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刘述周同志认识是1941年在盐城新军部，当时组织分配我去《江淮日报》社工作，述周同志是报社副主编，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1941年日本鬼子大扫荡时军部撤出盐城，在坚持工作一段时间以后，我就和他分开了，其间断断续续又见过几次面，直到1944年我调到淮海区参加整风，述周同志作为区委委员来辅导我们学习整风文件，才在组织的撮合下确定结为革命伴侣。

那时，条件很艰苦。我俩结婚，就是大家把我的被子，搬到附近村子里他住的一间较大的房子里，然后，买些瓜子花生，招待前来祝贺我们结婚的很多同志们，大家在一起，谈谈，说说，笑笑，大大地热闹一番就算了。

结婚后不久，这时已是1944年初冬，抗日战争取得了大面积的胜利。我俩突然接到命令，要我们和中共淮海区党委书记金明、组织部长张彦、民运部长杨纯和经委主任骆耕漠等同志一起，随新四军1师师长粟裕同志和副师长叶飞同志率部队南下，去苏浙一带扩大打击日寇，继续收复失地。我俩得知后，和大家一样，情绪异常激动和振奋！于是我们背起背包，跟着部队，曲曲折折地走了20天左右，最终到达浙江省的孝丰县驻扎下来。不久就宣布：中央批准成立中共苏浙区党委，金明同志为书记，张彦同志为组织部部长，杨纯同志为民运部部长，述周同志为秘书长。同时还宣布：成立苏浙军区，粟裕同志为司令员，叶飞同志为副司令员。

那时，部队不断作战，积极打击日寇，收复了不少城镇，党的工作也紧紧跟上，先后建立起两个地委，十几个县委。群众工作迅速开展起来，积极抗日，支援部队。但这时我怀孕了，组织上就照顾我留在区党委机关做巡视员，主要到附近地区，了解和帮助那里的党群工作。

其时，大家都知道，作为领导同志的爱人，不能去干预丈夫的公务，有人来谈话或办事时，我都主动回避。述周同志那时，整天忙得不亦乐乎，经常要深入基层，了解情况，晚上赶写报告，处理机关各项事务。好在那时，我怀孕的反应不太厉害，我能自己尽量照顾自己，继续努力工作，不去麻烦他，增加他的思想负担。同时他呢，知道我怀孕了，非常高兴，有一点空儿或晚上休息时，总会非常体贴、温柔地问我：“身体吃得消吗？工作忙不忙？如果反应厉害，就向领导说明，休息休息……。”我俩就这样，常常互相关心着，鼓励着，安慰着，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困难。

    到1945年8月，日本鬼子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大家兴奋不已，处处表现出胜利的喜悦和振奋的精神。

正在大家热烈庆祝胜利的时刻，国民党的反动头目蒋介石突然提出要和共产党进行和谈，我党为了顾全大局，顾全民族利益，在和谈中达成了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协议，我党决定退出苏浙地区，交由国民党管理。我们就随部队一起，挥师渡江北上。一路上，大家唱着抗日胜利的歌曲，北上到了山东的临沂市，那里是新四军军部新的驻地。

时隔不久，蒋介石又撕毁了协议，大举进攻华北、华东等地，向我部队发起猛烈进攻。我党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痛下决心，沉重回击来犯的蒋介石反共部队。这时新四军军部改为华东军区司令部，从此，自卫战争就开始了。

我当时到山东临沂后，很快就住进医院，不久，生下了一个小女孩，母女平安。那时医院里病人多，医生少，顾不上告诉我，三天后一定要注意下奶，我是第一胎也不懂母乳喂养的知识，到了第五天，奶水一点儿挤不出来，真是急死了。领导得知后，给我送来几听缴获的美国奶粉，可是小毛头吃不惯，吃了就吐。开始几天，在医院里找人帮忙喂了人奶，可这不是长久之计，领导又帮我在临沂郊区买来一头奶羊，小毛头还是吃一口，吐一口。这时述周也是又急又无奈，我知道他是很喜欢这个小毛头的，孩子长得皮肤白白的，眼睛大大的，瘦小的身体一副可怜又可爱的样子。他难得有空来看我们，只要一来总是百般安慰、鼓励我，要我安心把身体养好，照顾好孩子。满月后，他把我们出了医院。

