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吴瀚，原名吴阿平。江苏常州人。吴润身（1878～1962）、杨荷青（1882～1977)之长女。1914年3月8日，生于江西萍乡安源。
母亲（右图前排左3）的少年曾有一段较好的文化成长环境，又受到良好家风的熏陶。外公吴润身（后排右2），重视养志修身，以“德润身”自称。曾在常州油坊学徒，清末随常州实业家盛宣怀外出谋生，从天津到汉阳铁厂，又到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1911年到萍乡安源煤矿物料股任会计。外婆杨荷青（后排左3），父亲早故，兄妹3人依靠寡母寄住在伯父母家。因家庭贫苦，兄妹都不幸染上天花，病后面部均留斑痕，外婆的青春愈加不幸。但她牢记寡母的教诲：“做人要学本领，要认真修炼心细手巧的功夫。”22岁有亲友提亲，嫁给年已26岁的吴润身同赴汉阳。她聪颖贤惠、孝敬公婆、相夫教子、妯娌和谐，全家老小春夏秋冬的温饱寒暖，均由她的苦心和巧手操劳。
母亲回忆说：“安源是新兴工业矿区，经济文化比旧城市发达，吴家小孩均能就近上学。1925年后，煤矿经营发生波折，公司裁员遣返外乡员工，父亲兄弟俩先后离职。父亲在外谋职，无法顾家。吴家多子女，面临严重困难。只有大哥已升入上海南洋大学，二哥辍学当学徒，三哥被招进煤矿培训测绘。母亲带我们4个小的孩子，迢迢千里奔波回常州，寄居娘家。”母亲的兄弟姊妹都非常钦佩大哥朔平。母亲说：“大哥大学毕业留上海工作。考虑家中经济拮据，虽处大城市，却清苦节省，不进娱乐场所，不谈恋爱，支援弟妹求学。在他的支助下，7个弟妹均得以大学毕业，颇得亲友羡慕。”
1933年，母亲就读清华大学历史系。当时正值国家“民族存亡、匹夫有责”的关头，她的青年时代充满着火红的色彩。她虽是20世纪30年代凤毛麟角的清华大学的女学子，却不骄不娇，关心社会，学习之余热心参加学校学生会为失学儿童教育而组织的民众学校的工作，任教务主任兼音乐教师。
1935年“12·9”学生爱国运动，极大地震动和教育了全国民众。蒋介石政府慑于学生运动的崛起，急于涣散和分化学生的力量，责令“解散学联”、全国大中学校提前一月放寒假、并令学校指派学生代表前往南京“聆训”，妄图分化瓦解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指示北平学联：爱国的学生运动，必须和工农兵武装抗日力量相结合，才能达到最后胜利。提出组织平津学生南下到农村去，扩大抗日宣传的号召。这既可以粉碎反动派破坏抗日的阴谋，又可以最大限度地接近工农，播撒抗日的火种；同时还可以与南方的学生通气，声援他们的斗争，以粉碎反动政府破坏学运，及所谓“聆训”的阴谋。但鉴于“9·18”事变后不久，北平学生卧轨、南下乘车请愿，都未达目的。“12·16”以后，南下列车已停开。即使上了车，平汉、津浦沿线戒备森严，也不可能安全地到达目的地，只有组织精悍的自行车宣传小队才有可能有效避开反动军警的追堵拦截，更广泛地接触群众，扩大宣传面。
12月24日，车队在清华三院教室成立。
12月25日清晨，宣传队员齐集到大礼堂前，在同学和老师热情地送别中，带着大家的重托和期望出发了。校方劝阻不了，就将宣传队出发的消息电告南京教育部。
宣传队出发时约50人，母亲是仅有的一名女队员，并被大家推选负责医务。但还没到朝阳门，因体力不支、或自行车摔坏的一些同学就陆续退队，最后只留下20人。母亲说：“大家选我负责医务，我不能离队！”
为避开军警的严密盘查和围堵，宣传队只能选择尘土飞扬、坎坷不平土道。12月的华北大平原上北风怒号、寒风刺骨、飞沙走石。在乡间冻土坎坷的大车路上骑行，摇摇晃晃，不仅吃力，还要全神贯注，出一身热汗，又被冷风吹冻贴在身上。有的路面已被大车压出尺把深的车辙，只能推着甚至扛着车前行。有时则只能转到运河的冰上骑行。冰面极滑，有时却又像搓板似的凹凸不平，总有人不时摔倒。在天津北洋大学夜宿时他们被军警包围，幸亏北洋大学派熟悉道路的同学带路，凌晨3点从学校的后门冲出来。接近黎明，只听“咔嚓”一声，高崇照同学的自行车压破薄冰，掉进冰窟窿，浑身湿透，幸亏车架子卡在冰上，才免于没顶之灾。有时他们还要沿着铁路边上的斜坡骑。从德州赶往济南的路上，下午6点才到桑梓店，前无村后无店，竟是荒芜的黄河滩，四周一片漆黑。微弱的月光映出铁路旁的一条白白的细长小道，小道高低不平，坑坑洼洼，真是胆战心惊，只能紧握车把，摸索着坚定向前骑行。
