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甸之
我1920年2月出生于河南省郾城县小商桥村。因幼年家贫很少读书。1935年春到张家口宋哲元29军当兵，先后与进步青年张紫江和我地下党员王野芝、刘汝贤相遇并在一起当兵经年，得以继续提高文化和接受革命启蒙教育。1938年3月1日，又与刘汝贤一同逃离29军，3月4日在山西夏县参加抗日游击队。4月26日入党成为中共正式党员。此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在革命队伍中历任班、排、连长，参谋、营长、团长（中原突围时，任中原军区1纵队2旅5团副团长）、师副参谋长。回顾我一生的经历，最终走上革命的道路是同我在29军的经历分不开的。
今年是卢沟桥抗战的七十八周年和抗日战争胜利的七十周年。正当全国各族人民隆重纪念这两个重大节日的时候，我想对自己从“一二·九”学生运动到“七七”卢沟桥抗战这段时间里的切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一些重要事情，做一次比较系统的回忆，可能是很必要的。
我是在1935年初从河南老家到张家口第29军当兵的。在3个月新兵训练结束后，当年4月1日补入第37师217团3营12连4班。在我入伍后不久，即先后与进步知识青年张紫江和我地下党员王野芝相识并结为好友。在他们的关怀和帮助之下，我得以继续学习提高文化和受到革命启蒙教育。1937年初，我到37师学兵连学习时，又与王永堂相识并结为好友，直到1938年春节前夕，我才知道他就是我在1936年3月2日带着王野芝的介绍信，到清华大学法学系寻找未遇的地下党员刘汝贤同志。
“一二·九”学生运动和“七七”事变时，我都在北平。尽管当时我对“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全面情况知道得很少，但它对29军官兵的影响，却给我留下了许多非常深刻的印象。
一、“一二·九”学生运动前后军队官兵同学生之间思想感情上的变化
论军队的性质，29军当然是旧军队，但是我认为，它和别的军队相比，却又有着许多显著不同的特点。
第一，29军原是冯玉祥将军所缔造的原西北军的一部分。冯将军当营长时，宋哲元是他手下的一个班长。冯将军任混成第4旅旅长时，宋是他领导下的一个营长。冯玉祥建军一贯主张以北伐军的革命传统教育部队。他亲自主持编写的“四大精神”之一的《革命精神》，就是在部队进行教育的课本。他始终坚持以严明的纪律，勤俭治军的原则和艰苦朴素、吃苦耐劳的作风建设和管理部队。《冯玉祥日记》是大家最爱看的通俗读物。他那许多生动有趣的带兵故事，也在部队中广为传颂。
第二、从北伐战争起，直到1933年他所创建的抗日同盟军失败，冯将军本人及他所领导的西北军，一直同我党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后来虽然由于蒋介石的破坏，使这种关系受到严重削弱，但党在29军的工作却依然存在。例如29军副参谋长张克侠将军，就是一位老地下党员。党的工作不仅在上层有，而且在下层也有，我所遇到的两位党员就是在普通连队和学兵连相识的。
第三、29军也是一支富有抗日传统的军队。它的绝大多数部队，都参加过1933年的长城抗战。我初当兵时的几位班长，都是参加过喜峰口抗战的老兵。他们常向我们讲抗战故事，特别是赵登禹将军亲自带领五百勇士夜袭日本兵营，斩敌八百和自伤过半的英雄事迹，使我们受到极大鼓舞。连队中常唱的军歌，也都充满着爱国主义的民族英雄主义精神，如大家最爱唱的《满江红》、《苏武牧羊》、《常山英雄赵子龙》等。在其他的许多军歌中，也有不少爱国和抗日的词句。如《开饭歌》中的“救国救民吾辈天职”，《熄灯歌》中的“国耻莫忘了” 和“灭日复仇显英豪”等。所以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之前，29军广大官兵的抗日情绪是十分高涨的。尽管他们中间也许有着一些不同的政治倾向，但在仇日这点上，可以说是几乎完全一致的。
