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抗日游击战争
1937年，国共合作后，周恩来、董必武来武汉主持中共长江局，开辟华中地区工作，准备发动游击战争。他们和国民党湖北省建设厅长石瑛合作，开办汤池训练班，培养农村合作社干部。湖北省委副书记陶铸刚从国民党监狱被营救出来，自告奋勇，担任校长。蒋介石出面干涉，时任长江局书记的王明，实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投降主义主张，撤除陶铸的职务，训练班被迫停办，国民党省政府下令驱逐陶铸出境。鄂中特委以杨学诚为书记，坚持了准备发动游击战争的任务。（1935年至1938年我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在其间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日寇侵占平津，我参加了抗日的工作）
1938年2月，我随汤池训练班第二期学员分配到京山县工作。顾大椿是中共京山特支书记、国民党京山县合作指导委员会副主任。我们的工作任务是通过发放农业合作贷款，发动群众，发展党员，建立武装，准备抗日游击战争。顾大椿先后在京山布置了四个工作点，他在京山城，谢威在东桥，我和郭纲锺在孙桥。6月，顾大椿和夏菲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和郭纲锺在孙桥吸收国民党联保主任李方时入党，要他掌握联保武装，他的叔父是联保队队长。
6月，顾大椿调我到石板河乡，任务是发展党员，武装准备游击战争。我重点做黄定陆的工作，黄定陆是小校校长，原是联保主任，我通过他掌握联保武装。陶铸、鄂中特委书记杨学诚、我党鄂中汉流工作委员会书记沈德纯，都很重视京山、石板河乡以及黄定陆的工作，认为这对日后建立大洪山抗日根据地有重要作用。顾大椿、沈德纯都多次来石板河作黄定陆的工作，取得成效。同年10月，我介绍黄定陆、徐履青、赵作霖入党，成立石板河党支部。1938年至1942年任京山县委书记。
武汉沦陷，杨学诚于1938年10月按预定计划率领应城蔡松云的矿工自卫队到了石板河乡丁家冲，以此为基地集合鄂中各地党的武装。陶铸早先被国民党湖北政府驱逐出境，周恩来曾嘱咐他留宜昌待命，这时陶铸从宜昌回来和杨学诚会合。黄定陆掌握的石板河乡联保队扩展到60只枪，前来集合。从此，开始了创建鄂中抗日根据地的时期。
新的时期来之不易，早在1938年10月，毛泽东就提出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党的独立性，11月批评了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不对的，提出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
新时期的出现，可以证明坚持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反对错误倾向是多么重要。王明照搬外国的东西，严重脱离实际，把党中央和党中央的路线政策方针完全置于不顾，对党和人民造成严重危害，经验教训值得重视。
京山县抗日根据地的特点和重要地位
京山县辖区较大，抗战时期，境内有三条公路穿过，自东而西，大体平行。因为敌伪分割，全县分设五个县。北边，宋（河）应（城）公路北，是京安（陆）县，路南是京山县，以南有皂（市）钟（祥）公路，路南是京南县委、京钟县委，它们南边是汉（口）宜（昌）公路，汉宜路南有天（门）京（山）潜（江）县。本文所述的京山县，位于京（山）钟（祥）公路以北。南北两方公路上敌伪据点林立。在地理上，西方是大洪山余脉，山高林密，连接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驻有大量国民党军队，京山县地处敌顽夹击之中，斗争形势错综复杂。东方是丘陵地，毗邻应城县，经济方面尚称富庶。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京山是洪湖苏区的游击区，保留有革命的影响。
