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浦东南汇有一洪家，兄弟俩比邻而居，和睦相处。哥哥家育有一女一男，可谓儿女双全幸福美满，男孩起名为“长吉”；弟弟家育有四子，顺延哥哥家男孩的“长”字辈，起名“长发”、“长达”、“长兴”、“长旺”。本想以“发达兴旺”盼望家业发达，兴旺不衰，未曾想“长旺”不幸早早夭折，发达兴旺的梦想也随之破灭，日子就在平淡中日复一日，洪家两兄弟的四个男孩一起慢慢地长大。
洪家四个共同成长的男孩：洪长吉（尚洁）后改名方晓是我的方晓大伯伯；洪长发是我的长发大伯伯；洪长达就是我的爸爸；洪长兴是我的三叔叔，后改名为洪舒江。
我的爸爸是1921年的腊月二十四生人，那一天在南方是送灶王爷上天过小年的日子，用浦东话说“家家都很闹猛”。所以爸爸的生日特别好记。爸爸曾说他家的生活算过得去，但每天也只是粗茶淡饭，像炒鸡蛋这样现在看来十分平常的菜都难得吃到。在我爸爸的记忆中，我的爷爷是个封建守旧又非常节俭的人，总想把家业守住；而我奶奶的善良、贤惠深深地影响着爸爸，但不幸的是在爸爸8岁时奶奶就早早地离开了他们。在爸爸13岁刚刚上周浦中学后不久，爷爷也过世了，自此爸爸开始锻炼自己独立生活的能力，好在有一起长大的洪家兄弟相互帮助，爸爸念到了初中。
1937年日本大举侵略中国，抗战在全国爆发，方晓大伯伯和同学朱人俊伯伯组织了抗日救亡活动。长发大伯伯和爸爸怀着不做亡国奴，赶走日本鬼子的热情积极参与。到商会、学校等发传单、贴标语、教唱抗日救亡歌曲的活动。在一次长发大伯伯与爸爸宣传抗日救亡活动回家的路上，两人骑着借来的脚踏车路过一座小桥。南方的弓形桥有些坡度，大伯伯很顺利地骑了过去。爸爸大概是骑技不高，想下车推车过桥，不巧长衫与车座不知什么地方勾住，人下不来了。这时，车把来回扭了几下，直冲桥栏而去。只听“扑通”一声，爸爸连人带车掉进河里。长发大伯伯赶忙丢下车跑到河边，好在爸爸在水中能比划几下，虽然动作不算标准，但游到岸边还能应付，就这样在大伯伯的帮助下人总算上了岸。因为长衫勾着，自行车也被一同拉了上来，丝毫没有损失。上岸后两人坐在岸边哈哈大笑，虽有一点惊吓，好在人没出大事，爸爸仅仅浑身湿透而已。
抗日救亡的活动激发了广大爱国青年的热情，长发大伯伯和爸爸的爱国激情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尽管长发大伯伯没能像方晓大伯伯、爸爸、三叔叔那样走出家门参加革命，但在抗日战争时期为浦东地下党收集情报，掩护党内的同志；解放战争时期，在南汇以开办永和花厂，为地下党海上工作委员会做掩护，转运大量军需物资到苏北解放区，还变卖部分家产支持革命。
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工作没持续多久，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使得国土大规模沦陷。爸爸在浦东听说在上海的方晓大伯伯要到解放区去，赶忙就往上海赶。当时解放区是怎么回事，在什么地方根本不知道，在他的头脑里，方晓大伯伯要干的事不容质疑，肯定是正确的，非常相信他的人品和为人。爸爸凭着年轻人的热情直奔上海，无奈交通不畅，待爸爸匆匆赶到约定的码头，船早已开了。爸爸只好失望地返回乡下。后来才听说方晓大伯伯和姑妈（金信）去了延安。为了生存，不久爸爸经亲戚介绍到均泰报关行做练习生。
1939年去延安的方晓大伯伯返回家乡组织抗日武装。1940年，爸爸在方晓大伯伯的引领下参加了抗日武装（老三纵），在电台工作。不久由于工作需要又随张大鹏叔叔抵达浙东。初到浙东，一切都是那么新奇，又是那么的亲切。同时意外地见到了方晓大伯伯和三叔叔，兄弟相见格外亲热。这时爸爸才知道三叔叔早已先于他参加了革命。在浙东革命根据地这块热土上，同志们之间都像兄弟姐妹一样亲热。同志们开始都亲切地统称洪家三兄弟为“老洪”，后来为了便于区分，方晓大伯伯为“老洪”，爸爸为“中洪”，三叔叔为“小洪”。因此，爸爸就以“中洪”的谐音改名为钟虹，到了根据地开始了新的生活，走上了革命的生涯。
