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6月，我随新四军1支队（时任1支队组织科副科长兼保卫科长）来到江南茅山地区，参与组建了镇江、句容、丹阳、金坛四县抗日总会，接收改编了丹阳独立支队等。1940年6月，我随部队过江参加了苏北的“郭村保卫战”和“黄桥决战”；1942年12月底，我又回到了江南，在太滆、宜兴地区的新四军16旅独立2团（任政治处主任至政委）工作。这篇文章重点谈谈我们部队在苏南太滆、宜兴地区实行抗日统一战线和安全保卫斗争的情况。

一、太滆、宜兴地区有关统一战线和保卫工作中的主要对象和组织问题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对日本侵略者和伪军。随着形势的发展，同国民党顽固派也开展了激烈的斗争，当时在太滆地区主要是“忠义救国军”，他们打着抗日的招牌，实际上是破坏抗战、破坏团结，是专门来搞摩擦的。所以，统一战线和保卫工作除了要对日、伪军外，还要对付顽军的进攻和破坏活动。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统战对象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

保卫工作在组织方面来讲还是不太健全的。比如，我们独立二团政治处设有保卫股，1942年到1944年团的保卫工作是由杨萌同志负责的，1944年是倪南山任保卫股长，还有一个保卫股长是肖皋。从地方上来讲，我们虽然建立了抗日的民主政权，但没有专门的安全保卫部门，没有正式安全保卫人员，但地委和县委都有专职搞统一战线工作和做敌伪军工作的人员。如地委是孙章禄、徐行负责敌工工作的，他们对地方上的情况最了解，我因在部队对地方的情况了解不多。

二、关于统一战线和保卫工作的方针、政策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统一战线工作是：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包括地主资产阶级在内）。具体政策就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力量；打击顽固派。在部队内部的保卫工作主要任务是：除对敌人开展军事斗争外，也要做好对敌军的统战工作，还要派人打到伪军、顽军里面去做瓦解工作。对内部安全保卫工作是：巩固部队，保卫机关和首长的安全，防止和打击敌人、汉奸、特务打进我们部队里来。

在这一时期，统一战线和保卫工作的方针、政策也有不同的重点。

在江南敌后，抗战初期的两年，我们主要是对付敌、伪军，并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广泛开展宣传抗日运动，不当亡国奴、不当汉奸。我们提出只要坚持持久战争，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以鼓舞和教育人民对抗战前途有胜利信心。同时我们组织人民群众，发展地方的抗日武装。我们主力部队在不断地打击敌、伪军的情况下，统一战线的工作也得到很大的发展。我们提出要以模范的纪律、模范的斗争、模范的统一战线，进行广泛的交朋友工作，当时的形势是很好的，并收编了不少地方抗日武装。

但是到了1940以后，在正面战场上，日军已停止军事上的战略进攻，而对蒋介石集团采取政治诱惑为主的方针。这一时期蒋介石则以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来配合敌人行动。这时有大批国民党军政官员投靠敌伪，有些成建制的国民党部队投降过去就成为当地的伪军，故我们又叫它们为“伪化顽军”。

皖南事变以后，在江南敌后，国民党顽固派不但处处消极抗战，还开始不断向我进攻。他们积极反共，反人民，又派来所谓“忠义救国军”时常深入我根据地破坏抗战、破坏团结、专门来搞摩擦。这时期斗争情况就更加错综复杂了。我们的统一战线、安全保卫工作，不但要对付敌、伪、汉奸、特务活动，而且还要对付顽军的破坏活动。特别是到了1943年反“清乡”斗争时，我们坚持在宜兴北面地区的部队和地方政府，在敌、伪、顽夹击下斗争很艰苦，斗争也很激烈。当时宜城内驻有日、伪军的重兵，宜南山区有顽军。在日、伪军向我根据地“扫荡”之后，顽军常常一夜之间突进我宜北中心区搞破坏。顽军还与伪军勾结，又依靠当地顽固实力派，乘我分散兵力时，寻求与我作战，或到处捕捉、杀害我地方党政工作人员。这时，我们对敌、伪、顽提出的针锋相对的口号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一时期，我们的统一战线和安全保卫工作，就是要同敌、伪、顽几方作斗争，斗争是非常艰苦和错综复杂的。

