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投笔从戎参加革命队伍

1939年，我在大后方贵州考入浙江大学化工系后，生活环境起了巨大的变化。进校后，结识了一些比较进步的同学，他们中曹煜亮曾到过延安，王世谟曾读过很多进步政治书籍，而吴作和、卞绅有一定任务在校搞救亡工作。结识后无论在感情上、学习上，都有了密切联系。当时学校内有比较浓厚的自由空气（校长竺可桢），也有一些进步的教授（教育长费巩），加之抗日形势之危急。这样我便也随着被唤醒了。

在浙大时，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启蒙时期，这个时期是对新事物极富兴趣。因为过去一点也不知道，现在则知道社会上有阶级，有人剥削人，还有理想美满的社会。感觉过去半生中还睡在鼓里，现在则如梦初醒。这时期的特点是对新知识渴于求知。第二阶段是组织起来搞救亡宣传活动。由于广西战事吃紧，学校由广西宜山迁至贵阳附近。随着战争情况的危急，我们便开始在学生自治会的名义下，成立了“战时工作队”，逐步发展至14人，一般均是比较进步的同学组成。工作队的核心则是与贵阳八路军办事处联系的吴作和同学，女同学卞绅（卞是当时的地下党员，到军队后才知道。）。主要活动是下乡宣传，除此之外，我们还找到两个进步的女教员，一名冯斐，她爱人是已到延安工作之毕业同学钱志道同志。由于她们通信，还收到过延安寄来的杂志。总之，我们当时队伍是雄壮的。不久，三青团开始活动，他们暗中监视着我们，这时便产生了斗争。最初他们派人先到我们宣传地，用破坏群众接近我们的方法来阻挠工作，直至借口不遵守课堂纪律，将去过延安的曹煜亮同学开除，我也被记了一大过处分。于是我们全体就罢课，联名请愿。后由教授出面调停，负责介绍至唐山工学院转学（在贵阳铜山）而结束。在一年级时，我们的学生运动大体上是轰轰烈烈干了一下，其作用是唤醒了若干读死书的同学，揭露了三青团的卑鄙行为，也震动了学校当局的反动分子。

我们在一年级时因校舍不够，单独住在贵阳青岩，而浙大老同学则住在贵州遵义。他们在上个学期内赶走了反动的国民党员教育长，据说震动了国民党伪中央机构。当时由于学生怒潮，教育长不得不暂时以民主人士费巩教授出任。1940年秋，我们两处同学会师了，当时气势更为壮大。可是不久费巩教授以非国民党员不合资格而被免职（注：后来费巩教授因思想进步被国民党暗杀）。新任教育长是个国民党员，手段阴险，环境也日趋紧张。我们于是商议对策，由吴作和同学传达说，国内形势甚紧，有许多学校学生已发生失踪现象，有许多书局被封闭，要我们暂时隐蔽一下好。于是我们由工作队改变为读书会，只读而不宣。对外减少目标，对内提高自己。这时除能看到一般书籍外，高年级班还帮助我们学了一些哲学。外边也带来一批《联共党史》等书籍。但尽管如此，风声仍日紧一日。我们秘密见到了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致何应钦、白崇禧的通电，苏北摩擦的通电。不久报上公布了皖南事变，地方上也到处成立了警司。在1941年春，学校正在大考，警司以检查户口为名，要到学校搜人。学校当局除一面制止，一面又告诉我们注意。我们夜晚便寄宿到费巩教授家中去。这时我们认为已到紧急时刻，于是相约与已经被开除在交大的曹煜亮同学及在校的王世谟、虎罴连我四人，与吴作和商量后，决定趁大考刚结束，星夜出走。但是已有一个特务同学景经，寸步不离的盯着我们。当时对走与留也反复考虑过，估计不走的话下场会有两个：一个是被捕，以后难以再做革命工作；一个是长期被监视，无法活动，日久意志消磨了。走的希望则是分两批行动，闯出去几个是几个，而走的困难并不太大。事后证明这种估计还是正确的，留下人员很多走上以上的两条道路。在走的当天晚上，我们将监视我们的特务同学用酒灌醉了，然后乘约好的商车（黄牛）到贵阳，徒步至广西宜山，再坐火车到柳州，去桂林。除靠变卖度日外，我考入广西中学师资训练班，王世谟考入孤儿习艺所挣饭吃。两周后收到上海亲戚电汇来旅费，继续经广州湾（法租界）、香港至上海。当时曹、虎二人因家在沪宁，欲稍留，我便与王世谟先至苏北盐城进入新四军抗大。不久曹、虎二人也先后到苏中加入新四军。虎罴同学后来在苏中反扫荡时牺牲了。

