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7月24日（农历六月二十七日），我出生于四川省通江县洪口镇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家里有兄妹4人，上面有3个哥哥，我在家中最小。洪口镇位于大巴山下，四面临山，虽说叫镇，其实就是一条街。崇山峻岭将洪口镇与外界隔绝，交通极其不便，使得这里和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其它山区农村一样，文化落后，民生凋敝，封闭保守。

1932年12月，洪口镇穷人的苦日子终于熬出了头。“红军来啦！”的消息在洪口镇乡亲们中迅速传开，大家奔走相告。我做梦也没想到，犹如风卷残云，我们洪口镇街上的地主老财和狗腿子们，竟然在一个夜晚，神不知、鬼不觉地跑得无影无踪。

原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徐向前总指挥、陈昌浩政委率领下，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来到了川北。在当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开始创建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云开日出，大巴山上第一次飘起了革命红旗。

红四方面军第十师就驻在洪口镇街上，师部就设在以前的蒋姓地主家里，二十八团团部在我们家。红军纪律严明，白天他们外出训练，搞宣传，发动群众，晚上住在我们家里。我家没有多余的门板，他们用稻草打了地铺就地睡觉。早晨出操回来，团部干部战士抢着给我家打扫卫生、挑水，使我父母亲非常感动。团长是个大个子，身穿灰布军装，头戴八角帽，脚上打着绑腿，腰间别着一把手枪，很是威武英俊。他对我们和蔼可亲，有空就与我父母聊天，讲些革命道理。有时候我也凑过去听他们聊天，虽然听不懂，但觉得很新鲜。

红军来到洪口镇，家乡真的变了天！“泥腿子”农民分了地主老财的钱粮、房子和土地，打碎了用香火供奉了几辈子的泥菩萨，第一次翻身做了主人。我也不去地主家当小佣人了，有空的时候，跟着二哥熙汉学做衣服。

我与同龄的孩子们都参加了儿童团，兴高采烈地走上街头，唱起了红军战士教给我们的歌曲：

一九三二年，

红军到川陕，

豪绅齐打倒，

工农掌政权。

……

红军解放通江，这是洪口镇历史上的一次大事变，也是我自己一生命运的转折点。

那一年，我13岁。有一次，我在洪口镇街上听一位红军女战士的演讲。她身穿灰布军装，八角帽上缀着一颗红五星，腰间系着一条腰带，剪着短发，腿扎绑带，显得格外英姿飒爽。她讲穷人为什么一年到头辛劳耕作，但还是吃不饱，穿不暖，因为有地主老财的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头上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他们相互勾结，把中国变成了殖民地，让人民生活在地狱里。穷人要翻身，要过好日子，必须在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三座大山，建立自己的苏维埃政权，人民翻身当家作主人……我听得入了迷，站在那里都忘了回家吃饭。后来，我才慢慢懂得，她讲的都是共产党的主张，引领穷人翻身求解放的革命道理。这些革命道理就像巴山夜雨，点滴入土，润物无声，成为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启蒙。

1933年2月，我终于梦想成真，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成为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跟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

1942年11月，新四军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实行精兵简政，准备应付敌人在苏北即将开始的又一次大“扫荡”。新四军决定撤销盐阜军区，改为盐阜军分区，我爱人洪学智和司令部的一些同志到新四军三师工作。

我带着洪虎，住在盐阜军区会计周如惠的家里。周如惠是淮安人，对我十分热情。住了一个多月，还是没有得到学智的消息，我心里不由得着急起来。周如惠不断安慰我说：“不要急，洪司令落实了工作以后，马上会来接你们的。”

一天晚上，我刚躺下，警卫员王广财突然来到住处，告诉我学智已调三师任参谋长，三师师部在阜宁县张庄，学智让他接我们母子过去。我听了后很高兴，马上收拾东西，告别周会计，连夜赶往张庄。

后来我知道，新四军第三师领导机构十分精干，只有黄克诚师长兼政委、参谋长彭雄和政治部主任吴法宪3人。彭雄同志奉命去延安学习，黄师长让学智代理参谋长。但是没有想到，彭雄同志在去延安途中遭日军汽艇袭击，不幸牺牲，于是学智接任了参谋长。

