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剧院散场，熙熙攘攘的人群走出南京前线文工团大院，三三两两地交谈着舞台上的精彩表演。不过，很少有人会注意到，在大门不远处还静静矗立着一座三门四柱牌坊。新填涂的三色油彩掩盖了一部分岁月的痕迹，只角落里的石碑还铭刻着它的身世。

1928年，为安排北伐中牺牲将士子女的学习生活，国民政府在这里建立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宋庆龄、宋美龄姐妹参与筹建并先后担任校长，牌坊上的校名由国民党元老谭延闿手书。1949年，南京解放，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撤销，在原址上取而代之的是“华东军区干部子弟学校”（1954年更名南京卫岗小学）。

一直到1964年，这里成为新中国第一批“红孩子”们成长的沃土，烈士的后代、将军的儿女、期待中的祖国未来接班人，在这里留下了珍贵的成长记忆。

周善明和他的五个兄弟姐妹（善平、善黎、善伟、善新、善乐）至今能清晰地回忆起当年在这里上学时的事情。他们，是南京军区炮兵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上海警备区司令周纯麟将军的孩子，一生追寻父亲的脚步。

不久前，善黎、善明、善伟、善新、善乐五人，还踏上了重走父亲西征路的旅程，重温红军精神，追忆当年红军血战河西走廊的惊心动魄。

恰逢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暨建军89周年，凤凰江苏约访周将军的家人，从琐碎家常聊到峥嵘岁月，献礼八一。

周纯麟：1913年生，湖北省麻城人，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1928年加入农民赤卫队，1930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西征河西走廊；抗战时期任新四军四师骑兵团长；解放战争时期率部参加孟良崮、淮海、渡江、杭州、舟山等著名战役。1955年任南京军区炮兵司令员，1970年升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后又兼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革委会副主任，在上海艰难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斗争。1986年9月2日病逝于上海华东医院，享年73岁。

八九点钟的太阳

周善明：我1964年小学毕业，是卫岗小学最后一届毕业生。那时候中央担心设置子弟学校会使干部子女脱离群众，成为一群“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孩子，就要求各子弟学校面向社会招生或者交由地方教育局办学。由于当时卫岗周围还是农村，没有那么多适龄入学的儿童，学校最终在1964年解散了，几个弟弟还没有毕业，就转到琅琊路小学继续读书。老师们吃散伙饭那天，我第一次喝了啤酒，醉了躺在礼堂的长条凳上睡了一觉。

凤凰江苏：卫岗小学是一所比较特殊的学校，当时在那就读的大部分是干部子女，是否有些“贵族学校”的意味？

周善明：真要说特殊，也就是教学质量比较好，另一方面教师大多出身军人，政治觉悟比较高，学生倒是没什么特殊化。以现在的眼光看，学生们可能都是“名门之后”，但当时的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当时的学生中，有干部子女，有烈士子女，许司令（许世友，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孩子也在这里就读，当然也有一般的团级干部，他们的父母带兵驻扎在海岛上，根本不在南京。为什么我们是住校制，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些孩子没家可回。在学校，所有学生都是一样的，完全没有人在比谁爸官大。最早我大哥上学的时候都是穿一样的制服，一起上课、一起参加义务劳动，周末放学也都是一辆卡车拉回军区大院。

那时，周纯麟将军在南京军区担任炮兵司令员，为了方便工作，组织给他配了一辆小汽车。但在这辆“工作用车”上，却从来没有妻子邓文秀和孩子们的位置。

邓文秀（周纯麟将军夫人）：孩子们学校离家有十几里路，老周的汽车从不接送；我上班和他是一条路线，他的车子就从我单位门口过，也从来不让我坐他的车，即便雨天积水没过膝盖，也是一样。老周在的时候，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

凤凰江苏：周将军是一个很严厉的人？

周善明：小的时候是这样的印象。在饭桌上，我们几个孩子有时候喜欢玩一玩、闹一闹，我父亲不允许。他会严肃地说：“吃饭就是吃饭，不要在饭桌上面嘻嘻哈哈的！”再比如，他要在客厅接待客人了，就让我们在屋里不要出来。这时候你要是在房间里闹哄哄的，他会非常生气，客人走了是一定要发火的。

