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曾昌明，1909年出生，广东琼山（今海南省海口市）人。祖父少年时代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因敌人追捕远走泰国。在泰国祖父继续参加革命工作，被反动当局拘捕驱逐出境。1930年开始从事党的地下交通工作，他机智果敢，多次完成党组织下达的重大交通任务，被誉为中共中央交通局“四大红色交通之一”。1943年末至1944年初，他曾行程万里，穿越7省20余县，历时四个月，护送陈毅军长平安抵达延安，参加整风和中共七大，并作为华中代表团成员出席了党的七大。抗战胜利后，祖父历任中共东北局社会部情报科、交通科科长，西满情报站站长、公安处长等职，对解放东北作出了贡献。建国后，历任广州市政府人事处长、人事局副局长、局长，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委常委，市委监委书记，广东省委监委副书记。“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迫害，1977年落实政策，历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政协广东省委常委、中共广东省纪检委顾问。1982年在广州病逝，享年73岁。
祖父曾昌明原名浪波，别名祥澄，1909年8月16日生于广东海南琼山县（今海南省海口市）第三区塔西乡迈德村一个雇农的家庭。为谋生计，祖父的父兄先后到了暹罗（今泰国），随高祖在当地当木匠。家里剩下曾祖母、祖父还有他的三位妹妹，以务农维生。祖父还在少儿时代，就开始帮助家庭放牛、割稻、插秧，满12岁时才开始上小学，16岁时考进海南府城琼崖中学。
（二）大革命时期，参加海南的学生运动
1926年，祖父在中学读书时，经学生会干部、共产党员郑中兴、曾德泽介绍参加青年团，任少先队队长，曾带领学生下乡村演戏、唱歌，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宣传，还发动群众烧菩萨，宣传妇女要剪辫等活动。
1927年4月20日，海南国民党反动派跟随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在海口市大量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学校内许多师生都回家或停学或下乡去进行革命活动。祖父回到家乡琼山县塔市迈德村。塔市一带有几个党员，成立党支部，以郑中兴为书记。
（三）十年内战初期，参加海南的武装斗争
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祖父深入到农村去，发展农协会员及妇女会员，健全农村基层组织，并组织夜校，发动农民读书学文化和宣传革命道理。随着群众觉悟的提高，党组织吸收了一些新党员，组成两个党支部和成立琼山县十一区区委员会，以郑中兴任区委书记，曾德泽任组织部长。开始党团合在一起，后来组织发展扩大了，并与琼山县委取得联系。县委指示，党团应该分开，于是团组织就分出来建立共青团区委会，团区委书记曾德泽，祖父任组织部长，曾繁恒为宣传部长。
不久，区委接县委指示，要成立武装，组织农民起来暴动，以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区委依照县委的指示成立了区暴动委员会，以区委三人及团区委三人组成，由区委书记郑中兴负责领导，祖父和曾德泽等五人是委员。首先，委员会没有枪怎么起来暴动呢？于是决定先收集民间枪支。委员会先后收集了长短枪约四百多支。虽然有了枪，党团员合起来也只有五六十人，怎么搞暴动呢？在党团会议上，决定全体党团员每人分别发动十个人参加武装。结果在很短时间内就组成400多人的一支武装队伍，编成教导营，以郑中兴为营党代表，新从文昌县来的一个黄埔军校毕业生当营长。