我在张庄与学智一起过了阴历年。那天，师部让食堂杀了一头猪，做了很多菜，在一个场院里摆了六七桌，8个人一桌，师部机关干部都来了，大家吃得很高兴。黄师长讲了话，要求大家做好思想准备，准备粉碎敌人更大规模的“扫荡”。司令部的干部为学智同志和我们母子团聚表示祝贺。

周彬此时已任三师政治部保卫部部长，李康已结束“抗大”学习，也分配在政治部工作。他们夫妻两人已好久没有见到我们了，看到洪虎后亲热得不行，争着抱他。李康还让洪虎跨在脖子上，结果被洪虎尿湿了衣服。他们结婚已3年，还没有孩子，周彬很是着急。学智跟他们开玩笑说：“这泡尿尿得好，明年保证你们生个大儿子。”虽说是玩笑，但李康第二年果然生了个儿子，小名大牛，学名周晓斌。周晓斌后来叫学智为干爸。

春节一过，敌人对苏北发动了冬季大“扫荡”。这一次日军从南京方面调来了两个师团，又从开封调来两个师团，一路从南而北，另一路从北而南，对我南北分进合击，实行梳篦式“扫荡”。为粉碎敌人的“扫荡”，学智根据夏季反“扫荡”的经验，向黄师长建议，率领部队向盐东转移，到沿海的滩涂地区。这里芦苇密布，无边无际，地形复杂，交通不便，敌人不敢深入，也有利于我军隐蔽。黄师长考虑再三，接受了学智的建议。

这时，我已怀孕6个月，挺着个大肚子，行动十分不便。组织上把照顾我和洪虎的任务交给了陈士根同志。陈士根是安徽无为人，也是一名老红军战士，他随华中干部大队参加了“敌后小长征”，到了盐城后，才调到学智身边工作，帮助我一起照顾孩子。他比学智大几岁，我们亲切地称他“老陈头”。

学智率三师部队转移到了盐东。领导决定带孩子的女同志都分散住在老乡家里。为了隐蔽和安全起见，领导还要求我们改用化名，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改叫张文。我知道这次反“扫荡”情况更加复杂，斗争更加艰苦，心里不免有些担心。但老陈头却不以为然，对我说：“张文同志，只要有我在，就一定能保护好你和虎子的安全。”

杨光池主任见我已有身孕，不能随部队天天行军，就把我安排在他妹妹家里。这里是棉花种植区，杨主任妹夫的叔叔是一个经营棉花的生意人，他走家串户收购棉花，信息灵通，遇有紧急情况能及时给我们通风报信。

我带着孩子在杨主任妹妹家住了下来，我还梳起了当地妇女流行的发式，穿上了农村妇女的衣服，一副农村少妇的模样。杨主任妹妹自己家中有老少5口人，加上我们母子和老陈头，共8口人。本来他们经济就比较困难，增加了3个人后负担更重。但她对我十分关心，想尽办法改善生活。为了帮助我增加营养，他们想了很多办法，除摸鱼捉蟹外，还天天夜里出去抓青蛙，当地叫田鸡，宰了后红烧给我吃。南方稻田里青蛙很多，我住在杨主任妹妹家前后共两个月，三天两天就能吃上一回青蛙肉。老陈头为了让我休息好，把洪虎的吃饭、洗衣和睡觉全都包了下来。

苏北是抗日根据地，苏北人民对新四军的感情十分深厚，他们与新四军同呼吸共命运，心心相印。在这次反“扫荡”斗争中，我感受特别深，也特别感动。有一天，杨主任妹夫的哥哥来走亲戚，看到弟弟家里来了客人，对我们十分热情，问长问短。他家的条件比较好，主动要求我们住到他家里。我一方面感到不好意思，同时也怕暴露身份，就谢绝了。没想到过了几天，他又来请，杨主任妹妹和妹夫也做工作，要陪我们一起去吃饭。盛情难却，我们只好去了。那天，他们烧了很多菜，像迎接贵客一样招待我们。从这以后，他时常还把鱼虾、蔬菜等送到杨主任妹妹家中。

