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桂树槐，是江苏省泗阳人，1925年4月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家中兄弟4个，我是老大。因生活困难，开始我只跟当乡村教师的伯父上了三年小学。日本鬼子来了之后，小学关闭了，我又去上了一年多私塾。从小，我就帮父亲干农活。12岁给地主家当佃户，也就是当童工。我的爷爷、父亲都给地主家当佃户。就这样，有一户恶霸地主还老欺侮我们家。地主家有个儿子比我大两三岁，非常霸道。我上私塾，他不让我上。他门前的路，也不让我走。地主还带人要来扒我们家的房子。全家让他们逼得没办法，迁到了十几里外洪泽湖边上的一个村子。湖边有一些荒地，可以开垦起来种庄稼。到了秋天，我到湖边用镰刀砍芦苇,那芦苇长得又高又壮，我砍几十棵，就抱到岸上，再砍几十棵，抱到岸上，然后捆起来背回家当柴烧。多余的背到集上卖几个钱。到了初冬，我还跟大人去湖边采莲藕,大人一天能采七八十斤，我也能采个十多斤。就这样，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补充一下，上边我说的那个恶霸地主，还强奸民女，被民女用刀在头上砍了一刀，留下了一道伤疤。到了1955年，当地政府把这个恶霸地主抓起来，判了20年徒刑，发配到新疆去劳改。等他回来时，他老婆孩子都不认他。
1941年，共产党新四军来到了我的家乡，村里有了党员干部，组织抗日救亡活动，我就报名参加了，在村里担任雇工的工会主任和民兵队长。到了1943年8月，我报名参加了新四军，在第四师九旅独立团当战士，这年我18岁。我们的师长是彭雪枫，参谋长是后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震。1944年9月，彭雪枫牺牲，由张爱萍任师长，韦国清任副师长。
我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应当从在村里当民兵队长算起。后来，登记表上填的是从参加新四军算起，那也无所谓了。反正我是个抗日战争的老兵。
2015年9月，国家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活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还发给我一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开始，我们部队在苏中一带活动。我是1944年入党的，预备期1个月，入党的这年我19岁。1945年8月，日本鬼子投降之后，部队北上。这年10月，我们在淮阴打汪精卫的和平军28师，部队把敌人盘踞的城围起来，围了20多天。为了观察敌营的情况，战士们用麻袋装上土，垒起了一个高台子。总攻开始后，把那城墙炸开了一个大口子。那一回，我们打了个大胜仗。不久，我们新四军九旅奉命开赴山东临沂地区，编入新四军第二纵队。这时，我是机枪班的班长，班里有一挺马克沁重机枪。我们在向临沂地区开进途中，要过陇海铁路，我们都没见过铁路，没坐过火车，就好奇地摸摸铁轨，说这上边能跑火车？就在这时，连长传来命令，说前边碰上了一股“二鬼子”，要调机枪班上去打他一家伙。我们机枪、步枪一起开火，把那股敌人给打得溃不成军。缴获了好几车他们抢来的粮食，我们送给了老百姓。缴获的枪支弹药，我们留下了。
解放战争开始后，我们就改称解放军了。我们的部队归华东野战军，后叫第三野战军。1946年12月，盘踞在徐州的国民党部队执行蒋介石的命令，重点进攻山东，想跟我们决战，叫嚣“要到临沂过年 ”，结果被我军在临沂消灭了他的快速纵队3万人。1947年2月，我军在莱芜战役中消灭了敌军5万多人，还活捉了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长官李仙洲。1947年5月，我军又在孟良崮包围了国民党五大王牌之首的74师，歼灭了3万多人，还打死了敌师长张灵甫。这时候，三野就更神气了，部队发展壮大了好多。接下来，就是打济南，再接着打淮海战役。
1947年，记不清是几月份了，首长见我各方面表现都很好，把我调进了刚组建的华东社会部武工队。华东社会部副部长李士英给我们讲话，他说，现在我们的主力部队在正面战场上打蒋介石的部队，你们武工队的任务是到敌人的后方去，配合主力部队，坚决推翻蒋家王朝。到了武工队，我背着一支三八匣子（短枪），一支日本64式步枪，还有4 颗手榴弹。我们经常化装后到敌人的附近或占领区去侦察，或者抓他个哨兵、散兵回来当舌头。有一次，我们抓住了一个国民党的大个子连长。刚抓住他，就被敌人发现了，机枪一个劲地冲我们扫射，我们押着那个连长就赶快跑。回来一审，从他口中了解到了许多国民党部队的布防和装备情况。