这时自卫战争已全面展开，我军节节胜利，给国民党反动军队以极大的震撼。当时，驻徐州一带的郝鹏举部队，原是汪精卫的汉奸部队，日本投降后又投靠国民党，成为蒋介石的杂牌军。此时，面对强大的人民解放军，郝鹏举知道，和英勇善战的解放军作战，他的部队必败无疑。于是他偷偷派人来和华东军区陈毅司令员商谈，准备起义，接受我军领导。

华东军区根据中央《争取中间势力起义》的指示，同意郝鹏举起义。同时，为了争取更多的国民党中间部队举义，当时对郝部的政策是相当宽容的，既允许他们保持原来的建制和原来的职务不变，又同意称该部为“中国民主联军”。郝鹏举自称总司令，率四个师、九个团，其中一个特务团，号称两万人马，开始进驻我山东莒县一带，接受整训、改造。

我军则先在该部队设立一个联络部，由军区秘书长朱克靖同志任部长，下设一个办公室，两个服务性质的处，以便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困难和问题。

后来，郝鹏举表示，在接受改造的过程中，希望我军派一些政工干部到他的部队去，以协助他们进行改造工作。我军领导经过慎重考虑后，决定先派10名政工干部过去，如将来确有需要再慢慢增派。

这时，陈毅司令员，即召见述周同志，要他带领10名政工人员去该部工作，先看看郝部是否有诚意接受改造。因为军区领导都知道，郝鹏举长期在日寇占领区当汉奸，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又投靠蒋介石，现在看形势对他不利，又来投靠我们，应该警惕他有反动投机的一面。军区领导指示，你们要以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去那里工作，必须深入了解情况，小心谨慎应对。有什么困难、情况和问题，可随时反映和汇报。我军对他们起义是有诚意的，昨天我们已通知滨海军区和山东莒县等有关的地、县委，要尽快告知当地的干部群众，郝部进驻的地区，群众要热烈欢迎他们的到来，并以诚相待，便于我们对该部的改造。这样，包括我在内共10个政工干部，就奉命奔赴该部工作去了。

我们去郝部工作前，已得知在该部进驻山东莒县所属的三个区，数十个村庄前，当地干部群众，早已把房屋、庭院、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当部队进村时，群众又热情地送茶、送水，帮我们搬行李，铺床叠被，处处照顾，热情地欢迎我们的到来。这使该部下级官兵感动不已，过去他们从未遇到过那么好的群众关系。

代表华东军区，驻该部的联络部部长朱克靖同志，也处处帮助我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特别在部队的供应方面，给了很多的优惠待遇。每天吃的是大米白面，穿的是崭新的军装，按季节发放鞋袜，按月发放军饷。而我们自己的部队，由于敌人的封锁，大家都是节衣缩食的。

我们开始进入该部时，他们还比较客气，我们是来帮助他们工作的，一般都担任副职，并要求我们以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进行工作。如述周同志任该军政治部副主任，有的任师政治部副主任，或团政治处副处长，有的是政治部下属的宣传科科长，组织科科长。我因孩子才两个多月，每顿要喂羊奶，长得又虚弱，就在宣传科内办的“新生周刊”担任一名编辑。

我们初到那里时，大家工作都很积极，认真负责，经常给他们上政治课，给他们讲革命的道理，讲为什么要建立革命的队伍，讲革命军队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等等。他们听了感到很受教育，触动很大。有些官兵就主动找我们谈心，主动接近我们，反映他们军队内，军阀管理的种种弊端，种种不合理、不公正的管理办法，有的甚至偷偷告诉我们，想到我们的部队里来。

这些情况被郝鹏举和他们的副司令员、参谋长知道后，不仅不表示赞扬，反而多次找述周同志谈话，说我们讲得太过头，太激进了，他们不爱听，很反感等等，不断找我们的岔子，挑毛病，制造事端，我们开始感到他们接受改造是否真有诚意？

