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天真，活泼的青年在战火中相识，40多年后，又在一座美丽、陌生的城市中聚会，是多么的令人神系魂萦呵！

1985年6月的一天，骄阳在空中散发着初夏的暖意。太湖之滨的锡海宾馆里，洋溢着一种异样的气氛。乳白色的面包车，一次又一次从火车站接来三三两两的客人，其中有上海的，有南京的，也有从遥远的北京、合肥、福建等地来的。这些人年纪大都在60岁上下，有男有女，虽然各人衣著装束不同，但从脸部流露的表情上，可以看出每人内心都有些不平静。他们下车后，一个个神色匆忙地走进了宾馆的大门。

四楼的过道里，涌满了窃窃私语的人们，所有房间的门都打开着。每当有人乘电梯上来时，大家便不约而同地迎上去，询问着，瞪大两眼辨认着。忽然，有人张嘴吃惊地发出叫声：“啊呀，你还认得我吗？”对方的大眼在问话人脸上搜索了一阵，顿时，两眼发光，狂喜地叫：“是你呀！简直都不敢认啦……”接着，是一片愉快的欢叫、赞叹声，周围的人纷纷涌上来，一个个热情地握手、致意。

这些都是什么人？为什么这么激动、兴奋呢？……原来，40多年前，他们都是新四军一师一旅服务团的战友，那时都才不过20岁左右。此后，转战南北，各奔他方，历经人间沧桑，现在大都成了有儿孙的爷爷，奶奶了。

“小洪！”战争中被敌人机枪打断腿骨的常乐同志，忽然朝一个女同志大声嚷起来：“怎么听说你牺牲了？”

大家顺着喊声向那边望去——

一个头发高高盘起，穿了一件夹背心的女同志——她，就是当年最活跃、天真，唱歌最宏亮的女高音洪婉——回过头，不自然地笑着说：“误会了……”

原来，1943年2月，她在浙东被俘。一位做民运工作的女同志也在同一时间在另一地方被敌人抓去，敌人将她四肢分别绑在四根倒弯的毛竹上，竹子弹开时，人的四肢被撕得四分五裂。（后来，群众赞誉她为“浙东的刘胡兰”，为她建了纪念馆）……

这时，不知是谁，忽然问了一句：

“‘小广东’怎么没来？”

大家知道这是指的袁敬敏 —— 一个异常活跃的广东小青年。

张效琳同志负责大会联络工作，忙解释说：“他从深圳发来了电报，说飞机票没买到，准备坐火车赶来。”

问话的人脸上浮出了微笑。

客人一个接一个来到，每来一个，总要引起一阵快活的喧闹。

田性松——这个当年服务团里唯一的医官，后来成了炮兵部队的指挥员，参加过辽沈、平津战役。他的到来，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同时，也给大伙增添了一些笑料，传说他过去因没麻药，用老虎钳给人拔过牙……

近晚，当“小广东”出现时，欢乐就达到一个新的高潮。人们围拢来，笑着，招呼着。这个以往瘦小、机灵的小伙子，如今已快60岁了，但还是那么瘦，个子那么小。他乌黑的两眼发出惊喜的光芒，是那么开心地望着大家，回答着人们提出的每一句问话。

年轻的服务人员，被这种热烈的情绪感染，带着羡慕的眼光，在一边微笑地观望着。

这天，一直到深夜，宾馆的许多房间里，都洋溢着这种炽热的不寻常的气氛。

第二天，壁上时针指着9点，6楼会议室里，人们坐得满满的。

原青年队队长李承烈同志宣布会议开始，全体起立，唱新四军军歌。当年的女指导员吴彤同志走到会场中间，高高地扬起了胳膊……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

雄壮、有力的歌声，在屋里轻轻地飘荡起来，歌声把人们带回到那遥远的战火纷飞的年代，一支年青的队伍，在月光下，行进在敌人的后方……

“千百次抗争，风雪饥寒；千万里转战，穷山野营……”

唱着，唱着，人们的眼眶湿了，有人流下了大颗热泪……

唱完后，由当年的戏剧队队长束颖同志致开会词。她亲切地看了看大家，充满感情地说：“同志们，今天是一次极其难得的聚会。40多年前，我们在新四军一师一旅服务团共同生活，共同战斗……现在，又重新欢聚在一堂了。”

她怀着沉痛的心情，念了这一期间牺牲和病故的36位战友的名字。

“请大家起立默哀。”

