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来，我深深地怀念着商洛山区，怀念着商洛山区的人民，因为在我以往的岁月中有一段时间虽然不长，但极不平凡、最艰难困苦的日子是在那里人民的保护下度过的。历历往事在记忆中是那样的清晰，如同就在昨天。

那是1946年6月，国民党30万军队包围我中原解放区。为牵制敌人，使得其它解放区赢得时间，作好反内战的准备，我们中原军区，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决定，进行了有历史意义的战略转移——中原突围。

我当时在中原军区二纵队十三旅政治部文工队工作，年仅17岁。参军已6年，是一个青年党员。由于长期战斗生活，锻炼出一双铁脚板，行军从来不掉队。我们十三旅随军区司令部行动。渡过白河、丹江，沿着伏牛山进到陕南商洛山区。在行军途中，军区司令员、原新四军五师师长李先念同志（我是他看着长大的，平时他就很注意对我的教育）担心我年纪小，怕我掉了队，就把我调到他的身边，随司令部一起行动。部队向西突围转移中，空中敌机一日数次轮番扫射，地面敌军尾随追击或迎头拦阻，风餐露宿生活艰苦，但我们革命战士不怕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坚信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我的双腿，由于趟水过多和烈日暴晒，长了两大片暑疮，走起路来很吃力，休息时不敢曲腿坐着，怕突然站起来痛的迈不开步。为了不让首长和同志们为我操心，我咬紧牙，忍着痛，坚持不掉队。8月，我们到了商县县境（现在的丹凤县），在离留仙坪不远的一个小村庄和陕南游击队巩德芳司令会合了。根据中央指示，突围部队主力以营为单位分散行动，在陕南建立根据地，并决定不适宜跟部队活动的许多年大、体弱的同志，离队化装去陕北，或转移到其它地区。李先念司令员和任质斌、文建武等首长出于对我的关怀，决定让我和简文同志化装去延安，简文同志是我1942年春在洪山公学上学时的校长，他爱人是江钟华同志，同志们都称她江大姐。1940年9月我和妈妈、弟弟到边区党委时，就和她们住在一起。简文同志既是我的老师和校长，也是我的长辈。这次和他一起走，我感到放心。说实在的，我打心眼里不愿离开部队和战友，可共产党员不应讲价钱，应该服从组织决定。当晚，游击队田队长带了几个队员护送我们离开部队。深夜，周围十分宁静，我们顺着两座大山之间的河溪小路往西行，约摸走了20里地，到了一个村庄，他把我们二人安置在当地一个姓王的富裕农户家里。老王中等身材，大约30多岁，他和游击队关系密切，经常来往，又和国民党保安团有联系。因为他有这些关系，组织上让他来安排我们化装从敌占区去延安。