由于农村全部党团员集中在红军内，各区工作无人管。后来县委决定蔡仁庶（又名蔡磊）、曾繁恒和祖父等四人回塔市区工作。祖父他们回到农村后，没有枪支，开展工作殊感困难。
1928年1月，地主们勾结反动军队反扑，在敌人围剿下，祖父等十几个同志被敌人赶到海边，无路可走，被迫坐船出海，漂流到广州湾（今湛江市）对岸的硇洲岛。祖父他们在此登岸，派人到广州湾找党组织。其余的同志在岛上捉鱼、理发、做工，维持暂时生活。
是年2月，广东省委派梁秉枢回海南岛工作，负责军事。途经广州湾，祖父他们与梁共同商议回海南岛。因离海南时，祖父身上带有一些白银，于是雇了一艘较大的木帆船，载着梁和祖父等十多人回海南。当时，祖父知道陵水县城被红军占领，是苏维埃所在地，所以船驶向陵水港泊岸。祖父向红军说明来意后，找到了陵水县委书记，再派人带梁秉枢到乐会县琼崖特委机关找王文明，王留下梁秉枢任红军总指挥，派祖父到陵水三区、万宁四区两个地方工作（两区相靠近，叫特区，约等于一个县）。这个地区党组织的特派员是徐（陈）文宾，祖父任特区团委书记。
3月，岛内暴动扩大，全岛除了几个大城市外，广大农村都成立了苏维埃政府，红军发展到一万多人。红军主动出击嘉积、文昌等城市，敌军死守。4月底，国民党增派蔡廷锴部到海南围剿红军。在敌人强大兵力和猛烈的炮火进攻下，加上领导政策方针失误，红军弹药补给不继，不得已把枪支埋藏起来，分散隐蔽潜伏，特委机关撤往山区，敌人疯狂捕杀革命群众，革命面临失败危机。
祖父在一次执行任务中失去和党组织的联系，只好先回家中。被叛徒告密，敌军包围了祖父的家，祖父情急智生钻进灶门旁的稻草堆里，敌人用刺刀反复刺灶头，还用电筒照，没有发觉后即离开。曾祖母立即带祖父转移到太婆家。敌人抓不到祖父，把祖父的未婚妻（共青团员）抓到后缚在烈日下酷晒，最后把她杀害，手段非常残酷毒辣。
为了筹款给祖父逃走，曾祖母安排祖父年小的妹妹提前订婚，取得聘金十多元给祖父作路费，逃往暹罗。
（四）在泰国的革命活动
1928年秋，祖父到了曼谷。祖父的父兄听说他闹革命很担心，见平安到来，又欣喜不已。曾祖父不许祖父做木匠，只许在家做饭等候找别的工作。一次，祖父在街上遇见许多琼崖党组织的同志，他们也在泰国避难，祖父终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当时，在此地的中共党员组织了暹罗特委，书记是陈子广，海南人，这个组织直接归广东省委领导。特委机关设在曼谷，暹罗还有两个大埠有党组织，归特委领导。
祖父恢复了党组织关系后，被选为裁缝工会党支书。这个支部有20多个党员，有位党员曾瑞香时任裁缝工会主席。祖父曾领导裁缝工人罢工，两次取得胜利，初步改善了工人的经济生活。
1928年冬，暹罗特委召开党代表会议，代表有卅多人。会议由广东省委派的特派员陈兴国主持。这次会议主要解决党员之间的团结问题及对工作方针上的意见分歧的问题。那时，党组织的主要工作是领导工人罢工斗争，写标语发传单等宣传工作及组织夜校，加强对工人教育和发展组织。
由于祖父积极参加革命活动被曾祖父发现，不准祖父出来活动，要祖父做木匠工。祖父做木匠几个月，与父、兄天天在木工场，无法开展革命工作。后来祖父征得曾瑞香（祖父同村人）意见，由他与曾祖父商量，开设多一间裁缝店。曾祖父同意了，并投资250元作股份。这时，祖父名义上是裁缝，实际上大部分时间是搞革命工作。祖父担负暹罗特委的团委（共青团）组织部长，团委书记是王永敏，宣传部长是符德谦。
1929年春，共产国际派人来暹罗与党组织联系，要求暹罗特委领导下的党组织，全部划归第三国际东方部领导下的一个支部。实际上，暹罗党组织一百多名党员中，只有一二个是暹罗人，其余全部是华人，原归广东省委领导，现要归共产国际领导，党员意见发生分歧。特委召开党代表会议，解决不同意见。结果，大家同意划归共产国际领导，并派出党员到越南发展党组织。