供给部领导对我住在杨主任妹妹家放心不下，有一天，翁徐文副部长带了侦察科长来看我，问我在这里的生活情况。我说很好，杨主任妹妹一家对我很关心，照顾得很好。但翁副部长说：“你不是当地人，一说话就能听出来，长期居住恐怕有问题。”我问他：“怎么办？”他说：“你快要生孩子了，需要有女人帮助照顾。我考虑去盐东龙王庙我爱人家里，那里比较安全，我爱人的母亲也可以在月子里照料你。”我知道翁副部长身边有一个连的兵力，就在龙王庙附近，万一有情况，也可以有个照应。于是，我同意了翁副部长的建议，随即转移到了龙王庙附近的下川子村。

一天晚上，我睡到半夜，觉得肚子痛。按时间推算，还不到预产期，我就没有太在意，心想可能是白天赶路累的，到了下半夜，肚子痛得更厉害了，是真的要生了。老乡帮我找来了一位70来岁的接生婆，到家时天都快亮了，老太太挺迷信的，让准备香烛，祈祷孩子平安降生。她小手指的指甲很长，我觉得不卫生，建议她把指甲剪了，可她说什么也不答应。早晨5点多钟，孩子顺利地生了下来，是个胖小子，起名叫洪豹。

生下洪豹3天后，学智从翁副部长那里知道了消息，派王广财来看我。王广财告诉我很多消息，他说：“这次反‘扫荡’，三师部队打得十分艰苦，其中最悲壮激烈的是刘老庄战斗。我三师七旅十九团四连为掩护群众转移，被1000多日军包围，激战终日，给了敌人很大杀伤，但终因寡不敌众，82名指战员壮烈牺牲。”他还告诉我：“刘老庄战斗后，三师指战员十分悲痛，纷纷请战，要为战友报仇。黄师长让首长指挥八旅二十二团攻克敌人陈集据点，全歼守敌1个中队；接着又指挥八旅二十四团发起八滩战斗，歼灭日军80多人。经过陈集和八滩两次战斗，日军尝到了新四军的厉害，以后不敢再轻举妄动了，被迫缩回到阜宁城里。”听了王广财的介绍，我既为三师指战员的英勇善战骄傲，又为刘老庄战斗中光荣牺牲的四连指战员感到悲痛。王广财又说：“首长说敌人吃了亏，一定不甘心失败，还要组织反扑，攻击的目标可能就是龙王庙。所以，你不能在这里呆了，要马上转移。”王广财又向老陈头交待，先向海边转移，再疏散到老百姓家里去。

第2天，王广财走后，老陈头抱着洪虎，我抱着洪豹，4个人立即转移到了海边的芦苇荡里。这里的芦苇荡很密很大，一眼望不到边，清清的河水，碧绿的芦苇，环境很优美。我们在芦苇荡里整整呆了一天，饿了吃一点干粮，渴了喝一口河水。洪豹出生已1个月，他像洪虎一样，不哭也不闹，吃完奶就在我怀里安静地睡觉。老陈头带着洪虎，一会儿捉小鱼，一会儿挖蚯蚓，玩得还挺高兴。好不容易熬到傍晚，我们走出了芦苇荡，开始寻找村庄，走了大半夜，才发现了远处的灯光，老陈头让我呆在村外，他进村去找老百姓。这家老百姓看到我们老少4人，一副狼狈的模样，热情地安排我们住下。

日军在我三师部队的打击下，没有再敢发动新的“扫荡”，战事暂时平息下来。翁副部长见我带了两个孩子，行动不便，实在困难，就派了一名侦察员，让王广财领路找到我们，动员我们到三师驻地去。