第一天的黄昏时分，我正在厨房帮王家嫂子烧火做饭，无意中从小木格窗户看到一个国民党军队的散兵从窗前走过，这马上引起我们的注意和警惕，感到住在这个村子不安全。虽然村子不大，又是在大山脚下，可它却是下通龙驹寨，上通留仙坪来往行人的必经之路。老王也怕出事，不敢让我们久留。当晚，趁人们入睡之际，老王悄悄地把我们转移到对面仅有几户人家的小村。第二天老王就到外边去打听消息，摸清情况。下午赶回来告诉我们，有一股追击我大部队的国民党军离这里不远。他认为住在村子里不安全，必须转移到山上去。就在这天深夜，我们又神不知鬼不晓，悄悄地转移到山上。离山下约有五六里地，半山腰有一独户人家，户主是马天荣老爹，家里总共7口人，老爹和大妈，两个儿子，小的才5岁，大媳妇带孩子回娘家了（一直未见面），还有一个不知名的放牛娃。马老爹约摸40多岁，身材魁梧，脸上黑里透红，是一个典型的山里庄稼人。我们突然到来，他并不感到惊讶，可能是游击队事先给他打了招呼，马老爹像接待自家人一样，把简文同志安排和他睡一个炕上，在大门的左边。我和大妈、五岁的万贵睡在堂屋的右边，右边有两间房，前边是大儿子马万珍住的，我们住的堂屋，除了饭灶土炕，只有吃饭的小矮桌，几个小板凳。老王把我们送到后，趁天黑下山赶回家了。我们也都上炕睡觉。由于几个月来长途跋涉，实在疲劳，离开部队后的这两天，天天夜晚转移，也没有睡过安稳觉，住马老爹家，心里感到很安全，可以放心大胆地睡一觉了。这一觉睡得真香，醒来时太阳都老高了。吃了晌午饭，和马老爹一家坐在门前场院的晒垫上（竹子编织，晒粮食用的），这半山腰也只有门前这块平地。我们商量着下一步该怎么办？这时，有几个小伙子从后山梁上下来了，他们既不像当地的老百姓，又不像敌人的便衣，见到我们，他们也坐下来。我们不便问他们是哪里来的，他们却似乎看出我们两个是化装下来的，主动和我们说了些周围的情况，指着山那边说有国民党一支队伍过来，要我们注意（30年后才弄清这个疑团，原来是军区文工团的黄河同志，他们换上便衣，带了几支手枪就地打游击）。我们在说话的时候，马老爹毫不放松观察山下的动静，他敏锐地发现山下玉米地里走过来两个穿黄衣服的人，凭着丰富的经验他判断这是两个国民党兵，马上要到他家里来，便叫我们快到房后树林里去隐蔽。那几个小伙子一眨眼也没影了。马老爹为了不让敌人发现简文同志的行李，将这些东西装在背篓里放在山石后边。我和简文同志隐蔽在树林里，这后山全是大树，并无多少遮掩，好在敌人不是来搜寻我们的。我们直坐到黄昏，在这空旷的山林里，万籁无声，屋里说话的声音传播很远，我以为敌人住下来不走了，情况不明，只好耐心地等着。可是肚子却饿的咕咕叫，一天才吃了一顿饭。就在这时，忽听得由远而近的铃声，这是马老爹家那头黄牛脖子上吊的铜铃响，这意味着他家的放牛娃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可是他并不知道我们坐在树林里，怎么办？喊！不行，怕被屋里敌人听见，急中生智，我捡起一块石头朝放牛娃扔去，机灵的小孩向我这边走过来了，小孩听不懂湖北话，我对小孩说，请马老爹给我们送点吃的来。我一面比划，一面说，最后小孩终于明白了。天刚黑的时候，马老爹上山来叫我们回屋去，他神态沉着坚定，好象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用平静的口气对我们说：“保安团的两个兵下山了，他们就住在山下的村子里。”我发现马老爹光着脊梁，不解地问：山上的寒气很大，你却把褂子扎在腰里不穿？他向我解释说：“姑娘呀！你看对面山半腰设有敌人的哨所，穿白褂子容易被他们发现。”我感激地点着头，马老爹为掩护我们，他想的真是周到。回到家里，知道敌人劫走一口大锅和积攒多时的一葫芦油。我憎恨这些祸国殃民的国民党保安团。见此情此景，便和简文同志商量，从我们化装的路费中拿出点钱，弥补马家的损失。没料到，话刚出口，马老爹就火了：“你们要给我钱，就到别处去住。”多么忠厚耿直的老人，性格是那样的倔强，说话是那样的铿锵有力。我由衷地感激和热爱这位老人。几十年来，他的音容相貌，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从此我再不敢提“钱”的事。