周善乐：他会给孩子们立规矩。

凤凰江苏：父亲在你们心里的形象一直都是这样威严吗？

周善明：小的时候是，但是我父亲很少打人，也不会因为是军人就给我们下达命令式的要求。印象中父亲真正打我们几个的次数屈指可数，顶多一下子也就过去了，不会逮到往死打。更多的是会告诉我们这样做不对，虽然不会多说什么，但是只要他点出错误了，我们就会明白，以后也不会再这样做了。

不苟言笑的父亲却一直没有忽视在生活细节上对孩子们照顾。五、六十年代在卫岗上小学时，不仅要供给孩子们在学校的伙食，还要抚养常来周家小住的亲戚家孩子。每当周末，一大家子十几口人，但只有父母、外婆和在家读中学的大哥四个人的粮食标准，家庭的负担并不轻。然而即便在物资紧张的时代，孩子们也总能发现周纯麟一直悄悄省下自己的盘中餐。

周善明：我外婆早上起来煎一个鸡蛋，父亲从来不吃完，总会剩个一半放在那里。有时候早上起来给我父亲炸个四五块带鱼，我们都知道那是专门给他吃的，但他也从来都不吃完，总要留一些。所以从这一点就能看出来，他实际上很是疼爱我们。

军队是一所大学校

1928年，15岁的周纯麟参加了家乡的农民赤卫军，从此开始了传奇的戎马生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掀起了学解放军的高潮，毛主席提出的“军队是一所大学校”的概念深入人心，当兵成为了一代青年人心中最伟大的理想。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周家7个孩子先后参军入伍，年龄也跟父亲当年差不多。

周善明：我67年当兵，我那时候才15岁。在我心里，部队好比神圣的殿堂一样；但等到真参军入伍了，就发现部队跟自己想象的不一样。还记得，参军后的第一次回家，说起部队，我从上数落到下，排长怎么样、班长怎么样、战士怎么样，上上下下都觉得有问题。父亲听完了以后，嘴巴一撅，转身就走了，一句话都没有讲。后来等到我自己带兵，才慢慢觉悟，想想，那其实很正常，就好像大学生走入社会一样，都需要一个熟悉的过程。

参军入伍两年后，周善明提干入党，完成了自己的身份转化以后，他发现一贯言语较少的父亲与他的交流慢慢多了起来，似乎对自己的成绩有了一定认可。

周善明：可能那个时候他才觉得你是个真正的军人了。慢慢地，有些他的活动，愿意带着我去——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作为他的随从，跟着一起去。

凤凰江苏：所以“入党”，在周将军看来，是个分量很重的事？

周善明：那当然是很在意。他一直教育我们，要好好干，争取早一点入党。这是他的一贯要求。

在基层好好干，是周纯麟对子女们的一贯要求。身为大军区领导，周纯麟并没有想过让子女走捷径，也不允许他们走捷径。因为父亲的坚持，子女中有人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有人放弃了留在上海的机会，有人在基层体验着战备动员……

大哥周善平是南京炮兵工程学院读红外夜视专业的学生，对口工作是科研机构，但父亲不让他当三门干部，即家、校、机关，一定要到连队锻炼，而且必须到步兵连队，当过副连长、政治指导员，五年后才调机关工作。

周善明：四弟周善伟因为在部队干的好，部队推荐他去上安徽大学外语系。结果我父亲知道以后，一个电话打到部队去，“让周善伟在部队好好干”，我弟弟就听从了没去。后来听说，他大学外语系这个班开学一个月了，还在点周善伟的名字。其实，在“文革”后期和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外交人才还是相当匮乏的，如果弟弟当时去了，可能就会是另外一条道路。我最小的一个弟弟周善军，父母一直非常疼爱他，但是当兵以后，父亲也把他放到基层，不让他去机关办公室。

周善黎：我最早在大别山当兵，搞机要，是瞒着父亲去二军大上学的。大学毕业后，正在上海任职的父亲不让我留在上海警备区。母亲说，“你身体也不好，丫头是学医的，就留一个在上海，陪在你身边吧”，这才留在了上海。但父亲还是不同意我留在市区的医院，把我转到了郊区的传染病医院去。