战地创业
1941年爸爸随部队到浙东四明山先在电台工作，区党委成立后部队改为浙东游击纵队，电台改为区党委宣传部的新闻台，后改为时事简讯社，出版油印时事简讯。爸爸在社里担任总务股长。不久简讯社改为油印的新浙东报社。随着机构扩大业务增加，分工开始明细成立了单独的发行部门。1944年9月在新浙东报发行部的基础上（包括印刷厂、芝林选纸厂）成立浙东书局。为纪念邹韬奋，浙东书局改为浙东韬奋书店，爸爸任发行部主任。
战争年代，不论游击区或是解放区，斗争都是严峻的，经常会受到敌人的袭击和干扰。环境相当艰苦，有时连吃饭、睡觉都成问题。爸爸就在这样的条件下，领悟到了进步书刊教育人民、分化敌人、启迪人们觉悟的作用，因此，他热爱发行工作，决心努力为之奋斗。早在四明山革命根据地时，他就和经理诸克同志冒着生命危险，创建发行网点，组织发行队伍，协助印刷厂筹集纸张和器材。有一次一艘满载着纸张、油墨以及铸字炉、铜模等多种机器物资的帆船停靠在浦东沿海的老港口岸，当时敌伪军正在“清乡”，这船随时都有被劫走的危险。此时，负责采购的同志通过当地党组织，巧妙地将全部货物用小船运走，卸到附近的伪军据点。因为附近的几个伪军据点内有我们的“关系”，都在当地党组织的控制之下。物资运去后，责令伪军小头目妥善保管，避开日寇耳目，然后伺机运回，就这样顺利地运进了根据地。即时，他身患疟疾和疥疮，在进行工作中三次遇到敌人扫荡，好在地熟人熟，利用山区茂密的竹林，很快地转移地点，机智地避开了敌人。就在这样的条件下，一年多的时间里，前后在七八个地点建立了韬奋书店的分部，人员也由原来的几个人，发展到五六十人，还办了三期训练班。这些书店和工作人员，担负着整个游击区的报刊和图书的发行任务。
艰苦的环境，艰巨的工作任务锻炼考验着爸爸的意志，加上方晓大伯伯和三叔叔经常来信鼓励，爸爸在1943年国民党围攻根据地的时候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党员。
除了保证游击区本身的部队、单位和读者个人供应外，还要通过各种渠道，将日文刊物送到敌人（主要是日寇士兵）手中，对他们进行宣传瓦解工作。一九四五年，宁波、余姚等大批敌伪军向我投诚，据他们自己反映，游击区书报的宣传，对他们起了重要作用。
在开创浙东游击区图书发行事业的同时，组织上还决定爸爸带领七位同志，负责开辟黄浦江两岸（浦东和浦西）的出版发行工作。在那里出版发行过《新华社简讯》油印版和《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为当地军民急需的图书。1945年9月，根据战略需要，中央决定根据地全员北撤，《新浙东报》发表《忍痛告别浙东父老兄弟姐妹书》后告别浙东根据地的父老乡亲，浙东纵队奉命北撤山东。
解放战争时期的山东解放区，斗争更为激烈。一九四七年底，国民党七十四师重点进攻鲁中的孟良崮。飞机、大炮一起向解放区袭击，山东新华书店要自鲁中撤到渤海。我野战军的各路纵队正在严阵以待，准备痛歼敌人。为了加强对指战员的思想教育，急需书店为他们供应图书。当时爸爸负责坚持鲁中的留守处，又兼任随军书店的经理，既要管理和联系为护守埋伏印刷机器的武工队，又要派出同志，准备好图书，随军供应图书。另外，还管理书店设在滨海涛雒与上海联系进口印刷器材及书籍的办事处。面对复杂的情况，艰巨的工作，爸爸没有退却。他统筹安排，既开展了随军供应图书的工作，又保护了同志和物资财产。随军书店是项新的工作，部队打到哪里图书就供应到那里。这项工作受到部队首长和同志们的欢迎。由于在这项工作中，爸爸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荣立二等功，受到当地领导的表扬。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山东战场上的形势迅速变化，到一九四八年上半年，我军从潍坊解放开始，爸爸担负起了在新解放的城市中，接收国民党反动书店，建立新华书店的新任务。潍坊的“接收”和“新建”工作刚完毕，我人民解放军又把解放的目标对准济南城。爸爸又带领他的十几个人的小分队，跟随部队在同年九月进入了济南城，开始了新的“接收”和“新建”工作，接着我军长驱直入，在淮海战役胜利之前，徐州已经解放，爸爸又担负起徐州的“接收”和“新建”任务。
