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正豪，1896年出生于湖北省襄阳县北乡薛家集（现属黄集镇）前薛家村，诨号三保董，自幼酷爱习武，古式的枪、刀、剑、戟无所不通，舞狮子、耍铡刀、抡钢鞭是他的绝活。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薛正豪的侄儿薛斌（又名薛大全，共产党员，襄北农民自卫军副队长，后任红九军二十七师副师长，1931年1月赵庄惨案遇害）在黄埔军校毕业后，被党组织派回襄阳。当时，薛斌的中学同学李自修（又名崇德，共产党员，襄北农民自卫军队长，后任红九军二十七师师长，1931年1月赵庄惨案遇害），正在襄北组织农民革命武装，急需枪支。薛斌找到父亲薛正显（又名薛珠，区农会主席，薛家集团防局团总，国民党左派）和叔父薛正豪商量。为了支持侄儿工作，薛正豪和大哥薛正显一合计，将家门仅有的20几支枪全部贡献出来。至5月上旬，已组织起一支拥有40多支枪的农民自卫军革命队伍。7月，襄阳县委书记马适安派县委委员高如松、熊玉珩及共产党员孙碌、褚玉恒等到襄北加强领导。指派孙碌为薛家集特支书记，李自修、薛斌为特支委员。当时，匪首、团防局团董梁信子自恃有500余人枪，横征暴敛，奸掳烧杀，无恶不作。还勾结地方豪绅势力，到处捕捉共产党，企图吃掉农民自卫军。薛正豪以甲长身份作掩护，让特支书记孙碌在他家避难，掩护共产党员褚玉恒过卡。1928年1月，在新任特支书记李自修、特支委员薛斌、张若星的介绍下，薛正豪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3月23日，薛正豪积极协助襄北农民自卫军，并借助西北军杨虎成部马文德、索金亭十九旅的力量，打死团防局师爷张保金，活捉匪首梁信子，缴获一批枪支弹药，为襄北民众扫除一大祸害。

1939年12月，根据豫鄂边区党委书记陈少敏的安排，薛正豪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秘密交通员，后继任新四军五师三军分区秘密交通员。并以马贩子和前薛家集保长身份作掩护，穿梭于鄂豫边界，为新四军搜集传递大量军事情报和枪支弹药。为抗击日寇和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战斗做出突出贡献。

经陈少敏同意，薛正豪决定将长子薛映华打入第五战区右路游击纵队戴焕章部，该部为新四军的统战武装。

1939年腊月的一个夜晚，薛正豪带着长子薛映华从薛家集步行70余里，来到樊城汉江河边的东方旅社。东方旅社有30余间青砖瓦房，砖木结构。是一处集住宿、饮食、娱乐于一体的休闲场所，也是地下共产党、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的秘密交通站。旅社老板方志安、老板娘张玉琴都是地下共产党员。这里人员繁杂，各路人马频繁出入，有生意人、国民党军政人员、国民党军统特务，还有日本军官、伪军汉奸。一天，方老板刚吃完饭，就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方老板掏出手枪，靠在门边问道：“你是谁？”来人正是薛正豪和他的儿子薛映华。薛正豪答道：“娘家人来了，还有房间吗？”“有，就是小了点儿！外边风大吗？”“要下雨了！”老方见对上暗号，就打开门将薛正豪父子俩迎了进来。这时，有一位头戴礼帽、身穿长衫的男子早已等在地下室的一间带有隔墙的屋子里。“这位是朱同志（即打入戴部的共产党员朱明哲），这位是薛家集的三保董，来来来，都是自己人！”老方介绍说。之后，朱明哲将薛映华带到戴焕章右路游击纵队。戴焕章委任他为上尉副官，从事军需供应工作。1941年1月，由刘海波推荐，经陈少敏审查同意，薛映华参加了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随南独立营，任副营长，4月初加入中国共产党。4月上旬，部队整编为新四军随南独立支队，任副支队长。不久，薛映华在白兆山蜂子山与日伪作战时牺牲。

1940年5月下旬，日军进犯襄北，国军暂一师胥纪亭部剑南旅一个连西撤至襄北石桥子，此地四周有土寨，外有沟堑河流，部队和当地民众一起毁桥断路，构筑工事。傍晚，日军第十六师团二十六联队的一个骑兵队30余人马追至河东，薛正豪带领民众自卫武装在石桥子东15里的程家营放枪，日骑兵以为误入我军民伏击圈，不敢前进，原地负隅顽抗。胥部轻重机枪同时开火，日骑兵人仰马翻，全部被歼。后续骑队闻得石桥方向枪声一片，赶紧绕道老范岗向樊城逃去，我军取得“老河口外围保卫战”的胜利。

