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离家出走参加新四军

我叫彭克，原名叫彭秀英（在参加新四军后第一次行军的路上改的名，意为要克服一切困难，坚定不移走革命道路），l9l8年生于江苏省泰兴县城内姐姐巷。祖籍是湖南省望城县。我童年时家境还好，7岁上了小学。但在我13岁时父亲得了急症，很快就去世了。当时姐姐已出嫁，下面还有二个弟弟二个妹妹，母亲又生了重病，卧床不起，家里也没钱供我上学了，因此我15岁就停学在家服侍母亲。

1934 年，我到泰兴县城一个私立医院学护士，半天上课半天工作，不缴学费，也没有工资，不管饭，每天下午有一顿点心。两年后，该院转为公立泰兴县医院，吃饭不要钱，每月有5元工资。后来有人发现花名册上每人每月应发30元，同学们就要我当代表去提意见，发工资时我又拒绝签字，院长就把我解雇了。

1937 年春，经人介绍，我到南京卫生事务所尧化门分所当护士。七七事变发生后，大家都纷纷找出路，逃离南京，我也挤上了一艘载满难民的船，逃回了泰兴。几天后，传来了南京大屠杀的惨讯。

日本鬼子的残酷暴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激情，回到家中后，我们几个年轻人主动组织募捐布鞋，慰劳前方将士，结果这些鞋子却被当地的贪官污吏穿到脚上了，我们知道后十分气愤和失望。正当我们感到报国无门，极度彷徨之际，我的朋友于荃毓给我们看了一些进步书籍，原来是她表哥在新四军给她寄来的。我们看了这些书如同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十分兴奋，认识到只有新四军才是真正抗日的军队。当时，母亲因家境贫困，托人说媒，要把我嫁到一个破落地主家去，我坚决不干。一天深夜，我串联了于荃毓、翟敏，3人偷偷离家出走，找到了驻扎在江都县的新四军方钧部队。那是1938年8月，我们正式参加了新四军。1938年11月在姚家桥，由王焱同志介绍我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12月，我到了皖南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八队学习。八队都是有中学以上文化的女同志，大家同吃同住同学习同训练，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当我们步入老年时期，我们还经常聚会，说起当年事，唱起当年歌，回忆在一起度过战斗岁月的战友们，真是永生难忘。

二、扬中事变死里逃生

皖南事变前，八队解散了，八队的女同志分到各部队工作。当时要分配我到阜阳作民运工作，我不去，坚决要求去前线。组织上就让我跟部队去前方。到了扬中县，队领导知道我学过医，就把我分配到医院——新四军挺进纵队卫生队工作。当时招了一些护士，我任护士排长。后来史凌同志参军到卫生队，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培养，接替我当了护士排长，我就负责药房工作。

1939年12月发生了“扬中事变”。日本鬼子要对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大部队已到苏北集中，留下两个营和医院在扬中县新老洲。

我们卫生队有几十个重伤员，医护人员中只有史凌、李亚云和我3名女同志。新老洲四面环水，一天深夜，日本鬼子的汽艇包围了新老洲。听到“突突突”的汽艇声，我们就在当地党组织和老百姓的配合下，把几十个重伤员分散到老百姓家隐蔽起来。

我们把伤病员隐蔽好后，自己也急忙化了妆，头上戴个头巾（我们都是短发），围上围裙，打扮成当地妇女的模样。第二天鬼子上岸后，挨家挨户进行拉网式搜查，我们随着人群跑，碰到当地游击队司令员的妹妹，她说：“你们也没处可去了，跟我走吧。”我们在情急之下藏到了她家的阁楼上，住了3 天，每顿饭都是架梯子送上来。第3天下午，她喊我们下来，说：“没事了，鬼子走了，老乡们都在河边看钓鱼呢！”我们正憋得难受，就下来了。谁知刚到河边鬼子就来了，老百姓一哄而散，熟门熟路，一会儿就不见了。