老陈头找了一个当地农民，讲好了条件，让他用独轮车把我们母子3人送到阜宁孙舍。独轮车是木头做的，这是苏北农民常用的交通工具。独轮车两边可以坐人，洪虎坐一边，我抱着洪豹坐另一边，老陈头在独轮车后面跟着。我们白天赶路，晚上找地方休息，整整走了4天才到了孙舍。农民不知道我们的身份，到了孙舍才知道这里是新四军第三师驻地，他送的是新四军首长的妻子和孩子。老陈头要付钱给他，他说什么也不要，说：“新四军打日本鬼子，保护我们老百姓，能为新四军做点事，是我的光荣，我怎么能收钱呢？” 说完他推着独轮车扭头就走了。

我望着这位农民远去的背影，心里有说不出的感激。他这么一来一回要8天时间，8天的辛劳，他竟然一分报酬都不要，心甘情愿地为新四军服务。我深深感受到了“军民一家亲”的含义，不由得从内心发出感慨，苏北人民对新四军真好！

日本鬼子冬季“扫荡”被粉碎以后，新四军第三师机关搬到了阜宁的孙舍。我们母子3人于1943年夏末也到了孙舍。学智住在司令部，我们住在老百姓家，老陈头带洪虎住，我带洪豹住。学智看到又添了个儿子，很高兴，忙完工作以后，有时也回来看看我们。我们在孙舍住了一年多，度过了一段相对平稳的日子。

孙舍是一个大村庄，我住在一位孙姓房东家里。黄克诚师长以从严治军著称，他要求三师的干部战士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定要与老百姓搞好关系。我与老陈头除了照顾好两个孩子外，经常帮助房东干活，农忙时还帮他们收种庄稼。每当部队食堂改善生活，我们把好吃的菜总要匀出一份给他们。房东对我们也很好，做了好吃的从不忘了我们，还经常帮我洗衣服、洗尿布，就像一家人一样。他们的第二个儿子要结婚，请我们和师部管理科的同志去吃饭。管理科送给他们一幅对联，我送了他们几元钱，房东十分感激。

房东有5个儿子，最小的叫小挡子，与洪虎年龄差不多，两个孩子天天在一起玩，形影不离。有一次，他俩玩摔跤，洪虎的劲儿大，把小挡子摔倒了，小挡子倒在地上起不来，放声大哭，一检查，他的腿被摔骨折了。我特别生气，对洪虎一边骂，一边抄起棍子就要打,房东拦住我说：“孩子年纪小，不是故意的，不要打他。”还说：“小孩子骨头长得快，养养就好了。”我还是感到很内疚，让老陈头用担架把孩子抬到师医院去做了检查，打了石膏，还上了药。我又给小挡子买了不少营养品，让他补养身体，学智也专门向他们道了歉，房东全家非常感激。

后来我们又换了一家房东，也姓孙。住了一些日子，房东家一个儿子要结婚，因房子紧张，我们决定搬走，房东拦着死活不让走，说：“如果你们要走，就是瞧不起他们。”我们只得住下去，但心里很是过意不去。有一次，学智请黄克诚师长、吴法宪主任吃饭，我到集上买了一只鸡，还有鱼和肉，学智让我去请房东过来一起吃，但他们不好意思来，我就让老陈头专门盛了一碗菜给他们送去。

在孙舍，我不仅与群众关系处得好，与三师机关同志的关系也处得很好。三师俱乐部要选一个管群众工作的委员，大家一致推荐了我，我推不掉，只好硬着头皮干。我定期把村子里的群众代表请来，召开座谈会，征求大家对部队在执行群众纪律方面的意见。代表们都说：“三师执行纪律好，关心群众生活，是我们老百姓自己的部队。”征求意见会开成了表扬会。

