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风叔叔和我的父亲张震寰曾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一起浴血奋战，他们有共同的革命理想，爱好、志趣相投，保持了一生的真挚友谊。

沙叔叔也是最亲切、倍受我们子女爱戴的长辈之一。

一

沙风叔叔和父亲相识于抗战的烽火硝烟中。1940年8月，沙叔叔所在的部队和父亲所在的部队被改编成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三支队。父亲当时25岁，任第三支队政治部副主任。沙叔叔比父亲小3岁，当时只有22岁，任第三支队第七团副团长。从此他们在这支部队中并肩战斗，成为最亲密的战友。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第三支队改编为新四军三师九旅（后九旅归四师建制）。沙风叔叔先后任九旅二十五团副团长、作战科长、参谋处长。父亲任九旅政治部副主任、主任。解放战争时期，沙叔叔和父亲都在山东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二纵任职，沙叔叔任第六师十八团团长兼政委，六师参谋长。父亲任炮兵团团长兼政委、第五师政委。1948年9月，父亲被选派到河北平山县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学习。沙叔叔则南下参加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至此，他们分别，解放以后再没有机会在一起工作，但他们始终没有间断联系，把珍贵的友谊保持到终生。

    在沙叔叔任旅参谋处长时，有一次，九旅两个团攻打敌人卓圩子、卓海子两个据点。父亲同他一起到一线检查突击队的攻击准备，当他俩在野外一个瓜棚里等待攻击发起时，几发炮弹打过来，落在瓜棚顶梁上爆炸了，强烈的爆炸声震耳欲聋，尘土草屑盖满俩人全身。他俩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庆幸都没有受伤，又继续投入战斗。他们作战勇敢，在枪林弹雨中，把个人流血牺牲置之度外。

    1946年12月，我军发起宿北战役，一举歼灭国民党整编六十九师，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也付出相当大的代价。人和圩是第六十九师师部所在地，二纵的任务负责攻克敌师部和穿插合围，由九旅二十六团担负人和圩战斗任务。父亲当时兼任二十六团政委。这个战斗发起时间仓促，上级下达命令严厉，部队来不及勘察地形和进行攻击准备，对预设阵地的敌人没有组织火力，造成突击队的干部全部伤亡，一营营长梁邦哲阵亡，团的第一梯队两个营伤亡500余人，二十六团大伤元气。父亲面对战斗伤亡非常沉痛。战后，干部之间互相埋怨，引起不团结。正直、襟怀坦白的沙风叔叔，与父亲一起分析失利原因，总结教训并宽慰父亲，促成干部之间的谅解和信任。后来，二十六团经过人员补充，很快恢复元气。

    战争是残酷的，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他们都同心同德，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经过战场上血与火的考验，他们的友谊愈加深厚。

二

1942年到1943年，是淮北抗日根据地处在最艰苦的阶段。敌人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妄图困死根据地军民。整个边区的周围布满日、伪、顽据点儿，敌人不断对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蚕食”“袭扰”。在战斗频繁的日子里，他们时常一夜三移驻地。两三个月不解子弹袋，合衣就寝，虱子满身。吃饭也是饥一顿饱一顿。春荒时，主粮就是地瓜干儿，尚未成熟的大麦也收来充饥。在那艰苦的岁月里，部队供应十分困难，晚上点煤油灯的煤油紧缺，就用豆油代替。他们有时就把灯油蘸馒头吃。生长在南方农村的沙风叔叔水性好，就到驻地附近的水塘里摸鱼，摸到了鱼，就送到伙房去做，给大家“打牙祭”。他们利用战斗间隙组织生产自救。秋后，冒着寒冷到洪泽湖边儿的芦苇荡割芦苇，运出卖掉，得到的经费改善部队生活。

    1943年夏，部队驻淮北泗阳县时，父亲同担任龙集区公安特派员的母亲赵霁春结婚了。父亲拿出仅有的津贴费交给沙叔叔去操办婚事。沙叔叔就到集市上买了几个西瓜回来。晚饭时，父亲请大家围在一起有说有笑地吃了顿西瓜，就这样热热闹闹地把终身大事办了。他们面对艰难困苦，始终保持着顽强的战斗意志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1947年春，部队供应稍有好转。莱芜战役后，部队在周村休整，父亲用积攒下来的津贴费，买了一小段儿香肠，请沙叔叔吃饭。一盆面条，一小碗蒜，一碟辣椒，还有当时不多见的这一小碟香肠。在现在看来再普通不过的一顿饭，给沙叔叔留下很深的记忆。他们到了晚年聚会时，在丰富的餐桌上，沙叔叔还时常提起这次难得的享受。

三

沙叔叔是农村放牛娃出身，上初中时，家境不允许他继续学业。但是，他特别爱读书，在行军作战的紧张环境中，他坚持学习，坚持写日记，从不间断。他负伤时落下的日记，在伤愈后都要补上。在沙叔叔的日记中，也经常提到他和父亲的交往，这里摘录几段。

……（负伤后数日未记日记，二十九日于院回补记。）

纵队决定：二十六日攻击高密，各部队积极挖坑道，十八团处均已出水。不能成功，十八团南门点上也出水，也不能成功，唯十七团东南角可能成功。往检查，并装电台爆破。张伯宇由渤海回来，谈甚久。