暹罗特委在城市组织机器等各业工人举行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组织夜校教育工人，还组织学生参加反帝国主义的宣传活动，有些传单竟散发到暹罗皇帝宫殿上，引起暹罗当局的注意，派出密探四处侦察。
1929年夏，暹罗特委在曼谷关帝庙开会，召集领导罢工的委员研究罢工问题，被警察发现，参加会议的十三四人被捕。因为警察搜不到证据，而特委某一委员家庭是大资本家，拿钱到法院打官司，但结果这批同志还是被驱逐出境。从这时起，暹罗当局订出专门对付共产党的法律条例。
暹罗当局还收买了党内的一位意志不坚定的中层干部，通过他了解到暹罗特委的组织及活动情况。1929年11月，警察根据叛徒提供的线索，逮捕了特委负责人陈子广、李黎明、王永敏、苏家鹤、曾瑞香等四十多人，破坏了暹罗特委的组织机构。消息传来，祖父立即回到店里，把全部文件烧毁，但是没有逃走，以为无证据，警察会奈何不了他。警察却不管有无证据，包围裁缝店后把祖父逮捕，一齐入狱。
监狱内，十二人住一间小房，房间狭小连转身余地都没有。地上还放置大小便桶各一个又湿又脏，臭气薰天。天热犯人不准去冲凉（洗澡），每餐吃饭都不够饱，蚊子多咬得人不能安睡。在此环境下，祖父患了脚气病。这小监房十二个人中只有三个是党员，有些是无辜被捕的顾客，整日哭哭啼啼。为了求生存，祖父与狱中难友商量开展斗争。祖父说：“如果不斗争，大家像我一样生病，就完蛋了。”大家同意开展斗争，要求：一、每天到房外活动一小时；二、每天冲凉一次；三、每顿要有饭食饱。祖父向警察拘留所领导人提出“我们是好人，不能虐待，要接受三条件，否则绝食斗争。”狱中绝食坚持到了第三天晚上，拘留所才宣布允许两天房外放风一小时和冲凉一次，饭可供吃饱，但菜是国家对犯人规定的供应标准，不能增加。于是狱友恢复吃饭，绝食斗争取得胜利。
法官审判，祖父坚决不承认，被判为政治嫌疑犯，在手背上用烧红的铁器刻上暹罗文“永远驱逐出境”。
1930年4月底，祖父与王裕统、曾繁情等同志被驱逐出境。出境前，他利用探狱机会，一面通知外面的特委范运暖给国内党组织写介绍信，一面告诉父兄准备衣服并筹些款，送到船上来。
（五）在福建的地下交通工作
1930年5月，祖父乘船从暹罗经汕头回到香港，在香港找到在广东省委工作的陈兴国，把组织关系介绍信交给他，与组织取得了联系。王裕统和祖父被分配到福建省委工作。
祖父到了福建省委，经过一个月的治疗休养，祖父的脚气病逐渐康复。在厦门，祖父见到了福建省委书记罗明，他分配祖父做省委交通工作（党内秘密交通员），负责福建省委与南方局之间的交通线，带党内的重要文件及干部，来往于厦门和香港。
1930年9月，南方局取消，福建省委直接归党中央领导，祖父被调到党中央交通机关工作，来往于厦门与上海之间。
1931年7月，祖父负责中央白区与瑞金的交通线，带中央负责同志及重要文件、无线电材料、西药等，来往于上海与江西。
1933年6月，领导调祖父到苏区（瑞金）中央党校高级班学习，和祖父一组的有李宽和、赖大超。经组织审查决定，祖父党龄从1928年任红军连党代表时算起。期间，下乡当突击队，负责扩大工农红军、推销公债等。8月，祖父从长汀、河田归来，领导调他到广东大埔，负责交通站工作，任大埔交通站站长，副站长雷德兴。
大埔交通站设在青溪一个村里。这里是国民党统治地区，但村内党组织强，群众基础好。祖父和站内二十多位交通员住村内一间秘密屋内，每人配有一支驳壳枪、两个手榴弹、一把刀，白天外出时，驳壳枪藏在腹部怀里。交通站组织很严密，在汕头设有药房，大浦有饭店，在虎市有旅店；交通站配有大小木船五艘，船只可由汕头直达大浦等地，晚上再由木船运到青溪。药品、无线电器材，苏区用的钞票、火水（煤油）、盐、以及党内重要文件，都由祖父他们从香港、上海等地输送经此而运往苏区，从未失事。