可是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以前，学生和军队官兵之间是完全被隔绝的。学生不了解军队，军队更不了解学生，以至在相互间的思想感情上形成某些隔阂。学生看不起士兵，士兵也看不起学生。“别看他们现在喊的口号那样响亮，但要真正打了起来，不知他们早就跑到哪里躲起来了！” 这是当时在军队中最常听到的议论。所以在学生运动初期，士兵仍对他们很少关心，以至有一部分军队被调到北平城内，去配合警察镇压学生。
但时隔不久，双方情况就开始发生了变化。“一二·九”学生运动之后，我北平地方党组织，就向学生们指出：学生的爱国主义运动，必须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党号召学生要到工农兵中间去做调查研究，了解他们，熟悉他们，同他们交朋友，并向他们宣传“只有抗日才能救中国”的道理，以取得他们的理解、同情和支持。
从1936年春天开始，每当我们部队进行打靶或野外演习时，就常有学生代表前来参观和慰问。当时我是特等射手，每周都要到靶场实弹射击。有一次打的是用1公分厚、40公分长和30公分宽并用红白油漆涂成像日本太阳旗那样的钢靶。射击距离分别是50米、100和300米。姿势是立、跪、卧三种，每种打三发。射手就位领到子弹后，右手持枪，左手握子弹并高高举起左臂，大声宣誓：“余，今日以百姓血汗换来的子弹打靶，期望命中，准备战时，射杀我们的仇敌——日本帝国主义！”学生代表在听到我们每个人的宣誓之后都要鼓掌欢迎，尤其是当他们听到从远方传来了“当啷”的响声时，更是兴高采烈的跳起脚来鼓掌欢笑。我们也受到莫大的鼓舞和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
1936年秋，29军以两个师（37，38师）的兵力，在北平北郊和北苑大操场进行实兵实弹对抗演习和阅兵。一连进行了3天，自始至终都有男女学生代表跟在部队后面参观。他们虽然都跑得很累，但情绪却十分高涨，总是在不断地为我们鼓掌叫好。演习和阅兵结束的那天晚上，他们还为我们唱歌、跳舞和演出他们以东北抗日联军的抗战故事为题材，自己编排的活报剧，深受广大官兵的喜爱和欢迎。
所有以上这些，都在日甚一日地加深着学生和部队官兵之间的思想感情。有一天我们营的副营长钱宝钧就对我说：“过去我们总以为知识分子怕死，其实不然。因为知识分子是讲究真理的。为了追求真理，他们是什么都不怕的，去年的学生运动就是最好的证明。”我对他的这段话感到非常高兴，并向他表示完全赞同。因为它足以证明：“一二·九”在29军官兵的思想深处播下的爱国种子已经生根发芽和开花结果了！
正当“一二·九”学生运动开始掀起的爱国主义运动高潮在全国逐步推广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步骤也在我华北地区疯狂地推行。仅驻扎在丰台的日军，就曾在1936年的4至9月间，接连多次向我当地驻军挑起事端。我们连在4月初刚到卢沟桥接防的当天中午，就有日军的一个骑兵小队，从长辛店方向飞驰而来，要从卢沟桥上通过进苑平县城。我们不让他们过，他们却硬要过，于是我们就被迫把轻机枪架在桥头上并义正辞严地对他们说：“这是我们的防区，没有军部的护照，任何外国军队都不能从桥上通过。否则一切后果完全由你们负责。”这时他们见势不妙，才不得不调转马头，又向长辛店方向溜去。