    三、对敌、伪、顽采取的具体的策略、措施

    第一、锄奸工作。

    当时在地方上有警卫连、区大队、还有武工队、精干的短枪班等武装，与我们部队人员常常一起化装深入敌人的据点里，专门打击镇压反动的地头蛇或汉奸。那时除了镇压这些最顽固、最反动而又有民愤的汉奸外，一般我们是不主张多杀人的。那时，杀一个人是很注意党的政策的，所要杀的人都是要在地方党委一员化领导下，讨论决定后再执行。在这个方面我们是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有关政策来做的。我们所以要杀这些反动分子，就是为了搞掉敌人的耳目，给敌人是一个打击、一个震动，而人民群众总是拍手称快的。抗战时期安全保卫工作，实际上就是通过武装斗争来实现的，没有武装斗争就没有抗日根据地。正如毛主席指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是这个道理。但我们杀的这些汉奸，实际上就是做了安全保卫工作，保卫了民主政权，保卫了人民的利益。也起到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力量，打击顽固派的作用。

    第二、铲除便衣武装敌、特分子。

    在当时，我们部队的安全保卫工作主要还要对付敌、伪、顽的便衣武装侦探，以及便衣武装汉奸、特务的活动。在战时情况下，捉到敌人的便衣武装特务时，我们就把他们杀掉。在部队，捉到的敌特分子，是经过团政治处保卫干部负责审讯后，罪行成立的，我们团长、政委就有权处决这些人。在战争时期处决的这些敌人侦探、武装汉奸、特务都是非常必要的，也是符合党的政策的。这是安全保卫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派人打入到敌、伪军内部去。

    在太滆地区独立2团是主力部队，我们部队有专门做敌工工作的部门，常派人到敌、伪军内部去。我们的敌工人员有时就住在敌人的据点内，除了争取伪军外，更重要的是搞情报，所以敌人有什么行动，我们一般都能够及时掌握。我们也派人到顽军内部去，如曾经派宜兴警卫连连长张辉带一个排化装打进浙西顽军内部。敌人也曾派人到我们部队来过，如在程维新当团长的时候，“忠义救国军”就有一个连假投降我独立2团，后来这个连还把程维新部队的人带走一些。在这个时期，敌人内部有我们的人，我们内部有敌人派来的人。毛主席说的“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的情景，在实际斗争中就是时常出现的，这都说明斗争是错综复杂的。

  第四、如何对付敌、伪、顽军。

    在抗日战争时期，与敌、伪、顽作斗争，主要是通过武装斗争来体现的。我们对付敌伪军是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对付顽军总是选择在有理、有利、有节的情况下才打击他们，一打就要把他们全部消灭。或者消灭大部分，就是说要打痛他，但又不能无节制地大打下去，因为大敌当前，我们打他们是在被迫的情况下，不得不进行自卫还击。当时我们有一句口号：“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因此，我们打顽军的目的还是团结他们抗日。所以，打仗是离不开政治目的，离不开党的政策，不能乱打一通。否则就树敌过多，那就对我们不利，也是不策略的。

    1943年，我们坚持宜北地区的时候，还与程维新这个“地头蛇”保持着联系，目的就是要争取他暂时中立。因为当时有敌、伪重兵“清乡”，“忠义救国军”又进入到宜北地区，如他们与程维新再相互勾结在一起，在我们兵力分散的情况下，增加了这个次要的敌人，对我们是很不利的。采取争取他暂时中立的办法，经过一年的实践斗争证明，这一策略是完全正确的。

到了1944年，我们不但彻底粉碎了敌、伪军的“清乡”、“扫荡”，而且在宜北地区消灭了“忠义救国军”，随后我们又打掉了投降了国民党的程维新，最后把顽固派的势力全部赶出了我们的根据地，将各方面的敌人都击败了。由于敌、伪、顽有相互勾结的一面，也有相互斗争的一面，“忠义救国军”和国民党的程维新也是一样，他们有联合，又有矛盾。我们就利用敌人的矛盾，把他们各个击败的。

    第五、优待俘虏是我军一贯的政策

对敌、伪、顽军（包括敌特分子）的俘虏，只要他们停止抵抗、放下武器，我们一律给予优待处理。士兵愿意留下的，可以在我们部队当兵，要求回家的还发给他们路费。优待俘虏是我军一贯的政策，敌、伪、顽军知道我们优待俘虏，他们在战场上就不那么顽抗到底，而主动向我们缴枪了。所以，我们优待俘虏的政策，在抗日战争的斗争中，起到了瓦解敌军斗志的作用。