这条交通线要经过敌人许多封锁关卡，交通员都巧妙地装作行商通过了。但是，狡猾的敌人是屡图破坏这条交通线的，交通站带领交通员与之进行斗争，多次挫败了敌人破坏交通站的图谋，保卫了交通线的安全。因此，党中央一些主要负责干部如周恩来、博古、洛甫、叶剑英、罗迈、李克农、滕代远、瞿秋白、李德（德国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等同志，都是经过这条交通线出入苏区的。为了保证干部的安全，青溪站的同志只在晚上带干部出发，一到永定，就是苏区。
由汕头—大埔—青溪—永定到上杭经汀州古城到中央苏区瑞金的这条交通线，是苏区党组织最早开辟的一条交通线，也是一条自始至终没有遭受敌人破坏的交通线。
1934年，红军长征时，上级通知交通站留下三个人坚持工作，其余同志参加长征。但传达命令时说错了，说全部留下，交通站照令执行了。这段时期的交通站，与闽粤边区负责同志陈谭秋、邓子恢、张鼎承、谭振林、方方等同志联系，也和粤赣边区负责干部项英、陈毅、粟裕、杨尚奎等同志联系。
（七）在上海交通机关的工作
1935年1月，上海白区交通局长陈刚调去苏联学习，祖父到上海继任交通局长。这时，第三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将要召开，要中央苏区派一位同志参加。领导派祖父回中央苏区去传达这个意见。
1935年7月，祖父从上海到上杭，找到陈谭秋、张鼎承、邓子恢、谭振林、方方等同志，传达了领导意图，决定派陈谭秋同志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会议。
祖父和陈谭秋来到上海。陈在旅店住，祖父转到一个海南籍交通同志处暂住。过了半个月，祖父才找到党组织，接祖父关系的是周维，他说，有十几个机关受破坏，廿多人被捕，只有几个负责同志逃脱，因而党的活动经费十分困难。后来领导决定陈谭秋转到北方再赴苏联。因为情况起了很大变化，祖父回到闽粤赣边区打游击。
1935年12月，祖父到了闽粤赣边区，任交通局政委。
那时，敌军李默庵等四个师兵力包围闽粤赣边区。由于敌人围剿，又有叛徒从中破坏，边区党的机关要经常流动，但交通站则较固定地秘密设在山上或农村里，继续保持与各地联络。1936年初，祖父在永定、上杭、龙岩、大埔等地布署，建立了严密的交通网，以应对敌人天天“围剿”情况下的联络工作。
是年8-10月，闽粤赣边区与上海党组织机关失去联系，张鼎承派祖父回上海寻找党组织。
1936年冬，祖父到了上海，在一位海南籍同志的饭店暂住，一面做工维持生活，一面四处打听党组织。原来祖父以前在上海做交通工作时的机关，都被敌人破坏了，祖父找不到党组织。后来，祖父找到在上海文联工作的同乡蔡磊，由蔡带祖父见周扬。周对祖父说：“中央许多机关已受敌人破坏，连我本人暂时也与党组织无联系，都是单独行动。”1937年春，祖父又找到上海文联的周扬，周说：“延安党中央派王世英、潘汉年来上海工作，我已把你的情况向王、潘汇报了。”随后，潘汉年来见祖父，布置祖父去香港找党员钟XX，祖父到香港找到钟。不久，闽粤赣边区派雷德兴（解放后任上杭县副县长）到香港找到祖父，祖父返回闽西南找到张鼎承，当时方方已从延安回来，祖父向张汇报了找党组织关系的经过。
1937年夏，闽西南特委成立，书记方方、委员谢育才等人。闽西南特委机关设在大埔县东北，领导闽西南及大埔等县的游击战争。
（九）抗日战争时期，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工作
1937年冬，组织调祖父到汉口长江局交通局工作。1938年秋，武汉沦陷，长江局撤销，祖父回到八路军办事处。
八路军办事处撤往长沙后，李克农派祖父去桂林找地方准备好房子，以备办事处的南迁。祖父立即带了两名警卫员前往，第二天找到桂林市桂北路二〇六号（后来的中山北路98号）作为办事机关，由武装警卫轮流站岗守着。