我们慌不择路跑到了一片开阔地上，四面都是农田，只有两间草房，里面黑乎乎的，房中放着一个揺篮，一个婴儿躺在里面哇哇大哭。我抱起孩子，他立刻止住了哭声，还冲我笑了。我让史凌抱着孩子，坐在里屋的床上，放下黑乎乎的蚊帐。我又让李亚云坐在灶台边，用一个大筐把她罩住。她吓得发抖，大筐发出悉悉索索抖动的声音。我跟她们说：“我们已经走投无路了，要准备牺牲。李亚云你不能抖，抖出声音给鬼子发现就是死路一条。”她果然不抖了。我蹲在灶台后面，拿着手枪，从灶台墙上的小窗户看着外面。一会儿，一队鬼子来了，每人手上端着明晃晃的刺刀。一个鬼子走到门口，伸头进来望望就出去了，又一个鬼子伸头望望又走了……十几个鬼子都依次把头伸进来望望，没有一个敢走进这间屋。前后20多分钟，孩子竟然没有哭一声。鬼子全走了，天也渐渐暗了，我们3人松了口气，把孩子放回揺篮里，他这才又大哭起来。我们估摸他的父母也该回来了。

此地不能久留，我们就摸黑出来，准备找大部队去。路上碰到一个我部侦察员，他说今晩有只船要过江，让我们在江边等。我们3 人到了江边，正巧又碰到陶永芬（八队同学）家的人，我们就在她家吃了晚饭。突然有人敲门，把我们吓一跳，开门一看，是指导员彭友。他说：你们不能点灯，外面能看见。我们赶紧灭了灯。下半夜，我们坐上了渡江的小船逃出了扬中县。到嘶马、大桥找到了大部队。这是一次死里逃生的经历，令我终身难忘。

当时一起困在岛上的还有我的好战友张玉华（时任挺进纵队四团干事），她和那两个营的干部战士被困后，鬼子白天上岸搜索，他们躲在竹林里，晚上才到老乡家找点东西吃，饥饿、寒冷、奔波、紧张，随时随地都可能和死神相撞。坚持了半个月后，部队每天深夜派只小船接他们转移出去，用了十几天才转移完。有的意志薄弱的胆小鬼趁此机会脱离了部队，大部分人坚持了下来。

“扬中事变”后，我又回到新老洲去给几十个伤病员疗伤。在老百姓的配合下，我每天挎着蒙着布的篮子（篮子里放着换药的药品、器械、纱布和药棉），挨家换户给伤员换药。由于鬼子“扫荡”耽误了治疗，多数伤口已化脓，生出很多蛆虫，我就用手把蛆一捧一捧往外掏，再清洗上药。经过治疗，几十名伤病员全部恢复健康，伤愈归队。

史凌、张玉华、陶永芬和我在战争年代结下了生死之交，直到老年，我们依然保持着密切交往。

三、围困大庙绝处逢生

郭村保卫战前夕，我带了几名医生护士和100 多名伤病员，住在离郭村5里路的野田庄大庙里，有一个班战士负责警卫。那天下午，敌人把大庙团团包围，由于不了解情况，不敢轻易进攻，就查问当地老百姓，老百姓就吓唬他们说，有好多人，好多枪，还有炮。一直拖到晩上，敌人才发起进攻，我们所有人员包括轻伤员都参加战斗，我们预先把手榴弹集中起来，埋伏在墙外壕沟里，敌人一靠近，我们就一排手榴弹扔过去，墙里墙外都高喊“冲啊！杀啊！”，就连重伤员也在里面高声呐喊，就这样打退了敌人几次进攻。

敌人以为有大部队住在里面，就在大庙周围点起篝火，准备天亮再动手。情况万分紧急，我们只有一个警卫班，如在天亮前没有援兵来，我们就没有生路了。我考虑再三，决定派一个战士摸出去请求部队救援，其他人员做好敌人再次发动进攻的战斗准备。大庙边上是一个尼姑庵，夜里，我一个人摸出去查看敌情，篝火边上，敌人的脸都看得清清楚楚。突然一个冷枪从远处打来，子弹到我的胸前却没有了力量，神奇地掉了下来，让我与死神擦肩而过。