时隔不久，震动全国的“军马事件”又在我们三营营部驻地丰台发生了。这次事件，本来是由日军强行夺去我方两匹军马和刺死我们一匹小马驹引起的，而他们却又无理地要求我们营长，一定要帮他们找回在当天晚上夜不回营的一名士兵，否则他们就不归还我方军马。我方要他们归还被夺去的军马，日方要我方替他找回“失踪”的士兵。双方互不相让，以至引起双方代表的正式谈判。我方参加谈判的不仅有“冀察政务委员会”的代表，而且还有南京政府的代表。日方本来毫无道理，而提出的谈判条件却又非常苛刻。其中包括：一、他们说我们这个营的官兵对他们的态度不好，有碍“日中亲善”，应予全部遣散；二、营长崔蕴秋应予“撤职查办，永不任用”；三、丰台今后不得再驻中国军队。后来经过一个多月的讨价还价，最终还是由我方的一再退让才得出以下三点协议：一、这个营全部调回西苑军营整训；二、营长崔蕴秋撤职查办，永不任用；三、另派部队到丰台接防。当这些协议在北平各大报纸公布后，立即引起全军官兵，特别是高级将领的强烈反对。这时宋哲元也不得不在内部作了一些更动和采取一些息事宁人的措施：一、我们3营全部调回西苑军营休整，而不是整训；二、营长崔蕴秋不仅没有“撤职查办”，而且还晋升了一级，由少校营长，晋升为中校营长；三、奖给全营一千元大洋，五百元给营长个人，其余五百元全营官兵每人一元。
我们3营返回西苑后，丰台的防务由220团第3营接替。与此同时，日方驻军也有增加，由原来的一个步兵中队和一个骑兵小队，增加到一个加强的大队和一个骑兵中队。除此之外，还有几辆装甲汽车和几门山炮。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军马事件结束后不久，一场新的冲突又发生了。一天下午，我丰台驻军的一个连，在从打野外归来的路上同日军的一个骑兵分队迎头相遇。我军连长立即下令由四路纵队变为二路纵队靠马路左边（当时的交通规则是“行人靠左”）继续前进，把马路的另一边让对方通过。可是骄横的日军却不但不从另一边通过，而是快马加鞭地直向我方整齐的队列中冲来，当即踏死踏伤我军士兵多人。这时被激怒的我军连长立即振臂高呼：“散开！打！”愤怒的士兵，立即散开向逃窜的日军猛烈开火，也打死打伤他们多人。
由于在这次事件中双方都有伤亡，其严重程度又比上次的“军马事件”大多了，于是双方马拉松式的谈判又开始了。谈的情况到底怎样，当时我们是无从得知的。但我们也觉察到一些和以往不同的情况，不能不使我们深感忧虑。一是我们过去常唱的《熄灯歌》的歌词改了，原来它他的最后一句是“灭日复仇显英豪”，改成了“复兴民族显英豪”；二是团部楼顶旗杆上的国旗已有两天不见了，直到第三天早晨营长在向我们讲话时才透露了一些有关这次双方谈判的情况。
下面是营长在同全营官兵对话的真实情况的纪要：
营长问：“我们的国旗已经有两天没挂了，你们知道吗？”
大家回答：“知道！”
营长又问：“我们的《熄灯歌》也改了，你们知道吗？”
大家回答：“知道！”
营长问：“你们知道是因为什么吗？”
大家齐声回答：“不知道！”
营长说：“这都是日本人在谈判中提出的要求，可是我方也都答应了！你们说这是不是国耻呀？”
大家愤怒地回答：“是！”
营长大声说：“在中国军队的营房里，不让挂中国国旗，这难道不是国耻吗？”
大家齐声回答：“是国耻！”
营长又问：“你们说“小老头”讨厌不讨厌呀？”
大家听了之后，都低着头小声发笑但却不敢大声回答。因为“小老头”是我们团中校团副的外号。由于他身材矮小又留有小八字胡而得名。大家都很讨厌他，因为他常在我们的身后，用指挥刀的刀尖拨弄我们的胳膝弯，以检查我们立正姿势是不是站的牢固。如果有人怕痒痒，双膝向前弯动一下，他就用指挥刀狠抽你的大腿。如果你能坚持站立一动也不动，他打上两三下也就算过去了，假如你怕痛，腿向前弯曲一下，他就会没完没了地打，直到他认为满意时才肯罢休。
营长笑了笑说：“我知道你们都很讨厌他，可就是不敢说，是不是呀？”
大家齐声回答：“是！”
营长接着又说：“日本人还提出来，要在我军每个团都得设两名日军顾问和请几名日军教官。他们会比‘小老头’更讨厌，你们要不要呀？”
大家大声一起回答：“不要！”
营长又问：“你们说不要，可是他硬要来，你们怎么办呀？”
大家都高高举起拳头大喊道：“打”。
崔营长把胳膊一捋，拳头一挥大声说：“好！只要你们大家给我撑腰，我就敢顶！我们绝不能让日本人走进我们的营院一步！”
这时大家的心情都非常激动，一个个都在摩拳擦掌，恨不得马上去同日本人拼个你死我活。我也在当天下午，写下了反映我连续两天没有看到国旗时的忧虑心情。