祖父离开长沙第二天，汪精卫便在长沙搞“焦土抗战”，放火焚烧长沙，八路军办事处遂迁桂林。李克农任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负责人，吴奚如协助，祖父和李沛群负责与香港联系的交通线，王台负责与新四军联系，夏衍和范长江负责《救亡日报》宣传工作。自此，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在国民党统治区这一复杂的环境下开始独立工作。直至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因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国共合作，屠杀新四军抗日将士的罪恶，国民党下令封闭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和各省八路军通讯处留守处而结束。
桂林办事处贯彻毛主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动一切可以发动的人，参加抗日救国”的指示，利用广西与粤湘滇黔四省接壤，西南与越南毗邻的地理优势，内联粤港湘滇、外联越南河内，建成海外各国华侨与前方八路军、新四军联系的红色通道和纽带。此后，爱国侨胞和各种抗战物质，源源不断地通过办事处的联络输送回国。
李克农派祖父打通桂林与香港之间的秘密交通线，他根据形势需要，打通过数条桂林到香港的地下交通线。因国民党顽固派的不抵抗政策使敌人得寸进尺，日寇相继占领北海，围困广州湾，原来的路线又不通了，只好另开西线，即经越南海防坐外国轮船到香港。去越南没有出国护照怎能入境呢？祖父便利用“八路军办事处少校副官”到河内、海防采购物资的名义，在广西省龙川县办理了出国护照。从那时起，祖父经常从桂林经镇南关（今友谊关）进入越南河内、海防，往香港来回跑。
这段时期，祖父经常把上海、香港等地党内机密报告伪装密藏起来带到桂林，然后转重庆南方局和延安党中央；还带党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到香港市委和八路军通讯处，有的还由香港交通站转送上海市委。除传送密件外，祖父还常到东南亚，带归国华侨和青年回桂林，再转去延安学习或去新四军工作。
1939年下半年，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廖承志、连贯收到从南美洲华侨捐赠的大批西药、新加坡等东南亚各国华侨捐赠的一批汽车（含大卡车二十辆、小轿车两辆），及新加坡青年司机十七名和香港司机五名共二十二名，交给祖父带往桂林，转八路军和新四军。护送回国抗战司机和抗战物质从香港经海防，缴纳关税后带往桂林，是繁重与艰巨的任务。从镇南关到桂林这段路程，日寇飞机日夜轰炸。当时二十二名司机和干部组成的回国服务团第二团（第一团已输送到曾生领导的东江纵队和海南岛琼崖纵队），两辆小轿车（其中一辆是新加坡摩托车工会捐赠的，1944年祖父到延安党校学习时还见到那辆小轿车由党校使用）二十辆汽车和大批西药，都是前线所急需的。为了对付敌机轰炸，祖父把队伍分成五队，要大家夜里开车，天亮隐蔽休息。从香港随祖父一起转去新四军的叶挺弟弟叶辅平同志，也随这批车同行，他因车在南宁附近遇日机袭击翻车而牺牲，司机同志负重伤。事件发生后，祖父极为痛心，李克农马上派干部去抢救并开追悼会，亲自参加并致悼词。当代表团抵达桂林时，李克农亲自接见握手问候，并开了欢迎会照相留念。
遇到任务紧急时，就通过夏衍买机票坐飞机从桂林到香港。祖父在桂林办事处曾坐过三次飞机，第一次是1939年7月，带七位菲律宾华侨到香港转菲律宾，他们因1938年上半年从香港送去延安学习后急着回菲律宾工作，由祖父护送他们从桂林飞香港； 第二次是1940年9月，带急件坐飞机去香港；第三次是1940年底，离开桂林坐飞机到香港转上海工作。
