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伯华同志是我的老上级、老战友。我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一年半。
皖南事变后，1941年1月，我去军部报到，途经东台县被留在新组建的新四军一师参谋处侦察科工作。侦察科长冯伯华在门口迎接我，他中等身材，宽肩，白净脸，眼睛明亮又和善，笑吟吟地对我表示欢迎。
参谋处设在东郊一座庙里，冯科长向我一一介绍了皖南事变后，中央决定重建新四军军部的情况，重点谈了与一师参谋处直接相关的情况。侦察科就他一个人，他对我到侦察科来工作表示非常高兴和欢迎。
第二天上午，冯科长详细询问我学习军事业务和执行任务的情况，得知我在教导总队学过军事，又担任过总队军事教育干事，特别是参加了叶挺军长亲自指挥的收复泾县的战斗，完成过军参谋处长交办的侦察任务时，一把抱住我的肩头高兴地说：“这就好了，有没有战场经验大不一样，这就让我放心多了。”我看到他眉开眼笑发自内心的喜悦，不由深深被他感动。
他打开地图，向我分析了皖南事变后，日寇、国民党部队的动向和整个华中和苏中地区严峻的斗争形势。他严肃地说：“你刚到苏中，情况不熟，必须抓紧时间以最快的速度将苏中敌、伪、顽军的番号、主官姓名、兵力部署及派系矛盾等都记住。”他又要求我多看地图，首先把地形道路、城镇方位记清楚。不然，一旦打起来，完成临时受领的任务就非常困难。以后的几天，我就遵照他的指示，对照着地图和《情况汇编》，尽量强记。
一天，粟裕师长突然走了进来，问我：“你在干什么？”我将冯科长的指示报告他。他立即说：“冯科长说得很对。”接着他讲了侦察工作的重要性和侦察员必须具备的条件，然后说：“冯科长曾在地下党工作过，是有隐蔽斗争经验的老同志，他还参加过姜埝战斗和黄桥决战。”他看我拿着材料对着地图看，没有作笔记，说：“这很好。以后开会，听报告，尽量不作笔记，情况、地图都装在脑子里。侦察干部经常要深入敌区，战斗中牺牲、负伤是常事，身上无片纸只字，自己不讲，敌人就什么也得不到。冯科长是老党员，在江南时被陈毅司令员派到国民党冷欣指挥部当我们的联络参谋，什么都靠眼睛看，耳朵听，脑子记，靠分析判断，回来汇报时分析得清清楚楚。你要向他学习。相信你们俩是可以把一师的侦察工作搞好的。”这是我第一次面聆粟裕同志的亲切教导，我真为我初到前方就遇上一位好师长和一位好科长而庆幸。
1941年春节后，日寇南浦旅团全部调到扬州、高邮、泰兴、黄桥、如皋等沿线。国民党鲁苏皖边区游击指挥部的副总指挥李长江已决定投降日寇就任日伪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日伪合壁，妄图消灭新四军主力，以占领苏中、苏北全部地区。
经中央军委批准，一师投入紧张的战前准备。临战前，冯科长特别提醒我：“侦察科的基本任务是采取各种有效的手段及时査明敌人情况，作出正确判断，及时地报告首长和通知有关部队。但是作为侦察参谋，在战场上不光是侦察，还可能被派到战斗部队去传达首长的重要命令、指示，送交重要的作战文书；或者派到某个重要方向的作战部队去及时了解掌握进展情況和收集作战经验并迅速报告首长；或者被派到某个情况复杂的战场地区寻找、联络和引导某个部队；还可能执行各种复杂的临时任务。粟司令员历来喜欢将新调来的干部放在自己身边锻炼、考察。这次战役，参谋人员数量太少，你可能会遇到上述情况。因此，你必须有思想准备，战斗中不可能有充分的休息时问，必须学会在完成任务后挤时间吃饭休息，那怕几分钟、十几分钟也好，以便随时执行新的任务。”他还说：“在敌占区或新地区进行侦察活动，不管怎样紧张怎样疲劳，都要保持清醒。要随时注意观察周围情况，要有随时应付突发事件的准备。”他这一番话，对于我这样一个缺乏战斗经验，刚刚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来说是多么亲切和重要。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每当我执行任务时，都想起伯华同志这番话，直至今日我还铭记在心。