在济南和徐州两城，爸爸都是担任第一任新华书店的经理。在“接收”和“新建”的过程，是个极为紧张的过程，都要以最快的速度安排好机构和人员，组织好货源，打扫好房子，摆出图书，布置好店堂，挂出红底黄字的新华书店横幅，二三天时间内就要使图书和新区的读者见面，满足他们对革命图书的渴求。而这些都是在炮声隆隆，国民党飞机狂轰滥炸的情况下进行的。爸爸和他的战友们，顾不上个人的安危，夜以继日地工作，为新解放的城市输送革命书刊，播下革命火种。他们每当看到新区人民热烈购书的场面和购书后兴奋的情景，感到无比欣慰，竟然忘却了一切困难和劳累。
为事业打好基础
一九四九年初，随着解放大军下江南，华东新华书店总店的大部分同志都随军南下，番号“青州总队”。在南下的路上，组织决定爸爸去浙江进行“接收”和“新建”工作。他带领二十多位同志和浙江的部队接上了头，继续向南挺进。在南京解放的第二天，他们来到镇江附近的长江边，没有船找来个浮筒，大家就坐着浮筒在枪林弹雨下抢渡长江。
五月四日杭州解放了，他们随军进了城。这次“接管”的是省的反动书店，还有印刷厂。“新建”的不只是一个杭州市，而是全省范围的书店。杭州又是一个有影响的城市，可是只有二十多人，任务可不轻。爸爸除了安排同志“接管”外，把主要精力先放在对杭州市这块被反动文化糟蹋多年的园地上。繁忙的工作开始了，爸爸和他的战友们仍然不分昼夜地工作着。五月十六日在杭州市的六公园里，新华书店的门市开张了。门市一开张读者蜂拥而入，把个店堂塞得水泄不通。当时浙江日报对新华书店开张后的盛况，有一篇报道说：“很久没有见过这样伟大动人的场面，有这么多热衷求知的青年男女们，拥塞在新开张的新华书店里，进行大规模地抢购书籍的活动。”读者热情购买革命图书的场面，使人久久难以忘怀。
繁重的工作和长时间的劳累，爸爸病倒了。他得了伤寒病，痊愈不久又得了黑热病。在医生看来这些都不轻的病，需要好好休息。而面对解放初期，全省范围百业待兴和当时经济、人力物力十分困难的情况，爸爸哪顾得上自己的休息，仍以他一贯固有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奋发工作。在领导支持下，他主要抓了三件大事，为浙江省的发行事业打下了很好的基础。那就是：
一、 广泛地团结书籍界同业，成立课本联合发行所，利用他们的人力和资金，解放全省课本供应的燃眉之急。
二、 坚持省店派人设点和运用当地自己设点的两个积极性，初建全省图书发行网点。到1950年底，全省已有中心支点和支店六十多处。基本达到一县一店的目标。
三、 积极吸收社会上的知识青年，经过自己的培养训练，迅速组建了一支发行队伍，分配到全省各地书店。到1953年底，全省已有工作人员二百多人。
由于对开创发行事业做出了贡献，得到党和人民的肯定。1949年荣幸地被选为出版发行系统的代表到北京参加开国大典，在此期间召开的系统会议中，爸爸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主席亲切地握着爸爸的手，微笑着说：“好年轻呦……”这一幕永远铭刻在爸爸的脑海中。1950年爸爸被选为浙江杭州市人民代表，出席了杭州市人民代表会议。