我之所以参加革命的主要原因，是在抗战的形势下，由于党的扩大影响和鼓舞，认识了一些真理，以及知识分子具有的一些正义感和热情，而加入了光荣的革命队伍。

二、战争年代投身军工生产

1941年6月我进苏北新四军抗大学习四个月，毕业前恰逢苏北大扫荡，故除学习外，还做了短期的副班长及侦察员工作。1941年10月调三师军工部任研究员兼兵工训练班教员。1942年5月任子弹厂技师后又任厂长，直至12月。这一时期对我无论在政治上、业务上均起着良好开端的重要影响及作用。由于过去在浙大时只懂得一些抽象的理论和热情，到抗大后，才使我知道要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还要经过新民主主义阶段，这在以前是没有听说过的。军事方面在抗大也获得了一些锻炼。到三师后首先便研究做黑火药工作，这不仅在作风方面培养了我与群众共同生活的习惯，也深深暴露出过去在学校学的东西是如何的脱离实际，如何的贫乏，连个起码的化学知识也运用结合不上。由于当时领导之正确，群众之觉悟水平高，我学习了较多的工业知识。由于从感情上已敬仰群众，因而也能与群众打成一片。调子弹工厂后，更能与机械方面工人接近，掀起了生产运动。我们曾用手工业方法，不到百人每月生产过5万发子弹。在1942年冬反“扫荡”准备方面，曾数次受到部领导的当众表扬。与此同时，1942年12月，我由政治指导员杨敬庭、四厂厂长孙允三两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入党动机方面，认为入党可以向党靠的更拢、学习进步更快、工作上能全面深入，为革命到底之决心已能完全明确。在以后工作上，确实也树立了一定基础，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从1943年2月即到达新四军第七师，任兵工总厂研究室主任。3月在皖中反“扫荡”战斗中受伤（两月痊愈），5月兼任公务室主任。1944年春又兼任榴弹厂厂长（做手榴弹和枪榴弹）。以后总厂下面成立两个大队，即脱离兼职，仍在总厂工作，直至日本投降。当时七师党委（政委曾希圣）对兵工生产特别关心，曾多次亲来工厂数日指示布置工作。由于我个人也从三师带来了一些比较成熟的技术、经验，以及政治上能保持朴素深入、肯钻研等比较好的作风，因此到七师后工作开展比较快，成绩也较为显著。例如：在兼榴弹厂厂长工作的时候，适准备二次反顽战斗，三个月突击造出1万多手榴弹和大批地雷及步枪子弹，在反顽战斗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曾获得缴敌顽二支队长左轮手枪等物的奖励。除此外，在七师的工作，对我做领导工作经验方面有一定收获与提高。在刚到七师时恰逢皖中反“扫荡”，转移时遇敌人山下埋伏，及至退到山顶，大腿负伤一次。但不久便痊愈。此次受伤对我身体略有影响。后我们经长江北上，转移至山东才离开七师，合并改为华东军区军工部。

自1946年5月改编，我任华东军区军工部工务科副科长。10月又调任四厂厂长（炮弹厂）。1947年9月转移至渤海，12月调晋冀鲁豫军区军工部工作。1948年3月任周县炼铁厂技师，6月调枣臻炼焦厂任副厂长，11月调太原前线。1949年4月至太原接管炼钢厂，8月南下。这时期工作的特点是敌人向山东重点进攻，我们军工生产任务极重，日夜加班，特别是孟良崮战役前后，我们靠近前方，敌机成天空袭，我们既要生产，又要分散防空，加之又要派人到前方部队帮助检修军械。这时工作的特点是高度紧张，但均能上下一心，彻底完成任务。后工厂迁至太行工作，情况因而完全变化。那里正在搞重工业建设，极度重视技术，在工厂管理方面又是以企业化代替了原来供给制。开始曾一度感到生疏，难以插手。其后逐步产生了兴趣，较为钻研。这时无论在企业管理上，生产建设知识上均增长了若干新的知识，直至太原接管后。总结华东军区军工部工作时期的收获，改变了过去在抗日游击环境下之习气，无论是增加了兵工生产知识也好，业务上也有若干新的增加外，主要是工业建设上的知识，对之后南下到空军工作起了一定的作用。

三、巩固国防献身航空事业

1949年8月我调华东军区空军航空处，任南京航空办事处主任兼空军配件厂厂长。1950年1月调任航空处机务处处长，10月改编为华东军区空军工程部，改任副部长职务。这一个时期工作主要是做了些建设工作，比如在南办时组织了大校场及明故宫两飞机场站的机构和机场建设，接管了伪中央气象所和雷达研究所，清理了两个大的航空器材仓库，整理了工厂并进行生产，组织了警卫团。在机务处时期，为了准备打舟山群岛，突击修建了华东12个机场的油库工程，补充与健全了五个空军工厂，修复部分美式运输机和制造了华东各场站的通讯设备。在工程部工作时期，组织机关与部队接收飞机，逐步建立起机关与部队的机务工作制度。这一阶段工作的特点是任务繁重、复杂、紧急而多变。尤其是在担任上海防空工作时期，时间限制过急，突击连着突击，在华东党政的直接领导下，以及陈毅司令员的亲自支持下，基本上完成了以上各项任务。

由于自己没有经过航空理论学习，因此迫切希望经过一段时期学校学习，以便将来作为一名航空技术专家，为终生献身革命的航空事业而奋斗。

四、参加革命队伍前后小结

我参加革命11年了，经过党长期的教育培养，经过多年的实际工作锻炼，我已开始懂得一般业务的规律，明确树立了革命到底的决心，在政治上明白了基本真理的概念，理想与实际相结合有了初步体验，工作上能积极团结同志，民主生活上能注意与追求改进，生活上能朴素。这11年的经历指出，虚心钻研、兢兢业业、依靠群众，严格组织生活，政治空气浓厚不自满，经常保持头脑清醒，作风踏实，它就能担负起党交予的光荣任务，也能做出较大的成绩，名副其实地为人民服务。反之一旦有了自满思想，脱离群众，自以为是，生活散漫，居功自傲就一定会停滞不前，甚至归于失败。我个人的历史经验就完全证明了以上真理。历史还说明了在和平的环境里、胜利的环境里比战争或紧张的环境里更为复杂，如稍不当心，便有被不良作风所吸引而坠落下水的危险，以至弄得身败名裂。因此就更需要警惕，永远保持头脑清醒，永远加强政治进取心，这是一个成功的革命者所必备的条件。

                乔坚

            写于195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