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初，阿尔及利亚政府向我国提出，希望中国政府派出医疗队帮助他们解决基层医疗卫生极度缺乏的问题。中央经慎重研究决定，同意其请求，尽快向该国派出一支精干的医疗队，作为以后在医疗卫生方面援助第三世界国家，扩大我国影响的尝试。由于这是我国政府第一次向外国派出医疗队，故被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队”。根据中央的指示，卫生部经严格政审，抽调了我和谈泰阶同志担任这支医疗队的领导，凑巧的是，我们两人都是在新四军卫生战线工作多年的白衣战士。医疗队成员从全国抽调，所有人员都是技术精湛、政治合格的业务骨干，各个专业都有所兼顾。全队共有23人，教授就有5人，如：儿科教授齐家仪、肺科专家胡曾吉、内科专家张英福、外科专家黄克俊等，还有北京医学院的麻醉专家姜培芳、北京同仁医院的眼科专家刘刚和湖南医学院妇科专家张友明等。原计划我们只在阿尔及利亚工作一年，后来，在阿政府和当地群众的一再挽留下，医疗队在阿尔及利亚赛义达省工作了两年半才载誉而归。

中国医疗队到达阿尔及利亚时，阿尔及利亚独立刚半年，医务人员极度缺乏。阿尔及利亚卫生部把中国医疗队安排到赛义达省工作。赛义达省是阿尔及利亚的抗法革命根据地之一，烈军属占全省户数的三分之一。

中国医疗队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有300多张床位的赛义达省医院和一个有80多张床位的县医院的医疗工作，还负责十八个农牧区的门诊部、妇幼保健站的定期巡诊工作。每天门诊量达数百人次。据阿方统计，中国医疗队在阿两年半共治疗阿方患者17万人次，手术几千人次，救活一万多危重病人。医疗队负责的牧区门诊点，有的离医疗队驻地有100多公里，最近的也有三四十公里远，多数地方没有公路，只能骑马巡诊。医疗队对阿所有患者全部是免费治疗，一切从病人出发，什么病都看，既用西医西药，也用中医药，还使用针灸治疗，这被当地群众誉为中国神针。由于工作出色，中国医疗队被当地官员和群众一致称为“最可信任的人”。

    记得，1963年底的一天上午，我和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大夫刘刚同志骑马到阿尔及利亚赛以达牧区巡诊，傍晚时，我们刚刚返回医疗队驻地，就接到驻阿尔及利亚大使曾涛同志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明天上午，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要在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的陪同下，乘总统专机到阿尔及利亚的第二大城市奥兰市访问，由于专机座位有限，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只能带4名随员陪同。而当时奥兰市既没有我国的任何派出机构，也没有可以借助的友好单位，他很担心总理一行的安全。这样驻在赛义达省的我医疗队就成为他唯一可以信赖的一支力量了。由于医疗队离奥兰市有数百公里，因此，他要求我们克服困难，除留少数人员应付急诊外，其他人员全部出动，开医疗队的车，第二天上午八点前务必赶到奥兰机场停机坪，协助使馆人员做好周总理一行到达后的安全保卫工作。

    放下电话，我就与谈太阶同志商量落实方案，决定我带15个人去奥兰机场，其他人由他带领留守医院应付急诊。然后，我们就召集医疗队全体人员开会，传达了曾大使的指示，明确了任务，并准备了一些急救药品。为了不耽误事，我们凌晨就动了身，黎明前赶到了奥兰机场。此时，机场停机坪还空无一人。天亮后，阿方人员才开始布置欢迎现场。专机刚一降落，在机场翘首盼望多时的欢迎人群就开始挥动着中阿两国国旗和鲜花欢腾起来。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走下舷梯，先与阿方官员握手，然后就径直走到打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队”横幅的我们面前。这时，医疗队的麻醉师姜培芳和妇产科大夫张友明举着鲜艳的康乃馨花束，迎上前去，分别送给了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以及本贝拉总统。她们对周总理、陈毅副总理说：“祝周总理、陈毅副总理访问成功，身体健康”。周总理与她们握手致谢后，走到我的面前，对我说：在飞机上，他已经从阿方官员那里得知，医疗队的工作很出色，得到当地群众的高度赞誉。阿方官员对医疗队的工作评价也很高，认为在阿尔及利亚工作的25个外国医疗队中，中国医疗队是最出色的，是最值得信赖的一个医疗队。因此，他一定要抽点时间听一下我们的工作汇报。然后，他又大声对大家说：“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听说你们的工作很不错嘛，要继续努力，为祖国人民增光。”听到周总理的这一席话，大家顿时觉得一股暖流涌入全身。

    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奥兰市只停留一天，要参观奥兰市的北非玻璃制造厂和阿尔及利亚压缩液化气厂以及一个农场。按照预定计划，我们一直护卫在总理一行的周围，参观了这三个单位。