山下的村子驻扎保安团，这意味着封锁了我们的通道，化装的准备工作已无法进行。目前的形势，只有就地隐蔽。马老爹给我们作好了安排，他分析敌人夜间不敢上山，我们可以睡在家里。拂晓前，马老爹就起身坐在场院边一棵大核桃树下边，注视着山下，而让我们好好休息。他知道我们还要继续长途跋涉。我们起床后，迅速地吃点东西，就上山隐蔽。白天我们不能呆在家里，因为我们还来不及化装，身上穿的还是军服，老王给我们一人一件衫子罩在外边，只能遮掩一下，远看还可以。我们身上装有党员组织介绍信和路费，说话外乡人口音，绝对不能跟敌人照面。我每天到东边山上灌木丛后边去隐蔽，那里像一堵墙，外边什么也看不见，很安全。马老爹看着我们各自去隐蔽了，他才回屋吃饭，饭后睡上一觉，起来再下地干活。为了我们，他每天起得太早了，不睡不行。我坐在山上无事可干，没有书看，整天看着太阳从东往西移动。这生活过了两天我就厌烦了，便找点活干，正好周围有好多核桃树，干核桃就自己掉在地上，我把它们收拢到一起，用石头敲开，取出桃仁，每天晚上带一包回家，老爹和大妈用赞许的眼光看着我，夸奖我是一个爱劳动的好姑娘。我回到家里，月亮照着我们剥豆角，削土豆，一家人气氛十分融洽。马老爹话不多，他关心我，爱护我，嘴里不说，深沉的爱，表现在他的一举一动上。他看见我腿上的两片暑疮没有药擦，就去摘梓树叶子，每天用长钩子钩下一小篮叶子，我用唾沫把叶子贴在患处，每天晚上换一次叶子，就用这个土方，把两块巴掌大的暑疮治好了。我又一次从心眼里感激马老爹。山区人民的生活是非常苦的，主食玉米、土豆、豆角，小菜就是地里的野刺菜，泡在酸菜缸里，要吃就切一点。就这么困难，马老爹和大妈还想着让我们吃好点，在我们的酸菜碗里切上两个小辣椒，再撒上几颗颗盐，他们自己则不放这些。老王有次偷偷上山来看我们，带来一只鸡，几斤大米。虽然是一点小东西，在物质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却使我们全家会了一次餐，山里人只吃鸡肉不喝汤，把汤倒掉了，我心疼了好几天，可一句话也没敢说。有天晚上我摸着黑洗衣服，不慎将洗衣服的大瓦盆打碎了，心里很难过，就这么一只大瓦盆打碎了，他们再没有了。我真想赔一个，可没地方去买。为了这，第二天我都不敢看他们一眼。老爹和大妈不仅没有责怪我，还来安慰我，我心里更不是滋味，我总觉得自己对不起他们。有一天，我醒来时，听着屋外下着大雨，大妈过来跟我说：外边下着大雨，你不能上山了，简先生到后山看庄稼的窝棚里呆着，你就躺在炕上，外边有人进来，你就蒙着被子不要出声，你马老爹来对付他们。我乖乖地在炕上躺了一天，脑子里不停地想着许多事。听说这一带是红二十五军的根据地，徐海东同志还在这里养过伤。马老爹虽然没有多少文化，可他是一个非常有心的人。我们离敌人近在咫尺，肉眼都能看到对面山上敌人的哨所，我能平平安安地在炕上躺着，马老爹一家要担多大的风险啊！离开部队后，马老爹一家就是我们最亲的亲人。又一个晚上，老王又摸黑爬上山来，他带给我们一个消息，对面山梁子那边也住着我们的人，根据他说的特征，我认定那是中原军区政委、七大中央委员郑位三同志和他爱人蒲云同志及儿子非迟、还有大姐陈少敏同志，她是鄂豫皖边区党委副书记、七大中央候补委员。这个情况对我们十分有利，我们判断大部队没有走远，而我们住在这里也不是孤立的。我当即给李先念司令员写了一个条子，要求回部队去。老王把条子捎走了，我并没有抱多大的希望。

