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邓迈，1919年11月出生在江西省南昌县小兰乡墨山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兄弟六人，父亲行四。他自幼好学，我的爷爷和叔叔伯伯为了供他读书，扛长工、打短工，终年劳作。父亲则放牛帮工，贴补家用。此后，他不负家人期望，以优异成绩考入师范学校。我曾经问过父亲，为什么读师范？他直截了当地说，师范不收学费，家里穷，只能读师范。他始终不忘兄弟们为供他读书所受的辛苦，不止一次地说，因为家贫，老家的叔叔伯伯都没有上过学，但他们拼死拼活赚钱供他上学，这个恩情不能忘。

父亲在师范学校读书期间，正值“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方志敏、黄道等共产党人活跃在赣东北，传播革命的理想和抗日救亡的主张，对他产生了极大影响，于1937年6月参加革命，投奔红军游击队整编的闽浙赣抗日义勇军三支队，随后在铅山县石塘镇改编为新四军三支队第五团，开赴抗日前线。

父亲说，在共产党、毛泽东的领导下，他有幸参加了20世纪中国历史上两次伟大的战争：一是抗日战争，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求得民族独立；二是解放战争，打败蒋家王朝，使人民得解放。这两次战争都以中国人民的胜利结束，但也付出惨痛代价。和父亲一道参加革命的同县5人，3人牺牲在抗日战争战场，1人牺牲在解放战争战场，看到新中国成立的仅有他1人。因此，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我是幸存者”。

父亲保存了一本发黄的功劳证，四纵十师政治部1947年印发，那时他已是团级干部，立功条件更严格，却记载着他当年在诸城战斗、姜家村战斗和重建29团工作中的立功情况。据诸城史料记载，1947年10月15日，华野四纵十师与滨北独立团在该县独立团和民兵配合下经过两天一夜激战，全歼守敌3150余人，解放了诸城。在这场战斗中，父亲和二十九团指战员一起不拍牺牲,勇猛冲入城中，荣立战功。

渡江战役前夕，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英军“紫石英”舰事件。1949年4月21日上午，英舰与我军炮团发生激烈炮战，但是由于英舰对我炮团位置判断不准，大量炮弹飞向我纵深地带，在大堤后面的二〇二团和二〇五团遭到轰击。当时，父亲（时任二〇五团政委）与二〇二团团长邓若波刚开完战前准备会，正坐在一起聊天。突如其来的炮击造成邓若波团长当场牺牲，252人伤亡，父亲幸免于难。讲述这段往事后，父亲稍显激动地说“他（邓若波团长）就在我旁边”，随后平静下来，不再说话，思绪似乎仍然沉浸在过去的硝烟中。

在战争年代，父亲长期战斗在一线部队，征战华东、中原。他曾不无感慨地说，“（我们）打了多少仗啊！” 1938年至1940年在苏南的句容、丹阳、常州、无锡、江阴、常熟、溧阳、溧水等地区参加了对日伪军的反“扫荡”和攻占、攻击日伪军据点的战斗；1940年至1942年，在苏北的泰州、东台、盐城等地区作战，参加了黄桥决战，参加了盐城的对日军的反“扫荡”战斗，参加了淮河两岸的陈道口战斗；1942年至1945年在安徽的含山、和县、全椒、江浦等地参加了对日伪军的反“扫荡”和攻击、攻占日伪军据点的战斗。1946年至1949年在山东、河南、江苏、浙江、上海等地区参加了鲁南、孟良崮、诸城的战斗，参加了豫东战役，参加了淮海、渡江、解放上海等战役、战斗，将胜利的旗帜插到黄浦江畔，迎来了全国的解放。

全国解放后，父亲从战斗部队调入军队院校工作，先后任华东军大三总队十一团政委、六总队政委，第三高级步校二大队政委，总高级步校战术教授会副主任。在此期间，他全身心地投入到院校的教学和管理工作中，多次立功受奖。