1938年10月起，陶铸和鄂中特委书记杨学诚以京山石板河乡的丁家冲，天宝胜乡的八字门为活动中心，领导开辟发展和建设鄂中抗日根据地。1939年至1942年6月，鄂豫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驻扎在八字门、小花岭近三年之久。对此，边区的高级领导干部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都有所论述。新四军第五师参谋长刘少卿称：京山回旋余地小，区党委决定开辟鄂东，把领导机关移到大小悟山。可见，领导机关东移是既定计划。张执一、郑绍文当时是鄂豫边区的重要领导骨干，多年都曾在京山活动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分任党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务院司法部副部长，对这段历史他们在文章中都倾诉衷怀，表达了对京山的深切怀念，高度评价了京山对边区根据地建设的重要作用和重要意义。张执一根据边区发展历史评价到：鄂中地区的游击战争发起在应城，但纵横驰骋、运筹帷幄则是在京山。边区党委及其许多机关部队驻京山多年。五师前身部队的兴起、壮大、整编都是在京山北山一带，这可以说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一个地方。郑绍文对党群关系感触尤深，他指出：“边区党委和那么多机关部队驻在小花岭，在艰苦复杂的环境下能立足在这里，长达三四年之久，真是不可思议。这首先归功于这里的人民，他们热爱党，热爱子弟兵，与我们抗日的军队同呼吸共命运，积极参军参战，抬担架、运伤兵，全力支前，为抗日作出了重要贡献。”可见，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是党的传家宝。他们二人的话，代表了曾在京山活动过的成千上万的人员的心声，这是京山的光荣，将永载史册，激励后人。
这段历史也证明了，正如邓小平所说，群众路线是党的传家宝，京山县能成首脑机关驻地，重要条件是地利，是山地，平原湖区没有条件。陶铸、杨学诚所以选定京山是看中地理条件。至于天时人和的条件，京山和边区各县是一样的。
成立和加强京山县委
鄂中特委在1938年12月规定成立京山县委，我任临时县委书记，而后不断充实加强县委领导班子。最初县委成员有李蔺田、汪心一、邓先柱、蔡松云、黄定陆、徐履青。1939年3月至1941年3月，其间一度成立京（山）应（城）县委，以后仍分设京山县委、应城县委。1939年3月边区党委派鄂中特委委员、边区党委委员、钟祥县委书记刘慈恺任县委书记。刘调走后，到1942年10月我任书记。当时钟祥被顽军侵占，县委撤出，此后，先后派来十余人，加强县委领导班子，其中男同志有汪心一、易家驹、谭扶平、朱正传、陶扬、李金锡、张仁等。女同志有袁立、梁立林、华绮霞、季伟等。上述同志先后调走后，又派王全国任组织部长，军事干部有庄果、熊光武、肖健、张泽普、高塞等。为加强统战工作、民主政权建设，1940年上级特派沈德纯来京山，由民主人士任县长，沈一度任副职。他们都为京山县的建设作出贡献，其中7位男干部在新中国成为省、军级干部，是精英人才。边区党委也重视选拔优秀的地方干部加强县委，如黄定陆、徐履青，充实加强了县委领导班子，这样做是全面发展和建设县、区乡党、政、军、民、统战、文化教育工作的先决条件。
发展党员，培养众多的地方干部
培养本地干部有重要意义，为此，区党委在京山创办党校，洪山公校，部队创办随营学校，县委也注意办训练班。易家驹任组织部长时，开办多期党训班、青训班，亲自讲课。汪心一任抗日十八团总团长，开办抗日十人团训练班，培养了大批地方青年干部。地方干部土生土长，联系群众密切，熟悉地方情况，在工作中有极大的优势，成为基层工作的中坚力量。发展党员，建立新支部和区乡政权，开辟新地区，在边沿地区对敌伪斗争，地方干部是主力军。如在西北联乡，外来干部陈玉虹和地方干部张书坤共同工作到巴家冲，发展周凯若、邓伦凯、彭友德、吴传一以及向家冲的张先浩入党，从而开辟了西北联乡根据地。彭友德、吴传一等人在顽军侵占京山时和在中原突围时，多次在巴家冲异常艰苦地隐蔽和坚持武装斗争到最后胜利。边区党委书记陈少敏称赞他们是“大洪山上的一面红旗”。聂琴堂是京南人，在开辟和建设京南县中起了很大作用。地方干部又是接班人，大批成长为地县级干部，有的成长为省级干部，如王家吉。
在加强基层建设工作中，区党委实行蹲点、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为我县工作做出榜样。1942年初，区党委机关干部组成工作组，由陈少敏带队，到机关附近一个模范党支部进行调查研究，前后共40 多天发现并解决了一个支部委员策划小组织活动，打击报复支部书记的问题。陈少敏和机关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的工作作风对地方工作产生良好影响。陈少敏在《七七月刊》上写了文章，总结了经验。区党委宣传部长夏忠武组织工作组到京山康龙乡，进行建党建政试点，县委梁立林参加。
为了发动群众，杨学诚提出了发展“抗日十人团”