不久，他们果然把司令部偷偷搬到另一村子里，开自己的秘密会议去了。他们对我们的政工干部则想出另一种对付办法，就是成立一个军官教导团，把我们的政工干部都集中到教导团去当教官，把我们的活动紧紧限制在教导团这个小圈子内，不让我们去广泛的接触他们的官兵。后来我们才知道，该部队的副司令员，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原来都是国民党的特务。他们部队内很多官兵和国民党、政府内的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记得三、四月后，他们忽然提出要扩大部队，要我们帮他们招募新兵。我们地方政府非常认真地帮他们招募了一千名新兵，其中有少数中共党员。这事被他们知道后，有个别党员竟被他们偷偷地活埋处死。我们得知后，感到无比愤慨和痛心！

这些情况，述周同志和其他负责同志，曾多次如实地向华东军区和地方党委反映和汇报。领导指示说：“我们对起义部队，要做到仁至义尽，不到万不得已，你们绝不能主动撤离，一定要坚持工作，决不后退。”

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又假惺惺的要求，再派10名政工干部去帮助工作。第二批政工干部到达后，深入部队，了解到该部队流传出很多反动的言论和做法。有的官兵恶习未改，大耍流氓作风，对群众开口就骂，动手就打，和群众关系搞得很紧张。甚至郝部的领导人背着我们，经常偷偷派人到蒋管区联络，想再作投靠蒋介石的准备。

这期间，我完全理解述周同志，遇到这种特殊的工作环境，内心一定是非常烦恼的。但他还是非常沉得住气，不断的鼓励我们说：“我们一定要坚持工作，坚持正义，对他们的错误言行，我们要公开的、理直气壮的向他们讲清楚，并要求他们改正错误。也要向他们的领导反映，让他们出来纠正错误。我们在这里工作，既不怕苦，也不怕死，就必须为正义而奋斗，这是我们的责任，万一牺牲了，也要死得有价值。”那时，陈毅司令员和其他华东军区领导人，也几次来郝部和他们谈话，希望他们认真接受改造。

而我那时，小毛头老是生病、拉肚子，吐奶发烧，也增加我不少苦恼。他们部队里没有儿科大夫，记得孩子已7个月了，身子还是软软的，连头都抬不起来，虚弱得要命，实在无奈，经领导批准，我才带着孩子，回自己部队医院去治病，但已很难治愈，不久就死在我们部队医院了。我感到无限悲痛，幸而述周同志一面忍痛，一面一再劝导我，安慰我，我才重新振作起来。

大概到6月份，随着国民党反动派向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郝鹏举等人看到国民党来势汹汹，占领了我们一些城镇，他叛变投蒋的决心更大了。他假惺惺地向陈毅司令员提出，要到前线去打蒋介石。陈司令看穿了他的阴谋，仍对他进行挽救。让他们组织20多位将、校军官参观团，到华东军区驻地——临沂来参观，陈司令亲自接待他们，亲自给他们讲过去3年游击战争时期，我们军队是如何依靠群众，坚持斗争，从而克服种种困难，取得最后胜利的。最后还语重心长地说：“因为我们部队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是为群众谋利益的，所以我们才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逐步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又说：“现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力量虽然暂时强大，但真理在我们手里，最终，我们一定能战胜他们。”

讲话后，有些有正义感的军官，感到很受教育。但其中有些国民党特务分子，则在郝鹏举面前，百般挑剔，说三道四，说陈毅讲话就是想瓦解我们的部队，绝不可信。这时，郝鹏举看到国民党暂时的胜利，他投蒋的决心不死，再次提出要到前线去。

为了稳住这支部队，陈毅司令员和张云逸副司令员，于6月下旬，又亲自来郝部驻地做郝的工作。又向该部军官开诚布公，晓以大义地详细讲述了当前的形势，指出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前途。希望他们认清形势，识大义，顾大局，坚持走人民的道路，不要被蒋军一时的胜利，貌似强大的表面现象所迷惑。又说：“只要你们站在人民一边，我们决不会亏待你们的。如果你们不愿意，一定要走，我们会来者欢迎，去者欢送。”“走的时候，请把我们的政工干部送还给我们就行了。”

