来了。果然让我们猜准了，不一会，蒋指导员笑眯眯地走进来问我：“黄静，你的背包大不大，重不重？”，我激动得答道：“不大，不重。”后来才知晓，那份电报是军领导发来的，批准我们政治部的几个女同志（谢冰、邱景惠、李超云、邓碧君和我）去朝鲜。知道自己要上前线了，我非常兴奋，立即将自己的行李和随身物品准备好。

去时，我们坐的是军里派来的一辆中型卡车，车上只有2个同志，一个是事务兵，他一只眼睛有毛病，同志们背后开玩笑地称他为独眼龙，他佩戴了一支驳壳枪，另一个是广西解放过来的司机。

1950年12月31日，我们从辽阳出发前，蒋指导员对他俩说：“你们的任务就是把她们5个女同志送到军部。”出发的当天晚上，我们住在丹东的一个旅店里。1951年1月1日清晨，我们高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战歌进入了朝鲜（因为当时我们没有制空权，为躲避敌人的飞机，无论是行军还是行车，都只有白天休息，夜间行动）。当天白天，在一个叫“平原涧”的地方休息。这家老乡见我们几个“么生动母”（朝鲜语是女同志）非常惊喜，用朝鲜语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高兴地拿出“海瓜”（朝鲜语是苹果）给我们吃。与朝鲜老乡相处了一整天，慢慢地就熟了。经过商量， 同意我们拿出部队发给的朝币买了几筐苹果，想等到了军部给自己所在部队的同志们吃，作为我们的见面礼。由于我们年轻，又没见过战场，脑子里不知道什么叫害怕，更没有“死”的概念。途中有一天白天，我们几个在山上的亭子里，还兴奋地跳起了交谊舞，真够浪漫的。我还清楚地记得汽车开到平壤的那天晚上，由于天黑看不清楚路，我们坐的中型卡车掉进了炸弹坑里，两个男同志根本无法将车抬上来，多数老百姓都逃走了，怎么办？急得我们几个女同志都慌了。后来好不容易找到几个朝鲜老乡帮忙把车抬上来了，大家终于松了口气。到达军队驻地后，我仍在保卫部工作，负责清理战利品，后来根据需要又被分到宣传部文印组工作，在坑道里刻钢板，印制《立功报》（三十九军军报）。战场上《立功报》的作用很大，宣传战斗英雄事迹，进行战场鼓动，通报战役战斗战绩，介绍战役战术要领，了解抗美援朝形势，报道国内经济发展形势，深受志愿军官兵的喜爱。1952年4月，因我要与高克同志完婚，直接调到三四八团。

结缘于偶遇 婚典在战场

                        1951年黄静 高克于朝鲜战场

1950年前，我从三十九军南下工作团分配到了军政治部保卫部工作。不久，时任三四八团副团长的高克同志率该团党代表到军部（驻地河南漯河）参加党代会。一天，他到保卫部来找他的战友王时敏同志，当时我正背对房门坐在办公桌前工作，忽听有人敲门，便本能地回头喊了声“请进”，就在他推开门和我打了个照面的那一刹那，他对我有了印象。直到婚后他才对我讲起，自从那天一刹那的偶遇后，他在参加党代会期间，经常站在二楼会议室窗前，等着看我从办公室走出来，或去伙房打饭菜，或去开水房打开水，当时他连我姓什叫啥都不知道，又不好意思问，虽曾拐弯抹角地向团里在南工团工作过的一些女同志打听过，也是一无所获。当年十月，已晋升为团长的老高，怀着这份谁也不知道的情思，率部入朝作战去了。五次战役后部队休整时，一一六师政治部主任陈绍昆同志对老高婚姻问题很关心，便询问老高有没有目标，老高这才吐露了隐藏了一年多的秘密。恰好这时任茂如同志从军组织部部长调任一一六师政委，他的夫人蒋素云同志原来和我同在军保卫部工作，陈绍昆同志便委托任茂如同志充当“红娘”做我的工作，给我和老高牵线搭桥。任茂如同志先后给我写了三封信，我记得第一封信的内容是他调动工作时，很多人都去送他，问我为什么没去？见信后我心想，你是个大领导我是个小兵，怎能轮得上我去送你，这不是没话找话吗？他给我写的第二封信，主要内容是介绍老高的情况，我心想这才是你给我写信的主要目的，我回信说：我年纪还小，现在不想谈个人问题。他给我写的第三封信，可就没有前两封信那么客气了，说：你年纪小，人家年纪也不大，你的文化高（实际我的文化并不高，只是个初中肄业生），人家文化也不低。记得秘书处的柏达山秘书，还把我叫到一个山头上去谈话，也是讲老高的情况。在任茂如等领导和同志的热心撮合下，我和老高相识并开始有了直接联系，在当时战争环境下，根本谈不上有什么花前月下的恋爱，主要以书信来往方式交流感情。老高还利用工作机会到军部驻地与我见面。我俩或在崎岖不平的小路上边走边谈，或借用首长的防空洞坐下来聊聊，渐渐地我对这位比我年长9岁、为革命负伤致残的军队指挥员产生了爱慕之情。我们虽然没有山盟海誓，但彼此已在心里订下了终身大事。