1940年底，国共关系恶化，桂林办事处准备撤退回延安。祖父本想去延安，但廖承志（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负责人）来电要他到香港工作。在香港，祖父和同为地下交通员的祖母叶彬结为夫妻。
1941年6月，党中央已估计香港必会沦陷给日寇，决定在上海设立中央白区交通机关，祖父被调上海负责建立交通机关工作，在上海工作了一年多。
1942年冬，中央精兵简政指示，要上海地下工作的刘晓、刘长胜、刘宁一、潘汉年和祖父四人撤退到安徽省盱眙县的华中局。
1942年12月，为了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党中央指示华中局抽调大批干部到延安整风学习，新四军调集了几十个由旅团级干部组成的教导队前往，祖父与祖母也参加了。走了一天一夜，遇上日寇的疯狂扫荡，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只好折返军部。
1943年春，祖父担任华中局交通局长，组织部长曾山要祖父主持开辟华中至延安的地下交通线，尽快把教导队的同志输送到延安学习。这是一个十分紧迫的重大任务，祖父与同志们分析情况、了解敌情，提出了各种行军路线和行动方案，决定首先打通与八路军运河支队的联系，进入鲁西根据地，再从鲁西根据地经华北根据地前往延安。但这一交通线必须突破陇海铁路与津浦铁路的敌人封锁线，那里有重兵把守，戒备森严。
祖父的方案很快得到上级的批准。祖父和交通局的同志深入敌军戒备森严的陇海铁路两侧以至峄城、枣庄等敌人严密设防的战略据点，监视敌情，掌握敌人的活动规律，并与八路军运河支队取得了联系。新四军四师也为建立这条交通线做了许多工作，政委邓子恢调了二十多名短枪队员，由祖父带到邳、睢、铜地区（新四军根据地），从那里偷过陇海线，一站一站地布置到八路军运河支队，再从八路军运河支队通过津浦铁路到微山湖，继而偷过敌伪顽三角地区进入鲁西根据地，再经华北根据地前往延安。往鲁西根据地的地下交通线终于打通了。至于进入鲁西以后，鲁、豫、冀、晋、陕五省的交通联络，则由鲁西二分区、冀鲁豫军区等负责。这样，一条连绵数千里的秘密交通线，便迅速建立联接起来了。新四军军部教导队的干部，是沿着这条交通线迅速安全地奔赴延安的。
1943年10月下旬，祖父接到了速返军部的电报，当即赶回军部，接受曾山交给一项新的任务：“党中央毛主席指示陈毅军长前往延安参加七大，并参加整风学习。为此，组织决定安排叶彬同志和你一起，利用新开辟的这条交通线，护送陈毅军长到延安。为了保证绝对安全和保密，只能经各根据地，不能坐火车。”
延安是党中央、毛主席所在的地方，是中国革命的心脏，祖父多年来向往的革命圣地。加上又是护送陈毅军长去，祖父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兴奋。接受任务后，曾山带祖父去见陈毅军长，向他介绍说“曾浪波同志是亲自建立新的交通线的，由他陪同你前往延安。”陈毅军长，早就闻名，但见面还是第一次，祖父向陈毅军长汇报交通线的情况。11月下旬，陈毅军长带领两名警卫员还有祖父、祖母一行共五人，从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安徽省天长县黄花塘村出发，到江苏省邳县土山区新四军四师九旅驻地，经过几天繁忙而又细致的准备工作后，十二月初，离开了华中根据地，踏上奔赴延安的征途。
凭借着勇敢智慧历经艰辛，冲破了危机四伏的敌占区，二月底进入大后方陕甘宁边区，3月7日，宝塔山上巍峨宝塔遥遥在望。至此，祖父与祖母出色地完成了护送使命。