周善明：还记得69年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以后，我所在的坦克师即将调防到北京军区，但基层士兵不会提前知道调防计划，父亲是知道的。在南京附近的训练基地时，我父亲到部队来看了我一眼，他只问了我一句：“你的部队在北方，冷不冷，要不要让你妈再给你寄件毛衣来？”我当时是想，这里离南京挺近，就说不用。其实那会，父亲是知道我们要调防了，但他从来没告诉过我，即使从山西回来后，父亲也只字未提。很多年后，我才慢慢自己想明白，他是考虑到我要调防北方，肯定比江苏冷，才会问我，但是我说了不要毛衣之后，他也没有再多问。两三天后，部队就开始做战备动员了，不是调防，而是直接说上前线。

凤凰江苏：您当时心里是什么感觉，真的是要上去打仗？

周善明：营房的战车坦克全部开走，连食堂养的猪都全部处理掉了，气氛十分紧张。战友里剃光头的、写血书的都有，邮局就把办事处设到营房里来，大家把钱和用不到的东西全都寄回家了。那就是要上去打仗的感觉，视死如归。结果坐了两天两夜的闷罐车，把我们拉到了北边，才发现不是要上前线。但也是真心感谢父亲能给我一次临战的体验，如果他早告诉我调防，可能就不会这么刻骨铭心了。

凤凰江苏：父亲因为正直，舍弃了很多对子女“特殊照顾”的机会，当时能理解他的做法吗？

周善黎：我当时就和父亲说没问题，让我去传染病院我就去。其实我们那时候做事情、讲话，只有一个宗旨，就是不能给父亲抹黑、不能给父亲添乱。我们自己也是要求自己，一定要做的比别人好。

凤凰江苏：将军对家里第三代的教育是怎样的？

周善明：首先，最基本的要求是不做坏人。要靠自己的能力、做对社会有用的人，热爱祖国，不能崇洋媚外。另外，对共产主义有坚实的信仰。

初闻战斗故事

看着儿女们一天天成熟起来，过去很少与孩子们交流的父亲，也开始讲起了曾经的故事。西路军、新四军骑兵团、孟良崮，在学校和部队听闻了多少遍的英雄事迹，在父亲的亲历讲述中，活了起来。

凤凰江苏：父亲生前会常和你们提起哪些人？

周善明：对父亲影响大的人物有很多，其实只要是跟他共事过的领导和战友，他都很尊重的，像徐向前、李先念、彭雪枫、张爱萍……打仗时牺牲的每一个战士，只要是有名有姓的，父亲都一直记着。

凤凰江苏：我们从各种材料里都看到，新四军四师的老师长彭雪枫有三件宝，其中一件就是周纯麟将军的骑兵团，父亲对彭雪枫是什么印象？

周善明：彭雪枫是我父亲很佩服的一个人，能文能武，提出过很多战略性的军事观点。他非常重视骑兵的建设，计划把骑兵团扩建成骑兵旅，甚至他的牺牲也和骑兵有一定关系——彭雪枫指挥的最后一次战斗中，步兵引出敌人，之后骑兵团扑上，当时他很激动，站起来说“上去啦！上去啦!”，却没想，就在此时被一颗流弹击中，一声没吭就倒下，走了。

凤凰江苏：彭雪枫牺牲后的事，父亲说过吗？

周善明：这一仗打完，我父亲到师部汇报，结果一进院子，大家都不吭声、情绪沉闷，这时父亲才知道师长牺牲了。后来，骑兵团全部给彭雪枫披麻戴孝，连马都戴着白花。那时，彭师长的夫人还怀着他的遗腹子，怕影响胎儿，张爱萍和张震等首长决定暂不告诉她彭雪枫牺牲的消息。洪泽湖反扫荡那会，是我母亲一直照顾她，陪着她在船上住了40天，直到把孩子生下来。这个孩子，就是后来二炮的政委彭小枫。

周善明告诉凤凰江苏，父亲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直到他走后，我们也还是这样认为，有很多事情是之后看他的回忆录才知道的。