1953年爸爸调往北京总店以后，正赶上大区撤销，为了加强指导工作，他在原来实践的基础上，协助经理进行调查研究，总结和摸索图书发行的经验和规律。同办公室同志们一起，创办内部通讯《当前工作》，用以指导省级书店的工作。这项工作收到省店经理的欢迎和好评。1958年为配合向科学进军，爸爸又担任新华书店科技发行所的经理，这又是一项新的工作。爸爸要求大家及时了解和掌握科技图书的特点和情况，多做调查研究工作，强调对资料的积累。那时他们对各个地区的科研机构、厂矿的分布和特点，科技人员水平和组织的状况，以及他们对科技图书的不同需求等，都有一套较完整的资料。他自己还把订货作为主要工作来抓，经常主持和参加会议，掌握情况，目的是要通过科技发行所出色的工作，更好地促进出版，服务销售。
开辟对外发行的处女地
1961年，为了加强对外文化交流，爸爸调对外文委工作。不久以国际书店副总经理身份，派驻我住阿尔及利亚使馆，他带着一名工作人员，作为常驻代表留任阿尔及尔，开辟我在阿尔及利亚的书刊发行工作，同时兼顾北非等国和地区我对外书刊的发行。从国内发行转到对外发行，情况发型了很大变化，市场环境、发行对象、发行方法等等均不同于国内，这对爸爸来说，是一项难度比较大的工作，再加上要在一个新独立的国家开拓书刊发行处女地，一切都得从头学起。阿尔及利亚原受法国统治，是个法语地区，为了事业，他首先要扫除语言的障碍。他买来了法文书，买来了录音机，一个四十多岁的人，天天像小学生一样，对着录音机，从一个一个法文字母念起。情况不明，他通过我使馆了解当地的风俗人情，文化程度、书刊发行的特点……，还亲自到市场进行调查。由于他的不懈努力，逐步掌握了一些基本情况。开始在“阿”建立代销关系进展缓慢，当了解到他们由于独立不久，全国的书刊发行网仍掌握在法国报刊托拉斯“阿歇托”子公司的手中时，爸爸在我驻阿使馆的帮助下，采取了灵活的办法，和“阿歇托”子公司进行谈判，经多方努力，最后他们终于同意发行我法文书刊，并签订了协议。经一二年的努力，在阿尔及利亚建立了三十多个代销点。使法文、阿文版的《中国画报》、《中国建设》、《北京周报》等报刊进入了阿尔及利亚的主要报亭，销量由初期的每期几百本一跃而为三千多本。1966年“阿歇托”被阿尔及利亚收归国有，改名为“阿尔及利亚国家出版发行公司”,至今仍和我国保持合作关系。其他如埃及、摩洛哥等国，也建立了数量不等的销售点，为我法文，阿文书刊的发行开辟了道路。
文革期间，国际书店还保持了一定的对外发行业务。爸爸被“解放”主持业务以后，以国家利益为重，肩负着党的对外发行的重担，在困难条件下，尽心尽力，继续扩大对外发行的销售网点。他多年领导非洲地区的工作，为开拓非洲地区的发行网做了不懈的努力。在马达加斯加与我国建交后，发现爱国华侨陈兆昌，表示愿意在马岛发行祖国书刊，爸爸本着“不失时机，积极发展”的精神，与其建立了贸易关系。由于双方的努力，发行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并举办了好几次中国书展，使中国书刊发行在那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随着改革的进展，非洲地区的发行工作在开拓的洪流中不断前进。同志们说所以有这些进展，不能忘记开始的耕耘者钟虹同志的辛勤劳动。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爸爸也没放松对这些地区的书刊发行。当发现英国海德公园卖书刊的青年华侨邓家祥愿意代销我书刊时，就发展他为代销人，并由他再发展了两个代销书店，成为我在英国代销点的骨干力量。美国劳工党的成员诺尔斯愿代销我书刊，就支持他在旧金山开设了中国书刊社，后来又在芝加哥、纽约等地成立书店，这些书店现在都成为我在美国书刊发行的主要力量。
爸爸还是个改革的积极支持者，在国际书店开创电脑管理中，他在筹集资金、组建班子、配备人员等方面，均予以热情支持，为推行电脑管理作出了贡献。
团结同志一起干