1952年春，组织上批准了我们的结婚申请。记得4月15日那天，领导通知我赶快收拾行装，准备晚上搭乘三四八团政治处主任丁翰同志从军部开会回团部的汽车去与老高结婚。我的全部行装就是一块旧雨布裹着的大包，登上汽车，一路颠簸，到达团驻地时已是深夜，我和丁主任说：把我送到女同志的防空洞里去。哪知车一停，丁主任跳下车直奔老高的防空洞，边走边喊：还不快出来接人，装什么相。4月16日是我们大喜的日子，防空洞就是我们的新房。在战争条件下，那防空洞就算构筑得很讲究了，墙壁和地面均用木板镶成。婚礼很简单，两瓶酒，几斤糖果，伙房炒几个菜，几位团领导在一起边吃边说笑，婚礼就算办完了。说起当时的情景， 今天的年轻人恐怕难以置信，我这件志愿军新娘的嫁衣，竟是一套前胸蹭满油渍（打饭时弄脏的）的棉军装，棉裤后面还有露出棉花的破洞（夜行军下山坡时怕摔倒，坐下来往坡下滑行时磨破的）。老高准备得充分些，他的军装干干净净，还为我准备了一件他喜欢的天蓝色衬衣，算是给我的结婚礼物，在当时的条件下，已经算是很珍贵了。我们的婚礼，虽然没有婚纱，更没有新娘应佩戴的饰品，但我们感到非常幸福温馨。

婚后不久，团奉命开赴马良山前线。我和老高住的防空洞，洞内潮湿，洞顶滴水，床上面只好用雨布遮挡，待雨布上的积水多了，再将水抖落在地上。在我们记忆中，团部驻地离前沿阵地不太远，敌人的炮弹能打到这里。知道部队夜间伏击或出击时，我们团部的几个女同志（谢灿飞，王秀元，郝素珍）都会走出防空洞，站在山坡上眺望远方，耳边能清晰地听到激烈枪炮声，第二天早晨当我看到各种不同肤色的俘虏时，心中无比喜悦。因为这些胜利，无疑与自己的新婚丈夫运筹指挥是分不开的。

                                   1952 年黄静与战友在朝鲜战场

在4个多月的阵地防御战中，老高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团指挥所和前沿坑道过的。每当他回到这个滴水防空洞与我相聚时，他净挑那些令我高兴的胜利消息讲给我听，从不谈起他在前沿阵地的活动情况。我心里明知他是怕我为他的安全担忧，直到高阳岱西山反击战胜利结束，他头上缠着纱布回到我面前时，我才从他和警卫员的讲述中了解到，老高曾率二营营长王林一行亲自潜入敌后观察敌情，选突破口；亲临前沿观察所指挥战斗时头部被炮弹皮擦伤，仍坚持在前沿，直到战斗胜利结束。我为有这样一位英勇善战的丈夫而感到骄傲和自豪。1952年10月底，经军评功委员会批准，给老高荣记二等功一次。

婚后我还得知，首战云山战斗中，三四八团二营四连缴获敌人4架飞机，堪称朝鲜战利品之最。三四八团三营在副团长周向樵和营长郭向云率领下从东北方攻入汉城，第一个占领总统府。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中，三四八团率先突破了“三七线”进占水源，也是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达到的最南端。