天刚朦朦亮，就听到密集的枪炮声，敌人开始进攻了。在这危急时刻，大部队接到情报，派部队来解救我们了。我们里应外合，打得敌人死的死，伤的伤，还俘虏了一大帮，为郭村保卫战的胜利又增加了一个分量。我和伤病员又一次化险为夷。这次战斗还受到了新四军军部的表彰。

四、战火纷飞喜结连理

1940 年11 月23 日，我与时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一纵队参谋长的张藩同志结婚了。我们从相识到结婚也有一段简单而又有情趣的故事。

“扬中事变”后，我们死里逃生找到大部队。当时张藩调任新四军挺进纵队参谋长，叶飞任副司令员。部队驻扎在七里长庄，纵队首长住在庄头一个地主家，我们卫生队住在庄尾的一个大庙里。有一天，我骑自行车路过首长驻地，看见一位首长站在门口，我下车行了个军礼：“首长好！”当时我只知道他是新来的参谋长，还没说过话。他笑着说：“你是八队的吧？你是我们的大姐呀！”我心想，你比我大那么多，怎么叫我大姐？就问他为什么，他开心地笑着说：“你是八队，我是九队，八队当然是九队的大姐了。哈哈……”其实张藩早就开始注意打听我了。

他问过卫生队的伤员：“这个高个子（我1 米68 的高个，在当时女同志中很少见）女医生怎么样？”大家一致评价：这个医生很厉害，从不开玩笑，不吃病人的东西。但她看病好，换药手轻，大家都喜欢找她治病。廖政国同志为保护战友负伤，手榴弹把手炸得血肉模糊，我为了保住他的性命，当机立断：截肢！手术时张藩同志一直观看了整个手术过程。事后他说：“这个女医生好凶，锯手时眼不眨，心不跳，一鼓作气就把手锯下来了，真厉害！我看了都心惊肉跳。”这件事，更坚定了他追求我的决心。

叶飞、钟期光等领导同志知道了他的想法后，纷纷做工作。那天，院长找我谈话，被我一句话就顶回去了：“我是来抗日的，不是来找对象的！”

挺进纵队副司令员叶飞亲自出马了。他首先向我介绍了张藩同志的情况，说他是个好同志，会打仗，已经32 岁了，并要当我们的证婚人。我借口说婚姻大事我作不了主，要问妈妈。他大笑起来：“你参军问妈妈了吗？”我也笑了。

当时我任护士排长，每天要去给纵队首长打针、送药，一来二往也就熟悉了。张藩同志虽然文化不高，但他记忆力超强。在部队做报告、传达上级指示，从不用稿子，常常能说几个小时。当参谋长部署指挥战役战斗，接二连三地打胜仗。人们都说一师能打仗，叶飞能打胜仗，是有一个能打仗的好参谋长。他大到参与战役部署，调动兵力，指挥战斗，小到司令部的安置，警卫人员的安排，制定行军路线、速度、时间等作战部门的工作细节等，都要操心。他培养出来的作战参谋个个业务精，能力强，许多人后来成了部队的指挥员。他胆大心细，对我也关心备至，我们在交往中逐渐产生了感情。1940年11月23日，我们结婚了，这一天，我们二人穿着军大衣照了张合影以示纪念。叶飞司令员和王于耕夫妇，政治部主任姬鹏飞和许寒冰夫妇，医院院长夫妇还请我们一起吃了顿饭。