在短短的几分钟里，室内充满了庄严的气氛。

默哀毕，束颖同志继续说着，她谈到40多年来同志们走过的不平坦的道路，大家由一个幼稚的青年，在党的培育下，终于成长为今天党和国家的干部。她勉励大家晚年的时候，应该为党和国家发挥更多的作用……

接着，宣读未能到会战友的来信。

负责筹备工作的乔梁同志，手里捧着厚厚一叠信，第一封是当年少先队的小姑娘陈导民写的：“亲爱的同志们……”他刚念了几句，便热泪盈眶，念不下去了。

年迈的上影导演葛鑫同志，自报奋勇把信接过去……

来自遥远的松花江畔的王兴华同志的信，表达了全体同志的感情，他在信中写着：“……一旅服务团是我参加新四军的第一个工作单位，在这里，我第一次穿上灰色的军装，第一次认识了年轻的战友们……乡村的月夜，战友的歌声，至今还常常在我脑海中涌现。现在，这些都已成为历史了……真是弹指一挥间，风华少年变成了花甲老翁。现在如能见面，恐也难于相认了……”

忽然，有人提出上海的王剑云同志怎么没来参加会？了解她的韩静同志站起来作了介绍，原来王剑云家里很有钱，为了抗日，她毅然抛弃舒适的生活，参加了新四军。1942年，在一次敌人拂晓进攻中，服务团同志20多人不幸被俘，她利用自己和伪军头子的亲戚关系，营救出了全体被俘女同志。起初，伪军只答应释放她一人，她态度十分坚决，表示：要放就放所有女同志，敌人无奈，不久，男同志也被保释出来。

说到这里，卫桑同志站起来补充说：“解放前夕，她父母给她买好飞机票，要她一起逃往台湾。她当场将飞机票撕得粉碎……”

同志们听后都很激动。

有人问：“那么，这次她为什么不来呢？”

韩静同志说：“可能觉得自己已离开革命……”

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

有人说她被释放后，母亲把刀放在面前，说她如再出走，就马上自尽。在这种情况下，她被迫未能返回部队，但她一生对待革命是真诚的。

当场有人提议以大会名义发电报，请她来参加会。

一位同志甚至要求马上发电，不要等到休息。

所有这些得到了全体同志的热烈拥护。

（后来，王剑云同志接到电报，已准备动身，由于年已70多岁，家人怕她过于激动，发生意外，经劝说，遗憾地未能到会。）

午后，是分组漫谈，不少同志回顾了自己参加革命的经过。个子高高的仲文同志，过去在学校里当学生会主席。日寇侵占“孤岛”后，她冲破父亲重重阻挠，毅然奔赴新四军。被经商的父亲发觉，追踪地址，从同学家将其找到，后来她趁父亲不注意，又借机逃掉。父亲急得到处送礼、叩头、求人……。解放后，父亲参加工商联，也走上了女儿投奔的路。洪婉生动地谈了自己——一个华侨姑娘，如何抱着天真、浪漫的幻想，带了香水、旗袍、金链子，投奔抗日的队伍和在敌人集中营里进行的机智的斗争。同志们的各不相同的道路，再现了在祖国灾难深重的岁月里，广大爱国青年，是怎样克服重重困难艰险，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抗日大旗下的。

座谈中，提到1942年发生的小灶事件。张效琳同志说，经过一系列工作，后来敌人提出要留下3个男同志，其他人都可取保释放。大家经过慎重考虑，提出3个人选，其中有孙方申同志，起初他不肯，经张效琳等再三动员，他同意了。他们决定：1、不干直接有害革命的事。2、两三个月内逃回。3、如逃不出就自杀。同志们则保证将来作他们这段历史的证明人。后来，这3人表现很好，不久都顺利地逃回。可是十年浩劫中，一伙造反派对此紧追不放，竟将孙方申逼迫致死。谈到这儿，张效琳流下了泪，认为如当时不动员他留下，也不致遭到后来的惨死……。同志们听了，心里都很沉重。

服务团还发生过一个重大事件，王兴华、黄炜、周行、王昊、卞修等同志，被作为“托派”嫌疑分别受到审讯、捆吊、逮捕，董大任、史行同志并被当场枪决。这个事件后来很快受到军部领导在大会上的严厉批评，得到纠正。

晚上，利用仅有的空隙时间，当年少先队的几个“小鬼”聚在一起，领队陈佶徵同志组织大家回忆以往的岁月，提及当时唱的歌曲《新儿童》，好几人都已记不清，陈佶徵却一字一句，完整无缺地唱了出来。大家十分惊奇，问她怎么记得那么清楚？她笑了笑，说：“解放后，有了儿子，教儿子唱。儿子大了，有了孙子，又教孙子……”就这样，把这支歌传了下来。