1953 年(约)三四月份，我在朝鲜怀上了我们的第一个女儿。记得一天晚上，我从团组织部回到我和老高住的防空洞的路上，不慎掉进了炸弹坑，天黑周围又没有人，只好自己慢慢爬出来，万幸没有流产。妊娠反应时，我一进厨房闻到菜味就想呕吐，只能饿着肚子回到防空洞。战争年代，当时不要说能吃上一块饼干，想含个糖块也没有。1953年5月我随部队一起回国，当年11月孩子出生在沈阳202医院，由于营养不良，虽足月但体重只有4.6斤，待在保温箱。当时老高不在家，由于我年轻不懂事，出院过早，导致夭折。我还清楚地记得，产假期间，老高的警卫员给我煲了一锅咸的难以入口的鸡汤，这就是我的第一个月子，哈哈！

婚后，有一次老高兴奋地给我讲起了1949年10月，东北军区司令部给予东北军区12个纵队48个师的评价。对一一六师的评价是“该部队系东北部队中最有朝气的一个师，突击力最强，进步快，战斗经验丰富，攻防兼备，能猛打、猛冲、猛追，以三猛称著，善于运动野战，攻坚力亦很顽强，为东北部队中之头等主力师”。

老高还说，参加辽沈战役，一梯队主攻部队三四七团、三四八团并肩作战，三四七团团长薛剑强、政委任茂如，三四八团团长樊洪、政委陈绍昆，各带一个尖刀连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第一个冲出战壕。第二梯队三四六团团长张峰，身体负伤让警卫员背着前进指挥战斗。三四七团政委任茂如，喉咙被子弹打穿，发不出声音，用手语指挥战斗，副团长王扶之身高1.87 米，端着轻机枪冲在全团最前端……说到这里我从老高的表情里看得出，他能在这样一个英雄部队担任两任师长非常骄傲自豪。

老高接着说：三四八团是一个年轻的团队，参加辽沈战役时团政委陈绍昆亲率团机关到师部请战，硬是要来了主攻任务，攻打锦州。该团涌现了战斗英雄梁士英，第一个“解放”战士刘永靖率先抓俘虏。战斗中一营三连连续损失了4套连队班子。老高停顿了、讲不下去了，眼里含着泪花。

陪伴他最后的一千多个日子里

1990 年，高克同志从沈阳军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专职纪委书记的岗位上退休。作为一个身经百战、戎马一生的老军人，他始终心系军营，时刻关心着国家和军队的建设，仍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军委军纪委委员， 直到1998年才正式离休。遗憾的是烽火硝烟、边关冷月带给他身体上的伤痛，尤其是呼吸系统疾病严重影响到老高的身体健康。在朝鲜我和他结婚后，每天晚上他回防空洞时，人没进屋，咳嗽声已经到了，那时候他就有气管炎，由于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发展成为肺气肿及致命的肺心病。到了20世纪80年代，他的肺气肿日见明显，走路稍快些就会感到气不够用。1986 年他又得了大叶型肺炎，从此肺功能急剧下降，每年冬季必住院一次，严重到稍微一动就喘，起床睡觉脱衣时，不得不用分解动作完成，即穿一只袖子或脱一条裤腿都要休息一会。为减轻他的痛苦，晚上我给他接尿，后期在家时，每天24小时持续吸氧。

2002年3月1日，老高因感冒咳痰困难，最后一次住进了军区总院。两天后因病情发展危及生命，不得不进行气管切开手术，一夜间使他变成了有嘴不能说话，与人交流只能用写字板，有口不能吃饭，进食喝水、服药全靠鼻饲。最痛苦的是，每天还要多次从他的气管里插进一根半尺多长的吸痰管吸痰，每次吸痰他都痛苦得全身冒汗。当我看到他与病痛顽强抗争的表现，我内心都在颤抖、滴血！

老高虽然肺功能极弱，但身体的其他脏器功能都还好。他没有糖尿病，没有高血压，血脂也不高。特别是胃肠功能不错，他和常人一样有强烈的食欲，每当我和陪护战士用完餐，把剩菜剩饭放进小冰箱，经过他的病床或轮椅时，他总是眼巴巴地看着。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得出他是在问我：碗里装的是什么？此时此刻我心如刀绞，眼泪在眼圈里打转，又怕被他看见，只好躲进卫生间。