五、玉米地里虎口余生

1941年，我怀了第一个孩子京宁。当时张藩同志调到一个新开辟的根据地准备打仗。组织上为了我能安全生产，让我跟另外3 位男同志去上海：一个是后勤部杨部长，因眼睛有病要去上海开刀；一个会计；还有一位是阮英平同志。他们都是年轻人，没结婚，更不懂照顾孕妇。我们刚走了没多久，路过一片玉米地，就碰上鬼子“扫荡”。他们三个小伙子跑得快，跨过几个沟就躲起来了，阮英平一边跑一边急得对我大叫“快跑呀！跨过沟就行了！”可我是一个大肚子，既跑不快，又跨不过沟去，急得没办法。只好钻进路边稀疏的玉米地里，坐在里面看着鬼子渐渐走近。我想：这次我是没命了，就等死吧！可是鬼子东张西望好像看不见我。突然，我听到一声惨叫和嘈杂的人声，等鬼子走了我出来一看，是我们部队的一个战士，被鬼子用刺刀刺死了，肠子流了一地。我想，我不能去上海了，这一路上不知还要遇到多少鬼子，我一个大肚子实在无能为力，要死就死在根据地吧！于是，我又回到一师，找到粟裕师长和政治部主任钟期光，请求留在根据地。粟裕同志同意我留下了，我就住在钟期光住的杂货铺里，钟期光通知张藩，并经他同意我留在根据地，还买了些大米煮稀饭给我吃。

六、救死扶伤，抢救伤员

我参军前当过护士，到挺进纵队卫生队任护士排长后，培养了很多护士。战争年代，频繁打仗，伤员无数，急需外科医生。医院院长是外科医生，他看我有一定基础，就教我外科手术。我在实践中摸索、学习，很快掌握了外科手术方法。由于条件艰苦，院长夫妇有一天突然不辞而别，离开了部队（据说他们到新加坡开了个诊所，过上了衣食无忧的日子）。从此，我就开始独立进行外科手术。我们的手术台十分简陋：一块门板，铺上油布，伤口罩上消毒巾，点上汽油灯，就开始手术。饭锅、脸盆、水杯煮上手术器械就是消毒。虽然简陋，但消毒程序严格把关，因此，经我们手术的伤员伤口很少感染。

每次战斗下来，我们的手术刀就一刻不停，经常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由于长期过度站立，我的小腿严重静脉曲张，前些年造成小腿静脉堵塞做了手术。结婚怀孕后，挺着大肚子也要站在手术台上，有一次站不住晕了过去，醒过来接着做手术。怀孕的人本来就胃口不好，闻到血腥味更加呕吐不止，为了不影响工作，我开始学抽烟，抽烟能驱散血腥味，提神醒脑，抽了烟能熬夜。这一抽就抽了近20年，直到1960年我做子宫切除手术时，医生不让我抽烟，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物质供应困难，我和张藩同志决心一起戒烟，才把烟戒了。

我有三个女儿，我希望她们至少有一个能继承我的事业，当一名医生。可是因为种种历史和社会的原因，她们都未能从医，这也是我人生的一大憾事吧！

七、北撤山东有惊无险

1946 年冬，我任新四军一师一旅司令部门诊部负责人。部队要北撤山东，上级给我们画了一张路线图，让我们自己走，因为部队战斗任务重，顾不上我们。我带着几十口人，沿途又收容了一些掉队的老人孩子，队伍越来越大，全靠老百姓帮着推车、挑担。一位90 多岁的参议长刘伯厚（人称刘姥姥）跟着我们，老人家坐在独轮车上由民夫推着走。天寒地冻，突然，老人从车上滚下来了，一摸，全身已经冻僵了，但还有一口气。我们赶紧点上火，把他烤软了，这才缓过气来。当地老百姓很穷，有的一家人穿一条棉裤，很多人没见过大米，看见煮熟的米饭惊叫着：“饭锅里有一锅蛆！”我们没有钱，就用多余的衣服裤子和米来换点鸡蛋、菜，给老人孩子补充营养。刘姥姥不肯吃鸡蛋，说：“留给孩子吃吧，我吃点豆腐就行了！”