果然不出科长所料，师指挥所刚进驻海安西北邓家庄的第一天，粟师长就把我叫去，要我和作战科毛进参谋去査明曲塘、姜境通往泰州方向的李长江部队架设的电话线的情况，以便根据作战需要及时进行破坏或加以利用。出发前，冯科长将自己心爱的一支崭新的德国造毛瑟牌驳売枪连同40发子弹送给我。他说：“这是你到一师第一次执行任务，以后的任务还很多，冒险的事不会少，需要有支好枪，这支枪就发给你。”我一再谦让，他说：“你不要谦让，你现在比我更需要这支枪。”我知道他这支枪，是叶挺军长用华侨捐献给新四军的钱去香港买回来一批新枪中的一支，是陈毅同志派他到冷欣指挥部去当我军联络参谋时特意发给他的。当时我军干部最心爱之物就是得到一支刮刮叫的新手枪，而我的科长为了关心爱护部下，从工作出发，竟然如此割爱，这是多么可贵的战斗友情！我视这支枪为珍宝。它伴随我度过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战斗岁月，至今回想起来仍令我感动不已。
李长江率领所属部队于2月13日公开投敌叛变了……紧急情況下，粟师长命令我迅速进入泰州城，找到山炮连，命令其快速撤出泰州城，以免与日寇遭遇。此前，我刚刚完成引导山炮连去泰州参加攻城和递送陈军长对守军劝降信的任务，都很顺利，执行这个任务却遇到了麻烦。夜暗中我军正在撤出泰州城，我找不到山炮连，一路打听，一路追赶，差点落入日寇之手。当从群众口中得知山炮连已脱离了战场，我的心才算落了地。
三天内，我连着执行了三次任务，每次往返路程都是好几十里，几乎没有什么休息时间，人感到又饿又乏，又怕师部转移，还得赶紧回去。我到师部后，立刻向粟师长汇报，冯科长也在那里，一见到我就喜笑颜开，快步迎上前来握住我的手说：“辛苦了，辛苦了。你走后不久就得到报告，山炮连已按指定路线撤出了。可是不知你追到哪里去了，真担心你一头撞到鬼子窝里去。”粟师长笑吟吟地对我说：“全师就只有这一门山炮，将来攻坚还要用它，丢了不得了。我们发电报命令的同时，又派你去，是双保险。你是个机警灵活的人，我说不会发生什么事，可是你们冯科长却一直揪着心，还直埋怨我呢！”在回侦察科时作战科的朱庭光兴高采烈地跑过来，紧紧握着我的手说：“真为你担心啊。冯科长为你急得掉了泪，老在埋怨首长。现在你平安回来了，我们大家都开心。”作战科、通信科的同志们也都喜孜孜地向我打招呼。这种深厚的战友情、同志爱，实在激动人心。
我匆匆吃了饭，赶忙躺在门前场上的稻草堆里睡觉……粟师长决定师部率二旅当晚向东渡过串场河突围到通榆路以东安全地带。可是渡河要搭浮桥，任务重、时间紧，派谁去呢？粟师长边说边转过脸来朝我看，嘴里问：“冯科长，你看是不是再让他辛苦一趟……？”冯科长正在犹豫，我知道科长舍不得再让我“玩命”，但时间就是胜利，我脱口答道：“首长，还是让我去吧！免得派别人又得耽误时间。”粟师长看了看冯科长没奈何的样子，不由地笑了，然后对着地图就向我具体地交待了搭浮桥的地点，完成的期限，应注意的事项，并回答了我提出的问题。随冯科长一起出来时，他问我：“你架过浮桥吗？”我揺摇头。“那你为什么答应得那样快？”“我知道首长要我去，我也不愿你为我为难。”“唉！初生牛犊不怕虎，我来教教你吧！”他详细地教给我如何动员群众找民船，如何隐蔽保密，如何抛锚定位、捆绑连结、铺排桥面等，使我懂得了架浮桥的要领。
我带了4名侦察员，飞快赶到串场河边，一切照科长教的办，既找到很多船，又保了密，抽空向船工们讲清楚架浮桥的办法。太阳落山时，看到前卫营的战士正快步向河边跑来，我们立即指挥船只依次出港架桥，干得既快又好。天大黑，二旅旅部、前卫团很快过了河。夜间l1点左右，冯科长跟着侦通连上了浮桥，看到我，拍拍我的肩膀说：“你们辛苦了，桥搭得真不错！”我说：“亏你教了我，真灵。”他笑着说：“不教你办法，你又没干过，假如暴露了目标，又架不起桥，部队到了河边过不去，受到损失，那时陈军长来一个挥泪斩马稷那才叫冤枉呢。”说话间，陈军长和粟师长先后过了桥，粟师长表扬我浮桥搭得很好！天明前部队全部过了河。