在武工队，生活是挺艰苦的。外出侦察敌情，晚上经常在树林子里、坟地里宿营。第二天一大早醒来，才发现身边有骷髅架子和死孩子。执行任务时，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有一次，我们发现远处有一支队伍在行军，但看不清是什么部队。司号员就吹号跟对方联系，对方的司号员回复后，听号声是自己的部队。但离得近了，才看清那是国民党的一个大部队。我们赶紧撤了。如果让敌人发现了，那我们这十几个人就跑不掉了。还有一次，我们跟敌人遭遇了，趴在地上跟敌人对射。我身边的一个战友刚一站起来，就被敌人给打死了。再一次，我们埋伏在一个古庙里，外边有敌人。我的一个战友站起来，想去拔墙上的钉子，结果也被敌人给打中了腰部牺牲了。
1948年大概在上半年，部队住在山东五莲，上级鉴于我在武工队表现突出，给我记了个二等功，并提拔我当了排长。
不过，淮海战役我们没捞着参加。1948年七八月间，准备打济南时，我们的武工队到达了山东益都（即现在的青州），在这里休整，做接管山东省会城市济南的准备。1948年4月，潍坊解放不久，华东局在青州成立了济南市委、市政府、市警备司令部联合筹备处，为了保密，对外称青州建设研究会。这个筹备处的主要任务就是制定接管济南的政策和培训接管干部。
1948年9月16日，济南战役打响之后，我们顺着胶济铁路，跟大部队来到济南的东部，为部队做一些侦察工作。大部队打开了济南老东门，我们就进了济南城。这时，老城区、商埠、千佛山一带还没打下来。济南是我军解放的第一个关内的省会城市，在全国影响很大。毛主席朱总司令发了贺电。
济南刚刚解放，市里就成立了公安局。开始是李士英任山东省公安厅厅长兼济南特别市公安局局长（后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院长），凌云任副局长，后由凌云任局长。凌云后任公安部副部长、国家安全部第一任部长。他是浙江嘉兴人，1917年生人，担任济南市公安局局长时只有32岁。真是风华正茂。上级把我们武工队全部划归公安局，成立了刑警队。由原武工队队长张允贵任刑警队长。下设三个组，一组由端木宏峪任组长，二组组长是我，三组组长是陈凯，另外有队部和内勤组。刑警队这时候有40多人，最多时达到80多人。张允贵是山东滕州人，1938年参军，是个老八路。他后来调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回来后在治淮指挥部担任保卫科长，后又到安徽省建设工程局担任领导。济南市公安局刑警队的第一批队员，全是我们武工队这些老新四军老解放军战士。这些人，可以说是苦大仇深，根正苗红，都是从敌人的枪林弹雨中打出来的。有很多人都是身经百战，还有不少人负过伤。革命立场坚定，又有侦察敌情抓俘虏的本领。上级让我们当刑警也是看中了大家的这些素质吧。比如陈凯，是江苏盐城人，老新四军战士，比我大两三岁。他在战斗中跟敌人拼刺刀，右胸受了伤。1948年我们到达山东益都后，他是从荣军医院伤好后转到我们武工队的。
1949年5月29日，我和刑警曹金法、孔宪春在徐州市（当时归山东省管辖）警方的大力协助下，于徐州金谷里街（新中国成立后改为新生里街）的一个民房小院里，以查户口为名，进入外号“燕子李三”李圣武和一名茶社女艺人张某居住的房间，将江洋大盗杀人凶手李圣武抓获，并缴获一支上了膛的加拿大手枪和24发子弹。后李圣武被济南市人民法院宣布处决。
到了当年的9月份，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济南市公安局任命我担任了刑警队副队长。1950年4月，我与张守贤、王汶清两位刑警破获了李家桥、胜利庄、七里河等处发生的枪案，抓获了主、从匪犯，缴获枪一支、子弹22发。当年6月2日，市公安局凌云局长发布通令给我记一等功，张守贤、王汶清记二等功。局里还为我们召开了表彰大会。
1951年，市公安局任命我担任了刑警队队长。这年我26岁。
记述者后记
作为本文记述作者，我与桂老有一段对话：
我问：“您枪打得很准，是吧？”
老人点点头，笑笑。
我问：“手枪、三八大盖、机枪、冲锋枪，都打过？”
老人又点点头。
我问：“刺杀、爬树、翻墙、擒拿格斗都会？”
老人笑笑。
我又问：“您打过的仗，得有上百次吧？”
老人笑笑，说：“差不多。大的仗，有几十次。小的仗，就数不过来了。”
我再问：“您负过伤吗？”
老人笑笑说:“没有。”
我追问道：“一次也没有？”
老人又笑笑，“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