周善明：像国家主席李先念。我父亲从李先念当师政委的时候就一直跟着他，跟了那么多年，但是他生前却很少讲他们之间的故事，直到退居二线，在写回忆录的期间，他才会给我们讲讲。之前工作的时候也从来不提，从来不会说我认识这些上级，可以去找他们帮忙。即便是“文革”时期受到了迫害，他也没说过，回去找谁，去依靠谁这样的话。

周善明曾经问过父亲，战争年代，觉得最艰苦的是哪一段，他回答道，红西路军。尤其是红四方面军渡过黄河，西征河西走廊、祁连山的那些日子，苦到永生难忘。

血战到底，砍死最后的敌人

周纯麟将军记忆中最艰苦的这段征程，是红四方面军始于1936年10月的西征。为打通河西走廊至新疆的通道，控制连接苏联的陆地生命线，中央命令四方面军主力部队2.18万人西渡黄河作战，周纯麟就是最早渡河的“渡河先锋连”成员之一。此后六个多月的时间里，深入苦寒之地的西路军缺乏补给、腹背受敌，陷入孤立无援的处境。

周善明：现在都说长征苦，我曾经问过我父亲，是长征苦还是西征苦，父亲说，河西走廊比长征苦多了。当部队前进到河西走廊，没有根据地，没有老百姓支持，没有人员补充，伤病员都没有办法治，没有弹药补给，没有吃的，红西路军被十多倍的马家军骑兵追着打，特别苦。打到最后，能坚持走到星星峡的只有420人，我父亲是最早到的18个人之一，陈云代表党中央在星星峡接的他们。所以，我父亲说，这一段是最苦的。前段时间，我们刚刚重走了这一段，当然我们走是开车子，比他们当年要舒服多了。

凤凰江苏：周将军跟您提起这段经历时，他更多的是用什么样的词语来形容？

周善明：最深刻的就是艰苦，但是从来没有动摇他对革命的信心。部队打散以后，战士们决定沿着电线杆往西北走，走的就是过去的丝绸之路，我们现在的高速公路也是按着这个修的。父亲他们当时隐藏在戈壁滩上石坡的低凹处，远远的看着电线，按照它方向走，不敢走大路，因为骑兵在追，只能在远处。那个时候你如果革命意志不坚定，也就开小差了，没人管，但是他说我们就要走到新疆。

凤凰江苏：这也是一种信念。

周善明：这就是一种信念，哪怕只剩一个人，也要坚持！18个人，最后到了星星峡。坚持反共的哈密警备司令，派了一个副团长和一个副官到星星峡来劝降。18人里有个团政委，组织大家一商量，就说坚决不投降，我们千辛万苦到了星星峡，绝不投降，但是也不能把这两人放回去，放回去他们知道我们就这几个人，他马上会派部队来把我们灭了。我父亲就砍掉了这两个敌人，这也是西路军所消灭的最后两个敌人。

1983年，周纯麟退居二线。这年9月27日，新疆隆重举行“纪念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等烈士牺牲40周年大会”，70岁的周纯麟受邀参加纪念活动。10月3日，周纯麟提前离开乌市，向兰州方向进发，从星星峡一路倒着回溯西路军征战路线，47年，无法忘却的，都是怀念。

周善明：过去的战场他千方百计也要找到，而且找了一些当事人，像渡河的老艄公和汪家墩碉堡的主人。到了石窝山，他硬要上去，那时候连路都没有，老乡给牵了一匹马，他一下子就翻上去了，骑着马就往前走。当地一个副军长陪着，在后面拽着马缰绳：“首长你不能去啊，危险！”但是他就是要去，因为这些地方是他永生难忘的地方，是当年最艰苦的地方，那里躺着他的战友们。

周善乐：那时候都是石子路，有时候走着走着轮胎就爆了，爆了以后老爷子也下来站路边，在那等。那时候是十月份，衣服穿得少，天气多冷啊，但是我父亲一直很坚决：“去，修好了就去！”

出发，沿着父辈的足迹

2016年7月，周纯麟的子女们重走西路军征途。五个六十多岁的退休老人，开着两辆商务车从南京出发，自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地会宁开始，靖远、永登、武威、永昌、张掖、酒泉、梨园口、嘉峪关、瓜州、红柳园、星星峡，一站一站寻访。海拔三千多米的河西走廊上，80 年前的路线，再一次点亮。

