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和2020年，分别是母亲吴木娟、父亲吴镇宇的百年冥诞。

    他们已离我们而去多年。母亲去世后，父母合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他俩生同衾，死同穴，互相陪伴，终老一生，也是对子女们最大的安慰。

父母亲同在1944年毕业于上海同德医学院。在那个年代，能读医科大学，家中还是有些经济基础的。但父母并没有安于小康的家庭生活。面对日寇对中国的疯狂侵略，他们毅然决然参加了新四军，投身于抗日救国的民族浪潮之中。这个决定并非一时冲动。在学生时期，父亲曾组织口琴队、歌咏队，演出一些反对日本侵略的节目。参加新四军之前，父亲曾在医院组织员工联谊会等群众活动，反对当时日本人对医院的管辖。稍后，更是毅然放弃上海的安逸生活，夫妻俩一同赴皖江解放区，在新四军七师卫生部当医生，直接投身于抗日的民族斗争之中。父母如此的举动，除了他们耳闻目睹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的罪行，也与我的祖父的言传身教有密切关系。日本入侵中国，占领上海之后，曾有投靠日寇的汉奸官员（祖父的学生）来家劝说祖父到日伪政权做事。但祖父坚决予以拒绝。宁愿赋闲在家，也不愿为日本人做事。全家仅靠姑姑一人教书的微薄收入生活，以至家中一度生计难以为继。祖父这种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确实在我父亲的身上得到了传承。

解放后，父亲先从事医务行政工作，后又被委派作卫生出版工作，再没有直接做医生。母亲则在不同单位的医务室做医生。1951年，正值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当时国内缺少外伤救护方面的教材。父亲凭借他的外文功力，编译了一本“绷带手册”。母亲则发挥了从小喜欢画画的特长，为该书绘制了全部插图，让人一目了然知道如何为各种外伤包扎绷带。这本手册为救治志愿军伤员提供了清晰直观的教材，为抗美援朝贡献了他们的力量。父亲由医生改行为医疗卫生书籍的编辑，始自1951年他调任上海华东医务生活社任副主任。该社是卫生部下属的医疗卫生书籍出版单位。三年后，由于工作调动，他带领全家到北京，就职于人民卫生出版社，历任期刊组长，编辑室主任。母亲在上海做了几年医生后，随父亲于1954年也到了北京，在人民卫生出版社工作。

父亲在学生时期就成绩优良，源自于他的勤奋好学。这一习惯他一直保持了终生。从小，我们就惊奇于他竟然会那么多种外语。大学在德国人办的医学院，教材、讲课都是德语。德语好，对他而言是必须的。医生开处方，拉丁语又是必备的。他在大学时期也掌握了一定的英语。从五十年代起，他又自学了俄语，法语，甚至我们原本没有听说过的世界语。因为他娴熟于多种外语，曾翻译过“克氏外科学”，“郎陶氏生理学”等书。我们曾好奇地问过他：平时也没有讲这么多种外语，那你为什么要去学？他说，“一个医疗卫生方面的编辑，需要接触世界各国的信息，多掌握一门外语，就多了一种工具。”的确，由于扎实的专业基础和刻苦精神，使他成为新中国医疗卫生出版事业的奠基任之一。1984年出版的中国出版年鉴（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编），对他有如下的评论：“……吴镇宇热爱卫生出版事业，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20多年来，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认真钻研编辑业务，为改进编辑工作，提高书刊质量做了大量工作。为培养提高辑人员的业务水平，他亲自组织力量编写了《编辑工作手册》。他在做好编辑工作的同时，还在医学刊物上发表过不少医学论文和文摘，并翻译出版了《克氏外科学（腹腔外科）》等。”“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认真钻研”这几个字是很准确地描述了父亲的工作。在我们印象中，在家里见到他时，大半时间他是在工作，无论是平时下班之后，还是周末休息日之时，我们看到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他在伏案工作，学习。可以说，他为中国的医疗卫生出版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全部。