“勇士们的胆汁涂抹成蓝天，
志士们的脑浆凝聚成白日。
烈士们的鲜血染红了大地，
这就是我们庄严的三色国旗。
我曾经日夜为她放哨站岗，
更无数次地向她举手敬礼。
可是不知道到底是因为什么？
他却从旗杆上悄悄地消失！”
也可能由于全军的奋力抵制，结果是只在军师两级设了日本顾问，团以下单位既未设顾问，也没有请日本教官。
关于日方提出的“丰台不得再驻中国军队”的要求，最后是由石友三所领导的保安旅的一个营，把灰军装换成蓝色制服并佩戴上“商务自卫团”的符号来解决的。
1937年初，我到37师学兵队学习不久，就在第二期墙报上看到了由王永堂用化名“园丁”写的《致青年》的文章。它的中心内容是以大量的历史事实和浅显易懂的语言，阐明“只有抗日才能救中国”的伟大真理。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鼓舞。它把我对“抗日”二字的认识，由感性认识阶段，开始上升到理性认识阶段。也正由于这样，从这时起我便经常主动地去向王永堂学习请教，他也很愿意帮助我，我们结成了好友。
何基沣将军，是29军一位知名的爱国将领。他当时是第37师110旅旅长兼教导大队大队长。我们的两个学兵中队也由他领导。我们每个星期一的早晨升旗，都要听他的“精神讲话”。特别是他1937年4、5月去参加“赴日军事考察团”回来后的那次讲话，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他说：“目前日本的所有工厂，甚至包括生产纽扣和绣花针的工厂，也都在加紧生产武器和军用装备。看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侵华战争的时间已经不会太久了。我要求大家一定要努力学好军事，随时做好迎击日本人发动新的侵略战争的充分准备。”
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终于在1937年7月7日午夜，选择在我华北咽喉要地卢沟桥开始了。而这个消息我是在7月8日的早晨才知道的。这天早晨，我们学兵第二中队，由值星区队长刘志远带领出操，跑步到圆明园，然后顺便从废墟上搬些破砖作为修补教室课桌之用。在这里我们听到了远方传来的隆隆的炮声和隐隐约约的机枪声。于是就引起了大家的纷纷议论和猜测。有的认为可能又是日本人在进行野外实战演习，但又觉得和过去的多次演习不同，过去都是在长辛店以西丘陵地带，而这次炮声偏东，正好是卢沟桥的方向。待我们返回营地之后，中队长王沛霖中校立即向我们宣布说：“日军已在昨天夜里向我卢沟桥驻军发动进攻。”并命令我们立即擦拭武器，吃完午饭后午觉休息，随时准备出发。我听了之后，便立即在心里暗暗地高呼：“啊！抗战的一天终于来到了！”
下午两点多钟，中队长向我们讲道：“我卢沟桥驻军在昨天夜间和今天上午，仅凭着石桥的拦墙、沙袋和宛平城墙进行顽强抵抗，击退了敌军的多次进攻。后来双方虽然达成了今天中午12时停火的协议，可是日军却又不遵守协议，在停火协议生效时间之后，又有日军40多人，利用青纱帐的掩护，对我铁桥东头的军士哨进行偷袭，但敌人的多次冲锋都被我多方阻击，现在战斗仍在继续进行，大家随时作好立即出发投入战斗的准备。”后来我们在大鼓书里听到的《大刀英雄赵占武》的故事就出自这个班里。他当时是轻机枪的第二射手。他随身携带的武器，除了步枪、大刀、手榴弹之外，还有一管轻机枪的预备枪身。当天中午，他就是用大刀和预备枪身，连砍带砸地一连杀死八个鬼子之后才壮烈牺牲的。
下午六时，我们全体同学就全副武装，乘坐四辆大卡车，从西苑第四营房出发了。但目的地不是卢沟桥，而是位于八宝山北面的田村。当时刚刚成立的以何基沣将军为前线总指挥的指挥部就驻在这里。他的指挥所设在八宝山上。从这时起，我们这个学兵中队，实际上已成为指挥部的警卫连了。同时设在田村的还有我军的后方绑扎所。大部分重伤员都从前线送到这里经过初步护理绑扎之后再转送往城内的各大医院，于是护送伤员的任务也由我们这个队担任了。一天下午，我们队有四个同学护送两车伤员进城，行经板壁店时，把在马路上跑来跑去的一个小男孩轧死了。车子停下后，群众马上围了上来，堵住了前进道路。可是孩子的父亲闻讯从家里跑来后他一看车上拉的都是伤员时，便立即把右臂一挥大声喊道：“你们快走！”当这四位同学回来向我们讲了这件事情时，我们都为这个可怜的孩子和伟大的父亲流下了悲伤而又十分敬佩的眼泪。