我带着队伍日夜兼程，后面有国民党的追兵，再累再饿也不能停下来。我让大儿子如宁坐在骡子上，奶妈桂兰带着二儿子小宝坐在板车上，队伍一出发，我就顾不上他们了。天黑了，突然发现桂兰和小宝不见了，这可急坏了大家，我的母亲哭着不肯走了，挑夫“豁嘴儿”找了大半夜，眉毛、胡子都结了冰，也没找到，他一直哭到驻地跟我说：“小宝这一夜冻也冻死了。”第二天早上，在我不抱希望的时候，一个管理员骑着马，坚决要出去找，他说：“我一定要找到小宝，找不到我就不回来了！”他终于在雪地里找到了桂兰和小宝，桂兰抱着小宝正坐在雪地上哭，原来他们坐的板车掉队了，被另一个部队收容去了。晩上，他们把孩子们集中在老乡的炕上，还烧稀饭给孩子们吃。孩子们既没饿着也没冻着。第二天，部队要出发了，他们就在路边等着，真是万幸，被管理员找到。每当回忆到这些往事，我都无限感慨，那时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多深哦！

我们一路上走了十几天，真不容易。到了一个三岔路口，不知该往哪里走，就到处问人，打听大部队的消息，结果碰到一个人，提到张藩就又叹气，又说不知道，弄得我们很紧张。这时，许多跟着我们一路走的家属们都找到了部队，我们就更着急了，只好先住下来打听消息。

那天夜里，我妈妈半夜哭醒了，突然听到有人敲门，开门一看，就是张藩同志，我们高兴极了，终于又回到了大部队。

八、渡江战役保卫大船

1949年渡江前，我任二十九军卫生部材料科科长。组织上交给我们20条大船的卫生装备物资，准备渡江战役后抢救伤员用的。这些物品都是我亲手一件件打包、编号、装船。为了确保这些物品的安全，我每天都要巡视检查，以防万一。一天夜里，我走到草地边，发现草丛中有人，我一把抓住那人的腿把他拖出来，一审问，原来是敌人派来搞破坏的。我看他也就是个小兵，胆小老实，就告诉他，你愿意参加解放军，我们欢迎，你想回家我们给你路费。他说家里还有老母亲，想回家，我就放他走了。

张藩同志在渡江战役中任二十九军政委，他们派李干等同志打入江阴炮台，组织了江阴炮台起义，瓦解了号称万夫莫开的长江天堑的重要门户。记得那天李干同志来辞行，张藩郑重地千叮咛万嘱咐，他果然不负众望，顺利地完成了任务。渡江战役打响后，我军万船齐发，尽管蒋军飞机轮番轰炸，可对岸江阴炮台却无声无息，大门洞开，把解放军三野部队迎进了美丽富饶的江南水乡。在我们精心的组织安排下，20条大船的物资也无一破损，安全渡江。受到了三野领导的表扬。

九、艰难困苦抚育后代

我一共生了6个孩子，除一个病死外，5个孩子都经历过生死考验，顽强地活下来了。这是多少人心血操劳的结果啊！

1941年我化装成普通孕妇，在妹妹彭秀林和表嫂（人称二嫂子）的掩护照料下，住进南京鼓楼医院，生下了第一个孩子京宁。给我接生的是一对犹太医生夫妇。第二天我亲眼看见他们被日本鬼子带走了，是死是活不得而知。满月后孩子放在泰兴妈妈家我就回部队了。1943年夏，一个战友休完产假回部队，路过妈妈家，看见两岁的京宁很可爱，就要带她回部队。当时天热，一路上没有经验的战友不断地买东西给她吃，傍晚到了驻地，人人看了都喜欢，又不断地给她吃东西，孩子在家没吃过这些好吃的，吃多了，肚子胀得鼓鼓的，下午还活蹦乱跳的孩子，晚上就高烧不退，直喊肚子疼。当时部队缺少药品，无药可治，我也束手无策，当天夜里就眼睁睁地看着她死在张藩同志的怀里。