汪心一任京山县总团长，朱正传、聂琴堂任副团长。1941年11月到1942年8月，只有10个月的时间，鄂中各县发展团员15万人，它既是当时最大的群众组织，又是半政权半军事的组织，对于打击汉奸、伪政权，扩军支前，维护地方治安，培养锻炼地方干部起了重要作用，为日后建立地方抗日民主政权和武装打下基础。它发展之快，作用之大证明了它符合青年人抗日保家卫国的热情和愿望，适合当时当地的实际。它显示了区党委的领导艺术。
加强统战工作，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京山根据地开辟初期，陶铸强调团结当地的汉流组织参加抗日救国运动。汉流会是历史悠久的社会团体，多数被当地的豪绅地主掌握，团结汉流实际上是争取它的头面人物，从而带动它的成员，这是对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通过这个工作，团结了地方的上中层人士，乡保长、绅士和大量国民党地方武装，对建立抗日根据地起了很大作用。随着抗日洪流的洗礼，这个组织逐渐消失。
沈德纯当时担任鄂中汉流会工作委员会会长，他走遍京山、东南乡、石板河到京山西北乡，团结各地汉流大哥参加抗日，成绩卓著。1953年，沈德纯著文总结鄂中党委对汉流会工作的经验，写道：鄂中的党组织那时所以重视汉流会，从消极方面着想：它人数众多，成分复杂，如为日寇所利用，对鄂中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危害性一定很大；从积极方面着想，汉流会成员大都年富力强，冒险性大，如果及早加强领导，加强改造，争取为我所用，也是很大一支抗日力量。鄂中的党组织在陶铸、杨学诚同志具体领导之下，采取了积极的一面，使鄂中汉流会成为抗日救亡力量的一部分。他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从而提出政策，向领导建议，是值得学习发扬的工作方法。
1940年，鄂豫边区宪政促进会成立，9月，鄂豫边区第一次军政代表大会在八字门召开，按“三三制”原则成立边区军政联合会办事处，从而推动了京山县民主建政工作。乡保政权由选举产生。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东南乡联合办事处，西北区署、京山县行政委员会。无党派人士张伯丹任主任，黄定陆为副主任，区乡政府也都吸收无党派进步人士，推进了统战工作，扩大和巩固了抗日民主政权的社会基础。
发展地方武装
这对开展地方抗日游击战，发展新区，配合边区主力部队作战，保卫根据地，在边沿地带打击伪军骚扰，保护人民安居乐业有很大作用。再者，它不断升级，是扩大边区部队的重要兵源。黄定陆带领的部队编入五师四团，徐履青以乡区武装为基础，扩编为县大队，汪心一、庄果、徐履青、叶川、张泽普、高塞、熊光武、肖健等先后任队长、副政委，西北乡的大队负责人是彭友德、张先浩、周凯若等。
发展扩大抗日根据地，开辟京南
1982年，李先念指出，党中央派我们到鄂豫边区，就是要我们按照中央的路线，在这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中原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起抗日根据地。并指出，我们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1940年，毛泽东在《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一文中，表扬李先念敢于向进攻我根据地李宗仁提出强烈抗议，并在军事上进行自卫斗争。东南局项英不愿执行，导致皖南事变的损失。
1940年，区党委决定扩大武汉外围敌后根据地，控制襄河地区、开辟京山南山。京山县委先后由汪心一副书记，聂琴堂、金铎到南山开展工作，后又派李健、李金锡、高塞率部队前往，而后，刘少卿、杨学诚以及李先念先后率领部队去南山开辟了京南根据地和京钟根据地，可见，边区党委对开辟京南工作是多么重视。1941年成立京南县委，与京山县委分设。李健、李金锡先后任县委书记，聂琴堂任县行署主任。开辟京南为发展汉宜公路以南襄河北岸天京潜县并进一步重返襄南及洪湖老苏区创造了有利条件。独立自主，放手发展，才能建设起广大的中原抗日根据地，也才能在解放战争初期起到战略作用，作出贡献。抗战末期，边区党委实行了“巩固第一”的方针，脱离实际，坐失了发展河南省的良机，失去了中原地区和华东华北根据地连接起来的可能性，党和人民受了苦。
文化建设
