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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皖南父老乡亲

  • 时间:   2020-04-21      
  • 作者:   ​傅 寰      
  • 来源:   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七师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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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傅秋涛1938年1月是新四军一支队副司令员兼老一团团长。当时老一团驻扎在皖南南陵三里镇,担负着保卫军部的重要而艰巨的任务。1940年4月,日军出动数万兵力对皖南进行疯狂大“扫荡”,妄图一举摧毁皖南抗日游击区。4月26日在叶挺军长亲自部署下,父亲指挥老一团进行了一场激烈的父子岭战斗,取得了重大胜利,成功地保卫了军部,这一仗极大地鼓舞了军队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战斗士气。当时,老一团由时任副参谋长的张铚秀主持了庆功会,同时,还为我做了满月礼。

1941年1月4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9000多人在奉命北撤途中,被数倍于我的国民党顽固派重重包围,经过7天7夜的激烈战斗,终因敌众我寡,且敌武器装备精良。我军则因武器弹药不足,伤亡惨重,伤员越来越多。1月的皖南山区寒风刺骨,那时部队缺吃少穿,只能忍饥挨饿,天当被,地当床,还要随时提防敌人的进攻,部队经受着严峻的考验,父亲当时担任第一纵队司令员,他和他的战友们决意要杀出一条血路,突破重围,以求保存革命有生力量。为了确保突围的顺利实施,在当时的情况下,父亲母亲只得忍痛把我托付给当地群众抚养。后来,母亲说:“孩子送下山有两天了,部队还没能突围出去,我想知道孩子的情况。”部队就派了一位同志下山去探望。第二天清晨,那位同志回来告诉我母亲说,孩子寄养的那家人家全家人都被敌人杀害了,尸体还悬挂在那里,孩子不知下落。母亲当时就哭了起来,说:“以后要有了孩子,无论什么情况也不能让孩子离开我。”当时,父亲母亲以为我可能也被敌人杀害了,也就没有再找人寻找我。

但是,自我离开了父母,离开了部队,我的生命就陷入了危难之中。后来,我才知道,我是在中共皖南地下党组织、红军游击队、皖南的父老乡亲们的全力掩护下,我这个饱经苦难与风险的孩子才艰难地活了下来。

据收养我的老乡告诉我,那时候,在我的周围经常有国民党特务、密探和还乡团分子转悠,他们经常化装成做小生意的、剃头的,走村串户到处打听——我这个共党傅秋涛的女儿的下落,为的是抓住我,好向他们顶头上司邀功领赏。为此,当地地下党组织的同志们则派人日夜守护着我,把我女扮男装,穿着男孩子的衣服,不能留长头发,我还经常转移住地。他们把我像传递接力棒一样,转移到一处又一处,为的是为我找个更加安全的地方。记得那时,我在被寄养的老乡家里最长停留的时间不超过一周,有时一两天,就得另外换个地方。那时我完全是一副男孩子模样,穿着男孩子的衣服和鞋子,剃了个光头。由于生活条件差,我还经常发高烧,可是那时缺医少药,是乡亲们想尽一切办法救治了我。我都不知道,那时我是怎么度过的那些时日,怎么活下来的?

我刚刚记事的时候,记得我被送到一户孩子较多的人家寄养。那时我对周围的人还不熟识,对当地的环境也不熟悉,可是我在那里还没住上两天,这家的男主人,约莫四、五十岁的年纪,一大早就被村里的还乡团叫去了,直到晚上都没有回家。第二天,他是被人用门板抬回来的,只见他浑身上下血迹斑斑,已经被打死了。听大人们说,还乡团把他叫去,就是发现他家多出了一个孩子,就盘问他,这个孩子是从哪里来的?他一口咬定说我是他亲戚家的孩子,敌人不相信,就把他吊在房樑上凶狠地毒打,直到把他打死,才叫人把他抬回来。村里的人含着眼泪扎了纸马、纸人、纸房子给他送葬。那也是我第一次参加送葬的仪式,虽然那时我年龄小,但我却知道,这位大叔是为了保护我才被坏人打死的。

葬礼一完毕,立即有两个叔叔来把我背上,就往大山深处走,一直把我送到一个新的寄养点。这件事情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永生永世不会忘。  