第一个儿子如宁出生后，我的奶水很多，我自己喂奶。当时不断打仗，伤员很多，每天手术不断，没有时间喂奶，我就想方设法断奶。听老百姓说吃醋煎豆腐可以回奶，我照方吃了一次就没奶了，但从这以后，我生的几个孩子就再也没有奶吃了。

二儿子出生后，房东媳妇桂兰奶水好，看我二儿子宝宁（小宝）没有奶吃，就帮我喂孩子。部队要转移了，她把自己的孩子交给婆婆，一定要跟部队走，帮我喂孩子。一直到两年后家里人来找她才回的家。解放后我多次回当地想找她都没找到。她对我的恩情我永世难忘。

京宁死后，继两个儿子以后生下的第一个女儿应宁令全家人惊喜不已，我妈妈更是爱不释手，认为是京宁的再投胎。但她的遭遇更是惊险交加。

她出生时接生员没有把脐带扎紧。当张藩披着战火的硝烟，刚从前线打完仗回来，兴致勃勃地抱起刚出生几个小时的婴儿时，吓了一跳，包布已经被鲜血沁透了。接生员无影无踪了。他不顾劳累，抱着婴儿一勺一勺地喂葡萄糖水，喂了一夜，才把孩子抢救过来。

应宁刚出生几个月，我就抱着她坐卡车外出执行任务，遇到敌机轰炸，司机跳车跑了，我也抱着她跳车往路边跑，不小心碰到一块石头绊了一跤，孩子被抛出去老远。一颗炮弹扔到卡车上，把卡车炸得粉碎，敌机走后，我再找女儿找不到了，我急得大声喊，忽然听到有人问：“这儿有个小孩是谁的？”我跑过去一把抱过来，正是我那才几个月的女儿小应。由于天冷，包裹得严实，摔了那么远竟然毫发无损。

二女儿阳宁出生不到100天，我从医院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一天未见妈妈的孩子们蜂拥而上，高兴得一个个搂的搂，抱的抱，我在医院沾染的百日咳病毒感染了孩子们，就连几个月的婴儿也未能幸免。4个孩子高烧不退，大儿子咳得小脸青紫，发出鸡鸣般的声音；二儿子翻着白眼只有进气没有出气；大女儿全身抽搐，眼睛瞪得铜铃大；3个月的阳阳口吐白沫已经哭不出声了。我真怕他们也像京宁一样离我而去，急得直掉眼泪。但部队没有药，我也毫无办法。张云同志（现在叫朱竹雯）见此情景，问清所需的药名，急忙跨上马，连夜沿途找药，终于在河边的一艘船上，找到两支盘尼西林。部队的同志听说是抢救孩子急用，二话没说就把仅有的2支药交给她。天亮了，3个大点的孩子分别注射完两瓶药，都缓过来了，按照救大不救小的原则，轮到最小的二女儿时，药已经打完了，怎么办？只好死马当作活马医吧，用盐水把药瓶涮涮给她打，也奇迹般地好起来了。

我的孩子们像成千上万战争年代出生的革命者后代一样，跟着部队走南闯北，历经苦难，死里逃生，都顽强地活下来了。是因为部队的同志们千方百计地呵护着这些幼小的生命，有几次我已经狠心把孩子送走了，又被挑夫“豁嘴儿”追要回来。他说：“只要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他们吃的，我在就有他们在。”他对待孩子们比我这亲妈还要细心。1948年部队精兵简政，“豁嘴儿”的岁数大了，就在山东解放区给他安了家。解放后我多次托人到当地找也没找到他。没能为他养老送终是我这一辈子最遗憾的事。