重视文化建设是党的优良传统，党的领导机构设有宣传部。抗战初期，毛泽东强调文化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作了系统的论述，推动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和提高，为党在抗战中取得伟大胜利起了重大作用。1940年毛泽东指出，在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宗旨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毛泽东论述文化的重要作用，指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中国革命和建设证明了这一理论的正确性和博大精深。邓小平1979年指出，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2000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第二句是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可见，随着时代的前进，先进文化的重要性日益提高。
区党委十分重视文化工作，许多工作是在京山办的，直接推动了京山和边区的文化建设，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一）抓革命理论的学习和宣传
1940年，毛泽东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区党委十分重视理论学习工作，当时理论书籍和小册子稀缺，自学受到影响，区党委尽量从各方面做工作。各种训练班都设理论课，报纸转载一些文章。《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后，组织了学习。有一次杨学诚驻在石板河乡时，问我：“你在学习什么？”我答：“学习联共党史。”他问：“怎么样？”我如实回答：“看不懂。”党中央特别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抗战初期，周恩来指出，革命的政治工作是民族革命的生命线，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与灵魂。
豫鄂皖边区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丰富多彩。主要是学习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文件，配合中心任务的学习宣传，日常工作中的宣传教育工作。一个传统的重要制度是，领导干部以身作则，与群众打成一片，关心群众、战士，与人民、下级人员同甘共苦。广大干部和群众经常接触，形成群众性的相互学习宣传的局面，根据地里，洋溢着革命的热情、友谊、团结、艰苦奋斗的社会风尚，使人精神奋发，舒畅，向上。由于有理论的学习和宣传，思想政治工作和实际工作的锻炼，干部和广大人民的政治觉悟比较高，如，听党的话，有理想，守纪律，不怕苦，不怕死，军民团结，从而在精神上藐视敌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党和人民在艰难复杂的战争中终于取得胜利，这是一个重要条件。
（二）重视报刊工作
1939年7月7日《七七报》在京安县创刊，以报的名称纪念抗日战争开始。12月移至京山小花岭，在区党委宣传部长夏忠武领导下办成边区第一大报，区党委还办有《七七月刊》，边区部队办有《挺进报》。它们对指导边区整个工作，提高干部，宣传教育群众，扩大党和政府、军队的影响，发展建设边区根据地，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李先念称它是“我们的政治大炮”。京山县委宣传部长梁立林费尽心力，领导办了《大众日报》并作好报纸发行工作，边区部队和各县也办了报。
（三）办好各种学校
我们的党有办学传统，边区党委在京山开办了干部党校。洪山公校里开设了银行、财经、行政等班次。军事方面有随营学校。京山县干部到这些学校学习，边区党委领导人都到学校授课。县内公私学校都受到保护照常开课。冬季农闲，大力提倡开办冬学，吸收男女老幼参加，很受欢迎。边区党委宣传部长夏忠武曾写专题文章，表扬京山、应城等地的冬学运动。
（四）兴办战时邮局
1940年，区党委在京山石板河乡设立了边区交通总站，站长张进先，而后在各县设分站，负责传递文件、信函、报刊及情报。它是战时邮局，作用很大。当时各种设施十分简陋，但内容力求实用速效，适合战时和农村的特点，深受群众欢迎。
1940年，我们边区党委负责人热情友好地在京山接待了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她向世界宣传了共产党和新四军。