还有一次,敌人抓住了我们的一名游击队长,提出的条件是:只要告诉他们傅秋涛的女儿在哪里,立即放了他。但是,因为他拒绝回答他们的问题,最终这位游击队长牺牲在了敌人的枪口下。

随着解放战争我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面临溃败的颓势,敌人窜进皖南山区,疯狂地放火烧毁老百姓的房屋,肆意抢夺老百姓的东西,并且把几个村的老百姓都驱赶到一个很远的村子里,那里几乎像是集中营一样。那一天,天上下着倾盆大雨,一路上道路泥泞湿滑,崎岖的小路上飘落着有很多松针,我脚上穿的布鞋早就前开后裂,露着脚趾和后跟,松针钻进鞋里扎得脚生疼生疼,根本没法走路,我只得忍者疼痛慢慢地走,一个国民党兵拿着带刺刀的枪在后面不停地驱赶着人群,看我走得慢,就朝我大声喊叫着:“小孩,快走,不许停下!”边说边用枪托打我。这时,一位老爷爷赶快朝我跑过来,一把把我搂在他的怀里,护卫着我,对那个士兵说:“老总你消消气,孩子小,路不好走,天又下这么大的雨,求你让我们一老一小慢点走。”就这样,我在老爷爷的保护下,艰难地行走,直至到达目的地。我想,这位老爷爷一定是知道我是谁,他是刻意跑过来保护我,生怕我会发生什么意外。

在这个像集中营般的村落里。到处都是从各村赶来的难民,没有地方居住,也没有什么食品,周围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兵,我的养父养母在一个墙角里找到了一块暂时栖息的地方,和我相互依偎着艰难度日。没过几天,在国民党严密防守的情况下,是红军游击队员趁着黑夜把我救走了。等我早上,一觉醒来,才看到这里是游击队的驻地,是在大山深处的崇山密林里,当我看着满目青山绿树,阳光灿烂明媚,我好高兴,觉得轻松多了。

回想我在这段远离父母的艰难岁月里,是中共皖南地下党组织的亲切关怀,是日日夜夜精心照顾我的皖南父老乡亲们竭尽全力地救护我、保护我,我才得以幸存。他们对我就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无微不至。我安全无恙,他们比什么都高兴,我生病了,他们比谁都着急。记得有一次,我发高烧,连续几天不退烧,当时,在那种极其恶劣的条件下,老乡们求天不应,告地无门,只好跑到庙里去烧香,求菩萨保佑我赶快好起来,烧完香后,把香灰带回来泡水让我喝,我竟奇迹般痊愈了。就这样,我在皖南父老乡亲们无私无畏的大爱中,生活了整整9年,从一个不满周岁的婴儿长到了9岁,安然地度过了如火如荼的战争年代。

随着渡江战役的胜利,芜湖、南京相继解放,部队派人来找我,把我接回部队,让我回到亲生父母的身边。可当时的我,却根本不想离开寄养我的人家,更不想离开给予我无限关怀的这里的亲人。我向部队提出要将最后的养父陪我一起走,他们同意了,最后,我在养父的陪伴下,我们在青弋江上搭乘一个小小的竹排,沿江逆流而上,顺利到达芜湖,转而又乘坐轮船到达南京,有人把我带到总统府。见到了负责人梁金华叔叔,(后任浙江省军区司令员),他告诉我爸爸已经到上海了,我在他那里洗了个澡,换上了干净的衣服,他们又派人把我们送到上海华野指挥部,我这才见到了我的亲生父母。我的父母非常高兴,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失去多年的女儿竟然又能平安回到他们的身边,而且长高了,长大了。父亲母亲给我起的原名叫傅国美,意思是希望我们未来的国家富强美丽,没有硝烟,没有战争。这时父亲见到我,高兴地说:“改名吧,叫傅还(后来改成了寰),皖南人民不但把我们的女儿养大了,还安安全全地送了回来,我们这是失而复得哟。”后来,我的养父也穿上了军装,成了一名解放军战士,去了部队。只可惜,我上学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但是,在那么艰难困苦的岁月里,皖南的父老乡亲们对我的救命之情,养育之恩我终生难以忘怀,我会永远铭记在心底,我将永远怀念着他们,永志不忘!

 

傅 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