车队沿途的生活亦非常艰苦。有时根本找不到小旅店安身。第一天就好不容易才找到一户吹鼓手家让了一间房，光秃秃的土炕又小又挤，队员们只能和衣侧身而卧，头对脚、脚对头地挤在一起。路上，很快有人发烧病倒了，为了病友，跑了几十户人家也借不到一条棉被，老乡们盖的都是烂棉花套。至于吃的，常常为了赶路，啃些冷馒头或烧饼充饥。
条件虽然极端艰苦困难，但队员们始终把宣传抗日作为最重要的任务，不为反动政府的威逼强暴所惧，不为各方的利诱所动，勇敢机智地斗争。在香河伪临时维持会的眼皮下，队员们走上街心，招呼群众，借来凳子，站上去讲演，揭露日寇的侵略阴谋，痛斥汉奸的罪行，诉说亡国的灾难。在天津北洋大学到学生宿舍里跟同学们交流。在沧州跟乡亲们谈说华北的危局，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并和当地学校联系，向他们报告北平学生游行示威的情况，鼓励学校师生积极从事抗日宣传。德州学校都放假了，队员们就到街上去宣传。在济南不为韩复榘当局的利诱所惑，对当局解散齐鲁大学提出坚决抗议。队员们分组与齐鲁的同学举行座谈，介绍北平学生运动情况，南下宣传目的。在徐州中学师生大会上，队员们讲平津学生的斗争、华北危机、反动派对学运摧残、南下抗议伪代表“聆训”、车队沿途十几天来的见闻等等。在徐州省立女中对全校同学讲演，会场上同学们有的哽咽抽泣，有的义愤填膺。在南京中央大学被军警包围后，立即转移到金陵女大去，在一个小礼堂里摸黑开了一个约200余人的会。虽然大家素不相识，又相对不相见，但抗日救国之心相通。1月14日宣传队分为两组，一组到伪“聆听代表”住宿的大饭店，从门缝里把一张张的抗议书递到伪代表们居住的房间里，并当面质问清华大学的伪代表：“同学没有选你们，你们怎么能代表清华的同学！”另一组骑着自行车满街撒传单，冲击伪代表集中住宿的饭店。在南京那样敏感的城市里，一时造成很大影响。中大、金陵的同学紧张奔走，与车队联系，准备到国民党中央礼堂去冲“聆训”大会。这些活动，给南京各校有力的声援。
母亲在沧州就开始发烧，但她无半点娇气，瞒着大家强忍病痛坚持跋涉。她这股顽强劲，令队友们敬佩。到德州，队友们送她去医院查出是患了白喉，不得不隔离住院而离队，但一周解除隔离期后，她又立即坐火车追赶队伍到南京。
1936年1月，清华自行车南下宣传队被南京军警押送回北京。回校后，队员们组成清华车社。母亲与车社同学一起，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7·7”卢沟桥事变，母亲毕业离校后到汉口懿训女中任教，1938年在武汉、桂林等地从事抗日宣传工作，与父亲刘季平相识并结婚。党组织派母亲深入基督教汉口女青年会担任劳工部干事和汉口基督教女青年会战时服务团[①]团长。利用女青年会这一合法身份，与抗战教育研究会建立了统战关系，在硚口工人区共同开办了女工夜校。这个工人夜校就成为我党开展工人运动的合法据点。战时服务团的任务是为伤员服务。服务团团员们为伤员换药治伤，喂饭喂药，替伤员写信，在昼夜不停的狂轰滥炸下，大家镇静无畏，不离伤员一步，赢得了群众的称赞和基督教女青年会上层民主人士的信任。在武汉工作了一个多月，随着机关、工厂、医院的撤退拆迁向后方转移。“汉口基督教女青年会战时服务团”这面旗帜就从汉口、长沙、邵阳、衡阳、桂林一直打到贵州，成员从18人扩充到70人。1938年至1939年间，服务团还在一些觉悟较高、工农出身的伤员中发展了党员，并注重培养和锻炼自己的团员，先后秘密输送了13名团员到延安和新四军。
1940年10月至1949年，组织调遣父亲先后在苏中抗日根据地、新四军、苏皖边区政府、华东野战军、苏南行政公署工作。这个时期，母亲虽有几个子女拖累，但总能权衡轻重缓急，克服个人困难，以大局为重。
1940年10月底，父亲奉命撤离桂林去苏中。这时，大女儿康康出生才百天，母亲又发生肚痛难忍的问题。她不仅硬是让父亲走了，还要不露声色地每天一早在桌上泡上一杯热茶、拆开一包香烟作掩护，佯作父亲刚出门去办事。腹部病患日益严重，不得不求助在湘雅医学院读书的大妹吴泉。大妹又求助医学院导师诊查出系患卵巢囊肿，立即想法子住院做手术；又找还在高中读书的小妹吴云来照看康康。母亲刚病愈，辗转得知父亲已进入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组织上令她速往。母亲又不顾一切地只身带着不满周岁的女儿，出广西，翻大山……竟然落到身无分文、举目无望的地步。在山涧崎岖的小道上，巧遇父亲在晓庄师范的同学汪达之先生带领的新安旅行团[②]，得以一起行进，沿途宣传抗日。后经香港得到三哥景平、四弟欣平的资助，从海路到上海，闯过国统区、沦陷区，最终到达了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母亲谈起往事总是轻松地说：“我有难时总是会遇到好人！”