凤凰江苏：父亲没能上去的石窝山，这次上去没有？

周善明：我们这次去都开车上去了，除了我们专门要上去，当地很少有牧民去，偶尔有摩托车上去。很荒凉，路就是拖拉机的路，50公里开了三小时。我们一定要完成父亲的夙愿，我们一定要替他去看看。

凤凰江苏：时间是怎么协调的？

周善明：其实前年就开始计划了，本来打算去年去，结果去年7月1号我母亲摔了一跤，把股骨头给摔断了，这样我们就都守着她，拖了一年。一直到今年的7月1号，我母亲亲自在家旁边的餐馆给我们设宴，为我们壮行。

凤凰江苏：一路上的作息是怎样安排的？

周善明：我们在路上，头尾两天是六点就出发了，中间基本上是七点半，多数吃中饭的时间都是下午一两点，晚饭一般是八点有时候甚至九点，晚上睡下都快十二点了。我反正一天睡三四个小时就够了，我微信朋友圈里有很多人，说天天早上要看到我关于西征的信息，我白天没时间发，所以我只有在早上六点之前就把它弄好。有时候三点钟就醒了，先要把照片选好，然后还要组织文字。

凤凰江苏：朋友圈消息下面点赞的都是哪些人？

周善明：一般是战友和同学，今天中午还和一帮同学十五六个人他们给我接风。我说他们给我的鼓励也很大，他们也说，你们也真不容易，都是六十好几的人了，还这么跑。

凤凰江苏：那这一路上身体还适应吗，有没有出现不适？

周善明：俄祁公路最高的是3767公尺高的俄堡镇，我们在那停下来吃饭。因为老六的心脏是装过支架的，所以就感觉很大，就胸闷。我们反正是都有感觉，觉得走路不要走急，走的急了会有胸闷，有高原反应。总的来讲还可以。

周善黎：我本身是腰椎间盘突出，不能长时间坐着，而且我出去前刚刚犯了，母亲非常担心，我这个身体状况能不能去。我去了以后，脚还崴了，腿也摔破了，当时就疼得坐在地上起不来。我弟弟就问：“姐，行不行。”我说没事，然后十多分钟才慢慢缓过来。所以他们都说“姐你轻伤不下火线”，我说那当然，这个意义不一样。

凤凰江苏：那这次重走你们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周善黎：体会特别深。我们是开着车、有吃有喝有床的十几天，老父亲那是枪林弹雨、不毛之地、孤立无援的好几个月，确实不容易。人在这个环境里走下来，对我们教育确实是很大。我是70年入党的，和父辈更贴近一点。

站在父辈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感知当年的战况。时间已经过去了80年，黄土风沙、高墙弹孔，还在诉说着当年的激烈战斗。

周善明：他当年攻打的一些城堡，就是现在看，也是很难打。比如永登的城墙，虽然现在只剩下几十公尺，其他的都扒掉了，我一看，有五层楼那么高，两丈厚都不止。我父亲在那攻打，一个班上去，全部牺牲在上面，后面我们的火力跟不上，云梯跟不上，后来就只好撤下来了。所以我站在那里就想当年的牺牲是有多大。还有瓜州的城墙，我们站在残墙上，想到我父亲他们从祁连山出来，30多天没吃没喝、只剩下七八百人要攻破这个城墙，真的是很艰苦。西北那里你现在去看，戈壁滩一望无际，条件依然很艰苦，我们现在是觉得大太阳烤，可我父亲那时候是冬天，很冷。真的是不容易，也就是我父辈这样的精神可以走下来，换我们现在这样教育出来的孩子估计是走不下来。

这次西行的五人中，在家排行老六的周善乐曾在1983年陪同父亲重走河西走廊。三十年过去，路好走了、条件好了，更让他们感到欣慰的是，当地更加重视红西路军精神的传承了。

周善乐：83年的时候，当地还没有纪念馆，最早是1986年在西宁建的，是全国第一个关于西路军的纪念馆，现在又建了新馆。就是我父亲去了以后，一路走一路恳谈，后来慢慢建起来的。