有人会想：老高是重症病人，在医院有2个战士、4个特护轮流照顾，为什么你还要在将近3年的时间里吃住在医院？我的回答是：老伴、老伴，顾名思义就是人到老必须有个伴，伴要伴到老，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在他痛苦的时候，有你在他身边，他会感到欣慰；当他难受的时候摸着你的手，会露出幸福的微笑。

为了能够随时掌握他的病情变化和要求，便于和院领导及医护人员沟通及时对症治疗，也为了和前来探病的领导和同志们交流，我坚持随时记录他用左手在小黑板上写的东西，不知不觉，将近3年时间，我已记满了5小本工作手册，我将永远珍藏。

在老高病重期间，军区首长、机关领导和老战友分别多次探望，对老高战胜疾病在精神上给予了极大的鼓励和安慰。

老高病故后，曾有人半开玩笑的问我：老高脾气那么倔，又不会来事，你喜欢他什么？我笑着对她说：我和老高可以说是先结婚后恋爱。你若在我们结婚前问我这个问题，我可真回答不了，在他和我相伴了50多年后的今天，我可以郑重的告诉你：我爱他作战勇敢，不怕牺牲的革命意志；我爱他工作积极向上，不甘人后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我爱他不腐不贪，清正廉洁的优秀品格；我爱他敢于直言，光明磊落，大公无私的伟大胸怀；我爱他顽强和各种疾病作斗争的惊人毅力。在我忧伤的时候，是他给我安慰，在我欢乐的时候，他使我的生活充满了光辉。他的言行时时、事事在教育和激励着我。他是我的丈夫，也是我的良师益友。我多么想他能天长地久，永远永远把我伴随。

忠贞不渝的追求

入团以后，特别是入朝以后，我看到身边的许多共产党员努力学习，积极向上，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我非常敬佩他们，也想成为伟大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一员，在朝鲜战场上，我写下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1952年8月在朝鲜马良山，因工作优秀特批记三等功一次）。

1953年3月随部队一起回国，1953年末，三四八团政治处党支部讨论我的入党问题，介绍人是组织股股长岳秀坤和干事姜天福。在支部大会上，因为他俩回答不清同志们提出的我父亲及社会关系等问题，未能通过。而我真正迈入党组织大门时已是25年之后。

1954年末，遵照国务院和军委的联合命令，要求团以下女同志一律转业回地方，号召党团员带头，我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部队。转业后，虽然环境换了工作变了，但我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信仰没有变，我仍然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学习，自觉改造世界观，尊重领导，团结同志，积极工作，任劳任怨，不断写入党申请书，时时处处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争取思想入党。

1959至1964年在海城工作时，先后被评为团的红旗手，机关“五好”干部，系统先进工作者，“五好”标兵，优秀教师，“五好”团员。

1972年以后在沈阳工作，先后被评为局机关和局系统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员，1985至1988年，3次被评为市纪检信访先进个人。

在我组织问题没有解决以前，有时我会想，我虽然出身不好，但个人是清白的学生，我的家庭成员和社会关系是复杂，可我在参加革命的第一份履历表上，就把我在国外（现在应称境外）的所有关系都填上了（只是由于履历表就那么点地方，不可能像现在说得那么详细），我对党组织是诚实的。

这些社会关系对我的思想等各方面没什么影响。我这一生，和我生活时间最长，对我的世界观等各方面影响最深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我的母亲，一个是我的丈夫高克。为什么我的组织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呢？每当我想起这些伤心事时，老高总是安慰我说：“你不就是因为社会关系影响的嘛，不要想得太多，好好工作就行了”。

有时我也会想，在当时那个年代，你的父亲是国民党的官吏，你的亲戚有在美国的，有在香港和台湾的，这么复杂的关系，哪个党组织敢吸收你。要相信党，自觉接受组织上的长期考验。直到1978年12月18日，我终于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支部大会通过后，我激动得默默地流下了幸福的热泪。王继承、吕春花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我深知，入党是起点，不是终点。入党后，要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直到生命终止的那一刻。

三师分会 黄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