国共决战时期，母亲曾任父亲和章蕴的机要秘书。母亲回忆：“行军时，我负责背军事地图，每天都有新的口令……”最困难的时期是1947年。根据战略需要，苏皖边区政府机关按部队番号组成“黄河大队”北撤转移。黄河大队有大队部、参议会、银行、财粮、干校、医院、新安旅行团、学校、家属等20多个中队，从淮安经鲁中地区，过黄河，进驻冀南地区故城县郑家口大杏基村。父亲时任黄河大队政委，负责黄河大队的北撤行动。这时，母亲身怀次子刘鲁即将临盆，长女刘康7岁、次女刘爽4岁、长子刘苏2岁，行军困难重重。明知尾随的敌人一到，就有杀害新四军后代的惨事，为了不给部队增加麻烦，在途经山东沂水马家崖村时，她不与父亲商量，一咬牙就把刘爽、刘苏送给了结婚10年无子女的民兵王队长。母亲说：“季平是黄河大队的政委，部队规定每人的行李不能超过7斤，我们家小孩的鞋子就好几斤！”因革命妈妈朱姚老太竭力反对，设法告知了在北撤部队队尾压阵指挥的父亲。父亲行军到马家崖时才亲自找回了刘爽、刘苏，交由统一照管前线将领十几个孩子的朱姚老太办的临时托儿所。次子刘鲁1947年2月20日出生后不久，战友黄希珍生下双胞胎女儿雷豪、雷杰，身体极度虚弱，没有奶水。看到战友的困难，母亲二话不说，就把只有3.9斤的小雷杰带到自己身边，和儿子一起喂养。2002年7月，黄阿姨曾在《忆双胞胎女儿的幸存》一文中说：“一个妈妈哺育了两个孩子，我的精神、心理、体力的重负全压在了吴瀚同志身上，多么可亲的战友呀！55个年头过去了，往事历历在目。残酷的战争环境、丰富的精神食粮、革命大家庭的无比温暖，永世难忘，铭刻在心，一直激励着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坚定信念，为党工作为民服务，保持晚节，以自己的言行教育好子女。”
新中国成立后，母亲先后任华东妇联福利部副部长、上海市民政局办公室副主任、华东医院副院长、山东省科委科技情报所所长、中共安徽省委信访办负责人、中央监察部驻高教部教育部监察组监察员、安徽凤阳五七干校干部、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研究员。虽然因父亲工作的变化，母亲随之调动工作，但是，她作为国家省部级领导干部的夫人，从不享受特权；作为7个孩子的母亲，严格管教，要求子女自我奋斗，从不为孩子的学业或就业寻求后门；作为一个国家干部，在平凡的岗位上，一如既往、淡泊名利、克己克俭、兢兢业业地为党为国工作、为人民服务。她得到组织和群众的认可，曾于1960年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1991年获得“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光荣称号。母亲现年一百有一，离休居北京。
一师分会 刘康 刘爽 刘鲁 刘锡 刘皋
[①] 汉口基督教女青年会战时服务团：1938年9月1日，在汉口正式成立。吴瀚任团长，陈维清为总干事、地下党支部书记。服务团为伤兵服务。从汉口、长沙、邵阳、衡阳、桂林一直到贵州，服务团赢得了伤兵和社会的尊敬和信任。服务团还在伤员中发展党员，培养和锻炼自己的团员，先后秘密输送了13名团员到延安和新四军。1942年底，在国民党迫害日益加剧的形势下解散。
[②] 新安旅行团：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少年儿童文艺团体。1935年成立于江苏淮安。该团在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下和宋庆龄、陶行知、郭沫若、田汉等的支持和帮助下，运用多种艺术形式,在全国各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足迹遍及上海、南京、北平、兰州、西安、武汉、桂林等大中城市和内蒙古、西北、西南等少数民族的农牧地区（共约18个省份）,行程45000多里，被誉为“中国少年儿童的一面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