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0年10月21日从上海调中央组织部担任李步新副部长秘书，直至1966年9月10日“文化大革命”开始。

1966年夏初，“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步新部长原本不想离开北京到外地休息，不料他除了冠状动脉供血不足的心脏病外，每年夏季支气管哮喘的老毛病都要犯，往年都到外地避开暑热，那年他实在躲不开这个敏感期。7月初发病后就住进北京医院治疗，8月初仍未痊愈，遂决定去青岛休息。8月6日动身去青岛，我陪同前往。在青岛期间，我们就听到了一些部机关“文革”的消息，知道中组部的“盖子”8月19日已被揭开，部长们都被隔离了。9月8日“部文革临筹委” 张贴大字报，勒令步新部长立即赶回机关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当晚，青岛市委组织部办公室电话通知，说，中组部来电话要李部长立即回部参加“文革”运动。当然，这不是好的征兆，我们预感一场灾难即将临头。李部长9月9日离开青岛，10日到机关后，“文革临筹委”领导找他谈话，隔离审查。那时办公室已被封。做秘书的一夜之间成了“黑秘书”、“保皇派”，责令我揭发交代问题。从此，我就离开了步新部长那里的工作。

1969年3月18日步新部长随中组部机关干部下放吉林通榆县双岗“五七”学校：同年12月18日“五七”学校因战备原因南迁河南省长葛县。步新同志在文革中被隔离关押、下放劳动达七年之久。

1975年6月中央任命步新同志为中央组织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1978年7月复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80年后改任中央组织部顾问，1990年12月离休，1992年1月30日，步新部长因病在北京逝世。

我在步新部长身边工作了整整六个年头，在这六年里，步新部长分管过政法干部、财贸干部和老干部工作。我在他身边工作的这些日子里，老领导言传身教，使我学到了在其他工作岗位上难以学到的东西，使我受益匪浅。他给我留下的，至今印象很深、感触最深的几件事：

一、坚持真理，无私无畏，实事求是，敢于向错误倾向作斗争

我到中组部工作之前，1958年步新部长带领机关十几名同志下放到安徽无为县劳动锻炼。当时全国浮夸风盛行，安徽也不例外。无为县委书记姚恺甲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错误口号，大放卫星。步新同志不同意姚的错误做法，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关系搞得很僵。姚即向中组部领导作了反映，在1959年反右倾时，步新同志受到了批判。事实最终证明步新同志当时的意见是正确的，批判他是错误的。

1958年全国城乡掀起大办食堂风，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的影响不可低估，李部长也听到了不少反映，他认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有义务去了解下面的真实情况，如实向中央反映。1961年11月我们出差到甘肃，他要同去甘肃的董时中同志和我多多注意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听听最基层群众的意见，准备材料，好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

1961年4月李部长去上海检查身体，随后顺道回上饶老家看看。他在火车上看到山上树木被滥砍滥伐，破坏严重，茶园也遭到毁坏，他深感惋惜，他说这是犯罪行为，林木被破坏，十年也恢复不起来，秋茶春采是违反规律的，他看到这些情况，感到非常痛心。

1965年我随他出差到南京，步新部长看到江苏省委的一份报告的草稿上有这样一句话：“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他在这句话的下面用红笔划了一道杠杠。李部长对我说，“这句话欠妥，如果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别人就不要再讲话了”。省委收回报告草稿后，将这句话作了修改。在那个年代，一位老同志敢于讲真话，敢于向错误倾向作斗争实属不易，如果没有无私无畏的勇气是不可能做到的，这也是一位共产党人高贵品德的体现。