在这里，我们每日每夜，甚至是每时每刻，都可以听到从前方传来的隆隆炮声和密集的枪声。有时也可以从伤员的口中听到一些零零碎碎的战斗情况，但却听不到胜利的消息。我们虽然每天也能抢到一张报纸看看，可是上面大都是关于日军源源不断地沿北宁铁路向北平增兵和我方政府代表同日方代表无休止地进行“谈判”的消息。这就更增加了我们大家对整个战局的担心和忧虑。而且还不只是这些，实际上已经发展到破口骂娘的程度了。大家不仅骂大汉奸北宁铁路局的局长陈觉生和“冀察政府委员会”里的王揖唐等，而且公开地议论南京政府和宋哲元的软弱无能了。是他们把我们几十万大军完全置于被动地位。以至不得不在7月29日夜间来了一个全线大撤退，使平、津两市从此沦落到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之下的。
四、“七七事变”揭开了我国全面抗战的序幕
从7月7日夜开始，到7月29日晚我军实行全线撤退，一共只有22天的时间。在这20几个日日夜夜的过程中，我29军驻守卢沟桥的全体官兵都表现得十分英勇顽强。他们在铁路大桥和石桥上多次同敌人进行反复冲杀，宛平县的守城部队，也多次击退了敌人的疯狂进攻。他们在我国的抗战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也为以后的抗日战士，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宋哲元将军是我国有名的抗战将领。1933年他率领29军参加长城抗战，在喜峰口，罗家峪一举用大刀队重创日军。1937年7月7日，他又率领29军在卢沟桥打响了我国全面抗战的第一枪，掀开了八年抗战的序幕，对中国人民的抗战胜利立下了很大的功劳。但是，他又长期受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的影响，对日存在着很大的和平幻想，以至使我军在事变前缺乏应战的充分准备，在事后又未能迅速展开投入战斗，以至失掉了战机，完全陷入被动，最后不得不被迫实行全线撤退。对此，宋将军也是有他不可推卸的责任的。所以他于1940年4月在四川绵阳因病逝世之后，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给他的挽联上写道：“一战一和，当年变生瞬间，能大白于天下；再接再厉，后起大有人在，可无忧于九泉。”这里讲的“一战一和”，是指在“七七事变”初期，宋哲元对和谈有幻想，而他的这种幻想又是有来头的，“将来是能大白于天下”的。“后起大有人在”，是指29军在张自忠将军指挥下，血战台儿庄，战功赫赫。这样既肯定了他本人和29军在抗战中的功绩，也指出了他在抗战初期的过失，而这些过失又都是事出有因的。十分公正的。这既是我国人民对他的正确评价，也替他们说出了他们自己想说而又无处去说的心里话。我想如果宋将军死而有知，也一定会含笑于九泉的吧！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回顾70多年前“一二·九”学生运动和“七七事变”中29军官兵奋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事迹，是为了记住那些为抗战呐喊的爱国学生和浴血奋战的爱国将士，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所有为抗日战争胜利做出贡献的人们 ！
5师分会 沈甸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