对日伪对顽军的斗争
区党委机关和主力部队长驻京山时，小股日军和顽军不敢来我腹地侵扰。日寇“扫荡”频繁，从石板河丁家冲到区党委驻地的八字门小花岭一带，烧毁民房，严重损害人民生活，日寇在我根据地“扫荡”，不敢久留，人民有安全感，基本上能维持正常生产活动，军民如一家，共享战时新生活。
根据地初创时，鄂中部队曾有两次主动出击日寇。
公安寨战斗是我军主动到敌运输线上打击日寇的著名战例。1939年，鄂中省委领导的抗日部队新建，在京山丁家冲整训。3月28日，日军百余人护送“皇族慰问团”及劳军物资共60余只船沿富水河向宋河敌据点而上。陶铸接到情报后，决定率蔡松云黄定陆的部队进行伏击，地点选定在公安寨。结果打死打伤日伪军20余人，击毙日劳军团长。陶铸在战前做动员称，打好这一伏击战，既可以扩大政治影响，打击敌人气焰，提高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又可以锻炼部队，提高战斗力，还可以搞到一些军用物资武装自己。陶铸设想的都实现了。鄂中地区，军民抗战热情大大高涨。公安寨战斗后，陶铸身感不适，离开部队到丁家冲的京山县委驻地休息，日寇进行扫荡，我陪陶铸到山上，看着日寇从楼子坡路上向丁家冲走去。我们住处主人汪济川送来一碗鸡蛋挂面，婉言劝陶铸食用，军民一家情，感人泪下，至今难忘。
1939年4月，陶铸领导部队夜间攻入云梦县城，收获很大，天亮时按计划撤出。这是当时主动到敌占区攻击日伪的第二个战例。它在湖北广为军民传颂，政治影响很大。
1938～1942年期间，除去1941年8月日寇为了修筑公路，在石板河东北的云塔山短期设据点外，日寇没有在京山根据地内设据点。敌人修筑京罗公路（由永兴镇经石板河到罗店的公路），妄图分割京山和应城、鄂东的联系，孤立我边区领导机关。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郑绍文派部队来支援京山县大队，区乡武装不断袭击京和皂公路上的日伪据点永兴镇，部队不时袭击围困日军据点，断其水源，打击护路的散兵，驱散修路民工，敌被迫撤掉云塔山据点，放弃修路计划。京山县城日军扫荡，烧毁石板河丁家冲八字门的民房后撤退。陈少敏在《全边区人民武装起来》一文中称赞道：“京山东南乡游击小组之活动，使敌人京石路修筑计划完全破产。”
1941年7月，陈少敏、郑绍文精心策划，由朱明达负责组成精干小队，潜入京山城营救张光然回小花岭。张光然是边区党委宣传部长夏忠武的夫人，日军扫荡时被俘，扣押在京山城内，陈少敏称赞朱明达干得不错。
1941年春，石板河乡乡长毛天才叛变，投靠汤池日伪。这是1938年至1942年期间，京山县党内唯一的一次党员干部腐化堕落而叛变投敌事件，对我区有严重威胁，县委书记刘慈凯将计就计，把毛天才诱出敌据点，手枪队处决了他，除此一害。
以上两件战斗的胜利得来，干净利落，显示了领导策划高超，执行者机智英勇。消息传开，人心大快。
击退三次反共高潮中的进攻。1939年9月、1941年3月、1942年5月，国民党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同时三次派军队侵入京山，一度占领小花岭八字门，边区部队都先后将它击退，恢复了京山根据地。
边区党委掌握着党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武装斗争），贯彻执行中央一系列的策略政策，即，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和顽固派作斗争的策略原则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并实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这是取得胜利的重要方法。
边区党委高超的领导方法也是取得胜利的条件。主要有如下几条，第一，从实际出发，对不同对象采取不同政策和斗争形式。对所有顽军都作统战工作，力争减少缓解敌对对抗，对顽军地方军的曹勖，陶铸和纵队政治联络部长张执一曾多次与曹协商谈判。对国民党的主力军和地方军加以区别，加强了对西北军东北军川军的统战工作，避免了对抗，有的建立了友好往来，从而孤立了顽固派，取得很大成效。第二，边区主要领导人都亲自做统战工作，这是一个重要方法。李先念曾经在川军孙震部队的师长陈离的师部住过好几天，李称和陈离是好朋友。（据郑绍文回忆录称，他和张执一先前建立了对陈离的友好关系）陈少敏领导朱明达做争取国民党地方军戴焕章的工作，亲自与戴交谈，达成共同抗日协议。第三，对顽军主力军采取游击战，对其地方军的进攻，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实行，坚决击退或消灭之。