到了9月，我们的“两淮”失守以后，郝鹏举利令智昏，与国民党反动派勾结的更加密切，公然派政治部主任刘承去徐州，和蒋介石、薛岳谈判，国民党的特务，也以郝鹏举为老朋友，公然经常往来。到10月底，郝又召开秘密会议。会后他部2师师长张奇，是我党的同情分子，偷偷告诉我们的同志说：“看来郝鹏举投蒋的决心已定，你们要千万注意啊！”

这时，述周同志和朱克靖同志多次分析研究后，一致认为郝鹏举投蒋已迫在眉睫，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准备随时应付突发事变。一面积极向华东军区和滨海军区，地方党委反映和汇报。

到1947年1月下旬，我们知道郝部已作好叛变前的精心策划，就提高了警惕。到26号那天，郝鹏举先把朱克靖同志请去，说有要事商量。朱克靖去后，立即被他们拘捕。同时，他们用一个连包围了联络部，一个连包围了述周的住宅，一个连包围了教导团内我们几个重要的政工干部。到傍晚时，他们开始叛变行动。

说也凑巧，那天天还未黑，述周感到情况有些不正常，就离家跑到朱克靖家去，想再和他研究一下情况。谁知朱克靖同志已被“请走”了。这时，包围述周家的一个连，看见述周跑出来了，这个连也跟着一起偷偷包围到朱克靖家去。他们看见述周走进了家门，他们的连队就连连向朱克靖家扫射，这时，述周一看不妙，赶紧叫他自己的警卫员，把大门紧紧关上，然后和警卫员一起，从堂屋上面的一个小窗口爬出去，翻进外面夹墙小胡同里，急忙朝村外跑去。刚跑到村外，即被村口壕沟里的士兵发现了，就用机关枪向他俩扫射，他俩就在雪地上翻滚，机枪打中了述周的左手臂，他又疼又出血，但仍坚持跑到前面村子的草堆里，一面简单包扎伤口，一面和警卫员观察情况，确定郝部已叛，就疾奔滨海军区司令部报告。司令部的领导已提前知道情况。述周同志包扎伤口后就睡担架，被送往后方医院治疗了。

我那晚上在家等述周回来吃晚饭，谁知等到天黑时，听到外面很多枪声，就急忙请家里另一位警卫员王德礼同志到外面去看看情况。等了一个多小时，警卫员慌慌张张的跑回来对我说：“不好了，他们的部队都开跑了，首长可能被他们抓走了。我们不能呆在家里，快些离开应战为好。”我那时已怀孕6个月，不能多走路。于是王德礼同志忙把述周的白马牵出来，让我骑上去，他牵着马走到村口，看到还有些部队在急急忙忙往外跑，我们立即躲在大草堆里，等他们走远了，我们才跑到最近的中共区委会机关的村子里。

天快亮时，区党委突然接到滨海军区打来的电话，说他们很快要将述周同志送过来，叫我等着，可陪述周同志一起去后方医院。我得知后，真是又惊又喜。不久，我见到被部队担架抬来的述周，他脸色苍白，毫无力气似地躺在担架上，真把我心疼得不得了。很快，他睡着担架，我骑着马，由警卫员和部队护送，翻过沂蒙山很多山头，到了治疗伤病的医院。医生检查后，立即将伤口消毒，擦药包扎，我就在他身旁陪了一夜，看他情况还算好，就是失血太多，身体虚弱，他那时只能笑嘻嘻地安慰我说：“你放心吧，你好好管好你自己要紧！”这样，我在第二天又骑马翻山，被送到部队妇产医院待产。

事后，华东军区领导为我们能跑出敌人的虎口，回到部队来的绝大多数政工干部，曾电告每人立一功。而我们那时都认为，能保住生命就很幸运了，哪里谈得上立功啊！

后来大家得知，郝鹏举很快被我军抓获，枪决了。他的两万人马也全部被我前方部队打垮，大部分被整编，有的被遣返回家，有些重要的特务分子已被处置。我们当时感到这是最大的喜讯了。

许以倩    (军部分会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