二、关心同志，爱护部下，在他身边工作有一种信任感

我到步新部长身边工作后，他对我要求很严格，有时批评得很严厉，一点情面也不讲。但他心直口快，从不记后账，事过了之。我初到步新部长身边工作时，对秘书工作一窍不通，他多次对我说：做秘书工作一要尽快熟悉组织工作业务，二要提高自己的文字水平和写作能力，第一点就是要虚心地向老同志学习，向老秘书求教：第二点就是要虚心向报纸学习，向各地送来的报告学习，多看人民日报社论，这是提高写作能力的很好方法，要制定计划，摆正位置，持之以恒。我遵照李部长的教诲，脚踏实地走过了六年，完成了领导交给的任务。这六年对我的理论水平、文字能力、业务知识、分析能力、阅历和知识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步新部长对我的生活也非常关心。当时我家属和孩子的户口不在北京，婚后一直分居两地。我每次随部长出差去南方，他都主动提出要我安排好工作，回家看看。领导的关心，使我感动万分。我家属户口长期迁不进北京，李部长也很着急。我知道他曾给办公厅领导说过，要他们想想办法，找找门子，尽早解决，长期不解决总不是办法。我1963年患眼疾住进北大医院治疗，部长派夫人和女儿到医院来看望。1976年10月我回原籍办理家属迁京事宜，当时，我的女儿和小儿子因躲避江都的地震，提前来到北京，我回家他们的生活无人照料，李部长和夫人马惠芳同志主动提出帮助解决孩子们的吃饭问题，解决了我们的一大难题，我非常感激。

1966年9月“文革”初期，我们从青岛回京，步新部长被隔离，我也靠边站，造反派令我交代围攻铅印厂的“罪行”，在那个年代有理讲不清，我违心地也写过几张揭发李部长的大字报，李部长从干校回到北京后，我去看望他，向他表示歉意，承认错误，李部长没有计较我的所为，他对我说：“在那个年代有谁能不犯点错误，有错误认识了就好，不要背包袱，要往前看”。李部长的大度胸怀，使我非常感动。

由于我们关系不错，感情融洽，李部长从不把我当外人，我也把部长家当作自己的家。部长家里有了难事，有时还来找我商量。1975年8月，李部长和夫人去青岛疗养，家中无人照应，我当时虽然已经不在李部长身边工作了，但他还是我的老领导，他相信我，把此任务交给了我，我欣然承担起了照看门户和照料4岁小外孙的任务。

80年代后期，李部长几次住院，只要我知道的，我都要去医院看他，他见到我去非常高兴，总有说不完的话。有几次他已经不能说话了，我去了后，从他的面容上看出他内心的高兴。有时他用纸和笔写出他要说而又说不出的话。

三、关心爱护老干部，切实解决老同志生活上一些实际困难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进一步发展，离退休老干部越来越多，中央为了加强老干部工作，决定各级组建老干部工作机构。1965年中央组织部成立了老干部工作处，统管全国老干部工作，部里分工由步新部长主管。老干部处成立后，由中组部直接管理的老干部很多，如徐特立、郑位三等。李部长对老干部工作非常热心，也非常重视。他多次对做老干部工作的干部强调：“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在政治上要关心，生活上要照顾，我们要满腔热忱地为他们服务好，使他们安度晚年”。每逢过年过节都要组织看望老同志。老同志家中有什么困难，尽力设法帮助解决。在他主管的老干部工作期间，工作很有起色，几次出差深入基层搞调查研究。在1965年召开的全国人事厅局长会议上，李部长讲了话，他强调了老干部工作的重要性。1966年2月，李部长去天津了解河北省安置老干部工作的情况；5月，李部长在京主持召开了六省市干部处长会议，研究老干部工作，专门讨论老干部的安置工作问题。

李部长对老同志生活上的问题也非常关心。中组部原副部长张启龙，1964年组织上安排到南京安置。他到南京后，在住房等问题上有一定困难。1965年8月李部长出差到南京得知这一情况后，即向市委组织部作了反映，省委很重视，要南京市委研究解决。南京市委很快给予落实，为张老调整了住房，雇佣了一个保姆，解决了张老生活上一些问题。

江苏民政厅厅长刘毓标从部队转业后，职务安排比较低，李部长了解后向省委组织部作了反映，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事后据了解，省委对刘毓标厅长的职务作了相应的调整。

这样的事例还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

回想我在步新部长身边工作的六年，以及与他交往的这些岁月，联想到他从参加革命后为党的事业奉献一生的革命生涯，他的一生可概括为“毕生为党赢得光辉齐日月  廉洁奉公长留清白在人间”。

    李麟章 （7师分会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