三次反击顽固派的战例是：
第一次，1940年5月，顽军地方部队曹勖的第六纵队进犯八字门小花岭，我边区部队先理后兵，将它击退，打地方顽军，易如反掌。
第二次，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蒋介石在全国掀起反共高潮。3月，顽军占领小花岭边区党委驻地，日寇感到威胁，实行扫荡，顽军退出京山地区，日寇也退回据点。这次战斗，我军灵活地利用了敌顽我三方错综复杂的矛盾。这次顽军进攻时，顽军地方军戴焕章是前锋，双方因有友好关系，作战时双方保持联系，进退采取协同动作，朝天打几枪，我当时随郑绍文在石板河乡向家畈以南的山头，看到了这场战斗。
第三次，1942年，蒋介石令国民党军队歼灭华中新四军和新四军五师，顽军地方军曹勖部队乘机策动日寇攻击我驻军，我军受敌顽夹击。1942年6月，陈少敏率领边区党政军机关撤离驻扎三年之久的小花岭，转移到平汉路东大悟山。京山的西北乡东南乡大部分地区被顽军侵占，我同县委机关一度转移到应城。各区乡基本上仍在原地坚持。9月，区委曹武乡书记王家吉来告知我，我军收复以石板河为中心东南乡地区，我率县委机关回到石板河。10月，李先念在战前会上，听取部队领导人员意见作决定，消灭顽军一部分，驱其出境，收复小花岭和西北。没有采取包围全歼敌军计划。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并随军到了小花岭，收复小花岭在内的西北乡地区，京山根据地重现光明，军民一片欢腾。当时军民欢庆胜利，声震山谷，感人至深。顽军正规军怕和日寇作战，侵犯京山，未曾到过小花岭及其东南地区。总是要地方顽军冲锋在前，深入到小花岭八字门一带。（戴焕章部到过丁家冲以东）收复西北乡小花岭一线，打击的对象就是曹勖部队。
（一）徐履青，京山石板河乡人。黄定陆部队编入边区部队，徐领导扩建区乡武装成立县大队任大队长，后任县委社会部长。赵安之许友祥叛变投奔顽军曹勖部队，活动在宋应公路两侧田店一带，侵扰我边沿地区，我军多次清剿没有成效。1941年8月，县委在西北乡召开县代表会议期间，县委派徐履青和许匪谈判收编，屈萼协助，我方中匪的奸计，徐履青在徐店被许匪杀害，屈萼后逃回，这是血的教训。此前，县委曾经派干部到许的部队驻地，了解他的意图，放松了警惕性，对徐前去也研究不够，若提高警惕，限定谈判地点在我石板河，也就能避免这次灾难。徐履青对屈萼说，许匪狡猾向我投降，并非真心，此行去谈判，凶多吉少。我是准备为党牺牲的。他有一定的警惕性，他的忠勇气概，永垂青史。
徐履青的二弟步青是汤池训练班学员，1940年2月任四团教导员在天门县战斗中牺牲，一门忠烈，令人敬仰。
（二）袁立，女，湖北鄂城县人。京山县委组织部副部长。1940年日寇“扫荡”八字门石板河时，烧毁大量民房。区党委关心人民生活，组织救灾工作，袁参加，不幸被窜扰的顽匪乡公所武装部队杀害，时年23岁。边区党委陈少敏称袁立是边区的女英雄，号召向她学习。
（三）席义，京汤乡分区委书记
1942年与敌伪斗争中牺牲。
（四）金宾，京山永兴镇人
1940年12月—1941年6月，王（场）永（兴）源（泉）三乡联合办事处主任。1941年遭敌伪杀害。
总结京山这段工作取得胜利靠什么？1992年邓小平讲的一段话有普遍的意义。他指出，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又强调指出，毛泽东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就我们党的现状来说，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并指出，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党的组织，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改正，就会被人民抛弃。
群众路线，实事求是，就是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所谓最根本的就是它们对党的一切工作都有指导的决定的作用，符合它就是正确的，违反了它，就是错误的。回忆我在京山1938年—1942年的斗争经验也完全验证了邓小平论述的正确性。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要成功地进行个人的事业，最根本的就是要学习掌握运用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就是这两条最根本的东西。
李蔺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