期间，豫鄂边区党委代书记后任新四军五师副政委陈少敏多次由薛正豪掩护到薛家集、老河口、朱家集等鄂豫边进行革命活动。薛正豪的家是新四军的秘密联络点，陈少敏经常在夜间行动，多次歇宿在薛正豪家。当时，黄山洼刘海波的家、黄营黄绪娃家、谭营谭军家、耿寨耿德润家也是薛正豪的秘密联络点，还有襄阳城区内的“四美春”、张湾的“翠花街”及朱家集朱明达的家、老河口傅家寨左觉龙的家都是新四军秘密联络点。有一晚，陈少敏向薛正豪传达边区党委的指示，让薛正豪担任伪保长，有了这个掩护，工作更为方便。薛正豪妻子刘大全见他们夜里来，夜里去，经常单独谈话，说说笑笑。见自己的丈夫还亲切地叫她“大姐”，顿生疑心，吃起醋来，怕他们产生儿女之情。但作为党的纪律，薛正豪不能将工作秘密告诉家人。

新四军五师交通站为了安全，一般单线联系，以防敌特注意而遭到破坏，传递情报很少使用纸条，大多用脑子强记，这样比较安全，否则很容易被敌人发现。1941年冬，为了打击国民党顽军在新四军五师防区制造的摩擦，急需一批国民党制服和枪支弹药。薛正豪和三军分区郑绍文在“东方旅社”接头后，将郑提供的情报通过朱明哲转达给刘海波，刘海波设法鼓动戴焕章以扩军为名，向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索取大量国民党制服和枪支弹药，辗转送给新四军。刘海波将蒋介石嫡系装备精良的暂编第一师第二团占据圣场的确切驻址、地形、联络信号、口令、兵力布置等情报通过朱明哲与薛正豪联系，薛正豪先后在“东方旅社”与边区保安司令部郑绍文和第二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雷天明接头后，转交五师李先念、副政委陈少敏。新四军五师官兵化装闯进顽军防区内，乘夜色朦胧突袭圣场。经过激烈战斗，收复圣场，毙伤俘顽敌营长以下1400余人，缴获大批新式武器。

1942年8月，盘踞在大洪山地区的顽军乘五师主力东进之际，向五师京安应抗日根据地侵犯，襄西顽军向五师天京潜抗日根据地进攻。刘海波派打入戴部的第十一中队长廖光国（二军分区鄂中地委领导人）在张湾的翠花街与薛正豪接头后，薛正豪又在东方旅社将这一情报转送五师副政委陈少敏。五师立即命令部队反击，歼敌600余人。在蒋介石三次反共高潮中，根据薛正豪转送的情报，五师共歼顽敌近5000人。

1945年初春，五师歼灭国民党军特务戴笠直属武装特务1000余人；1945年8月，五师发起桐柏战役歼敌近9000人。在这些战役战斗中，通过薛正豪与刘海波派遣的交通员接头后，先后将情报转交余益安（鄂北特委书记）、黄民伟（社会部部长）、周书（民运科科长）、朱明达（社会部科长）、陈任远（组织部部长）等人，再转交五师领导，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6年中原突围后，薛正豪和新四军五师领导失去了联系，但仍然为党工作。1947年12月，襄阳爱国民主县政府驻薛家集附近的黄山洼。国民党地方武装气焰十分嚣张，与我呈拉锯战阵式。1948年4月，地下共产党员刘海波在老河口筹集一些药品和2000发“403”子弹，让薛正豪等人去取。一个夜晚，薛正豪带领余德合（刘海波的警卫员）、王大年（刘海波家的护院）三人携弹药行至老河口东仙人渡沟壑时，被早已在河边设伏的大布衫队中队长薛可白（曾任伪保长，大布衫队中队长，1951年被镇压）带领的黄毛、典娃、贵平等大布衫队拦截，双方一阵枪战。冲出沟壑后，薛正豪将装着弹药的布袋搭在肩上，余德合、王大年2人各持两把驳壳枪在后面掩护。在刘海波安排的姜占奎（毛岗村人、自卫队员）的接应下，从东排子河西岸石桥子向薛家集方向奔去，然后向南前进。当行至朱家湾时，发现陶化斗的大布衫分队有七八人在此设卡。薛正豪说：“我是薛家集三保董，不怕死的尽管来！”由于恐惧薛正豪的武功，他们很快放行。

当行至朱家湾桥南后，发现郭宏秀带领的大布衫队一个中队，盘距在小郭家。他们绕道李家冲，当时李家冲是薛大有大布衫队中队部，薛大有是薛正豪的侄儿，就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接着，薛正豪把弹药交给姜占奎提着，当时，尹家坡、南王一带住有大布衫队一个排的武装。因姜占奎穿大布衫队服装，有人认识，不受检查。后途经南王，穿过冢子王家，安全到达古铜寺沟，进入桐柏军区八十五团管区。姜占奎将弹药交给薛正豪，转身回去了。薛正豪赶到董王家，把弹药交给八十五团政委兼襄阳县委书记宋匪石、副团长洛克手中。这些子弹、药品在扫清地方残余势力，解放襄阳活捉康泽的战斗中起到一定作用。

           尹荣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