有一天中午，我们正在吃饭，突然电闪雷鸣，大雨倾盆，我们当时住的房子是苏北农村常见的茅草屋，雨水顺着房檐哗哗地往下流。洪虎才3岁多，特别调皮，吃饭时他嫌饭太烫，就偷偷地溜出去，端着碗到房檐下接雨水拌饭吃，当地的老百姓都知道茅草水是有毒的，喝不得，但我们不知道，当天夜里洪虎就发起了高烧，人很快就昏迷过去。警卫员王广财和老陈头背起洪虎，走了四五里路，到了三师卫生部。卫生部长叫吴之理，是从上海医学院毕业的外科医生，他的爱人叫章央芬，也是从上海来的大学生，小儿科医生。他们赶紧把洪虎安置在一座大车棚里，为他输液治疗。当时，洪豹正患猩红热，也发着高烧，这个病对小孩的传染性很强，我正守着洪豹。有人告诉我说洪虎病了，我怕把猩红热带过去，不敢去看，急得直跺脚流泪。抢救了个把小时，洪虎还是紧闭双眼，不见苏醒的迹象。黄克诚师长知道了也很着急，对我说：“孩子怕是不行了，你还是去看一看吧！”这样，我就去了。大车棚里，我见到了吴之理夫妇，他俩坐在洪虎身旁，聚精会神地观察着他的呼吸，一会儿号脉，一会儿量血压，洪虎的脸像纸一样苍白，紧闭双眼，呼吸急促，吃的东西吐了一地，我忍不住哭了起来，吴部长安慰我说：“不要急，现在东西都吐出来了，心跳也有力了，正在向好的方面发展。我想孩子会有救的。”直到半夜洪虎才苏醒过来，吴部长夫妇才松了一口气。在他们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下，洪虎终于恢复了健康，几天后就出院了，我与吴部长夫妇之间由此开始了长达60多年的友谊。

当时，新四军里聚集了一批有文化的青年人。他们在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的号召下，抛弃大城市舒适的工作和生活，投身到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吴之理和章央芬就是其中的两位。吴之理是安徽泾县人，章央芬是江苏无锡人，他俩中学毕业后，怀着悬壶济世、救死扶伤的美好理想考入上海医学院，成为同班同学。经过6年正规的医学培训，他俩掌握了比较扎实的医疗技术。抗战爆发后，他俩冲破重重险阻于1938年参加了新四军，当时我们部队里，医护人员大多是土生土长自学成才的，医学知识少且不扎实。来了几个从上海医学院毕业的大学生，成了新四军的宝贝，一下子就使我们的医疗水平提高了不少，伤残率和死亡率很快就下降了很多。

1943年，盐阜和淮海地区流行黑热病，疫情发展很快，有的村整村的老百姓都被感染，病死的人很多。吴之理和章央芬夫妇在盐阜根据地创办了黑热病专科医院，治愈了千余名患者，为苏北人民立了大功。他们不仅医术精湛，医德医风也很高尚，对伤病员精心呵护、无微不至，深受指战员们的爱戴和尊敬。

三师司令部干部少，工作多，学智平时就住在办公室，很难得回来看看我和孩子。但8月底的一天，他突然回来了，还抱回来一个铁皮箱子，我十分好奇，只见箱子上有很多外文字母，也不知是干什么用的。洪虎还以为是爸爸给他带来了好吃的，非要打开看看，学智对我说：“你好好保管它，可以用来装我的物品。”我从王广财那里才知道了这个箱子的来历：8月20日晚上，一架执行轰炸任务的美军B-29轰炸机，迫降在江苏射阳县湖垛镇辛家桥的稻田里，黄克诚师长命令首长指挥苏北军区独立团，与日军激战两个多小时，将敌人击退，救获了5名美军机组人，这只铁皮箱就是飞机上装航空图的箱子。我虽不知道这个箱子有什么重要价值，但知道它是我们的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所以把它保存了起来，一直保存到解放以后，里面装着学智的各种奖章和纪念章。

2008年，盐城新四军纪念馆的同志到家里，告诉我这不是一只普通的箱子，它是苏北军民英勇抗日的物证，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的象征，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我这才知道这只箱子的重要性。现在，我已把它捐给了金寨县革命博物馆。

在阜宁孙舍的一年多时间里，留给我难忘的事情很多，但吴之理夫妇抢救洪虎的一幕，印象最为深刻，吴之理夫妇是洪虎的救命恩人，是我的亲密战友。我们在革命战争年代建立起的这种战友之情，弥足珍贵，随着时间的流逝，不仅不会淡忘，反而愈加显示出它的光芒。