又过了几天的一个晚上，老王上山说，要把我们转移到对面山的那边去，这意味着我们和首长靠拢了。我们下到山底，老王要我们等一等，他去观察一下情况，很快他就回来了，说：“出不去。”我们只好折回来。马老爹把我们带到人工挖的一个山洞，说：“为安全起见，住在洞里比家里保险。这个洞谁也不知道，是为逃避抓壮丁挖的，你们就在这里住几天，形势好点再回家去。”他们把我们安顿好以后，为避免暴露行动，迅速地赶回到自己的家里。我们按照马老爹的吩咐，进到洞里，洞里早已铺上了干草，拉开毯子和夹被就可以休息。这个洞挖得很巧妙，它像一口井，要进洞，得先坐在坡上，把两条腿先放进洞里，身子随着腿往下滑，脚落到地上，身子一蹲就到了洞里，里边比双人床要大些，坐在里边脑袋碰不到洞顶，要活动只能弯腰走动，要站起来头就伸出洞口，马老爹把我们安排到这个地方比什么都保险，可说是万无一失。简文同志离开部队前，有组织上给他配备的马，所以行李没有丢失，我连一个小背包都轻装掉了，除了有一身换洗的衣服，其它一无所有。简文同志把夹被给我盖，他像长辈一样关心着我。第二天，太阳射进洞里来，肚子提醒我们该吃饭了。我们相信马老爹早作好安排，果然，铃声由远而近，我把头伸出洞口一看，放牛娃右手提着瓦罐，罐子口上放着两个碗，左腋下夹着用汗巾包着的一块大饼，他把这些东西递给我之后，赶着牛沿着山边往前走了。罐子里装的玉米粥，里边有土豆角。饼是留到中午吃的，一罐粥，我们一人三碗全都吃掉了，碗没有水洗，只好扣起来晚上接着用。饼是小麦面做的，很粗，麸子多，山上不种小麦，就是这种麦面平时也是很难吃到的，虽然面黑，我们也感到比吃山珍海味还珍贵。一天黄昏，马老爹亲自提着大篮子送饭来了，我们在洞里住了一天，和大自然隔绝了，马老爹一来，见到了亲人，感到温暖。从洞里出来，坐在山坡上自由地呼吸大自然的空气。我们一边吃一边又感慨万千。马老爹有个口头禅：“没办法，这没办法。”这话也对，是不好办。敌人就在山下封锁着我们，我们寸步难行。然而，马老爹为了掩护我们，想了很多办法，使我们能够在敌人的鼻子底下安然无恙。多么不容易呀！马老爹和大妈怕我们住在山洞里受委屈，调着花样，把家里仅有的一些白面做给我们吃。我心里能好受吗？我是个不好哭的孩子，遇到多么大的困难我都能挺过来，现在我吃着面条，激动的眼泪夺眶而出，顺着腮帮子掉进碗里，这些苏区的人民群众是多么地热爱着自己的子弟兵啊！