十、母亲帮助儿女走革命道路

我的妈妈彭黄坊在我生老二后，就一直随军帮我带孩子。京宁死后，老大如宁就放在泰兴的妈妈家养，那里也是新四军的一个联络点，很多经过泰兴的战友都要在妈妈家落脚。

我的弟弟允太因为反对使用日本教材被学校开除。有一天，一个操着扬州口音的人敲我家的门，问“彭允太在家吗？”妈妈警惕性很高，一边答应，一边示意让允太赶紧从后门跑出。然后走到门口，慢慢取下门杠，拉开门拴，打开门一看，站着两个人，其中一个穿西服的是日本人，始终一言不发。扬州人说：“我们是彭允太的同学，他在家吗？”妈妈从容不迫地说：“彭允太去南京考学校去了，你们看这么多招生简章，你们帮他选一个学校吧。”找不到允太，他们只好先走了。妈妈见势不好，抱着家里两只下蛋的母鸡，去保长那里弄来了一张通行证送给允太，要他立刻离开泰兴去找新四军。

送走了允太，妈妈总感到心里不踏实，心想鬼子一定不肯善罢甘休，还会来找麻烦的，如宁在这里也不安全，妈妈就赶紧让我13 岁的小妹妹运南带着刚断奶的如宁也去找新四军。他们半路上恰巧碰到叶飞司令员带领小分队执行任务，于是就跟着叶司令一起走。叶司令背着如宁，如宁前一天吃糯米饭吃多了正拉肚子，还拉了叶司令一身。允太离开家后，避开鬼子和伪军严密盘查的船码头，绕小路离开了泰兴。允太和运南差不多同时到达部队，从此他们参加了新四军。

后来，张藩亲自打背包送13岁的运南到苏中公学学习，在部队的培养下，运南成为新华社的一名资深记者，允太也成长为一名领导干部。果然不出所料，鬼子和伪军没抓到允太，就到家中抓“新四军小孩”。没想到又扑一空。鬼子和伪军恼羞成怒。他们把妈妈抓去，吊起来打。姐姐彭秀华把自己家的房子抵押出去，才把妈妈保出来。而家已被鬼子烧掉了。妈妈从此跟我随了军。

我的几个孩子都是妈妈亲自喂养带大，她跟着部队走南闯北，一路上担惊受怕，吃尽辛劳。她那乐观开朗、慈祥善良的性格，深深地感染着周围的人。每到驻地，她都能和当地老百姓打成一片。她乐于帮助每一个人，人们也都愿意帮助她。她做得一手淮扬家乡菜，战友们都爱吃。只要一有好吃的，她自己总舍不得吃，而要分送给战友们和老乡。新中国成立后，生活安定下来，我们家经常是高朋满堂，张藩的很多生死战友经常在周末或节假日到我家来，都尊她一声：“彭奶奶！”她就会热情地把丰盛的美味菜肴端上桌待客，自己却在大家都吃完后，吃点残羹剩饭。我家除自己的5个孩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生了1个小女儿南宁），还供养着我姐姐妹妹的几个孩子上学，家里平时精打细算，粗茶淡饭，但经她手打理出来的饭菜格外香。新中国成立初期，张藩让孩子们在地方小学上学，和老百姓的孩子在一起，经常有同学来家里玩。妈妈了解到他们家里穷，有时吃不饱饭，就把饭菜端出来，让他们吃饱饭再回家。妈妈乐善好施，却从不求回报。

在她73岁那年，正赶上文化大革命期间，张藩同志被打倒，我也受冲击。她整天担惊受怕，早已治愈20年的卵巢癌又复发了。1969年，我在五七干校劳动时摔得腰椎骨折。就在我卧床期间，张藩接到军委命令，到武汉工厂蹲点，他毅然决定，全家搬到武汉。刚刚搬完家尚未安顿停当，武汉军区就要他立即到湖北襄樊红旗机械厂劳动。军令如山，大年三十那天，他去了襄樊。我正卧病在床，听到母亲去世的噩耗，悲痛万分，特别是为未能见她最后一面而深感痛心。几十年过去了，老战友们也都相继过世，比我年轻而精力过人的史凌也先我们而去，我很想念他们。

彭克口述  张应宁 张阳宁 张南宁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