1944年下半年，抗日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日军不仅在中国战场遭到了沉重打击，在其他战场上也越来越被动。为了占领东南亚，日军从中国战场抽调了部分兵力，包括驻在苏北的十五师团，去补充南洋的兵力，苏北战场的实力明显削弱。新四军第三师利用这个机会，拔除敌人据点，发展地方武装，将日伪军大“扫荡”时夺取的地区都逐步收了回来，我军从战略相持进入了战略进攻。

根据新的形势，为了更好地打击敌人，三师师部从孙舍搬到了五码头，我们在这里过了1945年的春节。春节期间，三师在五码头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黄克诚师长、张爱萍副师长、学智同志、吴法宪主任以及七旅旅长彭明治、八旅旅长张天云、十旅旅长刘震等都参加了会议。张爱萍、刘震、彭明治等领导都喜欢孩子，见了洪虎都十分喜欢他，大家争着抱，洪虎也不认生，谁抱就跟谁。张爱萍副师长带有照相机，还专门让学智抱着洪虎，为他们父子照了张相，这是学智与儿子的第一张合影。大年三十，领导们拉着洪虎与他们一起坐在桌子上吃饭，洪虎嘴馋，觉得鸡汤好喝，一连喝了好几碗，回到家里得了肠炎，不断地腹泻。学智晚上回家，他对洪虎白天的表现本来就不满意，碍于三师领导的面子不好发作，现在又看到洪虎生了病，他的气不打一处来，狠狠打了洪虎一巴掌，这也是洪虎出生以来第一次挨父亲的打。

4月初，三师决定调集八旅、十旅、特务团及盐阜军区的3个独立团攻打阜宁，学智同志担任前线总指挥。各参战部队在“攻克阜宁城，向七大献礼”的战斗口号下，做好了充分的战斗准备，供给部、卫生部也抓紧做好后勤保障和战时抢救伤员的工作。整个战役从发起到结束，仅用了36个小时，全歼伪军军部和2个师部、7个团，俘虏伪副师长以下官兵3000多人，取得很大的胜利。阜宁城是我军在苏北战场上从日军手中解放的第一座县城，新四军首长发来了嘉奖电，延安新华社和解放日报专门报道了新四军收复阜宁的消息。

5月11日，三师在东沟南面的乱石滩上搭起了台子，召开了有5万军民参加的“苏联红军解放柏林、我军光复阜宁”祝捷大会，苏北人民像过节一样，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大会，人山人海，盛况空前。我虽然已经怀孕8个月了，但还是和老陈头带着洪虎，与三师干部家属一起参加了大会，洪虎还骑着学智的马高兴地在会场里跑来跑去，孩子们被战争的恐惧压抑得太久了，今天终于一个个笑逐颜开，与阜宁军民一起享受胜利的喜悦。

祝捷大会由学智主持，黄克诚师长在会上讲了话，他说：“苏联红军占领了柏林，欧洲法西斯垮台了。我们要学习苏联红军的英勇战斗精神，加紧准备，迎接反攻，将来还要解放南京、上海、东三省！”黄师长的讲话博得了全场指战员和群众的热烈掌声。

祝捷大会上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是洪虎的调皮捣乱引起的。学智在主席台上讲话时，洪虎悄悄地从侧面爬上主席台，从学智的凳子底下进去又钻到桌子底下，对着台下的干部群众做鬼脸，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学智要求与会同志肃静，但下面的干部群众根本忍不住，继续笑个不停，学智往桌下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儿子在桌子底下搞笑，气得一把揪起洪虎，把他扔到台下。晚上，学智余怒未消，把洪虎狠狠地揍了一顿。

阜宁战役结束以后，三师师部搬到了南窑，学智还是住在司令部，我与孩子们住在老百姓家。6月，我生下了二女儿洪彦。月子里，老陈头带着洪虎、洪豹，又要给孩子洗衣服，一天三顿还要帮我们打饭，很是辛苦。洪虎已经5岁，既聪明又调皮，一天到晚闲不住，有时他还跑到三师司令部去玩，与司令部的同志搞得很熟，学智对他也没有办法。