    第六、正确处理有关代表人物的问题。

每一个地方都有在当地人民中有一定影响的有代表性人物，包括封建把头，地方实力派人物，也有地主资本家，我们当时对这些人开展广泛的统一战线交朋友工作。凡是愿意为抗战出钱出力的人，我们都团结他们。当然这些人中有进步的，有持中间态度的，也有反动的。在国难当前，只要他有抗日的共同语言和行为，我们就与他们讲团结。在抗日战争中，社会上有许多这样的人被我们争取过来了。如：武进的王坤生、无锡的顾复兴，就是宜兴的程维新也曾与我们合作过一个时期，以后才投降了国民党。当时我们与地方上的这些实力派人物是：有斗争也有团结，斗争也是为达到团结抗日的目的，有些人与我们合作也是经过反复斗争过程才实现的。我们的方针是：凡是抗日的就团结他们，持中间态度的就争取他们，只有对那些反动顽固派才采取军事行动，强迫收编或加以镇压。根据这一方针原则，在具体运用党的政策和策略时，还要根据时间、地点、具体人做好具体分析，灵活地运用。有时我们为了教育争取民众一起抗日，做好统战工作，经组织批准，也允许党员干部在“清乡”区内收徒弟等，来广泛交朋友，与各种人物打交道，去做好分化、瓦解、争取工作。我们与顽军及地方实力派的斗争，是有斗争又有联合，这里是很有策略性的。我们必须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为争取人民抗战的大多数，以达抗日的目的。

    第七、怎样对待乡、镇、保、甲长“两面性”的问题。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统一战线的对象也包括“两面性”的人物。如地方上的伪乡、镇、保、甲是当时的敌伪基层政权机构，我们政权也通过这些乡、保、甲长起作用。在我们根据地的保、甲长都是为我们服务的。敌占区、边沿区的乡、保、甲长，他们多被敌人控制了，敌人要利用这些人，其中有的人也是被迫为敌人办事的，但也有为我们服务的。他们中有的给我们送公粮，有的给我们送情报。这里就有个“两面性”的问题：有革命的“两面派”，就是由我们派去的保、甲长，他们虽然为敌人做些事，但更重要的是为我们工作，掩护我们的工作人员，伤病员等等，他们的心是向着我们的；也有反革命的“两面派”，他们主要是为敌人服务，但也不得不应付我们。当时我们对于反革命的“两面派”一般还是采取争取的办法，或者一打一拉的办法，具体人具体分析。如果争取不过来，甘心情愿当汉奸的，那就给予镇压。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会随便杀人，只有少数顽固反共的、或在人民群众中有民愤的人，我们才把他杀掉。就是说杀人要根据党的政策办事。

    据了解到现在还有一些地方仍不能事实求是地处理好这个“两面性”的遗留问题。这对他们及其后代都产生了不利影响，这是非常不公平的。我想：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是会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起到积极的作用的。所以，我们要根据党的政策办事！

    四、太滆、宜兴地区有关统一战线和保卫工作做的是比较成功的体会

    抗日战争时期，统一战线和安全保卫工作，是与敌、伪、顽作斗争，主要是通过武装斗争来体现的，在这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太滆、宜兴地区特别是部队的有关统一战线和保卫工作做的是比较成功的体会有：

    首先，我们有模范的抗日统一战线方针和政策。那就是：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和方针，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我们的具体政策就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力量、打击顽固派。这是我们抗日战争能够取得胜利的旗帜！

    第二，我们有严明的组织纪律。我军队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党的领导。在这一时期我们部队和地方政府都能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开展工作。我们贯彻执行了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坚决执行了各项政策。有严明的组织纪律是我们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第三，我们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我军是人民的军队，是为人民利益服务的。我军每到一地总是与人民打成一片，并结下了血肉相连、鱼水相依的深厚的感情。而人民群众历来热爱和信任人民军队，把我军看成自己的子弟兵，他们用鲜血和生命保护着我们。这是我们取得胜利的根本保障。

    第四，我们有具体策略和完善的措施。这一时期，我们在铲除汉奸、便衣武装敌、特分子和打击敌、伪、顽军的措施上，给敌人很大的打击和震慑；在正确处理地方有代表性的人物和对待乡、镇、保、甲长“两面性”的策略方面，达到了团结大多数人参加抗日的目的；在优待俘虏的政策上起到了瓦解敌军斗志的作用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战胜敌人的法宝。

林胜国原作  陈迪、林陵整理(6师分会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