十二月二十六日，十二月二十七日 南王柱

东风习习，细雨纷纷，十六团回（汇）报水沟头战斗。乘马前去。这是负伤以来，初次试马，因身体抵抗力太弱，回来后微感不适。

伯宇送来“花间集”及“八代诗精华”并信一封。

二月十日 临洋

元旦（旧历年元旦），今天满野白雪，我驰马去纵队部开会，讨论编制。又是一个元旦，孤灯静坐，心绪纷纷，给张伯宇信一封，劝其数点，并对我自己对元旦表以三叹。

二月十二日 临洋

一、张副司令召开各师团付会议，研究战术参加一天。

二、近日失眠，苦甚，张伯宇送来英文字典一本。

……

 沙叔叔日记中提到的张伯宇，正是父亲幼年时用的名字，父亲上中学以后，就不再用这个名字了，所以很少被人知道。而沙叔叔把我父亲称为伯宇，可见他们的亲密无间，是情同手足的兄弟。

    父亲参加革命前，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我惊讶在沙叔叔受伤、病痛时，父亲送去的慰问竟然是古代诗集、英文字典。我至今都没有读过的“花间集”是五代十国时期编撰的诗集，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文人词选集，可见沙叔叔当时读书涉猎广泛。我敬佩沙叔叔，有强烈的求知欲望，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还能如饥似渴地读书。他参加革命前念书不多，参加革命后，在延安上抗大、参加淮北整风学习，集中学军事、学政治、学文化，不但学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等著作，学习部队文件、领导报告，还利用打仗的间隙，阅读中外小说、诗集等文艺书籍。提高文化修养和思想境界，树立起坚定的革命信仰矢志不移，从自发的参加革命转变为自觉的革命者。他后来成为我军高级指挥员，还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林部部长。

四

父辈们在战争年代结下的深情厚谊，一直在我们后代延续。我们从小上托儿所，小学住校，只有节假日、寒暑假才回家住，小时候，与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很有限，对父亲和他的战友了解很少。在父亲众多的战友中，我对沙叔叔最初的印象是几张50年代初的照片，其中，有一张照片沙叔叔乐哈哈地蹲着，怀里一手搂着我大弟，一手抓着我。听妈妈说：1953年沙叔叔调进北京，那时他还没有孩子，来家玩时，搂着两个孩子照相，要把照片寄给在老家的母亲。可小孩不知大人心思，不好好照相，还想挣脱逃掉。照片上沙叔叔的笑容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里了。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被关押起来。1969年，我也随几位高年级学生去辽宁盘锦农村下了乡。两年多以后，同去的北京知青，当兵的当兵，调走的调走，集中下乡在同村的沈阳学生也整体转到其他农场。最后，村里只剩下我一个知青。冬天农闲时，我单独一人回到北京。那时家已经被轰出原来住的院子，搬到五路通大院原来办公用的筒子楼里的一个朝北的套间。屋内有四张床、两张桌子和两把椅子，除了简单的被褥，家徒四壁。父亲当时被关押到河南。母亲在陕西农村五七干校劳动，家里七口人天各一方，我孤独面对空房。

当时沙风叔叔正在国务院农林部主持工作，不知他是从哪里得知我回京的消息。在一个寒冷的晚上，他下班后，顶着大风到我家阴冷的北屋来看我，关切地询问家里每一个人的情况，倾听我讲述在农村的生活劳动情况以及盘锦农村生产状况。沙叔叔说，我了解你爸爸，他不会有大问题。沙叔叔的关心和鼓励温暖着我。开春了，我又回到农村劳动，直到1972年秋，我被东北石油管道工程招工，才离开农村，当了工人。当年沙叔叔的看望使我难以忘怀。

    1972年初，父亲刚被解除监禁回到北京，还没有恢复工作，连领章、帽徽都不让佩戴。这时，沙叔叔竟毫不避嫌的把我们全家接到他家去吃饭，那种肝胆相照的情义，让我们非常感动。

    上世纪80年代，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先后离休，可我们又忙于自己的工作，很少陪伴他们。他们离休后，一起参与撰写、编辑老部队军史、回忆录。1989年1月，他们参加在北京召开的新四军九旅军史撰写会议，组织老战士写回忆录，16位老同志担任顾问，父亲和沙叔叔也在其中。他们这些老战友以古稀之年、抱病之躯，搜集资料，互相回忆，亲自撰稿。他们书写着战火硝烟的岁月，记录着新四军浴血奋战的光荣历史。经过3年的努力，新四军第九旅老战士回忆录于1992年出版了，曾任九旅旅长的张爱萍伯伯亲笔题写书名《鏖兵苏鲁豫皖》。

    他们还在1990年一同回到甘肃平凉老部队，参加二十一军六十三师50周年庆祝活动，讲部队的光荣历史和革命传统，帮助部队写军史。尤其是沙叔叔担任着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四师分会会长，更是以带病之身主持分会工作。

    父亲1994年3月23日因心脏病突发病逝，就在父去世的前两天，沙叔叔还曾到家里探望过父亲，俩人相谈甚欢。在父亲的纪念文集里，我从沙叔叔等战友们对父亲满怀深情的回忆文章中，对父辈在战争年代的经历有了更多的了解。

沙风叔叔于2013年12月25日病逝。我因病没能前往八宝山向沙叔叔做最后的告别，甚为遗憾。沙叔叔永远是我最敬重的革命前辈。

2018年是沙叔叔百年诞辰，谨以此文寄托我深深的怀念！

               张炜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