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8年抗战，终于迎来了胜利的这一天。当天晚上，南窑村沸腾了，军民们敲锣打鼓，载歌载舞，热闹非凡。锣鼓声、鞭炮声、口号声此起彼伏，汇成了欢乐的海洋。晚饭后，老陈头带着洪虎去参加庆祝活动，因洪彦只有两个月，我独自带着洪豹和洪彦，在住处等候学智回来。听着村外的锣鼓鞭炮声，我的心情也十分激动，我想起了8年来的经历，从延安抗大、“敌后小长征”、苏北反“扫荡”，一直到攻占阜宁城，期间我们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牺牲了多少同志呀！但我们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个胜利来之不易！抗战开始时我才18岁，可现在我已是4个孩子的母亲了，这个变化有多大呀！想到孩子，我又想起了丢在山西的大女儿，她现在该到上学的年龄了，不知她过得怎么样？抗战胜利了，我能不能到山西把她找回来呢？

从孩子我又想到了父母，自1935年1月离开通江以来，已整整10年了。10年里，我没有与家里通过一封信，也不知道父母和家人的情况。是呀！抗战胜利了，我该给家写封信，告诉父母，我已有了4个孩子，他们有了外孙啦！我专心地沉思着，连学智回家都不知道。

  第2天，我就给家里写了信，告诉他们我现在苏北，学智对我很好，孩子们也很好，同时询问了家里的情况。信发出以后，大约过了一个月，我收到了二哥熙汉的回信，从信中我才知道，母亲1943年去世，父亲也于1944年去世。母亲在临死前把哥哥们叫到床前，嘱咐他们：“女儿走了七八年，没有任何音讯，她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女儿，你们一定要想办法找到她，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我还知道，二哥熙汉已于1937年底从延安回到家乡，现在家里务农。父母去世的消息，让我十分悲伤，我无法回家祭奠他们，就把积攒的津贴费全数寄给了家里，让二哥把父母的坟墓整修好，待将来有机会回去时再给父母扫墓。

阜宁战役胜利后没有几天，党中央和毛主席又指示华中局，要求“迅速设法占领运河沿线及串场河沿线各城市，将苏中、苏北、淮南、淮北打成一片 。”三师决定发起两淮战役，解放淮阴和淮安，学智要离开南窑到前线指挥部队。临走时，他对我说：“我们就要打淮阴、淮安了，你就到三师供给部被服厂去住，有事就找供给部长刘炳华，他会帮助你的。”

三师有了阜宁战役的经验，两淮战役发展得很快，到9月22日，淮阴和淮安全部解放。我带着孩子，从南窑也到了淮阴王营子，住在三师司令部侦查科长宋振鼎姐姐宋振瑜家。住了没有几天，三师接到党中央的命令，立即进军东北。学智让王广财告诉我：“我们要进军东北，又要进行千里跋涉，把女儿留在老乡家，出发日期待确定后再通知你。”洪彦此时才3个月，她长了一双大眼睛，圆圆的脸，又白又胖，时不时还对人笑笑，十分讨人喜欢，洪虎很喜欢这个妹妹，当听说要把她送给老百姓时，他舍不得，哭闹着不让送人。宋振瑜为我们在当地找了一户老百姓，女主人刚生完孩子，但孩子出生不久就死了。她介绍说：“女主人有奶，也喜欢孩子，把小孩寄放在这里可以放心。”我觉得这家老百姓条件不错，没来得及跟学智当面商量就同意了。那一天，陈老头陪着我把孩子送了过去，我送给宋家和奶妈一些棉布和衣服，女主人接过孩子，一再表示我们一定要照顾好你们的孩子，请你们放心。                                    

10月3日，学智在淮安率三师离开了战斗五年的苏北，告别了苏北根据地人民，开始长途跋涉北上。我带了洪虎、洪豹从王营子出发去追赶部队，与学智会合。此时，学智已担任三师副师长兼参谋长。

    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