    在参观阿尔及利亚压缩液化气厂时，周总理饶有兴趣地询问了许多技术细节。因为该厂是荷兰援建的，设备都是当时世界一流的技术设备，我国当时还没有这样的设备。周总理回国后，还专门派石油部部长唐克同志去该厂考察，学习人家的经验。在阿尔及利亚压缩液化气厂会议室，当阿方人员介绍情况出现片刻停顿时，周总理突然回过身来，对我说，本来他是想挤出一点时间，听一下医疗队的工作汇报的，但看来实在是抽不出空来了，只好委托陈毅同志专门听取你们的汇报了。随后，他就与陈毅元帅打了个招呼，让他听取我的工作汇报。于是，我就在会议室的一角，向陈毅副总理和乔冠华同志扼要汇报了近一年来医疗队在阿尔及利亚的工作情况。我们医疗队的驻地在撒哈拉大沙漠边沿的赛义达省，共有队员23名，以湖北省派出的医务人员为主，加上北京、上海等地的技术骨干(5位正副教授、4位讲师)，承担着300多张床位的省级医院的住院和门诊任务。该医院原有1名法国医生、1名哥伦比亚医生和3名保加利亚护理人员，业务上，也归我们医疗队领导。应附近群众的要求，我们还定时派人深入牧区的18个门诊点巡诊。

    由于工作出色，中国医疗队被当地政府和群众称为“最可信任的人”，特别是中医药和针灸疗法，被誉为中国神针“利白拉”（阿拉伯语）。陈毅同志听后，对于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鼓励我们继续努力，把工作做得更好。

    参观结束后，我们陪同周总理一行返回奥兰市宾馆。只见宾馆大门口已站满了等侯欢迎周总理一行的群众，人们兴奋地用当地语言呼喊着：“我们的总理，欢迎你”。但我们的心情却开始紧张起来。我们立即下车，组成了一圈人墙，围在周总理一行和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的周围，由于人们都想与周总理握手，使大门口的秩序一时有些混乱。我们的人墙在群众的簇拥下险些被冲散，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使总理一行顺利通过了大门，进入宴会厅。

    本贝拉总统在这里举办了一个盛大的宴会，宴请周总理一行。记得当时还发生了一个小意外。事情是这样的，宴会结束后，周总理要使馆人员按照当地习俗，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名义向每一位餐厅工作人员赠送了一份红包，内装200元阿币提纳尔（相当于200元人民币）。没想到一个女服务员拿到红包后，一转身，红包就没有了。她发现后，十分伤心，躲在与宴会厅毗连的厨房内啼哭。恰巧被我们医疗队的同志发现了，几经询问才知道原委。周总理得知后，马上指示，再赠送她一个红包，内装500元提纳尔（相当500元人民币）。这个女孩子才破涕为笑。这件事后来还传到了离奥兰几百公里远的医疗队驻地赛义达，人们传颂说，中国总理把老百姓当亲人。

    在奥兰的那天，周总理因感冒正发着高烧，但他没有跟任何人讲，只跟我要了点抗感冒的药，一直坚持进行国事访问，直到返回奥兰机场，周总理还在机场候机室与阿方有关方面进行紧张的双边会谈。尽管自己身体不适，周总理仍然没有忘记医疗队的同志们，他十分理解大家的心情。会谈一结束，他就来到医疗队员的身边，对大家说：“你们是中国有史以来派出国外工作的第一批医疗队，既光荣，任务又十分艰巨，而且，面临的许多困难基本上要靠你们自己来克服。中央相信你们一定能够战胜困难，为阿尔及利亚人民群众防病治病作出贡献”。“你们要学习和发扬白求恩精神”，“更好地工作，把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健康当做中国人民的健康一样对待”。说完，他又安排我们全体医疗队成员在机场前厅与他合影，并邀请本贝拉总统一起合影留念。我本来是排在陈毅元帅身边的。摄影师正要按快门，突然，阿尔及利亚政府的一个国务委员跑了过来，一头挤在了我和陈毅同志的中间，闪光灯随即一闪，一张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就这样产生了。

    文革期间，陈毅元帅因所谓的“二月逆流”问题受到冲击，这张照片也遭到了噩运。陈毅同志的头像被换成医疗队的一个同志的头像修版后使用。直到毛主席出席陈毅同志追悼会后，这张照片才恢复原样。

总理在登机前，还特意与我们每个医疗队成员都握了一次手，表示感谢。当他走上舷梯时，又突然回过头来，向我们大声说：“希望你们都成为白求恩式的医生”。此时天色已晚，十分遗憾的是，由于光线较暗，摄影师拍摄的几张照片都不很清晰。阿尔及利亚官方报纸共和报，在第二天的头版，刊登了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访问奥兰市的消息，所配照片，恰巧是周总理与我握手时的照片，虽然不很清晰，但我一直珍藏在身边。

    总理一行乘坐的专机起飞后，我们一直等到飞机的轰鸣声听不到了才离开机场。此时，大家都已经筋疲力尽，返回赛义达医疗队驻地时，很多人累得几乎都下不了车了，但大家的心情都十分激动，因为我们给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元帅当了一天的“保镖”，近距离接触了我们敬仰的这两位首长，这使我们大家着实兴奋了好多天。

    50年过去了，敬爱的周总理和陈毅元帅的音容笑貌仍然一直回荡在我们这些仍然幸存于世的援阿医疗队员的脑海里，铭刻在我们的心中。

           陈海峰     (1师分会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