周善明：那边很多县真的很穷，都是吃国家补贴的，但就在这个情况下，他们能把县财政拿出一部分来建纪念馆，有的也成为一个县红色教育、红色旅游的品牌，经常有部队、学生、单位去凭吊。我们去了他们也非常高兴，非常激动，我们一路上把这些书籍和资料能送的也都送给他们，尽量支持。能有一些人坚持在做这些事情，起码能让西路军的故事有一些留存。

凤凰江苏：当地对西路军的重视程度不一样了，其实1983年前谈起西路军的问题，还是比较保守的。

周善明：因为西路军的问题，最早的定调，是西路军的失败标志着张国焘路线的失败。但实际上，改革开放以后，李先念、徐向前都提起了很多西路军的事情，后来邓小平就批示可以存档。后来的国家领导人都有说到，西路军的这个案子，应该说是翻过来的，西路军全部都是中央指挥的。当然我父亲在的时候，还没有这种说法。

永远的西路军！

1937年元旦后，马家军对进驻张掖地区临泽、高台、倪家营子三地的西路军进行分割、包围、截杀。红30军驻守在倪家营子，周纯麟带着一个连的战士进入汪家墩城堡，一昼夜，敌人用炮打、用重兵围、用火烧，九连就是打不垮、围不垮也烧不垮，如钢钉一般牢牢钉在阵地上。次日下午五时换防时，130位战士，只有9人走出了碉堡。

1983年10月，周纯麟找到了当年苦战过的汪家墩，弹洞累累的碉堡已经成为了主人的养马房。面向碉堡，老将军静默站立，随行人员都陪着老人，整整40分钟，没有人说一句话……

周善明：在汪家墩的碉堡前，他面向碉堡站了40分钟，我弟弟他们都站在背后，谁也不讲话，就在那默默站着。

周善乐：实际上他在回忆当时打仗时候的情景，在想念牺牲的战友。

周善明：他在自传里也讲，在西路军的时候，每一个战士的牺牲，无论是团长还是士兵，只要是有名有姓的，他都记得住。有的战士没有别的亲人，就跟我父亲讲：“我牺牲以后，对党没有任何请求，只想请求给我一块白布，把我的双眼蒙住，免得我的双眼被土堵上，看不见革命事业的胜利。”还有的说：“你到时候挖坑挖的深一点，不要让野狗把我刨出来吃掉。”但就是这些简单要求，战火中的父亲有的都没法完成……

“红西路军精神万岁”，每到一处，周家姐弟就会在横幅上签好名字，挂在那里。西路军，是番号也不仅仅是番号，代表地方也不仅仅是地方，对这个大家庭二十几口人来说，西路军就仿佛是遗传基因一样，是很多值得奋斗的事情的初心和原点。

周善明：我们看了我父亲的回忆录，还有很多同志的回忆录，只要我们能够看到的、能够听到的，都会留意。包括现在网上还有西路军二代的群，他们有时候会把自己家的故事、资料拿出来，拿出来我们就看，该收藏的收藏。另外像我哥呢，他们在北京筹建西路军的研究会。

凤凰江苏：还会把这些故事讲给下一代吗？

周善明：有人愿意听我就讲，像我们家老四的儿子，他就建了一个西路军第三代的群，他自己也很了解这段历史，经常在群里发言或是组织活动。

访谈进入尾声，当问到邓文秀奶奶怎么评价这一群子女时，92岁的奶奶脱口而出：“我的子女都是继承爸爸的传统。”

“这一大家子人，7个孩子还有媳妇、女婿、孙子，二十几口人，有当官的、有做生意的，但是没有一个贪官，没有一个偷税漏税的，更没有一个乱搞的。” 

尤其是家中老五周善新，在上海警备区后勤部担任领导时分管财务、营房工作时，在巨大的诱惑下，依然洁身自好、不忘初心，立过几次三等功。

送邓奶奶回房休息后，善明叔叔和善乐叔叔送我们出来。月华如水，身处闹市的大院更显清静，身后的建筑渐渐远去，在此颐养天年的老战士们即将安然入梦，无数金戈铁马的故事又将沉睡入下一个夜里。（邬楠杨倩菲）

武夷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