敌伪军立足不稳，暂时还不可能和我军争夺广大农村。粟裕同志要求部队和地方党政机关从各方面搞好根据地建设，为今后能在严重的形势下长期坚持斗争创造条件。根据粟师长的指示，冯科长分析了敌情，认为两个月内敌人不可能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必须抓紧时间部署好情报工作。他说，搞情报工作光靠我们两个人和不到20名便衣侦察员是不行的。他提出开展情报工作的设想是，协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及地方武装，集中力量先在海安、东台以东的三仓河地区，对周围一线敌人据点内外建立情报关系；对将来可能被敌占领的地区，要预先建立隐蔽埋伏的关系；有计划地在各个方向建立一些情报站，解决好递、步哨一类的情报传递网，能够最快、最隐蔽地将情报送到机关和部队，并要求各旅、各团在自己活动地区内也这样做；加强内勤建设并及时将敌、伪情况变化和现状上报首长和领导机关，下发给有关部门和部队；定期用透明玻璃纸按照二十万分之一地图比例的大小将敌、伪的兵力部署，各据点敌伪军的番号、兵力标清楚，新增加和新撤销的据点用不同颜色标出来，给师首长和作战科各送一份，蒙在地图上一看就知道敌情变化。
整个三四月份，冯科长到了东台县委、又下到各区、乡，分别建立了情报关系；重要关系都是他亲自见面交谈，明确任务和联系方法；在通榆公路和串场河的重要地点还建立一些坐探，随时掌握敌伪军的调动和运输情况；对有可能被敌占领的李堡、角斜镇的内外，也预先安排好情报员。那时侦察科连一辆自行车也没有，全靠两条腿走路，他带了两个便衣侦察员经常出入边沿区、敌占区进行隐蔽活动，接关系，往返都是几十里，风尘仆仆。由于辛劳过度，他肺结核病复发，经常发烧、咳嗽、盗汗，但他仍坚持工作。
有一次他约会和如皋城里一个情报关系见面。当时城里被日寇占领，城外还有土匪活动，该关系不愿冒险出城与冯科长会面，而冯科长已到达如皋城外约定的联系点，考虑到国民党保安第一旅即将投敌，为急于査明日寇与保安一旅密谋情况，来不及派人回师部请求批准，即当机立断跟随联络员进了如皋城与该情报关系会了面。这次会面，他了解了保安一旅与日寇勾结的部分情况及当时日寇在如皋城的兵力部署和防守情况，并确定了与该情报关系今后联络的方法。
粟师长得悉冯科长进入如皋城后非常焦急。在他安全返回后，一方面对他汇报的情况感到満意，一方面又狠狠地批评了他的擅自行动。
在他挨批评时，一墙之隔，我全听到了。他回来时，我就向他伸了伸舌头。他笑着说：“干革命，就要不顾一切去把工作做好，丢了脑袋都不怕，受点批评算不得什么。但是，你都听到了，以后，重大事情必须请示报告，不要自作主张，进行侦察活动，要胆大心细，要敢于冒险，可不准耍个人英雄主义。必须进入虎穴时，一定要经过我的批准，不得重犯我的错误。”看他胸怀坦荡很开心，我也不紧张了。
进入6月，冯科长因劳累过度病倒了。粟师长特批给他20元营养费 ( 那时团以上月津贴费才5元 )，并将他送到军区后方医院治疗。不到一个月，他又冒着酷暑回师部。他放心不下一些事，要详细和我谈。他说：“敌我双方情况你基本上都熟悉了，又参加了一些战斗，建立了情报网。但是，有些事情你还不熟悉。如敌人大“扫荡”时，怎样及时掌握各路敌人行动情况；特别是在敌人多路合围、分进合击、反复拉锯等情况下，怎样组织好穿插行军时的侦察警戒，怎样组织好在严重敌情下宿营时的侦察警戒，使我机关部队不与敌人遭遇，不受敌人袭击，并及时向首长提供正确情报等。正因为我放心不下，所以赶回来。”接着，他把已经考虑成熟的想法，即在东台地区分设几个秘密情报收集点的做法作了部署。
7月上旬，我们建立了秘密收集点。每个点还有一两个预备点，还派有侦察员负责，并选定二三名比较可靠的青年民兵担任情报传递员，我俩轮流去检查并给他们授课。7月中旬，各方面的情报点纷纷报告了日寇南浦旅团和各伪军师秘密调动、集结的消息。预料中的暴风雨终于来了。我也在冯科长教导和关怀下，逐渐成熟起来，成为他的有力助手。