1959年初，父亲坚决服从组织决定，毅然走进大漠戈壁，在二十基地、二十一基地工作20多个春秋，在艰苦的环境下，为完成国防科研试验任务尽心尽力。他工作远在大西北，每年回家的时间屈指可数，儿时的记忆多是他来去匆匆的身影，再加之他有时穿蓝军裤（空军）有时穿绿军裤（陆军），平添了几分神秘色彩。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学校停课，10月下旬，我和姐姐与院里的几个小伙伴一起到基地探亲，有幸见证了“两弹”结合试验的成功。以后很久才知道，在那次试验中，他与基地第一试验部的主要领导、有关专业技术干部一起，不顾安危，坚守在安全阵地，确保核导弹安全起飞。

在父亲心中，工作永远是第一位的。他睡眠不好，伴有偏头疼，头疼病厉害时，吃一片“索密痛”，又坚持工作。1975年，他调到核试验基地，作为基地的主要领导，工作更加繁忙。1976年，我和妹妹去基地探亲，却难得见到他几面，工作几乎占据了他的全部时间。

在父亲心中，战友情占据很重要的位置。全国解放初期，父亲第一次回乡探亲，临行前，对如何抚慰牺牲的战友而感到焦虑，特意找到钟期光副政委，在他的支持下，父亲拿着华东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开具的4张烈士证回到家乡，亲手交到烈士亲属手中，心中得到很大宽慰。1973年夏末，父亲专程到南京探望病重的吴瑞生叔叔。他是父亲的战友，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结成了深厚的战斗情义。父亲对我说，吴叔叔是老红军，作战勇敢，很多危险的战斗都冲在前面，他们的情谊是战场环境锤炼出来的。以后，吴叔叔去世，父亲又赶到南京，参加追悼会、致悼词，表达痛失战友的心情。

 “文化大革命”中我家遭受突然变故，父亲也受到冲击，我们兄弟姐妹在磨砺中成长起来。

1982年父亲离休了，我也于1986年转业，与父亲有了更多的交流。离休后的父亲多了些温情，多了些对子女的关注。父亲有很好的记忆力，但他谈自己的过去不多，往往是我问他答，谈兴浓时也会心生感慨。他更愿意听子女谈现在，我们的工作怎样，单位是否分房，孙辈表现好不好，都是他感兴趣的话题。全家团聚是父亲最开心的日子，每当弟弟妹妹从外地、国外回家，他总是笑容满面地站在门口迎接。

1987年春，父亲的右小脚趾外侧查出黑色素瘤，手术切除小脚趾后，伤口处仍有瘤细胞，为此，医院建议切除右脚，术后伤口如果还有瘤细胞，有可能切除右小腿。当医生将这一方案征求家属意见时，我的感觉是无奈，以后父亲可能要装假肢了，为了保住生命这可能是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选择。父亲得知这一消息后，当即表示“我打仗都没打残，还能手术致残？”，他宁可冒着带瘤风险，坚决不同意切除右脚。由于伤口带瘤，迟迟不能愈合，只得再切除一根脚趾。再次手术后，幸运又一次眷顾父亲：新的伤口愈合了，未再发现瘤细胞。我们庆幸他又打了一场胜仗，虽然切除了两根脚趾，但是保住了右脚，消除了瘤细胞。

离休后的父亲仍然保持读书看报的习惯，仍然关心国家大事。每当国家受灾或扶贫济困，他总是积极响应号召，带头捐款捐物。汶川地震时，他已病重，仍然嘱咐家人关注捐款信息，为地震灾区多捐些款。我理解，他认为这是他晚年为国效力的最后机会。

2001年春节，父亲召集全家开会，宣读遗嘱。他在遗嘱中回顾了自己跟着共产党开展武装斗争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的一生，他说“我在几十年的革命战斗中，作战是勇敢的，工作是积极的，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是忠诚的。”希望子女们爱祖国、爱家乡、团结互助、教育好后代，为祖国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做贡献。

2019年恰逢父亲百年诞辰，他离开我们也已经8年了，再次观看他宣读遗嘱时的录像，往事历历在目，不禁感慨万千。可以告慰他老人家的是：他的子女，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始终谨遵他的教诲，心系祖国，同心同德。如今，我们兄弟姐妹多已退休，家庭和睦，生活安定，新的一代正在茁壮成长，他老人家若天上有知一定会感到欣慰。

                                 邓金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