离开部队快一个月了，竟像过了一年半载那样漫长。思念着战友们，回忆在行军途中那些艰难坎坷，有的女战友实在走不动了，后悔突围前要是化装走了该多好，少吃多少苦。我可不那样想，在宣化店时，爸爸曾提出来让我化装到苏北去（新四军军部所在地），我向爸爸表示，我是一个新党员，要在部队接受战斗的考验（那时我并不知道要突围），爸爸支持我，他语重心长地说了四个字：“坚持到底。”这四个字在我行军中遇到困难的时候，鼓励我、鞭策我，给我勇气和力量。在这一个月的隐蔽生活里，仍然需要顽强的毅力，敌人就在山下，我们天天在和敌人周旋。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在这个洞里住了四天，马老爹还是把我们转移到对面山上苏老爹家，苏老爹家的村子就在保安团哨所上边几里地的山顶上。苏老爹的年纪看上去有六十开外，满头白发，白眉毛，长长的银丝般的胡须挂在胸前，一见就是一位可敬可爱的老人。马老爹他们要趁天亮前赶回去。苏老爹也要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把我们送进山洞里去，他说村子里的人杂得很，不能走漏风声。苏老爹高大的身躯，手里握着一柄约八尺长的木把铁锹，既当拐杖又当武器，扛起简文同志的大包袱，把小包让简文同志拿着。他见简文同志身体瘦弱，见我是个小姑娘，就格外地关照，什么也不让我拿，天又黑，下山路更难走，遇到悬岩，苏老爹先跳下去，站稳当后，要我跳到他脚上，他用身子挡着，使我不会摔倒。离洞口不远的地方，没有路，就靠抓小树和茅草，探着身子往下一步一步地挪动。这个山洞离苏老爹家只有里把路，就是路难走。石洞口自然形成，像个狮子口。洞有一人多高，洞底也比较平坦，可以睡三四个人，苏老爹事先把干茅草给我们铺好了，我们躺下还可以看到洞口外天上的星星，这种敞口洞看来不安全，我们虽一夜奔走，又累又乏，两个眼皮直打架，可谁都不敢合眼，还担心山上有没有野兽来袭击我们。天已拂晓，才朦胧地睡着。醒来已是太阳好高了。坐起来向洞外望去，视野非常宽阔，能看到十几里。沿山坡有不少星星点点的村落，洞口被杂草和灌木林遮挡着，从下边是看不见洞口的。但我们觉得，离敌人近，还是不保险。响午，苏老爹背了个大背篓来，里边放只水桶，饭在水桶里装着，老人这样伪装，是以防万一，既怕敌人发现，也怕外人知道。我们一边吃饭，一边听苏老爹谈游击队在这一带活动的情况。他和巩德芳司令很熟，巩司令常在这一带活动，苏老爹绘形绘声说游击队，说游击队员就像长了飞毛腿一样，来无影去无踪，动作特别敏捷，在周围都是敌占区的情况下，游击队能生存，发展革命的游击小块根据地，完全靠当地群众的支持和帮助。苏老爹谈起这些事，情绪很激昂，充分表现出老苏区革命群众的觉悟。第二天半响午了，还不见苏老爹送饭来，我们心里虽急，但也只好等待着。一个中年人提着瓦罐走进洞来，说是给我们送饭来了，我们在吃饭的时候，简文同志让我问他外边有什么情况，他什么也不知道。晚上又换了另一家来送饭。在一般情况下，一家一户派饭是正常事，现在这样换来换去，知道我们的人就多了，怎么能安全呢？苏老爹怎么没来呢？我们心里都打着问号。漆黑的夜，看不清周围的一切，只靠耳朵，警惕地听着洞外的一切动静。这一夜，真是欲睡不能，欲走不得，寒气逼人，心悸不宁，眼睁睁地望着夜空。正在这时，草丛里传来轻微的声响，我们更加紧张地警惕起来，忽然一点小火星，一闪一闪由远而近，原来是苏老爹点燃一根麻杆照路来接我们离开这里。苏老爹和我们心心相通，我们想到的安全问题，他早已盘算过了。原来他这一天是特别的紧张和辛劳，又冒着极大的风险。清晨保安团的兵窜到山上来，把他家的粮食土豆，只要能吃的东西抢劫一空。他怕引起敌人的怀疑，悄悄通知另外两家给我们送饭，他亲自去找马天荣他们安排我们转移。他认为不转移不行，敌人来过了，村里知道我们的人也多了，我们的安全就得不到保障，现在马老爹就在苏老爹家等着我们，我们来不及和苏老爹说些感激的话，就匆匆地离开了他。我们和苏老爹相处是短暂的，几次见面加起来不到八小时，可苏老爹的高大形象和慈父般的情感，却深深留在我的心坎上。我被一个身村魁梧的小伙子架着走，因为是在夜里，看不清他长的什么样，走的路，好像没有下山也没有上山，是在山梁子上边走，我只是盲目地迈着两条腿，等停住脚步时，才发现是回到原来住过的山洞来了。我们进到山洞里，又打开包袱，拿出夹被睡觉，两天来紧张的神经，逐渐松弛下来，很快进入梦乡，安安稳稳地睡了一个好觉。