1941年秋，日伪军集中优势兵力，对我苏中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我军进行了艰苦的反“扫荡”斗争。先是七次“保卫三仓”，而后是五次“保卫丰利”的战斗。在第五次丰利保卫战时，我军为避免不利条件下拼消耗，师部由丰利又主动撤至三仓地区。伯华同志前一段时间在根据地布置的情报工作能否发挥作用，面临严重的考验。
时值旧历年关，师后方梯队与前方梯队会合共度节日。我因奉命侦察敌军进入丰利后的动向，晩饭后才赶到师部。伯华同志高兴地拉我到小店里去吃一碗羊肉汤泡馍，以示慰问。这时，侦察员满头大汗跑来报告，李堡、角斜都增加了敌人。很快，各方情报纷至沓来，报告海安、东台等沿线据点都在增兵。伯华同志及时将情报呈报首长。此时已天黑，粟师长立即判明敌伪连夜增兵，明晨即将合击三仓地区，当即决定，首先跳出敌人合击圈，插至敌军侧后，再伺机行动，同时电令各旅 ( 分区 ) 乘当面敌人兵力有所减弱，展开攻势作战，以策应师直和二分区地方武装的反“扫荡”。
师直 ( 三四百人 ) 紧急集合即连夜出发，向富安、安丰之间方向前进。拂晓前进至鲁家灶时，侦察组即与安丰出动之敌遭遇，首长决定立即向北转移。冯科长亲率侦察连边打边撤，掩护师直机关摆脱了敌人。中午师直到达四灶，饭菜刚熟，情报站又来报告：梁垛、东台之敌已到四灶以北数里。此时我监视组和民兵亦鸣枪、投手榴弹报警。师长当即决定紧急集合，挑上饭菜，掉头向南。1月末，天气寒冷，又夹细雨小雪，但机关部队仍秩序井然、精神抖擞地前进。天黑时部队到达七灶，刚要休息用饭，又得报告：北面数里有敌情。师长又决定立即南下。凌晨到达张家灶，发现敌人刚离此东去，就决定在此一面休息吃饭，一面派侦察员向几个方向警戒。饭刚吃完，唐家洋附近的侦察员跑步回来报告：唐家洋的鬼子集合在打麦场上，指挥官正在训话。一部分鬼子把抢来的东西装上担子和小车押回李堡去了。粟师长当即判明：敌人不是“扫荡”结束回据点，而是轻装要杀回马枪。立即命令队伍继续南下。途中，放过由海安开往李堡的日寇增兵车队，夜暗中越过公路，直插丁家所、海安之间的大河渡口，我们提前派出的侦察组已准备好渡船和向导，机关部队迅速渡河。接着，部队又到达丁埝、双甸间的大河边，这里的侦察员也已准备好向导和船只，保证了机关部队安全渡河，并完全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拂晓前，部队到达了河渠纵横、芦苇密布、房舍清雅而盛产贡米的汤家园。
一天两夜，机关部队在敌人多路的夹击中，反复行程100多公里，虽多次情况危急，但都能安全脱险，无一个伤亡，主要是依靠粟师长的正确判断和沉着指挥。与此同时，我也深深体会到冯科长在短短时间内组织起来的情报网以及在这次反“扫荡”中他亲自组织实施的那一套从驻军宿营，到在敌阵中反复穿插行军的侦察警戒办法，不仅使我们能随时得到有关敌情的报告，而且在我们将要通过的重要地段、桥梁、渡口，都能事先有人监视，以至提前找好向导和渡船等等，确实起到了保证机关部队行动安全的作用。
这期间，伯华同志以带病之身，肩负重任，和同志们一道紧张地行军和作战，还要根据情况变化随时调整侦察警戒的部署，实在劳累过度。入春以后，他病情日重，只得奉命去后方医院休养；入夏以后，他身体初步康复，又奉命调军部抗大五分校学习。他离开师部以后，上级指定侦察科工作由我负责，不久调刘志平、李春华等同志和我一起工作。我在冯伯华同志的领导下工作了一年多，他竟能将我这个初到前方没有经验的“学徒兵”，训练成能够完成一些复杂任务的参谋人员。他言教，身教，置自己的病躯于不顾，却总是以党的工作为重，还时时关心我的健康与安危。我深深地感觉到，伯华同志对于我，既是良师，又是益友，我们之间充满着同志爱和手足情。
冯伯华同志不幸病逝。刘志平、王健行等许多同志战争时期都曾经是他的下级，闻讯以后，都想起他当年担任参谋处长时的往事，感到非常悲痛。几个老同志坐在一起谈起老冯这些美德，无不潸然泪下。他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质永远值得我学习和怀念。
严振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