1944年4月，祖父到延安后，中央组织部介绍到中央党校四部，进行为期一年的整风审干学习，思想政治政策水平等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1945年6月，从党校四部调到党校一部，作为华中代表团的成员，祖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七届代表大会。
1945年秋，日本投降后，祖父随干部队出发从延安回华中，到达山西汾河附近时，接到中央电示：除少数同志由刘晓同志带回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工作外，全部转到东北地区去工作。
11月祖父到达热河，在热河纵队任驻承德办事处主任，然后到晋察冀中央局任宣化党校职工训练班副主任。
1946年7月，祖父到达东北局哈尔滨，被分配到社会部任情报科副科长。这时正是国民党军队进攻最猛烈的时期，东北局准备向佳木斯搬移，如果让敌人占领哈尔滨，要从佳木斯领导沈阳、长春、吉林等地的敌区工作会极为不便。因此，派祖父到吉林附近，配合当地党政机关，成立对外领导中心兼负责指导当地的公安工作。祖父带领几位同志携带一部电台深入敌军外围，搜集各种情报发回总部，三个月后，东北部队三下江南重创敌人，局势开始对解放战争的发展有利，敌人陷入处处被动挨打的局面。12月，祖父调回哈尔滨社会部，负责交通科长工作并负责训练机要交通班。
1947年5月，祖父被派去西满地区辽北省旗地委负责情报站工作兼地委的社会部长及公安处长，在沈阳周边的康平、法库、新民、铁岭、昌图五县地区与敌特展开斗争。除了保卫自己不给敌特探取根据地情况，还要派出情报人员，进行情报活动，打击敌人，摄取敌特情况。
直到沈阳解放，祖父才离开旗地委随部队进沈阳抓特务，回社会部。1948年12月，东北局交通部成立，祖父被调到交通部工作，任人事处长。
1949年7月，组织调祖父到两广干部队集中南下。10月17日晚抵广州后，祖父负责接管广州市政府人事处，任处长及市府直属机关党委书记。1951年8月，任市委委员、人事局副局长；1952年11月，被提为组织部副部长兼人事局长及市府直属机关党委书记；1954年7月，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兼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1954年10月，被提为市委委员；1955年4月，任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1955年7月，政法委员会成立，任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兼检察长；1956年4月，政法委改为政法部，任政法部副部长兼检察长；1956年9月，被选为市委常委；1958年，成立政法街道委员会，任主任；1959年7月，政法委员会与街道工作部分分开，仍任政法委员会主任兼检察长；1960年5月，市郊江村区成立，下放任广州市江村区区委第一书记；1966年1月，调到省委监委任副书记。
“文化大革命”期间，祖父遭到迫害，身心饱受摧残。粉碎“四人帮”后，于1977年落实政策，历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政协广东省委常委、中共广东省委纪检会顾问。先后写了《内战时期党内交通工作史实——中央交通局工作概况》、《保卫交通站的斗争》、《护送陈毅同志赴延安》等文章，分别刊登在《红色交通线》和《广东党史通讯》等刊物上。
1980年初，祖父还在按计划整理工作经历，《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建立和当时的斗争情况——回忆李克农同志》等文章已经成稿，但尚未发表。1982年8月15日，我敬爱的祖父在广州病逝，享年73岁。