会间，也组织了一些游览、参观。然而同志们无心饱览大自然旖旎美好的风光。当大家从蠡园四季亭上船，驶向鼋头渚的时候，湖面上又响起了40多年前的愉快的歌声。

月儿斜，

   星满天，

   我们的队伍活跃在田间。

   鬼子躲在龟壳里，

   看也不敢看，

   听也听不见……

歌声惊动了过往游艇上的游人，人们都瞪大眼惊奇地注视着……

最后一天，会场上出现了一位面容清癯、两眼炯炯有神的女同志，她就是正在苏州家中养伤的老服务团员沈毅平，为了和战友见面，她不顾腿上严重的骨折，特意坐车赶来。人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她，向革命的老大姐表示最衷心的敬意！

这天，李策同志代表老一辈服务团团员，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葛鑫同志通过亲身经历，谈了党对知识分子的关心和培养。钱璎同志介绍了服务团员、弟弟钱毅同志在敌人法庭、刑场上英勇不屈、壮烈牺牲的感人事迹。自由发言中，常乐同志谈了在战场上负伤的经过和个人纯朴的恋爱史，这些都深深地打动了同志们的心。

晚会，由上影导演、老喜剧演员天然同志主持，自始至终充满了热烈、乐观的情绪。吴彤同志用苏州话，唱了毛主席的《蝶恋花》，高雅的情调，激起了人们对烈士的无限怀念。束颖同志唱的当年流行的民歌《丈夫去当兵》，使人们想起了苏中农村中淳朴的妇女……不少同志边打拍子边跟着哼哼，台上台下融成了一片。

周慕灏——这个参加过抗日、解放战争，两次被捕，两次从虎穴脱险，后来在抗美援朝中负伤的三等残废女军人，潇洒大方地唱了人们喜爱的歌子《多么好》。

孟尔顿同志也以浑厚、有力的男中音，唱了当年流行的苏联战地进行曲。

洪婉和“小广东”——这对40多年前的老搭档，又在一起合唱了一首广东歌，使会场显得更加活跃。

车云过去是个天真的姑娘，现在是合肥市的文化局长。她怀着满腔激情，大声宣布这次是真正回到了“家”，见到了“大哥哥”、“大姐姐”们。她以喜悦的心情，回忆了1942年在服务团度过的三八节。那天，她和同志们将村上所有的妇女召集一起，隆重、庄严地请她们坐在台前板凳上，后面站着的却是她们的丈夫、公公、小叔子……一句话，村上所有的男人。这在当时，确是破天荒的。她想到当年的情景，得意地昂头大笑。接着，大声地唱起来：“我们是战地的妇女，展开大江南北的行列，用战斗的革命行动，来纪念三八妇女节！”全场的人都为她洋洋得意的神情逗乐了。

一位老同志站在会场中间唱《白毛女》中杨白劳的歌词，他的嗓子不好，唱得也不高明，但大家感到很亲切。后来，不知怎么唱走了一个调，惹得全场大笑。

文思敏捷的高斯、姚凡同志，都即席热情赋诗。

老歌咏队长陈大荧同志仿佛恢复了往日的青春，他挥动粗壮、有力的胳膊，指挥大家唱了一个又一个革命歌曲。他的指挥虽够不上第一流的，嗓子也不是最优美的，但此刻在同志们眼里，他简直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歌手，最好的指挥！

应宜诚等女同志在会场上给大家发糖，原来是两对老夫妇补请大家吃结婚的喜糖。

当年仅仅12岁的年龄最小的钱厚祥同志，现在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他为同志们拍下了大量珍贵、难忘的镜头。

几天来，许多同志上床都睡不着觉。早上，天刚亮，就出外散步、谈心，60多岁的郭己明同志，在家因气喘，一天说不了几句，来这儿不知说了多少话。同志们都说：“大家好像一下年轻了几十岁，又回到了年青的时代……”

40多年过去了，从他们那明亮、深邃的眼神里，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当年在他们身上燃烧的那股可贵的青春的生命力。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当年的一旅旅长叶飞同志，不久前怀着赞许的口吻说：“一旅服务团是出了不少人才的。”他和姬鹏飞、王于耕等同志对全体到会同志的问候，给予了同志们极大的鼓舞和鞭策。

      钱小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