爸爸常说，个人的力量有限，工作的成绩是大家一起干出来的。的确，四十多年来一贯团结同志干工作，是他较为突出的特点。他为人正派，作风朴实，从不趋炎附势，更厌恶争名夺利。他对自己严格要求，工作自己干在前头，对事情强调实事求是，讲求实效。他豁达大度，对群众耐心开导，把大家引导到以事业为重的轨道，能虚心倾听各种意见，特别是不同的意见。他对同志关心、热情，同志们有事愿意找他商谈，有困难愿意向他反映，只要条件允许，他尽力帮助解决。他为人诙谐、平易近人，能和上下左右打成一片，同志们反映，和他一起工作，感到心情愉快，心里踏实。有些同志还说，钟虹同志不仅是我们的好领导，还是位信得过的朋友。如今他离开了工作岗位，但同志们惦记着他，络绎不绝地看望他，和他谈工作，谈思想，他一如既往总是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事业的接班人，和同志的关系还是跟过去一样亲切。
爸爸的原则性也非常强。文革期间凡有外调人员了解情况，不论人或事，从不添油加醋夸大，也不含糊其辞推脱。实事求是，一是一、二是二，清清爽爽，被调查的同志心中很踏实。爸爸的工作中常与国际友人打交道，还经常有出国与会见外国朋友的机会，免不了送些礼品。爸爸凡是收到礼品即刻如数上缴，得到单位同志们敬重的同时，也以身作则做出了榜样，规矩就这样立下了。
爸爸助人为乐的精神在单位是出了名的。在计划经济的年代，吃、穿、用物品基本都是计划供应。爸爸经常拿些粮票、副食品给困难的同志贴补一下。他天性善良，不但爱帮助别人，还尽量不给他人添麻烦，尽管单位屡次说用车就打声招呼，可他从不因自己的事情麻烦单位，即便每次生病或有事情，也从不向单位张口用车。由于单位后来搬到离我家较远的地方，单位为工作方便派车接送他上下班，他向司机师傅打听到面包车和小轿车耗油量差不多时，就要求改用面包车，作为住在附近的同志一起上下班的班车。就是生病住院期间，与护士、医生的关系也极为融洽，从不提无理要求，尽可能不给他们添麻烦，每逢医生、护士问询、服务后总是道一声感谢，让人感到温暖，就连住院期间的病友都能成为朋友。离休后，有位画家朋友送爸爸一幅画，画面是一棵白菜两棵白萝卜（寓意一清二白），这是大家的评价，也是爸爸一生的写照：两袖清风，一生清白。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在受到不公正待遇时总说，比起牺牲的同志，我就已经很知足了。
爸爸自1940年参加抗日队伍到1983年离休；从战争年代到和平时期；从国内发行到开辟国外渠道，以毕生的精力干了一件平凡的工作——图书发行。他以一个普通人坚强的毅力和拓荒者的姿态，勤勤恳恳地为图书发行事业贡献了宝贵的青春，倾注了一生的心血。尽管退休后不在工作岗位上，仍时时关注着图书发行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关注着开拓了四十年曾经的荒地。
如今，爸爸离开我们已经15年了，他的音容笑貌常浮现在脑海中，他所留下的精神财富仍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也许这就是传承吧！
位于梁弄老街的浙东韬奋书店旧址
位于梁弄横坎头的《新浙东报》报社旧址展室
1945年9月30日，中共浙东区委和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司令部在《新浙东报》终刊号上刊出《忍痛告别浙东父老兄弟姐妹书》，浙东纵队奉命北撤。发行完这期报纸后，韬奋书店撤销。
浙东韬奋书店总发行部主任钟虹和会计股股长鲁明。二人于1948年结为伉俪
北撤到山东（钟虹 抱小孩者）
在山东《大众日报》（钟虹 前排中间）
华东新华书店济南分店（钟虹 前排右三 鲁明 前排右四）
徐州新华书店（钟虹 前排右二 鲁明 前排右一）
从左至右依次为 钟虹 洪舒江 洪长发 三兄弟
鲁晓明 洪晓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