祖父的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奉献给了革命事业，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自参加工作以来，没有间断地工作，连医院都没有住过，身体还好，我想尽我有生之年多为党工作。”
参考文献：
1.《访问曾昌明同志的记录稿》（《中共广东党史访问资料之廿二》，中共广东省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印，1964.7.7）
2.《曾昌明同志介绍内战时期党内交通工作史实》（《广东党内交通历史资料之八》，广东省机要交通站，1980.8.28）
3.《护送陈毅同志赴延安》（曾昌明，《南方日报》，1982.10.16，星期六，第二版）
4.《保卫交通站的斗争》（曾昌明，《红色交通线》，广东党史资料丛刊，广东省内部刊物登记证第〇六三号，1986年2月出版）
5.《秘密交通的英勇战士——回忆曾昌明同志》（叶彬，《广东党史通讯》1987年第2期总第44期，1987.4.30出版）
6.《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10月第1版）
7.《她护送陈毅去延安》（李泓、梁燕梅，《老人报》，2010.9.29，第49期）
8.《曾昌明笔记本》（编号一，1969年）
附录：解放战争时期，祖父的家属
有家先有国，有国才有家，没有国家的和平，就没有家庭的安宁。战火纷飞的国家，免不了是流离失所的家庭，革命志士为国家在外面抛头颅洒热血，留下的就是在艰苦环境中顽强成长的家人。
1945年日本投降后，8月30日，祖父曾昌明、祖母叶彬从延安到东北工作。部队经过黄河支流的时候，行李物品放在由骡子驮着的两个箩筐中，一边一个，祖父还在襁褓中的大女儿，也就是我姑母曾琼英，也放在其中一个箩筐里。大概是失去平衡的缘故，放着我姑母的那个箩筐突然掉到河里，眼看就要被湍急的河水冲走，此时，多亏警卫员手疾眼快一把抓住箩筐，我姑母才幸免于难。
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7月，祖父奉命到吉林搞情报工作去了，留下祖母在后方佳木斯。佳木斯位于东北的最北方，气候寒冷、环境恶劣，祖母担任当地纺麻工厂厂长，专门负责为解放军赶制军需服装，经常早出晚归。第二年元宵节，祖母已经临近分娩，仍坚持工作，下班后还约了同事一块吃汤圆，突然感到一阵腹疼，就在零下40度的严寒中，产下大儿子，也就是我父亲曾家元，没多久祖母又返回工作岗位，家中剩下我父亲和姑母。
在东北的这段艰苦岁月里，组织上安排了勤务员“大王”和警卫员“小王”照顾祖父的家属。我姑母出生的时候因为缺衣少食，乳名叫“小糖”，意思是希望将来能吃上甜食。尽管“大王”、“小王”二人很勤勉，但“大王”重男轻女的思想比较浓厚，好吃的都给了我父亲，分给我姑母的就很少，“小王”也有疏忽大意的时候，有一次要外出办事，刚好又要照顾我父亲，于是用棉袄裹着扛在肩上，不料我父亲顺着他肩膀滑了下来，他却没察觉，事后因害怕责备没有告诉祖母，后来我父亲就这么“无缘无故”地发高烧了几天。
那时，佳木斯全是木头平房，四周环绕着森林，冰雪世界的夜晚来得特别早，此起彼伏的狼嚎声令人毛骨悚然。狼饥饿的时候甚至溜进隔壁厨房，把里面的东西翻了个遍，我父亲和姑母蜷缩在房间里的一角，一动都不敢动，一直等到祖母下班回家，一口气才松了下来。
1949年7月，祖父与两广干部队南下，家属坐火车随后南下，“大王”说年纪大了，留在了北方，只有“小王”跟着南下。
曾德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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