第二天午后，太阳偏西，马万珍来叫我们带上行李回家，我们疑惑不解，怎么能大白天就这样背着包袱下山？回到家又见大妈正擀面条，满脑子疑团，盼着马老爹回来澄清。太阳落山了，只见马老爹背了一大捆草鞋回来了，还给简文同志买了几盒纸烟，他的表情，一扫往日的愁容，看到马老爹这副神情我们更加纳闷。我们不明白他为什么今天变得这么心欢意畅，好像忘记了忧愁。自从组织上把我们交给他以后，他千方百计地为我们的安全而操劳着。每次转移，他事先要做很多工作，选择地点，亲自接送，交给放心的人；隐蔽期间，周到安排我们的生活，多次来看望，使我们能够安全地隐蔽下来。我们心里非常感激他。和马老爹同来的老王告诉我们：“游击队的队长来接你们，他们住在山那边。”老王又说：”保安团是昨天撤回龙驹寨的，谍报员听说这边没有事，也回团去休息。晚上敌人不会出来了，但明天保安团还要回来。趁他们回来之前，我们今晚就到山那边去和田队长会合。” 原来老王想办法联系上了田队长，捎走的条子也转交到李司令员手里了，所以田队长来接我们回部队。我听了真高兴，今晚是难得的好机会，否则还得有番周折。最后一顿饭，是新鲜黄花菜拌面条，味道鲜极了。马老爹一家待我们，不是亲人胜似亲人。这一个多月，我们与群众患难与共，相依为命的生活即将结束，我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大妈一家亲人，迅速地走下山去，到了山口，老王让我们停下休息，他出去观察一下情况。这时候我发现有人手拿镰刀，早就在山口放哨，不大一会功夫，老王回来了，手里捧着一大摞烙饼，说这是给我们准备带到路上吃的干粮。这一切我们能说什么呢？只好心里领情了。我们顺着河边小路往东走，还经常踩着石头过河，虽说敌情是清楚的，但我不免还是有些紧张。这样走了五里多路，进入对面山口，我才松了一口气。翻过一座大山，来到田队长他们住的村庄。我们安然无恙地回到游击队，见到了当初领我们的田队长，就象是见到了久别的亲人，握着他的手，我的泪花不由自主地淌了下来，田队长也很动感情。

田队长带着我们翻山越岭走了几天，见到李司令员和军区其他首长以及司令部的同志们，回到部队，回到革命大家庭里来的这种喜悦心情，真难以言表。

部队又开始往西行动，我和前卫部队走在一起，到了一个集镇，李司令员的随身参谋肖健章同志要找老乡了解些情况，我们也跟了进去，一打听，这里是留仙坪，原来是我离开部队的那个地方。我们走进一家茶馆，对面坐着一位老人，看样子比苏老爹年纪还大，鬓发斑白，胡须比苏老爹的胡须还长，我走上前去叫了一声：“老爹，这里离马家大湾有多远？”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话，站了起来拉着我的手说：“好姐妺，幸亏你们离开那里，就在你们走后的两天，不知谁走了风声，国民党保安团把老王和他爹、马天荣和他大儿子，打得遍体鳞伤，衣服都脱不下来。我前两天刚去看过他们，才知道有两个同志在那儿隐蔽过。”这一番话，简直把我惊呆了，马老爹他们为了掩护我们吃了这么大的苦，我心里难过极了，恨不得立刻飞到他们身边去看看他们，安慰他们。然而，现实生活不允许，那里还有敌人，我们部队还要继续向北走。我只好托老爹爹把我的问候话捎给他们。我随着部队继续前进，然而我的心情却很沉重，马老爹他们血肉模糊的形象总是在我眼前呈现。我时时刻刻都感到落在马老爹他们身上的皮鞭像落在我自己的身上一样疼痛。一天，我碰见简文同志，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他，我要转移到豫西去，他如能继续在这里活动，一定要去马家大湾看望马老爹他们。我把希望寄托在简文同志那里，心情才似乎平静一些。

几十年过去了，虽然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我和马老爹一家保持着通信联系，但是我仍没有机会再去看望他老人家。我对商洛山区人民的怀念之情，越来越强烈，马老爹、田队长、苏老爹，商洛山区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商洛山区的日日夜夜，我是多么想念你呀！

晓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