今天，当我们回过头重新看看父亲的一生，不免叹息，他全部精力放在了工作上，对自己的健康太不注意。加上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后，在当时国内的形势下，他又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致使健康状况受到很大损害。在60岁时，就过早地离我们而去。令人扼腕。我们的父母是大学同学。父亲常说，他在大学期间用功读书和参加进步活动，与母亲对他的鼓励分不开。事实上，母亲不仅仅是鼓励父亲，当需要抛弃安逸生活到艰苦的新四军部队，母亲毫不犹豫地与父亲同行。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他们两位医生都是同心同德，相濡以沫。两人40余年的共同生活中，母亲也总是全力支持父亲。她包揽了繁琐的家务，使得父亲没有后顾之忧，全身心地放在出版事业上。

母亲随父亲调动到北京工作后，也做了一段时间的编辑工作，后又调任作卫生出版社医务室和出版社幼儿园园长，一直工作到退休。那时出版社有自己的家属楼，几百人的员工和家属住在临近的几栋楼里。给我们印象很深的是她经常在下班之后，还应患者的要求，在几栋家属楼里串门走户，送药送医上门。母亲以她一贯的热忱，把工作做得很细，在母亲做医生得几十年间，她的医术和医德和对待病人的关心，在她工作的单位和邻里之中一直享有极好的口碑。

时隔多年，当年母亲在幼儿园里照顾过的孩子都已长大成人。我们在路上不时会碰上年轻小伙、姑娘对我们地、亲热地叫一声“吴阿姨”或“吴奶奶”。只要他或她是出版社职工的子女，不用问，十有八九他们当年是在出版社幼儿园里受到过吴阿姨的照顾，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留下过美好的记忆。

我们父母那一代人，经历了太多的政治风云。母亲曾两次被派离开出版社。第一次是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那时要求中央机关人员下放到基层。母亲被下放到河南的一个基层医院工作近两年。有一次，一个病人被送到医院，大量的痰液堵在喉咙口，眼看就要呼吸窒息。当年那样小小的基层医院条件很差，根本没有吸痰机这类设备。情况紧急，人命关天。母亲没加考虑，毫不犹豫地俯身，直接用咀把病人喉咙里的痰吸了出来。挽救了一条生命。这件事，曾被健康报报道过。使我们印象十分深刻。第二次是20世纪60年代被送到江西的五七干校。远离家庭，生活艰苦。但母亲总是以乐观豁达的态度应对生活的波折。尤其是她去五七干校的那段时间，父亲虽然留在北京，但由于当时全国的大环境使然，父亲的身体状况、工作环境也是极其恶劣。母亲不仅自己面对困难，而且总是鼓励父亲，虽然两人相隔1500公里之遥，但正像当年远赴安徽新四军时一样，他们俩相互扶持，度过了那段对家庭，对整个中国都是极其困难的时光。

几年后，母亲回到出版社工作，父亲也被摘掉扣在他头上的不实之词。母亲的坚韧豁达，是我们家庭的支柱之一。退休后，母亲束了在出版社的工作，过起了与其他老年人一样的生活。那时，我父亲已经离世多年。老伴老伴，老来是伴。虽然没了伴，母亲仍以她一贯的乐观妥帖地安排着自己的生活。母亲自年轻时就喜欢美术。她参加老年大学的绘画班，终于有了发挥的机会。不仅到学校去画，在家也画。常常夜深了，她还在伏案泼墨。姑姑开玩笑地说：“你是老年大学最好的学生。”与三两亲朋好友出游，饱览祖国的大好山河，是她的另一生活乐趣。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一张2000年她重游皖南的照片。那个地区曾是当年新四军部队活动的区域之一。背景是一座解放后建成的雄伟大桥。母亲照的这张照片，反映了她对当年参加新四军经历的怀念与骄傲。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父母的碑上，父亲的碑文是：“一身正气，无私奉献”。母亲的碑文是：“古道热肠，悬壶济世“。简明扼要的八个字，准确地概括了父母的一生。他们看司平凡，没有惊天动地的丰功伟绩，但是踏踏实实地做人，实实在在地以自己的工作为社会贡献了自己的一切。爸爸妈妈，您们是我们及子孙后代为人的楷模。

                                        吳大为 吴毅为